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指标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生态论文,指标论文,环境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 对于环境指标的关注与研究，最早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而开始。世界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给社会经济系统造成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压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环境指标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但当时大多数学者对于环境指标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且多为关于地方层面的大气污染评价和水污染评价等单一指标，如格林大气污染综合指数、内梅罗水污染指数和水质指数等。①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②此后，越来越多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公众开始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深入人心，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一的环境污染指标已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为决策提供信息的要求，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下，全面与系统地研究环境指标，为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在里约热内卢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进一步强调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核心作用。会议呼吁各国以及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制定和确定可持续发展指标，以改善各级决策的信息基础”，③并要求世界各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真正由概念转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如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政策议程上最热门的流行语之一，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曾就可持续发展作出承诺，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尤其是环境绩效的评估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传统的发展模式所作出的价值选择。可持续发展概念之所以具有广泛影响力，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它并没有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置于鲜明的对立面上。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从更深远和宽广的视角来解决环境与发展的问题，对社会、经济因素与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考虑，寻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也是一种资本，它扮演着支撑和维护经济和社会系统的角色，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证。⑤ 可持续发展强调当代人的行为对后人的影响，从环境的角度定义分配公平，包括环境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环境代际公平即每代人都均等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任何个人或集团不被迫承担与其行为不成比例的环境后果，这种公平常常通过资源和环境的整体状况来反映。⑥佩奇(T.Page)认为，代际公平就是当前决策的后果如何在后代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的问题。⑦环境代际公平的实质是机会均等，但由于大多数环境决策不可逆，加之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无法预见性，当代人有责任让后代人的生活环境更好，即后一代人继承的环境质量至少不比前一代差。 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 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一度被视为衡量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最佳指标，但当把资源的耗损和退化也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时，它失去了原有的评价效果。⑧这类经济指标没有考虑环境治理费用在经济支出中的地位，同时也低估了自然资本的价值，⑨在综合度量社会、环境资源状态的发展方面无法适应人与自然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给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有力的理论与技术支持，不仅需要有衡量经济状态的指标，还需要有评价社会发展、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环境状态的指标。而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一方面不否定经济增长，同时它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追求经济与环境发展的统一。如今各国际组织、政府和学术界对如何衡量可持续发展，即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因为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选择和构建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它使政府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确定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时，指标本身也成为决策者和公众认识和理解可持续发展有效的信息工具。 为了评估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在实践中的发展状态，我们选取了6种具有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福利指数(WI)、生命地球指数(LPI)、生态足迹(EF)、环境脆弱性指数(EVI)、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并讨论了各指标的含义、方法和优劣。表1提供了被广泛应用于可持续发展政策讨论中的6种指数的特征。我们对于福利指数(WI)、生命地球指数(LPI)、生态足迹(EF)、环境脆弱性指数(EVI)这4种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简要的总结，就它们应用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进行评价。其中，由于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绩效进行了计算和排名，并提供了有关中国的详细得分数据，因此尤其针对这两个指数展开详细介绍。
1.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和环境绩效指数(EPI) (1)从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到环境绩效指数(EPI)的演进 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在2000年联合推出。虽然当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宣言》(MDGs)已将可持续发展视为重要目标，但它几乎没有包含任何相关的量化指标。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的提出首次回应了环境评估日益严格、精确的测量要求，有助于解决缺乏量化指标的问题，并帮助世界各国的政府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主流的政策目标。⑩此后，研究小组在2001年、2002年、2005年分3次发布了1978-2000年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创建指数的宗旨也从最初的“尝试创建一套可在国家层面进行比较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延伸为“创建一套可在国家层面进行比较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并且能提供一种机制，使环境管理更加量化，更具实证性和系统性”。 2006年，联合研究小组发布了《2006年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将环境可持续指数(ESI)调整为环境绩效指数(EPI)。对于从ESI到EPI的转变，研究小组认为，环境绩效指数(EPI)能为环境决策者带来全新的视角。两个指数表现出以下不同：首先，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提供了对国家长期环境轨迹的衡量，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它追踪环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环境绩效指数(EPI)更关注环境政策的绩效，是针对抑制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压力、改善生态系统活力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妥善管理等政策方面绩效的衡量。其次，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是基于国家之间的比较，从而提供环境绩效的相对性测量；环境绩效指数(EPI)从国际协议、国际标准或者科学共识的角度建立绝对的目标，并以此为参考点，利用“目标渐进法”衡量某一国家的环境绩效。因此，环境绩效指数(EPI)能进行全球规模的丛聚，展示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再次，环境可持续指数(ESI)追踪更广范围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而环境绩效指数(EPI)只关注政府管辖范围内区域。虽然两类指数为环境决策者带来的视角不同，但二者同样有利于数据化的环境决策，它们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1)
如表2所示，2006年之后，EPI每两年推出新的一套环境绩效指数报告(分别为2008EPI、2010EPI、2012EPI)。在经历了2000-2012年的不断改进，2012EPI首次建立了追踪环境绩效随时间变化的基础，同时能够为稳健的政策建议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 (2)2012EPI的编制(12) A.构建环境绩效指数(EPI)框架 2012EPI的环境政策主要基于两大核心目标，即环境健康(EH)和生态系统活力(EV)，前者衡量环境压力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后者则评估生态系统健康和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指数针对全球132个国家进行排名，提出共22个绩效指标，涵盖10项政策范畴，分别包括： ·环境健康 ·水资源(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空气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水资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 ·气候变化 每类政策范畴均由一个或多个环境指标构成，一些指标代表了对问题领域的直接测量，另一些指标通过追踪相关变量，提供了对政策进度的大致衡量。对于每个国家和指标，目标渐进值是基于某国环境现状和政策目标的差距计算出来的。指数的构建有利于国家间的比较，并能够评估在环境政策目标方面的历年绩效。
B.选取环境绩效指数(EPI)数据 2012EPI数据来自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包括官方正式发布的统计数据、国际组织编制的空间数据、监测站所得的观测值及模拟数据。 为确保数据符合测评基准，EPI指标数据的选取遵循以下6个标准。第一，关联性：指标追踪环境问题时在大部分情况下适用于各个国家，包括适应各国不同的环境、文化和经济状况；第二，绩效导向性：指标提供的实证数据必须是实际的结果，或者是“最佳的可用数据”；第三，科学的方法：指标回顾了联合国或其他机构负责收集的科学的数据；第四，保证数据质量：所采用的数据反映了现时最好的测量方法，数据具备可验性，不符合标准的数据将被剔除；第五，时间序列可用性：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能一直被观测，并能持续到未来；第六，完整性：数据需要考虑到有足够的全球覆盖范围和覆盖时间。 虽然要尽可能找到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的数据集，但在某些情况下数据的可用性决定了最终指标的选择。如果无法找到环境危害的直接测量方法，那就要考虑间接衡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农业这一项政策范畴里采用农业补贴来衡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直接和间接层面的数据均不可用，就可采用对政策意图的评估，例如持久性有机物污染(POPs)这一指标在农业政策类的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2012EPI所包含的指标和数据不是最完善的，只能称之为“现阶段最理想”。由于存在数据空白、覆盖的国家范围有限以及缺少时间序列，一些关键的政策和相关重要问题没有在EPI中反映出来。经过逾十年在环境指数方面的努力，环境数据的缺口依然存在，包括：有毒化学物的暴露、重金属(铅、镉、汞)、地方有毒废物的管理、核安全、农药安全、湿地流失、物种灭绝、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水质(沉淀物、工业有机污染物)、再循环、农业土壤质量和侵蚀、荒漠化、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的适应。相信随着数据监测、报告和校验的发展，EPI的指标和数据可得到进一步改进。 C.确定环境绩效指标权重 2012EPI对指标权重作出了新的调整。2010年环境绩效指数(2010EPI)对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这两大主题采用了50∶50的权重比例，直接体现为二者标准差的比例达到了27.2和12.0，这意味着EPI指数受环境健康主题的影响过重，整体EPI得分和环境健康目标之间的相关性远高于生态系统活力主题。换言之，环境健康目标上表现较佳的国家很有可能EPI整体得分更高，而在生态系统活力方面的结果被弱化了。 为了纠正这两大目标在统计上的不平衡，2012EPI将环境健康主题的权重调整为30%，相应地，剩下70%由生态系统活力主题组成。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调整并不说明自然指标的优先次序，而是强调两类主题对整体EPI贡献的平衡。人们对生态系统活力的需要并不亚于他们对清洁空气、合格饮用水等环境健康的需求。经过调整后的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对于整体EPI的相关性变为0.57和0.64。 D.构建和计算环境绩效指标 2012EPI指标的构建和计算方法包括以下几步。 第一，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和剔除，特别是对于有些国家不包含某些数据测算，或者包含但部分数据缺失的情况。 第二，为了能够使各个国家之间具备可比性，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常见的方法是百分比转换。 第三，由于转换后的数据往往严重倾斜，对大部分的指标进行了对数转换。如果某个环境指标非常接近目标值，原始数据仅能体现排位较前和排位靠后国之间的不同，而对数转换后能清晰地区分出表现接近国之间的细微差距，更能准确地反映所有的性质差异，对指标落后国家产生激励作用。 第四，转换后的数据整合至指标内，创建一个可比的共同分析单位。不同的指数采用不同的指标，如环境可持续指数(ESI)采用z分数法；生态足迹(EF)采用土地生物产出数；生态绩效指数(EPI)使用的是目标渐进法，即每个国家在给定的指标上进行排位，范围在绩效表现最差者(相当于0～100中的0)和目标值(相当于100)之间。图1为目标渐进法的演示图。
图1 目标渐进法的演示图 第五，选择恰当的目标值。目标值取自国际环境条约、全球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科学标准、专家判断等。EPI超越目标值意味着在0～100的理论范围得到了100分。同时也要建立低绩效的基准，即相当于理论范围内的0分，这一般由环境绩效表现最差国的分数决定。对于2012EPI，则选取近20年的时间序列，确定最低绩效的标准。
目标渐进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例如，卫生设施指标(获得适当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得分的计算过程如下： ·卫生设施指标的目标值是100% ·表现最差国可能只有5%的人口享用到合格的卫生设施 ·某国的卫生设施人口比例是65% ·国际范围值是100-5=95 ·对于卫生设施表现值为65%的国家，其目标渐进分数为(95-35)/95×100%=63.2% E.2012EPI结果分析 2012EPI利用近年可用数据对132个国家的环境绩效进行计算和排名，为国家绩效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定量依据，同时揭示了一系列核心的环境问题，清楚显示出各国在环境问题上的进步和不足。 瑞士2012年EPI得分为76.69，世界排名第一。瑞士排名的领先很大程度归功于其在空气污染控制上的优秀表现，在评估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时，瑞士均排在首位。拉脱维亚(70.37)、挪威(69.92)、卢森堡(69.2)、哥斯达黎加(69.03)分别占据2012环境绩效指数(EPI)前五名。以上结果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如拉脱维亚(人均GDP约12938美元)和哥斯达黎加(人均GDP约10238美元)在环境问题上也能取得较好的表现，因此收入不是环境绩效唯一的决定因素，政策选择和政府管理同样重要。 而排名靠后的国家则包括南非(34.55)、哈萨克斯坦(32.94)、乌兹别克斯坦(32.24)、土库曼斯坦(31.75)、伊拉克(25.32)，这些国家面临着水资源缺乏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同时，排名倒数三位国家政府治理的薄弱也是众所周知的。 另外，通过对比两大环境主题即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的变化趋势，可发现环境政策在制定上存在不平衡，决策者更倾向关注环境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影响(属环境健康主题)，而相对忽略了生态系统活力。在2000年，环境健康方面的绩效优于生态系统活力。11年后，二者的差距在逐步扩大，前者改善的速度更快于后者。这种不平衡反映了决策能力和环保目标的不匹配。指标层面上，2012EPI揭示了各国各指标的表现变化，以及全球在不同环境问题处理方向上是否得当。EPI显示，不同国家在其主导政策的环境领域存在明显分化。如在空气颗粒物污染(PM2.5)和活立木存量上，大多数国家表现良好，但出现了部分异常值的国家群，其指标远远偏离正常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政策需要特别关注这些国家，将其视为问题热点。相比之下，农业补贴和合格饮用水问题在全球较大范围内得到解决，许多国家已实现100%覆盖。对于这些已得到较妥善解决的问题，应进一步扩大经验借鉴的范围。 F.2012年中国EPI情况及分析 由于2012EPI对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的权重作出了调整，提高了对生态系统活力的关注和重视，改变了二者权重的比例，同时相应的指标类型也进行了修改变动，因此将2010EPI与2012EPI直接比较是不合适的。 2012年1月，2012EPI排名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发布，在全球132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总得分为42.24分(满分为100分)，位居全球第116位。在亚太地区参评的2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9位，低于平均水平(54.11分)，环境情况不容乐观。 EPI主题层面上，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得分分别为46.33分和40.49分。对应环境健康的政策范畴内，环境疾病负担67.74分；空气污染(对人类的影响)19.7分，其中室内空气污染10.61分，空气悬浮颗粒28.78分；水资源(对人类的影响)30.17分，其中饮用水得分43.29分，合格的清洁卫生17.04分。对应生态系统活力政策范畴内，空气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8.16分，其中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23.99分，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12.33分；水资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2.16分；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65.65分，其中生态保护区64.35分，海洋保护71.85分，关键栖息地保护68.32分；农业41.13分，其中农业补贴38.97分，农药管理45.45分；林业93.22分，其中立木蓄积变化100分，森林流失79.65分，森林覆盖变化100分；渔业16.07分，其中过度捕捞鱼类存量32.14分，拖网捕捞强度0分；气候变化31.03分，其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8.67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31.66分，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95分，可再生能源发电17.46分。 EPI排名中，我国林业指标得分较高，接近国际水平，排在第32位，这主要得益于立木蓄积变化和森林覆盖变化指标表现突出。在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指标方面，中国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关键栖息地保护全球排名16位。而EPI整体得分落后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主要受空气污染、水资源、能源指标的影响，其中空气污染指标仅列第128位，空气颗粒污染指标排名为第119位。水污染和空气质量的恶化既直接影响人体健康，也危害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另外，用于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全球121位，这直接反映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利用率上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 2.福利指数(WI)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以来，许多机构一直致力于寻找能衡量地方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万维网大自然国际基金等全球性的研究小组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可持续发展董事会认为，“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对指标合适性的一致共识和选择它们的科学标准，在可持续发展什么、能持续发展多久等问题缺乏协议的基础上，研究的效果将会非常有限”。(13) 普莱斯科特-阿伦(Robert Prescott-Allen)在《国家福利》一书中直面这个问题，提出了福利指数(WI)的概念，认为可持续性应该由人类和自然两方面组成，即包括人类福利指数(HWI)和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由此可以衡量一国“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距离”。(14)这也是福利指数关键所在，福利指数不仅仅对各国进行简单排位，最重要的是还衡量国家在人类发展和生态系统方面离可持续标准还有多远。 两类福利指数基于87个指标，分别涵盖5个维度。人类福利指数(HWI)包括人口与健康、财富、知识文化、社区、公平问题；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涵盖土地、水、空气、物种和基因、资源使用方面。福利指数(WI)摒弃过去以实物或者金钱为单位的做法，而是使用绩效分数来测评一国实际绩效与目标之间的差距。WI参考国际指标、国家标准和专家意见制订出绩效标准，为了使得指数通俗易懂且易于比较，指数范围限定在1到100之间。如此设计WI还有另一个好处：每类绩效的分数还能叠加汇总，如将河流转化、取水量和内陆水质的得分相加，就能得出内陆水域指数值，这样就能清晰看出各个国家指标执行的情况。另外，福利指数还可以对国家的绩效成分进行分析，能清晰展示其在人类发展和环境方面具体环节的表现，找到不足和长处。比如，美国之所以福利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标准有差距，主要是受空气质量、物种和基因保护、收入公平问题影响。 普莱斯科特-阿伦将各国福利指数(WI)、人类福利指数(HWI)、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福利/压力指数(反映一国发展过程中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危害)这四类的得分录入同一张图表。在追踪调查的180个国家里，除了瑞典、芬兰和丹麦，其余国家人类福利指数(HWI)和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得分全部无缘“优良”以及“公平”的标准。具体来说，在人类福利指数(HWI)方面，2/3的国家生活在贫穷的状态下，仅有1/6生活状况良好；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方面得分更糟糕，大部分国家达不到良好的标准，主要因为EWI不仅衡量了一国的环境状况，同时还评估了该国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此外，EWI还评出一系列的“赤字”国家：其中37个生态赤字国，包括北美和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它们生活水平较高但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得分略低；27个人口赤字国，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对环境的开发水平低但极度贫困；116个双赤字国家，环境绩效表现差同时发展程度不高。福利指数(WI)得出了一个有用的政策结论，人类福利和生态系统压力之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能力和机会对于合理的决策至关重要。决策还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良好的政府管理、自由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福利指数(WI)也有为人诟病的地方。首先，它过度依赖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没有考虑选择其他单位如生态区、淡水区域、文化区等，也没有讨论分析这些区域是否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关。如此依赖国家为分析单位，相当于要求人们接受国家政府的行动才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其次，人类福利指数(HWI)和生态系统福利指数(EWI)所涵盖的十个维度基本上是根据数据可用性筛选出来的，而且往往具有异质性，如人类福利指数选择了公平作为评估的方面之一，但目前尚不清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关联。另外，普莱斯科特-阿伦选择了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衡量知识和文化维度的人类福利指数——这同样与可持续发展概念关系不大。因此，按照数据可用性的标准挑选问题维度，将会错失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的机会。再次，一些数据缺乏公信力。例如，巴西空气质量指数是由5个城市的平均空气质量计算得出的，这确实很难令人确信以上数据可以真正代表巴西空气情况，更好的做法可能是计算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地区的人口比例。 3.生态足迹(EF) 生态足迹(EF)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由里斯(William Rees)和瓦克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提出。(15)它产生于人们迫切寻找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背景下，希望衡量人类索取自然资源的需求与地球承载力的关系，因此生态足迹(EF)最初又被称为“适度承载力”。生态足迹(EF)与其他可持续发展指标有所不同，它表达了在单位土地内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很好地关注了环境承载力(即“生物生产面积”)。特别是后者，被视为生态足迹概念的一大进步。(16) 土地的使用情况一向被视为表征人类对地球自然资源影响的载体，生态足迹(EF)将一个特定经济活动的能量流动转换成支持这些流动的相应土地。因此，EF是基于生物生产面积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衡量在现有技术下维持一定人口生存所需的生物生产面积，土地持续提供资源和吸收废物的能力。(17)EF以公顷为计算单位，主要包括6种土地类别：耕地(生产食粮、饲料等农产品)、牧场(放牧)、林地(生产木材)、建筑用地(人类居住)、花园(吸收二氧化碳)和能源用地(提供各类化石能源)，其中前三种归类为“生产用地”。 生态足迹(EF)的计算思路是：首先，确定特定空间内各类消费量，包括食品、住房、交通、商品和服务消费；其次，将6大范畴的土地面积分别拨付给各类消费，即把耕地、建筑用地、能源用地、林地、花园、牧场这些土地与消费范畴对应起来，在资源流和废物流的基础上，得出消费—土地使用矩阵，计算该矩阵即得出区域内EF指数的估计值。人均生态足迹计算结果表明，(18)世界平均水平的EF为1.8公顷/人，发达国家的人均EF值在3～5公顷之间，其中美国人均EF最高。而发展中国家EF值相对较低，如印度为0.4公顷/人。进一步计算可用生态空间(即不同地区的实际生产面积)发现，从20世纪开始，可用生态空间从6公顷/人降至1.5公顷/人。(19)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可用生态空间是具备可比性的，如人类超出地球承载力的程度为0.3公顷/人(1.8公顷/人～1.5公顷/人)。此外，生态足迹/实际产出面积可作为衡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对于国土面积不大的发达国家或者人口稠密的城市，该指标值往往很高，例如比利时和荷兰的得分分别为10和20，而伦敦则为120.2。 EF的优势在于将人类利用环境和资源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到单一方面，即只需研究维持这些活动所需要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生态足迹值是有可能大于当地实际产出土地面积的，这是因为生态足迹是一个假设值而非实际值，这也是生态足迹的不足之一。如果要计算实际生态足迹而非假设值，则要区分可持续和不可持续性土地的人均使用值，尤其后者与政策制定息息相关，因为这涉及群体公平的问题。(20)此外，EF的计算方法应该更加灵活，不应只关注单一的绝对数值，而应结合实际情形来制定计算方法，从而应对多变复杂的情况。 4.环境脆弱性指数(EVI) 环境脆弱性指数(EVI)是由太平洋岛屿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SOPAC)制定的一个全球性的综合指数，用以量化一个地区的环境脆弱性。EVI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并在2004年首次对235个国家的环境脆弱性打分。后EVI经历了多次修改，致力于为全球和国家决策者提供有用的环境决策信息工具。 EVI侧重捕捉和量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的总体脆弱性。(21)该指数不注重单一的问题(如森林火灾或气候变化)，而是关注复杂系统内相互作用的各个主要因素。此外，与其他环境指数不同的是，由于认为自然环境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EVI的研究完全专注于自然环境而非人类系统所面临的潜在威胁。(22) EVI所指的环境脆弱性包含三层含义：(1)作用于一国环境的风险程度，由风险暴露指数(REI)构成，衡量风险发生的频率、地点和强度，观测数据来自过去5～10年常发的风险事件；(2)应对环境风险的内在脆弱性，由弹性指数(IRI)构成，代表一国应对环境危害的能力；(3)应对环境风险的外在脆弱性，由环境退化指数(EDI)构成，描述了一国生态系统退化的水平。EVI一共选取了57个指标，其中39个风险暴露指数(REI)、5个弹性指数(IRI)、13个环境退化指数(EDI)。EVI每一个指数的值被限定在1～7之间，数值越大代表环境越脆弱。EVI的计算公式如下：
EVI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700和100，指标得分划分为5种类别：(23)(1)弹性状态：EVI≤215；(2)风险状态：215＜EVI≤265；(3)脆弱状态：265＜EVI≤315；(4)高度脆弱状态：315＜EVI≤365；(5)极端脆弱状态：EVI＞365。风险暴露指数(REI)、弹性指数(IRI)、环境退化指数(EDI)的值由对应指标的平均数计算得出。 EVI本质上是了解国家环境脆弱性的综合框架。它最初专用于国家层面的环境衡量，也可以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使用。EVI通过展示环境质量和脆弱性结果的变化，为决策者提供政策行动的反馈。EVI可以同时进行空间和时间上的比较。由于每5年重新评估一次指数，因此EVI可作为适应性管理的工具，并最终用于长期监控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EVI能够为之识别从外部援助获益的项目，并能为援助有效性提供反馈指标。同时，正因为EVI包含诸多环境方面的有用信息，可以用来提高公众环境脆弱性的意识，并因此调整社会行动。EVI的分类提供了一国在全球观测值中的相对位置，有利于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环境脆弱状况，同时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但EVI也有缺点：(1)确定指标权重带有主观色彩；(2)复杂的环境因素往往只能通过间接指标来衡量；(3)指标模型的选择存在争议。EVI项目未来发展的重点包括：优化对指标数据进行组织和计算的用户界面；加强本地和国际专家的策略反馈；提供永久性的数据收集机制，有利于长期跟踪环境状态的变化。 5.生命地球指数(LPI) 生命地球指数(LPI)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在1997年提出，旨在衡量世界生物多样性随时间推移变化的趋势，至今仍维持该目标不变。得益于与世界自然保护监测中心的合作，1998年WWF在其《地球生命力报告》中第一次发布了地球生命指数的具体值，(24)并且每两年更新一次指数。 LPI衡量了1970年来全球超过1100种脊椎动物物种变化的平均趋势，每一代LPI的更新都意味着新一轮的数据采集，因此物种种群的样本规模每两年扩大一次。由于非脊椎动物和普通植物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对缺失，同时部分地区难以深入采集数据，故选择以脊椎动物种群为研究对象且只统计1970年以来的数据。因此，LPI是研究全球脊椎动物生物多样性，以推之研究更广泛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的指数。 虽然LPI存在一定的数据缺失，只能用脊椎动物的样本数据代替整体，但LPI序列数据的选择过程依然要遵循以下严格的标准： ·必须是自1970年起至少两年来的数据； ·选择有关种群规模大小、种群密度(如每单位长度的横断面或每单位土地的种群数量)、生物量(如来自渔业统计的产卵种群生物量，或者利用巢估计生物量，如海龟)的数据。没有采用狩猎或渔业收获动物的数量和密度数据； ·没有说明数据从何时何处来、如何得出的时间序列将被剔除。 LPI的基本计算思想相对简单，分别计算生存在陆地、淡水、海洋的热带和温带地区脊椎动物在连续年度内物种数量的比例；求得二者的平均值，结果就是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以1970年为基期)。对生物多样性指数进行几何平均数计算得到生命地球指数。因所有的变量都随着物种的数量在变化，所以无法进行一致的标准化，不同生态区脊椎动物多样性指数的权重都是相同的。 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2010年目标的生命地球指数(LPI)具备一系列优势：首先，LPI通俗易懂且方便交流，即使是在不从事科学研究的普通公众中也能产生共鸣，类似众所周知的道琼斯指数；其次，LPI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物种的数据，这些可用数据对于观察《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实施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再次，物种种群趋势可用以代表生态系统内物种栖息的状况；最后，如果数据足够充足，物种种群趋势指数可在整个地区、全国以及全球范围多个层面上构建生物多样性指标。另一方面，生命地球指数(LPI)也有不足，并且全部与种群数据的代表性有关。数据取自大量文献，但往往不是针对某个物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对于某些物种来说，估计总种群数大小是可行的，但大多情况下取样的只是大种群中的一小部分。这些随机调查应该覆盖整个种群范围，但这种情况实际上常常达不到。因此这些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某些物种趋势很有可能无法代表整体种群，同时对于我们现有数据能调查到的物种也有可能不够典型。 总而言之，LPI确实存在一些硬伤，但是通过改变指数的计算方式，加之对数据较少的物种在收集到足够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后期分层和加权，还是能够减少物种代表性不足的问题。(25)虽然鼓励相关机构的数据收集和分享，但如果能把LPI种群时间序列数据做成网络可搜索的互动式数据库，允许全球远程相关数据的输入，则可以提高数据库的有效容量。另外，要建立严格且透明的制度对数据质量进行检查，也可以组织专家对每类脊椎动物数据来把关。 三、可持续发展指标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可持续发展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表征，是新兴可持续发展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现有研究已经在该问题上进行了大量探索，如上文部分所综述的，评估环境绩效的指标可靠性和适用性有了很大提高，所囊括的生态环境要素也在不断扩充，评估工具和评估方法也在逐步完善。(26)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深化和广化，单纯的从生态环境领域本身来探讨可持续发展指标，局限性会越来越大。正如中国的“五位一体”建设一样，生态环境治理越来越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支撑，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会对其他领域事物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指标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不断丰富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内容和形式，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嵌套融合，才能够更好地将可持续发展指标用于指导实践，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同样如此。 1.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一性和指标认知的差异性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指标设计的理论源泉，放眼全球，当前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上的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既源于现实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断升华的内在要求。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一性并不代表在实践操作中对指标的认知是千篇一律的，很多因素都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设计是否会形成一个统一框架，各类指标的目标、内涵以及所反映的现实特征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本文介绍的6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强调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与其他国家合作管理某些共同的环境问题，同时在不引起严重危害的前提下减少对别国跨界的负面环境影响”，而福利指数(WI)则是“达到一个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和未来潜力的状况”，因此这些指标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差异性实际上代表的是各类指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能够有效地衔接起各类指标，形成一定的共识，将使得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内涵再到指标都能朝着更加规范性的方向发展。 2.指标体系设计的多样化和数据的可用性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指标体系设计上具有复杂性，组成部分、内涵功能、规模和结构、利益与激励都存在多样性特征。一方面，面临着认知的约束性，指标体系的设计本身会受到主客观多种条件的限制，具体指标的选择就是一个不断地完善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分类指标到综合指标这样一个过程还存在方法的多样化，许多研究采用聚合方法，将大量不同类别的指标汇总为综合指标进行分析，试图为利益相关者传达清晰、透明、全面的信息，其中较为典型的指标是生态足迹(EF)和环境绩效指数(EPI)。其中，还必定涉及各类指标权重的选择，主观权重还是客观权重都必须根据指标的适用范围来确定。还需要指出的是，具体指标和综合指标各有优缺点：具体指标较接近原始数据，对评估问题的解释程度也更高，有利于科学分析，但这种指标却很难综合反映出环境可持续性，无法为决策者提供全局参考；而综合指标在有限范围内比具体指标更具有效性，但当范围扩大至国家甚至全球层面时则显得精度不够。因此，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将两类指标结合使用，并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与评估过程的每个步骤中。数据的可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指标的信息内容以及有效性，一般来说，环境与生态经济学需要提高数据的质量和指标的稳定性，进一步调整指标的定义，选择有效的评估方法。上述6类指标的设计者也都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数据来源和指标原值，但是依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数据是否可以真实恰当地反映指标所要表征的内涵，是值得商榷的。进一步来讲，当已有数据很难反映这些指标的内涵时，是放弃该指标还是依然选用该指标，这取决于该指标本身的重要性(或权重)，一旦迁就数据本身往往可能适得其反，使得最终的指标指数偏离真实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此外，数据来源的丰富度也带来了跨库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包括不同数据访问改变原始数据、记录数据类型的方法不同、解决数据类型残差的方法不一致。设计指标、构建体系和选择方法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促进不同学科特别是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及统计学之间的沟通交流，统一相关的概念、术语和统计方法，有助于提高环境生态指标的信息能力，得到稳健的评估结果，最终提高指标的可信度并扩大影响范围。 3.可持续发展指标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可持续发展指标必须服务于全球和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既要提供研判问题的科学依据，同时还应该指明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向和路径。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指标需要对接环境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由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是复杂且动态的过程，这就要求可持续发展指标必须考虑其所依赖和所影响的领域，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成熟度、社会稳定等因素，环境问题不能简单从经济、社会和制度层面分离出来，而应该适度融合，这对可持续发展指标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指标作用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主要体现：一是常规性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治理，这也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中的一些共同指标，这些共同指标可以为不同样本的生态环境治理寻找驱动源泉、发展短板以及可以借鉴的追赶路径；二是重大紧迫性的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包括全球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以及地区性污染传递等，可持续发展指标需要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凸显某些指标的重要价值，以引导特定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 4.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构建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已经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复杂性、叠加性和深层性是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特征，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设计既要遵循国际通行的设计理念、标准和步骤，以便横向比较，找到各个阶段内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地区差异非常大，还必须在通行可比较的框架下，设计更具针对性且符合地区差异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指标体系的层次需要更加细致，以更好地对接和解构深层次且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 ①仝川：《环境指标研究进展与分析》，《环境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53～55页。 ②G.Bruntland,Our Common Future: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0. ③UNCED(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Earth Summit),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Rio de Janeiro,1992,pp.3-14. ④G.Munda,Environment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Values,Vol.6,No.2,1997,pp.213-233. ⑤D.W.Pearce & K.R.Turner,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ment,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53. ⑥王军：《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第151～152页。 ⑦T.Page,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Social Rate of Discount,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1988,pp.71-89. ⑧Herman E.Daly,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eacon Press,1994. ⑨S.Faucheux & M.O'Connor,Valu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ethods and Policy Indicator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1998. ⑩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IESIN),Joint Research Centre(European Commission),2000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EB/OL],[2010-10-09],http://www.yale.edu/esi. (11)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IESIN),2006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B/OL],[2010-10-09],http://epi.yale.edu. (12)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Yale University,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olumbia University.2012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and Pilot Tre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EB/OL],[2013-07-13],http://epi.yale.edu. (13)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Our Common Journey:A Transition toward Sustainability,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 (14)R.Prescott-Allen,The Wellbeing of Nations:A Country-by-country Index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Island Press,2001. (15)A.Y.Hoekstra,Human Appropriation of Natural Capital:A Comparis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Water Footprint Analysis,Ecological Economics,Vol.68,No.7,2009,pp.1963-1974. (16)N.Chambers,C.Simmons & M.Wackernagel,Sharing Nature's Interest:Ecological Footprints as an Indicator of Sustainability,London:Routledge,2000,p.7. (17)Ibid.p.31. (18)M.Wackernagel & W.E.Rees,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New Society Publishers,No.9,2013. (19)M.Wackernagel & W.E.Rees,Perceptu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to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Economics from a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Ecological Economics,Vol.20,No.1,1997,pp.3-24. (20)J.Bergh & H.Verbruggen,Spatial Sustainability,Trade and Indicators:An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Ecological Economics,Vol.29,No.1,1999,pp.61-72. (21)A.Luers,The Surface of Vulnerability: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Change,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Vol.15,2005,pp.214-223. (22)U.Kaly,L Briguglio,H.McLeod,S.Schmall,C.Pratt & R.Pal,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Index to Summaris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Profiles,SOPAC Technical Report,1999,p.275. (23)U.Kaly,C.Pratt & J.Mitchell,The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Index 2004,SOPAC Technical Report,2004,p.384. (24)J.Loh,J.Randers,A.MacGillivray,V.Kapos,M.Jenkins,B.Groombridge & N.Cox,Living Planet Report,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Gland,Switzerland,1998. (25)J.Loh,R E.Green,T.Ricketts,J.Lamoreux,M.Jenkins,V.Kapos & J.Randers,The Living Planet Index:Using Species Population Time Series to Track Trends in Biodiversity,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Vol.360,No.1454,2005,pp.289-295. (26)Robert W.Kates,et al.,Sustainability Science,Science,Vol.292,2001,pp.6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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