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山[1]2000年在《城市综合减灾管理方略的系统哲学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与创新的中心和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伴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灾害也日益突出和明朗化。现代城市灾害由于具有复杂多样性、突发群发性、系统整体性、系统层次性和严重危害性的特征，致使对未来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为此，探究城市灾害的规律，预测灾害的未来态势，分析减灾管理的缺陷与不足，用系统论的观点，站在系统哲学的高度来进行哲学思考，这将会对新世纪开展城市综合减灾管理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城市灾害种类繁多，成灾因素、致灾因子也异常多样，其大致上可分为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社会的因素。从自然原因来看，主要是由于宇宙天体的异常运动和地球各个圈层的异常变动及城市地理因素；从人为的社会因素来看，主要有城市地生态环境因素、灾害文化背景因素、政策导向的正负效应、城市人口和财产集中程度、人为资源开发利用和科技发展等。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城市自然灾害呈现出危害面积扩大、周期缩短、破坏程度加重和人为复合型灾害加剧的趋势。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城市灾害的日趋严重其归根结底在于人，在于缺乏科学的有效管理。 城市减灾管理是一门特殊的管理，它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减灾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但是，现行城市减灾管理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诸如管理体制方面不完善、灾害的监测和预测管理能力不强、减灾管理表现为静态被动和表面化、减灾文化建设滞后和防灾意识淡薄、城市在规划和建设的决策上缺乏哲学指导。为此，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战略指导思想，对减灾管理观和减灾管理方法论进行了系统哲学方面的思考。减灾管理观主要有灾害的不可避免性和可管性的辩证观、减灾管理系统观、减灾管理文化观和减灾管理原则等四个方面。同时，现代新兴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突变论等自组织理论的出现为城市综合减灾管理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基础。 城市减灾管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减灾管理有其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城市减灾管理必须相互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外，减灾管理又有其特殊的矛盾和问题，所以中国的城市减灾管理必须符合中国的闺情，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减灾管理模式。 与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国情不同，同时中国的城市灾情也不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综合减灾管理可拟为实行如下的管理模式：一是分散式管理和综合式管理相结合；二是法律、经济、科技和人相结合的“四轨制”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在今后的减灾管理实践中将会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对当前以及今后的城市减灾管理将会起到理论的指导作用。
李明[2]2005年在《大城市构建整合性减灾管理模式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形色色的灾害与危机事件对大城市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减灾管理能力已经成为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项管理技能。不少发达国家都采用整合性的减灾管理模式。整合性减灾管理模式的内涵包括法规整合、组织整合、流程整合、资源整合以及地域整合。这五个要素依据其在模式中的地位,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共同组成整合性减灾管理模式的架构。我国的大城市在减灾管理能力上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除了源自技术水平的落后之外,更多的起因于当前大城市减灾管理模式的缺陷。要提升减灾管理能力,大城市必须要构建整合性的减灾管理模式。以北京为代表的一部分大城市已经开始了构建整合性减灾管理模式的探索。尽管这一探索尚存有不足,但是它对于提升大城市的减灾管理能力仍然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大城市整合性减灾管理模式的构建应当在政府组织结构变革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大城市减灾管理条例、推行大城市减灾管理的“4R”模式、构建大城市一体化资源保障机制和整合大城市统一规划和属地管理等步骤予以实施。
刘云峰[3]2008年在《城市重大危险源整合型管理模式的研究》文中认为自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建成了很多大规模的化学品及各类危险品贮罐区和仓库,这些贮罐区和仓库储存放着大量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当它们发生意外时,容易造成重大灾害事故的发生,我们称之为重大危险源,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存在着很多缺陷,安全水平低、安全管理不到位、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掌握不清等,因此迫切需要用更加合理的、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建立城市重大危险源管理新模式,来加速和有效地进行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本文以西安市发改委研究项目——城市重大危险源监控与应急救援体系的建立为依托,对城市重大危险源等致灾因素的管理进行整合型模式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整合性管理模式的内涵,包括法规整合、组织整合、流程整合、资源整合以及区域整合。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城市进行整合型管理的必要性、整合型管理的优势及可能遇到的阻力;给出了对城市重大危险源等致灾因素进行整合型管理模式的相关步骤:应当在政府组织结构变革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城市重大危险源管理条例、推行城市重大危险源等致灾因素管理的“4R”模式、构建城市一体化资源保障机制和城市统一规划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等步骤予以实施。本论文以西安市重大危险源等致灾因素整合型管理模式的建立为例,对西安市建立该管理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为西安市建立该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张文辉[4]2007年在《转型期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认知、评估和防范的宏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认知、评估和防范转型期的城市重大火灾风险是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具有重大社会现实意义。但是，在我国消防安全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如何科学、宏观地认识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系统；如何系统、规范地评估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如何从战略高度积极有效地防范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诸如此类，长期以来在学术探索和业务探索中都缺乏关注和研究。因此，研究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势所必然，势在必行。以城市现代化创新、转型和重构及其灾变为背景，以宏观的安全资源利用为目标(而不是微观的安全资源配置)，以风险的结构性变迁为主线；这构成了城市灾害(火灾)管理领域科学研究的关键需求，也构成了论文进行宏观研究的基本取向。 论文的综述研究表明，城市区域火灾风险认知在国外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结构化演进的过程，而在国内则表现为一种自觉的结构化演进过程；但是，人们对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系统的宏观化认知尚待起步。同时，综述研究也表明，从城市区域火灾风险评估研究的理论演进来看，相比于微观型的研究路线，“社会经济性状路线”由于深刻关乎“城市公共(消防)安全与现代化创新”这一宏观而永恒的主题，在学术研究和业务实践活动中开始受到重视，日益凸现为一条新兴的研究路线；但是，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的综合评估仍然需要加强系统化探索。而且，综述研究还表明，在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外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的防范工作，正在努力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风险社会环境的严峻挑战，因此城市消防规划必然需要走向战略化创新。总之，综述研究表明，国内外的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研究工作总体上仍然有待突破微观的资源配置型的框架，因此必须根据转型期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明确地转向宏观的资源利用型的目标框架，诉诸于社会型政策型的研究方向，用以创建结构性、体制性的社会本质安全。 论文由此而确立并采用了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研究的宏观化、系统化和战略化的结构主义路线，提出和阐述了“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系统论”。论文认为，研究城市区域火灾风险首先必需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转型联系起来；然后，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系统可以理解为由城市区域火灾风险的致灾因子、承灾体和孕灾环境这三个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城市区域异变系统，是城市区域火灾事件的发生及其引发的后果在时间维上的危险性、在空间维上的脆弱性和在组织维的易损性等等这些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以及上述诸种可能性的集合；最后，有效防范城市区域火灾风险必须探索消防安全战略规划理论。 因此，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转型期的我国大中城市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的宏观风险。论文从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与消防安全的基本矛盾出发，围绕着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宏观认知、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综合评估、和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防范策略等三个有机联系的关键问题展开系统的结构主义的宏观研究和战略分析，重点探索了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宏观认知和综合评估，并相应提出了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防范策略，从而初步实现了适用于转型期的我国大中城市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宏观认知、综合评估和战略防范的理论和方法的系统研究。 在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宏观认知方面，论文提出：研究火灾风险需要结合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等现代化转型的进程；对此，火灾风险的宏观要素可以归纳为人口转移、产业转型、经济转制、能源转变和火灾惯性。以H城为实例，论文建立了可供定量分析的回归模型群，并可用于划分宏观风险源的级别。这为探索和研究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理论建立认识论依据。 在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综合评估方面，论文构建了宏观型的火灾风险系统，认为它由具有时间序的宏观危险性、具有空间序的宏观脆弱性和具有组织序的宏观易损性构成。论文基于火灾风险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和功能的系统分析与宏观认知，以H城为实例，提出了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估模型和算法，采用DEA模型进行了试评估。试评估的效果良好，在课题验收时得到专家肯定。这为探索和研究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理论建立了方法论依据。 在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的防范策略方面，论文基于火灾风险认知和评估的实例研究及定量分析，首次探讨了现代化转型与消防安全的若干关系；并相应提出了防范火灾危险性、脆弱性和易损性的宏观策略，比如，优化人口结构的安全水平。对此，论文初步采用了可用于消防战略规划的安全优化模型，为探索和研究转型期的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理论建立了实践论依据。
王薇[5]2015年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书亭[6]2008年在《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南北战争以降的背景下,依托管理学基本原理,在多学科的视域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哲学、类型学、案例研究为框架,综合集成各种思想方法,以20世纪美国杰出CEO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艾尔弗雷德·P·斯隆、托马斯·J·沃森、小托马斯·J·沃森、李·艾柯卡、杰克·韦尔奇为线索,用比较的视角,实证的方法,述评的文体,对重大危机事件进行描述、对比、统计、总结、研究,基于案例进行推理,剖析决策过程,认识危机的发生机制与显著特征,分析危机管理策略,上升为方法论原则,回归到危机管理实践。危机的分类多种多样。危机的酝酿、发生和变化,关联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危机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管理理论逻辑展开的结果,是人格缺陷、制度缺陷、美国难题的体现,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技术失灵”的后果,是领导与管理失衡的结果,是若干周期理论的折射,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较为科学的危机管理策略是:诚信,务实,盈利,专注,清醒,依法经营,肩负使命,洞悉人性,妥当归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承担社会责任。真诚面对公众,善待伙伴,擅长沟通,善于管理上司,防范环境污染,提防政治风险。热爱生活,忠于家庭,积极休闲,交往慎重。面对现实,反应适度,持续改进,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核心能力,摆脱行为惯性,不苛求完美。讲究方法,规避不确定性,创新品牌,警惕多元化陷阱。重视隐性知识,注重教育训练。保持历史感,避免简单化,建立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柔性的组织结构、规范的法律机制,建立“高瞻远瞩公司”。本文提供观察美国近现代史的新颖视角:多角度勾连企业、人物、社会与历史,构成研究美国经济制度史乃至美国历史的参照系,为理解企业管理与管理思想的发展,为观察新闻史、战争史及休闲史,为评价美国文化、美国内战、工人运动、城市化、新政、美国改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提供新视角;本文是案例研究的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核心概念,选择事例,分析数据,提炼观点,审视、验证和创新传统理论,弥补理论分析的空洞、乏味,避免随机、失控现象,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分析,在研究和运用上开辟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方法,提供有益的建议,研究过程规范、标准;本文是学科交叉的有益探讨:涉及宽泛的时空范畴,涉猎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军事学等领域,在管理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中,剖析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阐释杰出CEO的历史地位、得失成败与现实价值,体现扎实的人文功底,有助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其研究策略、文体与叙述方式,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张庆彩[7]2010年在《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的演进及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环境政策法律的历史演进,追随着国际环保浪潮,与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如影随形,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历程中,国家在环保领域成长的一个缩影与见证。中国环境立法成就斐然,但实施绩效却捉襟见肘,中国正面临环境问题逼近安全底线的危机。在环境安全日益广受关注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存在被“安全化他者”的高风险性。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表明,尽管中国环保事业立法先行、理念先进,力图避免走上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但总体上仍然重复了类似的道路。如何辩证看待并客观评价中国环境法治与环保事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探求其提升之道,是从源头上化解“中国环境威胁论”,促进中国环保的历史性转型、保障国家环境安全、探求中国特色的环保新路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尽管环境安全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但同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对环境法的影响程度相比,环境安全对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及趋势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地探讨和重视。环境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科学、政治和战略上的多重性质,环境安全是分析环境法治演进及趋势的有价值的概念工具。论文以国际环境规范的生命周期为框架,以环境安全与环境法的演变及趋势为主线,通过国际比较,探究当代中国环境法治建构的历程、特点及不足,从而探索其绩效提升之路径。导论部分概述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框架、结构安排和选题的使用材料来源,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及其不足。第一章探讨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的历史演变及其理论基础。第二章运用建构主义的规范生命周期与规范扩散理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理论、环境法学、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从国内与国际互动沟通两个层面,综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个方面,将中国环境立法与环境安全的演变历程,融入国际环境法律规范的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四个阶段进行考察和论述。第三章在论述美、日、欧盟、印度、巴西、非洲等国的环境法治与环境安全基础上,将美、日、欧盟的环境法治同中国进行比较,并从上述各国的生态足迹、环境责任和环境资源绩效三方面,展开国际比较,阐述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的趋势。第四章从分析环境安全与演进中的国际环境法治着手,探讨环境安全与当今中国环境法治的成就和不足、趋势及转型，并通过对中国参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博弈分析,阐述中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策略及其展望。结语部分对中国和平发展、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进行探讨,阐明实现中国环境安全战略目标的对策措施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研究认为,环境法是客观环境危机与人类主观制度文明应对的产物。环境安全是环境法律规范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根本动力,高绩效的环境法治与环境安全保障同环境质量改善是高度相关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际环境法正以一种结构性和嵌入性的方式实现环境保护。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环境法的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为中国环境法的开创、成长、发展及完善提供了国际推动力。世界环保潮流的影响势不可挡,但它必须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顺应国际环保浪潮、积极主动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环境法,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化进程中,积极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和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并应用于国内环保实践,政府自上而下建构的产物。与中国环境法是外发自觉建构、以外促内地生成路径不同,发达国家环境法是内生自发建构的产物,并向外传播、示范和扩散。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环境法制构建中,国家力量强而社会力量弱的现实。因而,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倡导企业的环境责任,探索保障社会公众民主、有序参与环保的法律渠道,促进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之间的磨合与建构,实现外来规范与本土规范的兼容与同构,寻求环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走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环境治理困境,正是提升中国环境法治绩效的根本之道。中国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及趋势,伴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是国家改变自己、参与并影响世界的历程。随着中国崛起、加速融入世界,中国已从国际环境法治的初学者演变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全球环境安全的危机状态与中国自身脆弱的资源环境国情,是促进中国环境法治绩效提升并走向历史性转型的外在压力与内生动力。国际环境安全的整体性将推动环境法治的全球性趋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面临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等多重、独特的压力,但中国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水平上,基本保障了国家环境安全,环境法制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支撑。作为后发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面临环境危机的当代,中国理应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的环境安全压力远超出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当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安全问题,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的成功举办,传递着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权将与其国内环境法治的历史性转型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同步增长。
项晓霞[8]2009年在《环境史学视野里的中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作为20世纪下半叶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环境史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自一诞生起,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很快便成为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以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非典”事件为切入点,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在分析环境史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中国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尝试为今天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全文共分为前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共计四章。第一章重点分析环境史的研究分析范式,以及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状况和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危机。第二章详细分析“非典”的发生及其给我国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第三章与上一章相呼应,重点分析“非典”防治过程中突显出来的我国在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不足和问题。第四章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尝试得出“非典”事件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启示。
孙秀伟[9]2010年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核心问题之一,汉代哲学思想的中心和主题就是围绕“究天人之际”的天人问题展开的。汉儒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之间建立起的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是在汉代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逐步趋于稳固、社会思想文化复兴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逐步发展成熟的,是汉代天人问题的代表。在“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中,董仲舒吸收融合先秦诸子思想,以《春秋》学为理论进路,并引入阴阳、五行观念,最终建构起了一个以宇宙之天为核心的天人系统。董仲舒建立起的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想理论依据。同时,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作为汉代天人理论的高峰,上承先秦、秦汉之天人思想,下启两汉以降天人问题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使儒家思想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遂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提出是汉初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之发展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秦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稳固,社会思想文化的复兴与融合,使封建“大一统”成为社会共同的现实需求。从汉初甫兴至汉武帝即位,封建大一统成为自最高统治者至下层民众的共同诉求。由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之举,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初登历史舞台,以其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政治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汉初兴盛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汉代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在《春秋》学思想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建构、完善天人感应思想的独特门径。董仲舒的《春秋》学思想作为汉代今文公羊学的一部分,在丰富、发展公羊学思想的同时,以《春秋公羊传》为权威文本,先是运用况比见端、权变、推心见志之法显现《春秋》经传之原义；在此基础上又以圣人、“元”理论为中介的辞指之法进一步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最终实现了《春秋》学向“天人感应”论的理论跨越。董仲舒《春秋》学思想不仅为“天人感应”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而且影响并促成“天人感应”论的形成。董仲舒在建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过程中,还吸收了阴阳、五行观,确立了天人之间通过阴阳五行运行中的相感相应使天人系统模式最终形成。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占据着汉代天人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汉代天人问题出现了谶纬神学的天人感应论、王充元气自然的天人论、张衡宇宙自然天人论等不同的天人思想。它们的出现与发展是汉代社会历史现实的需要,是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奠基而形成的汉代天人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
马瑞东[10]2005年在《权利与权力辨证统一关系的法哲学思考》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末,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这一方略需要具体的制度改革和重建来贯彻实施,在各项制度的改革和重建事业中,归根结底都涉及了如何安排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探讨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应然状态有着实践意义,二者关系中所体现的原理可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持。权利与权力是法哲学研究的一对核心范畴,近现代宪政国家在宪政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实质上都是围绕着权利和权力的相互关系展开的,或者说权利和权力是支撑宪政制度的两个支柱。因此,笔者认为探讨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应然状态有着实践意义,可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出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因此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具有同源性,即二者皆导源于社会物质资料,共同的本质决定二者应当是统一的。但是物质资料在实际的分配领域中往往是不均衡的,从而造成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在现实社会生活里常处于对立状态。应然的统一和实际的对立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它要求我们在改革国家整体结构时应当努力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即包含矛盾对立的统一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既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另一方面又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参考文献：
[1]. 城市综合减灾管理方略的系统哲学思考[D]. 张铁山.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大城市构建整合性减灾管理模式之研究[D]. 李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
[3]. 城市重大危险源整合型管理模式的研究[D]. 刘云峰. 西安科技大学. 2008
[4]. 转型期城市区域重大火灾风险认知、评估和防范的宏观研究[D]. 张文辉. 同济大学. 2007
[5].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
[6]. 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D]. 黄书亭.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7]. 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的演进及趋势研究[D]. 张庆彩. 南京大学. 2010
[8]. 环境史学视野里的中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D]. 项晓霞. 江西师范大学. 2009
[9].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D]. 孙秀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10]. 权利与权力辨证统一关系的法哲学思考[D]. 马瑞东. 中国政法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