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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价值观输出”，不是施展“软实力”，而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化应有的平等的追求
古往今来，学界的任何举措大多以当时的社会需求为旨归。近年来，社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密切，相应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旨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也是为顺应这一时代潮流而设。这是因为，当前比较紧缺的，是汇集海内外资源、为学者提供较好的研究环境、以培养未来高端人才、开展高端国际交流为目标的平台。
宗教与人文并不完全对立
像中国这样，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千百年来鲜有刀兵相见、最终和谐相处的情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很罕见的
我们院名中的“人文”一词，用的是19世纪以来比较通行的含义，与自然科学相对应，即研究一般社会现象，重点则是文史哲和语言学等，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要贯通古今。西方的人文学科一般是反对神学的，我们院名中标以“宗教”二字，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文化几乎同时发生，密不可分，宗教与人文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包涵的，是互制、互补、互促的。宗教，在中华民族繁衍壮大的历史上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深入研究中国的佛、道两教，就难以全面地、深入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先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相互容融的重要内容，绘出了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从相互冲撞到相互融合的精彩画卷，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极大包容性。像中国这样，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千百年来鲜有刀兵相见、最终和谐相处的情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很罕见的。也可以说，不研究千百年来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难以对中国的历史做出准确的叙述，就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显得乏力。人文学科与宗教学实际上有所重叠，在我们的院名中把“人文”和“宗教”相联，既表明我们所说的“人文”有别于西学对神学的排斥，也意味着我们注重研究中外的贯通与比较。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正在稳步地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我们所理解的“小康”，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是物质相对充足、精神相对高尚的社会。为此，中央早已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文化建设，归根结蒂是民族的精神建设，是对传统的继承和时代精神的创造。30年来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正是传统智慧和时代精神进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的生动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创造会继续构成新的辉煌。
世界需要不同文化的对话
至今在欧美，研究中国文化还属冷僻之学，图书刊物上难得一见中外学者研究中华文化成果的论著
现在，一系列重要的挑战和课题早已摆在人类面前了，对此中华民族同样无法回避。例如：如何解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环境中的民族文化现状；不同的文化之间如何沟通、相融；如何进行未来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建设，以使人们能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对精神的需求之间取得相对平衡；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和人文精神建设速度之间找到协调点；中华民族如何和各国人民为克服当前地球的种种危机而携手并进。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些问题可以简约为这样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如何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经历了无数艰难苦厄的中华民族，每当遇到险阻或居安而思危时，都会回首历史，重温古昔贤哲的智慧，从中找回自信，汲取塑造新时代精神的营养。同时，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欲承继历史的遗产，固然可以接续刚刚过去的年代或过往的某一阶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追溯到创造中华民族精神主干的时代。这并不是要回到古初，而是要看清楚民族文化基本定型时的智慧，并沿此而下，洞察中华民族文化演变、发展、挫折、兴旺、衰微、交融的过程、规律、经验和教训。不但中华民族需要如此回顾，西方的学者和神学家也在做类似的努力，例如“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圣经》的一次次重新被诠释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接连出现，就是这一动向的反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为学者营造一个可以潜心涵咏、沉静深思、坐而论道、辩难切磋的环境，就需要培养大批功底深厚、甘于寂寞、知行合一的年轻学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河浩瀚深邃，无与伦比，尤其需要学人献出毕生的精力，刻苦为人，殷勤传学。
毋庸讳言，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300年，“欧洲中心论”盛行，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许多民族文化都被视为原始、蒙昧，因而在“世界中心”那里一直被不全面、不透彻地介绍，甚或被自高自傲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扭曲。至今在欧美，研究中国文化还属冷僻之学，图书刊物上难得一见中外学者研究中华文化成果的论著。概言之，欧美至今仍未摆脱“中心论”对其正确对待其他文化的负面影响；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非这些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和一般民众关注的事情。当然，世界上一直有一批坚持客观、冷静、科学地看待和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和政治家，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中华文化中的许多内容，诸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具有普遍价值。在当前呼吁尊重文化多元、不同文化间应该互相学习、欣赏、吸收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语境下，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理应承担起和世界各国的汉学家共同向西方世界、向其他几大洲介绍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绝不是什么“价值观输出”，不是施展意在改变对方的“软实力”，更不是强加于人，这只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化应有的平等的追求。世界需要不同文化的对话，需要中华文化参与对人类危机的挽救和对未来的思考和探索。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平等，就没有世界和平；要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就需要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学者之间的对话、公众之间的对话。在这三个层面的对话中，学者之间的对话是关键性的，公众之间的对话是决定性的。因为学者可以“下学而上达”，公众手里捏着选票。为此，就需要大批能够对话、善于对话的人才。
做学问最讲究知行合一
教师不能在学生面前是一套换个环境是另一套：学生不能把所学只当作谋生的工具、获取更多名利的阶梯
中国正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创新型人才和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改革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还要有社会人士的理解、支持和社会观念的变革。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体制和机制进行了改革试验，也拥有了更大的财务自主能力。我们自创的“感恩敬畏，人皆我师；安居论道，奋起行之”院训，有别于一些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校训或所训，所指出的不是既定目标，不是所奉行的核心精神，而是全体师生的行则。
现在可谓是一个忘恩并失忆的时代，一个“无所敬、无所畏”的时代。鼓吹个人至上的结果，是让人忘记了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忘记了个人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天地、社会、历史和他人的恩赐加上主观勤奋的结果。忘恩则无义，无义则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自古民间也有畏鬼神、畏人言、畏王法的传统。我们生当繁荣与危机并存的时代，也应该有今天的“三畏”：畏“逝者如斯”，生命短促，唯恐碌碌无为；畏有负国人之望，不能报众恩于万一；畏不能成为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精英，有愧子孙。无所畏则必无所敬，无所敬则无所不敢为。一个不知感恩、无所敬畏的人是个可怕的人；一个不知感恩、无所敬畏的民族也将是个可怕的民族。可以说，是否能从内心意识到并且时刻记住这一点，是每个人能否有所成就的前提。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说：“人皆我师。”这是因为，现代人创造了“反面教员”这一概念，能够更为辩证地认识环境、人我一体，只要勤于思考，无人不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和鞭策。要永远“学如不及”，永远豁达、谦逊，好学、深思，这是今日学人急需的品德。
如果说“感恩敬畏，人皆我师”偏重于自外而内的刺激与鞭策，那么，“安居论道，奋起行之”则是自内而外的生发。“安居”，是借用的佛家惯用语，或称“坐夏”、“结夏”、“解夏”，即所谓“形心摄静日安，要期在住曰居”，用于院训，是要师生们安心静修，一心治学，并非禁其外出，坐禅忏悔。在当今浮躁遍地的世风中，强调排除名利之虑、意气之争，唯学是务，唯道是求，太重要了。“论道”，原是道家常用语，但这里“道”之所指则包含了世俗和学术层面的规律和道理。以人为师是行中学，坐而论道是学中行。孔子尚且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们师生若能“安居”而论道，而得道，则其乐可知。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安居”，一心以为名利之“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就不会享受到人间这种最高的乐趣。那将是“枯坐”，是死学，于人、于世、于己都无所补益。
中国人做学问最讲究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把学问和修身合一，把所学与践行连接起来。教师不能在学生面前是一套，换个环境是另一套；学生不能把所学只当作谋生的工具、获取更多名利的阶梯。要知则行之，信则行之。要努力做到“动心忍性”，“养吾浩然之气”，养我“天爵”；要懂得“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因此，我们要关注社会，关注人民，关注人类，要洞知世界的大趋势，要避免钻到蜗牛角的尖尖里。作为“行”的一种形式，研究院还要公益性地向社会普及人文宗教知识。我们在“行之”前面加了“奋起”二字，是因为只有发自于中，才会“奋”而行之，才是一种主动，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人品。
（根据作者在北师大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揭牌典礼上的演讲整理，标题为原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