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发展的最高成果。中国现代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以中国近代化事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发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实践中形成，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拓展、更新并走向最终完成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奠基作品和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旗帜，以思想路线的形式胜利地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两论”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方向，极大影响着其发展进程。
一、《实践论》、 《矛盾论》铸造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风骨
文化涵盖着极为广博的内容，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文化是可以分析的。但一定的文化又是综合的，它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特别表现在文化的性格、品位、精神上，我在这里称之为文化的风骨。《实践论》、《矛盾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风骨的形成起了并正在起着独特的作用。
（一）“两论”是民族独立、 自主自强的文化精神的哲学基础。
直接地说来，“两论”是反对教条主义，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了“具体实践”的范畴，论证了中国的具体实践在时空、条件诸方面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人民作为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主体地位。同时，毛泽东承认普通真理的存在，承认它对于具体实践的指导意义，这就把中国的具体实践置于世界的实践格局之中，把中国同世界联结起来。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矛盾普通性和矛盾特殊性这一对范畴，它同普通真理和具体实践这一对范畴是相应的，同样在于论证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毛泽东并以外因、内因的辩证法，强化了他的自主意识和开放意识。在“两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自觉地走上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策，依靠人民自力更生地奋斗去赢得胜利的道路，并且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传统。
（二）“两论”是进取务实、 知行统一的文化品质的哲学基础。
作为“两论”的哲学源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精神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尊重历史既成条件的客观性相统一的实践精神。“两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上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两论”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和个性共性统一的精髓论，构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直延展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中。依靠这条思想路线，中国人民克服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实现了二者在实践上的统一，由此造成了一种文化品质——进取务实、知行统一的品质。
毛泽东本人具有气吞山河的浪漫情怀，举重若轻的智勇谋略，又具有求真务实的细致作风，笃行不悖的决定意志。这里有他的文化个性，但贯穿其间的是在近现代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文化风骨。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更只有能动地奋斗这一条路可走。人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力量和实践改造力量的根据。一般地说，人做事要成功，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中国人民从无数失败的斗争中悟出了国情约束的不可避免性。人民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原理中建立起实践唯物主义的信念。这样，主体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性相统一的哲学精神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植下了根。
（三）“两论”是勇于抗争、 善于协和的文化性格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传入中国，把中国的传统素朴的辩证法提升到科学水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族的文化性格，“两论”是这种深刻影响的表现。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惨境，引发了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这样，勇于抗争就成为一种强烈的阶级性格和民族性格。“两论”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抗争、争取胜利的哲学武器，它在对立统一学说上侧重强调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转化性。它使勇于抗争的民族性格理论化和哲学化。
“两论”并不单是论证抗争，也论证了和谐、团结、统一，因为在革命时期始终存在对共同敌人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强调同一性的绝对性的。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正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右翼作斗争中实行“有节”原则的经验，作出了新的哲学论断：“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3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论”的思想发展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的落脚点不再是矛盾一方对矛盾另一方的排斥和战而胜之，而是矛盾双方的协和。这就有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有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有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二、《实践论》、 《矛盾论》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方法
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在创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而形成新的结构。这一现代文化建构的事业，需要正确的方法论。“两论”就提供了这样的方法论基础。
（一）文化建构的根本方法是实践方法。
一定的文化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在新的实践中，产生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社会活动样式，它们成为新文化的基础，并且把新的因素注入文化的结构之中。文化的各种形式都是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吸取营养的。科学技术来源于一定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文学艺术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首先是实践行为的规范，然后才出现伦理学说和伦理原则的升华。而我们所说的文化风骨，则更要从当时实践的特征、本质、规律中得到说明。毛泽东在民族精神、文化风骨的问题上很推崇鲁迅，认为他是这种精神和风骨的代表。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的文化性格的写照，这是被压迫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种伟大的文化风骨是不能完全用个性来说明的，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的内外矛盾以及为解决这些矛盾而开展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实践以及相应的革命和改革的实践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原因。“两论”指导着这一实践过程，赋予它以自觉性和坚持性，并且使从实践上升为认识、上升为科学、上升为文化的飞跃成为自觉的活动，这就促进和促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构。
（二）文化建构的过程是中介结构的形成过程。
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构必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东西各种优良文化因素，这就必须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种处理，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的过程，而是把对立双方有机地统一起来的过程，这就是矛盾方法中的一种特殊的、极重要的中介方法。
东西文化在中国有一种历史的交会，其间有冲突、有克服，也有衔接、有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这是西方文化中最优秀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渗入和引导；另一种西方文化总体上并不具有真理性，或者真谬杂陈，这就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加以批判的改造；还有一种是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中性文化因素，例如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管理方法，文学艺术形式，它是完全可以学过来并使之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两种文化的关系，就它们是差异以至对立面之间的结合而言，所使用的方法均是中介方法。
（三）文化建构的过程是对古代文化的扬弃过程。
辩证法的扬弃原理和扬弃方法是矛盾分析方法的特殊运用。新时代的文化建构是同对古代文化的科学分析和正确扬弃分不开的。《实践论》、《矛盾论》不但论述了矛盾分析矛盾转化的原理，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扬弃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范本。《实践论》紧紧抓住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以贯之地存在的知行关系的命题，发挥知行统一的合理思想，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规定，建立起了当代中国的科学知行统一观，而这种实践论的知行统一观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风骨的基本成分。《矛盾论》则是对于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争论的总结，它将中国所固有的素朴的直观的“二”、“一”关系的思想提升到了以现代科学与现代实践为基础的思维辩证法的高度，从而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方法论，以此科学评价古代文化，促成其向现代化转化。
毛泽东借助于“片面真理”的概念，分析古代文化成果。例如，对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注：《毛泽东书信选集》，144页，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里活生生地体现出辩证扬弃的本质与机制。 对中庸之道的“执其两端而取其中”，毛泽东也在一定意义上给予肯定：当质处于安定状态时，把握事物的度，在度中开展活动，避免“过犹不及”。但以此反对革命和变革，把相对的东西变成绝对的东西，毛泽东是不赞成的。毛泽东论述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后一点，“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注：《毛泽东书信选集》，144页，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既为“片面的真理”即可向“全面的真理”转化。这是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极其重要的矛盾转化形式。
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对于古代人物的言论和行动认真分析，作出评价，用以强固现代文化精神，这又是一种转化。郭嘉的“多谋善断”，韦睿的“躬自调查”，徐有功的“以身殉志”，姚崇的“唯物明锐”……都为毛泽东所称颂和倡导，希望转化成为我们干部的优良品质，转化为民族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实践论》、 《矛盾论》指引着各种文化形式的发展
前已指出，民族文化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因为具有多样的文化形式，所以可分析，因为具有整体结构和统一精神，所以可综合。“两论”不但在整体上成为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而且对于各种文化形式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一）“两论”与科学技术。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是精神文化的基本内容，也是物质文明的主要基础。现代文化的科学性是必须不断加强和发扬的。“两论”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过、起着并将要起到重大的作用。《实践论》把科学实验的实践看作是人类实践的基本，把科学的认识论给了科技工作者。《矛盾论》对于全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启示。
（二）“两论”与文学艺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宏旨，是文艺工作的基本指针，对于促进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起了巨大而深久的作用。但《讲话》的哲学基础是“两论”奠定的。文艺之源是人民大众的实践，是激越的实践社会生活，但文艺家的创作又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这全面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能动的反映论。文艺工作必须解决好政治与文艺、普及与提高、动机与效果、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辩证关系——这成功地运用了《矛盾论》中所阐明的矛盾分析法。
（三）“两论”与政治文化。
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政治民主的建设，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都是重大的任务，其前导则是政治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中国又不能不加分析地搬用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政治观念，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自己的新时代的政治文化。
这方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作过认真的探寻，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457，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这是他的政治理想，又是他的政治文化观念。从这里不难看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看出“两论”思想在政治文化领域内的拓展。
（四）“两论”与伦理文化。
《实践论》《矛盾论》的主题是认识论，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如何改造中国这个现实世界，要求的是科学性。伦理文化是人文主义问题，它的主题是价值观念和价值方针，要求的是价值性。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的基础是共同的，这就是创造着中国历史的人民大众。人民一方面需要科学，需要正确的认识路线，另一方面又需要伦理，需要正确的价值理性，需要有团结奋斗的精神，这两方面互为条件。
认真地研究一下，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伦理思想同他的“两论”的联系。他的伦理观是实践论的伦理观。一定的实践阶段和实践任务，派生出一定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要求。在挽救民族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战争时期，要求人民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它的军队，无限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无私地为了胜利而奋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道德要求。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实践条件任务发生了变化，伦理原则与要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毛泽东着重提出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三者关系，要求满足个人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他的伦理观也是矛盾论的伦理观。伦理领域也是充满矛盾的领域，包括伦理原则内在的矛盾和不同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我国古代的伦理文化已经揭示了这个矛盾并且提出了当时的解决矛盾的原则。孟子的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则是当时提出的解决矛盾的伦理原则。毛泽东也有他的“义利之辩”。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篇“按语”中提出：“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457，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这是他的义利统一观，应当成为伦理文化的基本准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动中，义利关系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各个市场主体都在谋己之利，但同时要通过税收等途径谋国家之利，两利之宜称为“义”。这是新体制下的新道德，我们传统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精神在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中仍有着牢固的根基，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则是人民所接受的现实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