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昊[1]2004年在《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空间形态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的群体化是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明显特征,这要求城市形态研究从孤立、分离的单个城市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区域形态研究拓展。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区域形态是城市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有其自身的特征,这是因为城市区域在更广阔的程度上与经济空间、人口空间的宏观地域结构等相关联,因而它更注重区域空间金融流、物资流、信息流等的动态变化对城市分布形态的影响。本文首先归纳了城市群空间形态,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演变,通过与我国东、西部地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比较研究,定性分析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所处的空间形态,然后计算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构筑城市流强度模型,定量分析城市群区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集聚与辐射)在所产生的聚射能量及城市之间与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最后预测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发展趋势,并对城市群的发展提出建议。本世纪中部地区城市化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对该地区城市群形态的研究将有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最大程度的发挥集聚与辐射效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的问题和矛盾也会不断涌现,新的研究仍将会不断的进行。
刘静玉[2]2006年在《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现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城市群是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增加,并已成为新型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对城市群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经济整合”角度对城市群的研究,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的城市群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欠缺。中原城市群是中部地区的主要城市群之一,对中原城市群中进行“经济整合”,可以带动河南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中原城市群成为河南乃至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进而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因此,进行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城市群和城市群经济整合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系统科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指导,构建城市群经济系统、城市群地域系统和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的基本框架。采用GIS、计量经济学方法等技术手段,分析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进而采用最适合的经济整合模式,开展中原城市群经济地域整合和产业整合。最后,对中原城市群经济支撑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客观分析,提出经济支撑系统整合的基本对策。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进行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非常必要。①中原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世界及我国,特别是对河南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后认为,城市群经济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城市群正在成长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河南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出现了向中原城市群地区集中的趋势,中原城市群正在成长为河南新型的经济增长极,在河南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大;中原城市群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②通过对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吸引力的分析、中原城市群和我国主要城市群相关指标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尚不足够强大,中原城市群还不能完全胜任河南乃至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重任。③与我国叁大城市群及其平均水平相比,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效果还不理想,而城市群经济不整合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原城市群产业整合现状来看,中原城市群地区的某些行业之间、某
王智勇[3]2013年在《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框架及其保护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世界性事情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区域化及区域城市化趋势明显，城市密集区成长迅速。城市密集区作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将加速推动城市密集区的快速成长。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批复了20多个地区类似的空间规划和发展政策，实际上佐证了城镇化主战场转向城市密集区的趋势明显。面对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和蔓延的大潮，尤其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和空间的快速膨胀，生态空间保护的紧迫性日益凸显，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城市密集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生态服务质量的好坏已面临严峻挑战。论文从实证案例分析入手，系统探讨了国内外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态势与问题，总结其生态空间保护与控制的经验。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态势，并探讨了其快速发展所产生的生态效应。在研究并提出了生态空间状况的测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实证案例的测度并分析其生态空间状况，由此判断区域生态空间的合理格局。论文基于博弈论的视角，系统的探讨了生态空间变化的动力机制；构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结构要素及结构框架，并对其加以解析；通过多元的分析视角，从整体上提出未来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的保护策略。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外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与生态控制的经验借鉴。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的基础上，揭示其空间发展的主要矛盾与问题，分析其生态保护与控制的经验得失，并总结出对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及生态保护的启示。第二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态势及其生态影响。比较国内成型期与成长期城市密集区在土地、人口、空间、经济等方面的状况，以明确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的相对优势、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以武鄂黄黄城市密集区作为实证主体，研究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的发展概况及空间发展态势，揭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由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生态效应。第叁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测度及评价。以AHP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建立生态空间状况测度方法，并以武鄂黄黄城市密集区作为案例，在测度其生态空间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其生态空间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第四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变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围绕政府、企业、公众叁方博弈对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分别从政府调控力、经济驱动力、社会生长力来解析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构成要素及结构框架。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对生态用地分类已有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结构要素的构成，提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共通性的生态空间元素，构建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结构框架。第六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保护策略研究。分别从优化区域生态空间结构、创新区域生态空间管治、完善生态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的保护策略。
王雪微[4]2016年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市群组空间重构及其城镇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时期,东北地区也进入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阶段。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其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至今部分地区仍依赖于农业发展,致使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现代化,未能实现全方位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2003年国家确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至今十余年,成效显着。城镇化进程全面推进,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空间结构变化显着,承载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逐步增强；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有机联系走向有序、和谐；城市群组在演化过程中趋于优化重组的现象和趋势频繁且显着。如此显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是东北地区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近年来,受到全球化的有力驱动,空间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与重塑。立足于此,本文在特定背景下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市群组空间重构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意义在于,首先,目前国内针对城市群的研究多集中于长叁角、珠叁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所形成的理论基础未必适用于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旨在探索老工业基地振兴背景下的城市群组研究理论体系；其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成效显着,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层出不穷,区域发展要素形成大幅转轨,人地关系呈现出显着的失调状况,本文对东北地区进行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研究,试图寻求相对合理的未来区域发展策略及模式,以破解新时期要素张力下人地关系失调状况；再次,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时期,动态的区域空间重构研究比静态空间结构状态和属性研究更加紧迫且有意义,本文在传统与新型空间结构理论相结合的视阈下对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构建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体系,为东北地区提升空间生产力和综合竞争力提供可能。文章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梳理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确定城市群组识别与评判原则,探求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的关键作用机理,形成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研究的理论框架。总结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的一般规律和概念性图景,形成对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城市群组空间格局走向及动力机制的科学判断,探索城市群组承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并预判可能的效果。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选择依据,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实践意义和重点。根据文章研究框架确定研究方法,最后介绍研究的技术路线。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理论基础随时代发展而变,传统空间结构理论更多的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范式,新时期背景下信息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主流,现代化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进机制有其特有的新逻辑。因此第二章中首先构建起文章研究的理论框架,特别融合了世界体系理论、空间惯性理论等新的空间组织理论；随后总结城市群形成机制与发展过程,并建立城市群空间识别标准。第叁章为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空间格局与过程。首先对本文研究范围东北地区进行概述,突出现状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问题；其次,根据第二章的城市群演化过程理论对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空间结构演进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最后对东北地区城市整合发展状态和城市集中度进行分析,并探讨城市群组空间结构演进的正负向效应,为后文研究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空间重构提供基础。第四章为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现象及其空间图景。本章通过把握区域空间扩展方向、计算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预测城市首位联系强度及方向、划分等时交通圈,将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空间重构趋势归纳为一群分化,二组融合,四个地方性城市组群孕育成形,蒙东地区链接成为城市密集区。第五章为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市群组空间重构动力机制。综合第叁章和第四章,确定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的叁组动力。其中外部动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牵引力,内部动力是自发的区域创新推动力,耦合动力是区域间的协同力。此外,城市群组空间重构需要找到符合实际情况的创新模式,如牵引空间模式、城市经济区模式、流域经济区模式等。第六章为东北地区城市群组空间重构的城镇化效应。本章评估吉林中部城市组群单项及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应用生态系统单元服务价值表测算吉林中部城市组群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并通过曲线拟合分析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的因应关系；揭示了城市群域快速城镇化的突出性消极影响。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对文章研究进行总结,归纳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明确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主要问题。
李松霞[5]2016年在《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时空分异规律研究》文中提出“十叁五”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更是城市化由规模强度向质量内涵转型的关键节点。如何根据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生态承载能力和区位地缘条件,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分工职能的城镇体系,是提升我国城市化发展质量重大课题。新疆资源优势明显,区位和地缘位置突出重要,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新疆城市化健康发展深刻影响着西部国土安全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在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如何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成败经验,结合自身在国际、国内及区域分工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统筹协调、合理布局、有序发展各级各类城市,提升区域城市化发展内涵质量,对新疆实现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根据城市化发展理论、空间经济学理论、城市化空间发展基础理论及中国城市化空间分异基本规律,结合新疆城市发展区域特点和现实问题,在准确界定城市化发展质量内涵基础上,从人口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五个维度构建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动态评价、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空间计量模型等,综合测度了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动态分析了近11年新疆城市化空间分异过程、格局,实证研究了新疆城市化空间分异特点及规律,探究了新疆城市化发展空间秩序及分异规律,在借鉴国外典型城市城市化空间发展经验基础上,尝试性提出了提升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对策建议,为新疆新型城市化建设、实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各维度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增长缓慢,区域差异显着,协调水平较差,阶段性特征明显。凸显新疆城市化发展的政府主导地位,以及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变化、城市化发展历史阶段所决定的特点。经济、社会和人口维度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的主要动力,生态环境和城乡区域协调贡献度偏低,新疆城市化处于传统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维度的差距大于整体差距,而社会、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差距小于总体差距,并呈扩大趋势;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质量维度以2007年为分水岭,而人口和城乡及区域协调发展维度分别以2008年和2006年为界,各自划分为两个阶段;北疆与东疆、南疆的差距较大,但近几年有缩小趋势;11年来15地州市各维度协调水平较差,整体处于失调阶段,且以200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各维度层级特征明显,呈现明显的南、北疆空间差异格局,且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核心向北、南方向逐渐递减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异特征。凸显新疆城市化发展的行政依赖性、交通依赖性和区位依赖性。除了社会和生态环境质量维度外,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余维度较低质量层级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喀什地区,形成新疆整体发展的“低洼”区域。而较高质量层级集中分布在北疆区域的天山南北坡沿线,尤其是天山北坡中段;各州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各维度聚集程度呈减弱趋势。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质量维度呈随机分布,人口、经济、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维度与城市化发展质量格局及空间分异特征相似且聚集特征显着,呈现南、北疆空间分异格局;各维度中只有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质量关联性有上升趋势,且经济发展质量较好地区对应较低的生态环境质量。第叁,新疆各地州市与相邻区域之间的空间效应从扩散或溢出效应到空间相互作用,且不同时期影响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因素各有侧重。从2004年的空间滞后模型到2014年的空间误差模型的显着性,表明各地州之间的空间效应从空间扩散效应转换为空间联系;2004年,人口因素、交通区位、政府政策及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而资源的过度依赖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城市化发展质量;2014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交通区位及相邻地区间的联系强弱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水资源的约束和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发展滞后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等影响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人口因素中的人口素质指标和交通区位中的通讯设施指标始终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子。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新疆应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战略目标,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设历史机遇,立足新疆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时期的地缘区位和通道走廊优势,科学发展、合理布局各级各类城镇,完善优化城镇地域体系和空间结构,培育现代城镇功能和互联互通网络;重点建设北、中、南叁条国际化大通道上的节点城市——国际、国家及地方性枢纽城市,把乌鲁木齐市、喀什市、霍尔果斯口岸等建成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国际化都市(群),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实体经济、服务贸易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有机融合,来支撑、辐射和提升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大力发展绿洲生态型中心城镇,建设空间组团或团聚型现代城镇体系,积极培育与生态承载、地域优势和集聚规模相适应的城市经济功能和要素,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国际化都市建设中,形成经济分工与社会职能、人口集聚与生态承载彼此协调、互利共生的城市化空间发展秩序。
王娟[6]2012年在《中国城市群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日益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市群不仅引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而且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整个国家经济总量的70-80%,而我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只约占到全国的一半。因此,发展城市群对引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培育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力量、提升国家竞争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迫切。针对目前国内不少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城市群建设的现象,本文认为研究从城镇密集区向城市群演进的内在机理与规律,对促进我国城市群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现意义。论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群的概念、特征、形成条件等问题,提出了研究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叁维理论视角,并依次研究了中国城市群演进的空间模式、动力机制和路径,总结了二战后国内外城市群演进的经验,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在赞同姚士谋等(2006)最为全面的定义基础上,从更为注重城市群体效应的角度,将城市群界定为“在一定的城镇密集区内,具有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空间等内在联系,呈现出整体发展的关联性、协同化和一体化特征的城市集群”。进一步指出,内在联系和集群性是城市群的本质特征。从国内外城市群发展历程比较、城市群处于动态发展变化过程、内容与形式相统一3个角度逐一分析相似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一,与城市群相近的概念存在区别和联系,但联系多于区别,可以通过综合城市群空间形态、功能范围以及动态变化叁个方面将众多概念统一在城市群特征的不同层面。第二,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是否为单中心或多中心,即城镇体系、城市群及其更高级别的城市空间形态必然是多中心的,而都市区、都市圈、城市圈和城市经济圈等从中心与腹地关系来看都表现为单中心。此外,对城市群的特征、形成条件和范围界定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文通过总结空间经济学对研究内容的启示与不足,提出研究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叁个理论视角：集聚与扩散交替复合作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作用。其中,“集聚与扩散交替复合作用”是中国城市群演进的总体机制,影响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各种因素最终都通过集聚与扩散作用得以反映；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是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基础机制,相关因素首先通过市场与政府调控发生作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作用”是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另一总体机制,它为中国城市群演进提供各个层面的基础和条件。论文以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角度,从总体和局部分别研究了中国城市群演进的空间模式,并反思这一空间模式得出相应结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中心-外围”的总体特征；既而按演进顺序具体分析了城市内部空间、城市外部空间、城市群体空间的形态和扩展模式,认为城市群空间形态为等级化、网络化的多中心,扩展模式以网络扩展为主,同时仍有轴向扩展的交替作用。得出中国城市群空间模式的五点反思：第一,中国城市群演进大多还处于具有分散的多中心空间形态、以轴向扩展为主的空间扩展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是一个渐进过程。第二,中国城市群空间外延式增长的弊端在显现。第叁,应为中国城市群空间的轴向扩张创造条件,其中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是重要途径。第四,中国国城市群空间演进仍以集聚力量为主导。第五,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论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角度提出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动力机制,其中,企业空间行为、居民空间行为是微观动力机制；产业集聚与扩散、区域基础网络设施建设、农村城镇化以及文化知识驱动是中观动力机制；政府宏观调控是宏观动力机制。论文提出了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四个转变”路径。根据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叁维理论视角,结合中国城市群演进的空间模式,充分考虑各种动力机制作用的发挥,认为中国城市群由于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演进路径表现为“四个转变”,即从“行政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行政引导”；从“注重个体城市发展”转向“整体一体化发展”；从空间“粗放蔓延低效”扩展转向空间“合理紧凑高效”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并分别对四种路径的具体实现方式做了细致分析。论文在介绍中外城市群发展概况及演进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以欧洲、北美、日本和我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次介绍了它们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并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群发展的7条经验：科学规划是城市群发展的首要保障、建立协调治理机制对城市群良性发展至关重要、高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保障、一体化是城市群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协调是城市群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民间力量是城市群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适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推进城市群发展的临时之举。论文在分析中国城市群发展成效和不足之后,研究了未来促进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功能定位日益清晰、体系初步形成、布局开始均衡和极核功能有所提升；但也存在城市群之间发展差异明显、极核功能仍总体不强、资源环境消耗较大、“大城市病”倾向加深、行政化力量作用较深、区域协调机制还不健全等弊端。而这与我们在城市群发展中理念存在偏颇、基础工作薄弱、制度保障不健全以及区域治理缺失等因素造成的。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城市群发展,应在科学编制城市群规划、规范概念和统计标准数据、发挥公共财政的保障作用、健全协调治理机制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积极努力。
陈瞻[7]2015年在《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与引导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城镇化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支点。本研究选取中部地区这个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难点地区,县域这个最基本、最全面的研究单元及城镇化测度这个最基础研究领域,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空间生产理论为出发点,深入解读资本循环的“投资层次、良性结果和循环特征”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进程特征、目标导向、识别领域”有极高的逻辑关联性。“资本循环”涉及到的规模、速度、成效、前景和载体能够反映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新型资本循环”所产生的推动力更为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论文基于“资本叁重循环”构建研究框架,提出了县域城镇化测度的“五力雷达模型”和“二维变量”识别方法,并通过实证对象湖北省的深入解读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应采用“经济力主导、政策力保障、社会力助推”的市场主动力发展模式。研究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综述,含论文第一章、第二章。分析了国内外城镇化基本理论及县域、中部地区城镇化的相关研究,系统梳理了当前城镇化测度研究方法后发现,国内外城镇化基础理论体系完备、实证研究角度广泛,但城镇化测度研究理论方法和空间对策研究指导性不足,现有测度大多只关注数量、速度及质量领域,未来发展潜力关注不足。第二部分为理论建构,含论文第叁章。从空间生产理论入手,基于对“资本叁重循环”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关联性分析认为,资本循环的投资层次与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进程特征、良性结果与目标导向、循环特征与测度领域有较强相关性,是指导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的理论基础；同时,“新型资本循环”可以很好指导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模式和调控措施。第叁部分为测度方法和特征识别,含论文第四章、第五章。基于资本循环特征构建涵盖数量、速度、质量、动力和空间的县域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提出叁标度改进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和联同逼近理想解的协调度测度算法的指标体系应用方法,推演了“五力雷达模型”和“二维变量”识别两种成果形式。选取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县域实证案例,以“五力要素”为切入点,进行了全省层面的单因子识别和典型县域协调度识别,解读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典型特征。第四部分为模式重构和调控策略,含论文第六章,第七章。通过对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深入解读,回归“资本循环”原始诉求,提出应当重建适应“叁力协调”的新型资本循环,即突出微观聚集主体的经济理性、运行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社会主体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参与。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应为经济力主导、政策力保障、社会力助推的市场主动力城镇化发展模式。从阶段差异、类型差异、空间差异等角度,研究提出了调控方案,为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策略支持。
王曾[8]2014年在《失地农民福利损失与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通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必然要求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占用大量耕地。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城市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使城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被征用,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是保持农村稳定的基础。土地是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农民进行投资、积累财富及代际转移财富的主要途径。失去了土地,农民也就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再加上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广大失地农民成为了“叁无”和“六失”,即“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叁无人员,“失地、失业、失屋、失保、失教、失身份”的“六失”人员。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的失地农民。现阶段失地农民生活生产问题日益凸显,已严重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尤其是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了在新形势下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责任和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失地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福利损失和收益补偿等问题。福利的补偿和收益的分配问题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也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改变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办法,除补偿农民被征收的集体土地外,还必须对农民的住房、社保、就业培训给予合理保障。因地制宜采取留地安置、补偿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中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分布不均衡,差异性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损失有何差异,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如何针对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差异性,优化现有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基于此,本文将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在城市化中的福利损失,并根据对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经济收入损失、居住条件与社区环境损失、社会保障损失、发展空间损失、心理损失、应用权利损失和补偿公平损失等七个方面,利用潜变量模型分析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利损失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福利损失的度量和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研究基础和政策建议。论文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问题的背景,写作的目的和意义,然后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采用的主要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整个研究框架,最后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并对论文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现有文献关于失地农民福利损失与补偿机制的现状和问题研究；国内外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的文献综述及评价；功利主义效用福利理论、客观主义福利理论、阿马蒂亚·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等相关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度量理论；希克斯补偿理论、公平理论等相关失地农民补偿机制设计理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现状与问题成因的调查研究,主要是选择了东部的广东省、浙江省；中部的湖北省、江西省；西部的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等七省市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作为实地调查样本,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发展空间、心理状况来等方面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状况,发现失地农民家庭收入在土地被征用后有一定的下降,收入结构发生一些了改变；居住条件改善,居住环境有不同程度恶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发展空间有限；心理损失较大。然后分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集中分布于城市近郊；文化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低下；收入来源多样化；处境较为困难；最后分析了目前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即制度因素(政策体制因素；法律因素和现行征地制度因素)、政府因素(利益本位取向与自律不足)农民自身因素和农民失地的被动性等其他原因。本章为后面提出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改进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四章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指数构造,主要是根据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的可行能力理论,在第叁章的基础上,本文建立起失地农民的福利指标体系：有经济收入指标、社会保障指标、生活条件指标、居住环境指标、发展空间指标、征地过程权利指标和心理指标7个二级指标,49个叁级指标。然后基于方法论基础,对福利指数计量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五章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东中西部城市化进程的现状与特点,并对东中西部城市化进程的区域性差异进行分析,在此背景下,构建了失地农民福利损失测度的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分析、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模型修正和运行；然后依据不同区域的模型运行结果,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第六章为失地农民的福利补偿机制设计。本章首先提出其福利补偿机制的五个基本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本章从国际比较视角,针对当前我国失地农民福利补偿的方式、标准和程序进行深度分析,主要探讨以货币补偿为主的组合补偿方式的适用性,以及市场化补偿的标准和程序的制定模式,对其中集体土地的补偿程序和补偿效率进行博弈分析。此后,本章进一步探析组合福利补偿中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补偿的内涵、构成和替代,最后以生态补偿为例,从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化角度,分析失地农民福利补偿的制度体系设计。第七章为失地农民福利补偿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与政策建议,主要是分析目前东中西部地区典型的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然后指出东中西部地区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的差异,结合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如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需规范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应用权利保障机制；中西部需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构建失地农民补偿公平机制；中西部转变生产方式,构建失地农民发展空间损失补偿机制；中西部需构建和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此外,东部地区的政策重点不是构建失地农民发展空间损失补偿机制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是构建应用权利保障机制和完善补偿公平机制,东中部则需构建可行能力框架中的失地农民非物质补偿机制。本文依据可行能力的理论,结合调查数据,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分析相联系的方法,可能在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失地农民福利损失问题。以往大多数文献是研究失地农民的经济福利,较少涉及非经济福利,并且尚未清楚各种因素对于失地农民福利的影响路径,对于失地农民多维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分析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还尚未建立。本文主要是运用森的可行性能力分析框架对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影响因素进行选取,并较为系统的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福利损失与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影响因素与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二,视角创新。本文将是在城市化背景下从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及其补偿机制,这与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了“因地制宜采取留地安置、补偿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长期受益”的改革思想完全一致。第叁,运用了最新的研究方法。现有文献基本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模糊数学法来分析失地农民福利损失,很少使用潜变量模型,本文将运用潜变量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测度各因素对失地农民福利损失的影响大小。
熊国平[9]2005年在《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文中认为90年代以来我国有着新的经济社会背景,城市形态演变呈现新的特征,有着新的动力和机制,及时总结,对城市理论是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城市形态演变研究的实践性强,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功能组织、城市交通组织、城市绿地系统等方方面面,在目前我国城市扩展迅速、规划实践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开展此项研究对规划管理和编制实践均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指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研究观察问题的基本途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循环反复,逐步提高是本研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以人为本是本研究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首先从城市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外部轮廓的迅速扩展两个方面归纳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指出两者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次从9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建立了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快速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联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城市形态的动态演变。分析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别为经济增长、功能调整、新的消费需求等,外在动力分别为快速交通、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指出城市形态演变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复杂性。揭示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产业进化机制、投资机制和调控机制,认为无形的机制的综合作用引起了城市形态有形的变化。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多因素多层面的交织耦合过程。同时,各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综合性。基本总结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的演变,指出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人文关怀和人地和谐将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既是中国转型期的特色,也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还从形态的协调性,形态的成长性,形态的生态性,形态的经济性等方面初步提出合理形态的评价标准,为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陈春林[10]2011年在《地理学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化理论构架与实证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都在关注城市化发展问题的动态变化。一方面,由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学者、不同视角、不同理解,而表现为对其内涵的认知各自偏颇,并不能真正完整地认识和把握城市化的本质;另一方面城市化研究又是一门解决具体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的科学,因此它的发展变革必然属于一种“问题导向”——解决各国、各地区、各个时期城市化问题的一门学问。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城市化理论发展的滞后性和城市化研究方法的匮乏,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相对成形的理论研究框架。如何从本学科领域去认识和理解城市化,它的地理学学科内涵、思想、意义、研究对象、方法论如何认识,它在实践应用中又该如何去分析和解决现实城市化发展问题,回答上述问题是笔者选题的初衷。本文以地理学的思想为主线,通过地理学相关学科为理论研究基础,以多元基本数据处理软件、GIS技术为建模及可视化分析手段,从地理学视角构建我国城市化的理论研究框架,并通过对吉林省城市化要素、条件基础、城市化过程、格局、机理、地理负向响应问题的深入分析与对策调控,提出未来吉林省城市化道路及其实践途径,进而检验理论框架构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分析论文的研究意义及背景。对国内外城市化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解析、提出论文的的总体研究框架。第二章:构建了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框架。主要分析了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城市化内涵、城市化研究的相关地理学思想、我国城市化研究的叁个基点内容(城市化发展过程、格局、机理);在过程、格局部分主要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城市化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撑内容;在机理部分,作者主要从地理学最擅长的要素、条件分析范式,分析了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要素条件支撑体系,并归纳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提出了“城市化的地理响应”概念,给出了相应的调控认识,最终总结出地理学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化理论研究框架。第叁章:选取吉林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吉林省城市化发展的过程、空间格局、作用机理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首先,对吉林省城市化发展的要素、条件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构建了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空间格局研究;通过城市流定量模型对吉林省城市等级体系格局进行了定量测度;通过引力模型对吉林省城镇体系间的空间联系状态和节点结构进行空间甄别;通过区位商模型甄别出吉林省城市职能体系格局;第叁,运用Kernel空间密度分析方法,就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市集聚区的空间演进过程进行系统研究。第四章:针对吉林省特大城市形态发展问题、快速城市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区域城市化发展问题四个主要地理响应问题,进行相关机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结合作者提出的地理负向响应问题调控路径的基础上,总结出未来吉林省城市化发展道路及其实践途径。
参考文献：
[1].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空间形态研究[D]. 徐昊.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2]. 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D]. 刘静玉. 河南大学. 2006
[3]. 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框架及其保护策略研究[D]. 王智勇.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4].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市群组空间重构及其城镇化效应研究[D]. 王雪微.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5]. 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时空分异规律研究[D]. 李松霞. 石河子大学. 2016
[6]. 中国城市群演进研究[D]. 王娟.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7].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测度、识别与引导策略研究[D]. 陈瞻.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8]. 失地农民福利损失与补偿机制研究[D]. 王曾. 武汉大学. 2014
[9].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D]. 熊国平. 南京大学. 2005
[10]. 地理学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化理论构架与实证探究[D]. 陈春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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