浙江经济发展与政府效能互动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浙江论文,政治经济论文,效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浙江模式”，与此同时它也带动了政治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样一个省份，其经济发展与政府效能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政治稳定与政府效率
浙江由于民营经济特色，政府不需要太多主动干预，因而这里的机构相对比较精简，而且体制机制比较活也是浙江优势。在调查中，40％的人认为政府机构效率比较高，60％的人认为本地区政府机关人事大致相当。从省编制办提供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乡镇编制，浙江省平均每个乡镇行政编制为33名，但实际人员为29人，事业编制40名，实有人员35.4人。这和其他部分省区乡镇人员庞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调研中，人们仍然是认为，机构中人浮于事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的。
不过从总体上说，在浙江，政府效率在人事上并无太大障碍，现在的问题则集中于政府机构部门间的权责结构关系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尽管有过几轮机构改革，浙江在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方面有些实效，有些地方还抓了机关效能革命，但是成效并不明显，没有实现最初目标，尤其是事业单位改革非常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调研中人们反映，这与一些深层次问题相关。第一，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的区别如何界定，换句话说，即政府职能如何定位是个困难问题。以广电系统来说，有些地方开始进行市场化操作，分设广电局和广电集团，但是后者中不可避免带有宣传色彩，离不开党的领导。第二，事权的划分，如何合理界定各个层级部门的权限。人们建议要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形合理调配事权，中央、省、市等都应当以服务市场经济为目标，使制度更加灵活。他们举例说，浙江由于经济发达，治安严峻，监狱编制相对较满，而西部比较空，但是国家又不允许浙江私自增加编制；还如国家规定海关只设在地级市，而在金华，义乌才是最需要设立海关的，但也只好在义乌设海关办事处之类机构了，严重影响行政效率等。第三，在调研中，人们主要反映了条块之间的矛盾，它实际上也折射上级与下级关系，因为“条管”单位其人事与决策权地方政府无可奈何。对于他们，地方政府往往得靠关系和感情才能笼络人心，合力办事。这在乡镇表现很明显，从而使得乡镇职能残缺不全。
而且由于各地方经济基础不一，使得乡镇财政实力相差很大，在落后地区乡镇没有多大经济收入，很多事情就难办，只好把精力集中于向上级讨钱，严重影响其职能的发挥。一些人认为，现在乡镇基本上没有什么事要做，尤其是落后地方，事实上越是落后乡镇其发展任务更为艰巨，其无事可做准确表述应是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人，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对现在日益收紧的“条管”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这只会加剧条块矛盾，使政府办事效率更加恶化，在很多时候“条管”部门的作风和问题比地方政府部门更加严重。
于是，在权责关系上的不合理划分，也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受访对象对现行税收分配体制提出应当改进的建议，并对不同财权下的事责范围提出重新划分的要求，例如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资支出，中央财政应适当分担。
在基层组织能力方面，从政府经济实力而言，乡镇和县各不相同，因地而异，通常发达地方乡镇和县都是强大的。而且在总体上说，由于浙江省经济发达，全省可以拿出更多钱来支援省内落后地区，因而全省体现出来的国家能力毫无疑问比其他省份强一些。但是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政府对自己的治理来说，人们也反映出基层组织战斗力削弱的趋向。以问卷调查为例，有50％的人认为十年来国家权力是弱化了。首先，在国家与村的关系上，村镇关系有所松懈，村能够开始与镇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走向理性化的过程中，一个弱化或无序的状态有所抬头。农村中的新富阶层开始挑战政府的权威了。其次，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并不仅仅是村支部的问题，而几乎是在所有基层党支部中都存在的问题。其问题之源就在于入口关没有把好，入党后的教育没有做好，从而导致一部分人信念淡化、阳奉阴违，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相应的，人们建议，执政党在党员数量上可以适当加以控制，重在提高党员质量上。再次，尽管浙江省委组织系统很是重视非公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这一块工作也是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如何约束企业主守法经营也是个难题。企业主在近些年诚信在加强，但他们始终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因他们而导致干部出现问题也是经常的事。
以上这些都说明，政府能力与效率要辩证地去看，浙江既是走在全国前列，但是问题同样不少，其中还反映了自身的特色。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前提下，政府如何既要“无为”又要“有为”，处置好这个度，既不越位又不失位，的确需要仔细探讨。
政治平等、透明与文化
一、政治平等。如何定性评价政治平等是个难题，但是经济平等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收入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调研中，笔者切身的感受是，从经济平等角度看，浙江由于经济发达，并且是以民营经济为重点，人们收入相对较高，内部的贫富差距不太大，无论是在区域和城乡对比上，和中西部比较起来，中西部更加严重。浙江省内的区域发展相对均衡一些，如全省除25个欠发达县外，半数以上的县进入全国百强县，2005年全省农村小康社会实现度达64％，“十五”期间欠发达县GDP增长14.5％，分别比全省全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7和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在5亿元以上的县由2000年的0个增加到2005年的9个。同时全省最低人均GDP的丽水市为12189元，与最高的杭州市差距不到4倍，低于上海与重庆二个直辖市5倍以上的差距；2000年全省、全国城乡收入之比为2.19：1和2.79：1，2005年达到2.45：1和3.22：1，说明浙江省不仅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小于全国，而且拉大的趋势慢于全国。当然，在浙江省内部贫富差距仍然是在不断加大的。我从省发改委了解的信息是只有一年(2004年)这种差距体现了缩小的苗头。浙江省之所以能在城乡协调发展上取得显著成就，与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分不开。近几年来，政府先后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农民饮用水和农民健康”工程、“千村连锁镇、万村放心店”工程，促进了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现代文明向农村的延伸与辐射，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而在区域发展上，一是得益于政府的“无为”，政府不干预，使得各县域自发地形成了产业集聚，从而增强了县域经济基础；二是政府的“有为”，例如实施“山海协作工程”，让沿海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签订合作协议，从而推动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到2006年6月底，这类合作项目达2676个，到位资金279.98亿元；政府还实施“百亿帮扶致富工程”，计划在2002-2007年间投入335亿，以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大力支持这些地方的特色产品和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及旅游观光胜地。当然，浙江省较大的行业差距与它在城乡与区域差距上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相比，就显得有些美中不足了。有研究表明，在东部山东、江苏、广东、福建与浙江五省中，浙江的行业差距是最大的，行业基尼系数从1998年0.112上升到2005年的0.232，这和浙江大量低端制造业中从业人员工资低下有很大关系。
从保障弱者角度来看，浙江省的社会保障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很多农民开始享受这些改革成果。如，全省180万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对象90％实行集中供养，2005的全省农村恩格尔系数降到38.6％，比全国平均水平45.5％低7个百分点。在这里，机会也相对公平，浙江发达的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调研中，笔者所行之处，很少能见到沿街行乞者，人们无论工作如何“卑微”，都呈现忙碌而快乐的景象。人们告诉我，在这里行乞是为人特别看不起的，而且也不会给以太多同情。从法律平等角度看，民众并不特别依赖政府，官员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因而平等的观念在我看来更浓厚一些。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保障很成问题。省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表明，外来劳动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超时”劳动，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58.5小时，每周工作在44小时以上的占83.8％，81.8％的人没有双休日，加班工资被克扣的占51.4％，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参保比例仅分别为14.1％、10.8％、4.5％，三分之一的人“偶尔”或“经常”感觉受到歧视排挤。
二、政府透明。由于经济的发展，浙江从总体上说，在政务公开，决策透明、舆论监督等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这不仅在于经济基础强大，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关心的热情也不断高涨，提出问题和监督问题的质量不断提高。这些都是促使政治透明的有利环境。
政务公开意味着一种信息透明机制。从技术背景上看，浙江省的信息化水平在全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其信息化评价指数为66.44，全国第一，仅就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百人百部的世界水平。这一类的硬件基础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从政府的政务公开行为来看，浙江也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省委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县以上行政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乡镇也被要求实行政务公开。现在全省所有的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以及具有部分行政审批职能的事业单位都推行了政务公开，一些公用事业单位也在推行政务公开。浙江省推行政务公开还比较注重公开形式和载体，如建立各类审批大厅和办事窗口，注重政府网站建设，充分利用电视、报刊传媒。然而，人们主要公开的还是日常事务的流程信息等，难点在于如何做到“真实”与重点的公开，如权钱人方面，如何行使权力、钱花在什么地方，人是在如何做事的等。政务公开的法治化也要加强。由于这是个新生事物，全国各地对此很不规范，公开什么、如何公开都在探讨之中。
在决策方面，一般说来，决策是逐步走向科学的，有调研、听证等多种程序，广泛吸收民意，形式上是规范的。但人们也反映，在规范形式之后有很多不太规范的东西。例如，政府内部，实行首长负责制，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民主就难以界定；而党内近些年在用人方面日渐规范，但是具体分管事务决策时，其他人对某一领域可能就不太知情，而这一方面的透明又非常欠缺。人们还普遍反映，在重要的财政事务上，很少有人能明了在县这个规模上财政收支状况，结果导致很多人评介它是“一本糊涂账”、“烂账”。另外，由于官员素质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其违法的水平和质量就有相应提高，一些决策问题被掩盖，一旦爆发，性质将非常严重。这也不是没可能的。
关于媒体的监督作用认识，由于浙江省自身的政治经济特色，问题本来比较少，而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各级政府捂盖子现象并不严重。但是调研中人们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表示困惑，尤其是党报有严格的审稿程序和政治纪律，使得新闻的特性不能充分体现。借此，人们表达了对现行宣传模式与方式改进的建议，对于党报而言更需要向都市报学习，学习如何抓住百姓关心的问题，如何加强新闻的时效性，如何提高报道的可读性。现行的宣传工作仍有计划体制色彩，这体现在内部机制与机构设置上，还不太适应市场。
三、政治文化。浙江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省份。在政治文化上，笔者认为有以下特色：第一，“方”“圆”并济，即人们在相信一些传统和有价值的共同的信念与规则的同时，也不乏灵活的方法与手段来实现目标。例如，在问卷中体现的，人们多对于陌生人愿意给以帮助，而对于官场中人，多采取冷淡的态度。在实际中，人们也反映，浙江干部会思考，能够创造性执行中央政策，比较务实；对于商人来讲，他们基本已经渡过初始“乱”象，开始重视规则和诚信。在某种程度上，“方”代表着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公共规则，而“圆”代表个人的空间，“方”“圆”并济，体现的一种公与私的良性组合。而沿海由浙江向北，则可能“方”有余而“圆”不足，如齐鲁文化所影响的山东，向南如广东，可能有某种“圆”有余而“方”的色彩不够。浙江省的这种“方”“圆”并济特征，既体现了个人对国家、社会规则体系的认同，同时也表明个人自信以及个人在这种规则体系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的足够认知，而这正是政治文化的内涵。第二，积极进取的浙江精神。这里人们义利并举、注重实效，吃苦耐劳，百折不挠。这同样反映了，在一定的政权体系下，个人如何认识并实现自身的价值问题。人们强调积极进取，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游商的传统，内部的内耗少，而且积极对外，面对全国，面向全世界来发展自己。而正是这种流动的特性决定了浙江人能够灵活地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适时做出各种调整，抓住有利机遇发展自己。第三，团结合作。由于资源的匮乏，在对外发展中遇到的风险性高，使这里人们比较注重合作，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求得共同富裕。就政府与社会而言，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农商皆本，政府并未对商业经济实行严格压制，而是相互沟通，共同发展。浙江省市场经济能够有今天的面貌，与长久以来的这些政治亚文化传统分不开。第四，浙江人的民主法制意识比较强烈。这一点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总之，浙江这种经济发展过程，和它培育出的比较先进的相对符合现代政治发展需要的政治文化是相互促进的。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现今浙江很多地方比较发达了，经历了由穷到富的转变，如何让富强持续下去也是个挑战。一种小富即安的传统仍起到某种作用，富裕起来的一代人体会到致富的艰辛，转而不希望子女再从事商业，而是希望他们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因此，一些地方反映出发展动力不足，既有制度障碍限制，也有这种文化心理作祟。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学而优则仕”并无不妥，以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制度的改良，这正是下一代官员们应当加以突破的瓶颈。而如果仅满足于公务员式的衣食无忧之追求，则于长远发展不利。我想最后优良的政治制度对促进经济政治之发展最终会起关键作用。
这也同时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精神追求如何安置。古罗马发达以后而迅速衰亡，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奢侈之风的兴起，奋进精神被抛弃。而家国同理，一个家庭经历辛酸奋斗后而兴盛，但能富贵延续三代也非常少见。从一个省份来说，它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浙江省现在发展了，但是其奋斗创新的精神是否在将来会发扬下去，浙江是否会在经济发展方面继续领先，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很多从“草根”发达起来的浙商们或热衷于赌博，或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他们及所领导的企业在将来如何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人们应当放眼长远，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
地理因素也对浙江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资源上看，浙江由于资源匮乏，由此可能产生的国有企业比较少，再加上处于沿海地区，出于历史上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也没有大量国有企业安置在此，从而赋予了浙江现在比较轻松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不用操心太多事情。它相对于上海来说，又处于区位劣势，外资企业也不多，但也处于区位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上海的辐射。浙江由于陆域面积小，在全国区位优势不突出，并不承担特别重要的国防、经济或政治功能，则其发展顾虑较少。这也为浙江经济政治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通过考察浙江省政治发展各方面的面貌，我想人们已经多少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这里，政府在处理其与市场之关系时既“无为”也“有为”，从而造就了浙江经济政治发展的现状。而要进一步促进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人们也强烈要求政府在“无为”与“有为”上下工夫。
一、政府“无为”与“有为”之结合的成就。什么是政府的“无为”？我认为，在浙江，其核心表现就是各级政府对大量兴起的私营经济之正当运行不加干涉，另一个表现就是由于国有企业少，客观上导致政府直接关心企业运行绩效的行为冲动不强烈。但是我们要全面地看到，浙江省有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各个不同区域经济社会之发展在不断变迁，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可一概而论。对于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在早期政府是不太加以干涉的，这是“无为”，不具体地去干涉其具体的经济活动，从而为它们的发展消极地创造出有利环境。但是政府也是“有为”的，这就体现在它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加以政治保护。当然，这种“无为”也造成了现今的一些不良后果，例如私营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不高，发展缺乏规划，事业发展落后，资源不足，发展后劲不足。所幸的是，这些都已经慢慢为政府认识到了。
而对于有名的义乌市场，则较早开始就体现出了政府的“有为”。义乌与温州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在于，温州强调生产，而义乌强调交换。在“鸡毛换糖”的时期，政府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曾经企图扼杀、割掉这些“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由于长久的经商传统，民间的这种商业行为顽强生存下来。到改革开放初期，义乌县主要领导转变观念，开始规范管理这种经商行为。最后，随着市场的做大，它成为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为维护商品市场的发展，政府从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政策上支持，这些都是政府“有为”的表现。
由于政府合理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本地经济得到发展，劳动就业机会增加，政府税收增加，这不正是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标吗？义乌市场之繁荣，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可以看成是浙江省各级政府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缩影。政府的“有为”，就是要从宏观上为市场的健康运行提供支持、服务。当然，不同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有自身特色，有时政府应当主动创造市场，促进经济发展。这就和主要领导者的能力素质紧密相关。在浙江，许多乡镇就是充分利用政府的权威与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创新经济运行体制，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取得成绩。
二、政府“无为”与“有为”的过失。浙江各级政府在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时“无为”与“有为”之结合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有些“无为”却是一种失职，有些“有为”又有过头之嫌。“无为”型失职有很多表现。也许温州过去的有些“无为”即是一种失职，但是作为成长的代价，我们无需去批评历史。重要的是，对于当今已经认识到的“无为”的不足，我们应当努力加以改正。例如，相对滞后的法律法规不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制度不及时加以改进，按合理法规应该监管的却怠于监管，应当政府提供的服务却跟不上，应当投入的资金不加大投入，这都是失职的表现。“有为”过头之表现也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对某些社会组织过多加以行政干预，有些领导人不尊重经济规律，为图形象而搞出一些决策与要求。还有诸如隐性地暗箱操作，个别地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以及一些个人或集体的腐败行为，都有损政府行为的合理性。
政府“无为”或“有为”所体现的是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而且，这种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只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合理调整，才能使二者关系达到最优。现在学界一些关于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变迁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从总体上也支持了笔者以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