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动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动机论文,国外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古代有着帝王巡游，孔子周游列国，亦有李白寄情于山水间，徐霞客探访名山大川，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行，旅游已从“小众”行为不断向“大众”行为迈进，国内旅游、出入境旅游得到不断发展。从种种现象看来，人们或因愉悦而出游、或因寻觅知识而出游、或因求新求奇而出游，但这仅仅是对表面现象的阐释，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试图找到这种现象背后的机理，即旅游动机，希望能够用理论对现象做出更为科学、更为客观的论述。笔者对《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刊载的关于旅游动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试图找到目前国外学者在旅游动机研究中的新进展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尽管动机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旅游行为而言，旅游动机的研究却属于一个较新的领域(John L.Crompton， Stacey L.McKay，1997[1])，学者们从社会、经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Juergen Gnoth，1997[2])，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Stephen Clift，Simon Forrest，1999[3])。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将研究成果划分为关于旅游动机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大类，以期实现本文的撰写目的。
二、关于旅游动机的理论研究
动机能够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内在的、直接的影响(Iso-Ahola，1982[4])，并贯穿于决策的整个过程(John L.Crompton，Stacey L.McKay，1997[1])。学者们也试图对旅游动机予以科学定义，John L.Crompton & Stacey L.McKay(1997)[1]认为“旅游动机可以被定义为使个体产生紧张感和不平衡感的内在心理因素的动态过程”；Juergen Gnoth[2](1997)提出旅游动机是“促使旅游者寻求存在于事物、情景和事件之中的符号，这些符号隐含着对降低当前紧张状态的承诺”。旅游动机是一种内驱力、是一种行为意图，通过内在的推动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旅游行为。学者们为了更好的阐释旅游动机，构建各种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中被后续学者使用较多的主要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Iso-Ahola模型以及Crompton所提出的“打破常规”的旅游动机构建(Hyounggon Kim，Marcos C.Borges,Jinhyung Chon,2006[5])。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1973[6])是旅游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动机理论之一，其将人们的需求从低至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并机械地认为只有当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向高级需求发展，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缺少实证研究的验证。因此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动机理论之后，众多的旅游学者试图用实证研究对该理论进行修正，在此过程中Pearce(1982)[7]取得了突出成就。在Pearce(1982)[7]的旅游动机模型中，该模型保留了马斯洛的观点，强调只有在满足低级需求后，才能向高阶移动，但也有着自己的创新，该模型将动机看成是动态的过程，并认为动机具有多重性，利用动态和多动机的方法对人们的旅游行为进行解释，该模型在学术界被广泛接受，对后续研究有着重要意义。Pearce于1995年对其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认为旅游动机研究应建立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强调在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中，很难获取相同的、具有一致性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却能反映不同文化、不同类型旅游者的出游动机。Pearce关于实证重要性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推崇。
最早提出推—拉模型的学者是Gray(1970)[8]，在他的理解中推力与拉力构成了旅游动机，推力意味着“渴望远离着既定环境中的一切而到达一个新的环境”(Gray，1970[8])，拉力则代表了“能够提供的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因素，如阳光、温暖的气候”(Gray，1970[8]。然而，该模型并未归结成纯粹的社会心理学模型，因为其将文化、社会结构等具有典型社会学特征的因素纳入到了模型之中。随后Iso-Ahola(1982)[4]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构建了旅游动机模型，其认为旅游动机源于两种驱力，即寻找与逃逸。逃逸是“个体想要离开每天的生活环境”(Iso-Ahola，1982)[4]，寻找则意味着“想要通过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旅游以获取心理上的补偿”(Iso-Ahola，1982[4])，寻找比逃逸更为重要(John L.Crompton，Stacey L.McKay，1997[1])，当这两种驱力相互作用时便会产生动机。Iso-Ahola亦有着不足之处，首先该模型更多地强调动机是什么，而并未从机理上对其予以更多的分析(C.H.C.Hsu et al.，2007[9])，其次，虽然该模型促使许多学者进行验证性实证研究，但从已搜集到的文献来看，证实该理论的却非常有限，比较有代表性的为Norman & Carlason(1999)[10]与Wolfe & Hsu(2004)[11]的研究成果。
Crompton(1979)[12]的研究结果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但其除了实证研究之外，也有着极强的理论建树性。其以观光旅游市场为对象，研究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的动机。在他看来稳定的生活状态具有波动性，当人们处于紧张感增强或生活状态失衡时，便会产生是失衡生活恢复常态的行为，而恰恰是这种心理，成为了旅游的重要动机，于是便形成了旅游动机是“打破常规”的理论架构，并认为旅游者在进行旅游行为选择时，起作用的是多重动机，而非单一元素。Crompton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众多实证研究中被加以证明(Stephen Clift & Simon Forrest，1999[3]；Hyounggon Kim，Marcos C.Borges，Jinhyung Chon，2006[5]；Jeffrey S.Podoshen，2013[13])。
三、关于旅游动机的实证研究
为了对上述动机理论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解释当前各类旅游者为什么出游，学者们进行了多种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呈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实证研究所涉及的旅游市场类型广泛。早期的学者Nesbit(1973)[14]认为旅游市场可分为个人商务旅游、政府或企业商务旅游、探亲访友及观光旅游四类，当然旅游学内有许多概念仍存在争议，对于何为旅游至今也未取得一致的认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旅游市场类型也得到了不断丰富，Crompton(1979)[12]在Nesbit[14]的定义框架中对观光旅游中旅游者动机进行了分析；Nam-Su Kim & Laurence Chalip[15]试图解释旅游者为什么会参加国际足联举办的世界杯，Hyounggon Kim(2006)[6]，Bongkosh Rittichainuwat，Judith Mair(2012)[16]等学者也对节事旅游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探寻旅游者的出游动机；Duk-Byeong Park & Yoo-Shik Yoon(2009)[17]与María Devesa等(2010)[18]探寻了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的旅游动机；Ria Dunkley等(2011)[19]将战争旅游作为研究对象，探寻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到曾经战争、战役的发生地旅游，Kenneth F.Hyde，Serhat Harman(2011)[20]对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前往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的游客进行分析，探寻他们的开展战争旅游的动机。
第二，实证研究开始关注多样化的游客群体。Stephen Clift & Simon Forrest(1999)[3]研究的类型是普通的观光度假游，但在旅游者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独特性，选择了目前而言的小众群体——同性恋群体；我国香港学者Cathy H.C.Hsu等(2007)[9]的研究群体为老年人，针对北京、上海的老年旅游者出游动机进行了调查与分析；Ada S.Lo，Candy Y.S.Lee(2011)[21]对志愿者旅游参加者的旅游动机及感知价值进行研究；Svein Larsen等(2011)[22]选择了背包旅游者这个特殊群体，并将背包旅游者与大众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寻找两种不同旅游群体在旅游动机上的异同；Jeffrey S.Podoshen(2013)[13]选取了喜爱黑金属这类音乐流派的旅游者动机进行了分析；Songee Kim，Xinran Y.Lehto(2013)[23]对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出游动机进行了分析，试图寻找此类旅游者出游的特殊动机。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开始不断扩展，从普通的大众旅游者开始向特别群体转移，开始对这些群体的出游动机展开研究。
第三，实证研究的结论多样化。笔者在众多文献中抽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加以说明。Crompton(1979)[12]的研究以居住在德州大学卡城分校附近的39位受访者为样本，将旅游动机分为逃离常规生活、自我探究与自我评估、放松、威望、回归、增进亲人间情感、促进人际互动等推力因素以及文化、求奇、教育等拉力因素；在Hyounggon Kim等(2006)[5]看来人们的动机主要受到与家庭成员交往、社会交际、旅游目的地吸引力、节事活动吸引力、逃离日常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与其他事件旅游的动机研究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Tze-Jen Pan(2012)[24]探寻台湾学生志愿旅游者参加海外旅游的动机，并将动机分为期待挑战、获取新的感知、了解当地居民及文化等拉的因素，以及逃逸日常生活、探寻新的生活方式、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旅游费用低廉、受到朋友、亲人鼓励等多重推的因素；Songee Kim等(2013)[23]则选取了韩国161个家庭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出游动机在于促进孩子的智力，促进孩子社交能力，提高孩子的身体机能，使孩子在旅游中得到放松，促进家庭交流。在这些研究结论中可见，学者们对于旅游者多维旅游动机均是认可的，但从总体上看，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推——拉理论的进一步验证，多是从旅游者主观及外在影响因素出发。
四、对于未来该领域研究趋势的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是主流。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对于旅游动机的研究理论主要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1973)、推——拉模型(1970)、“打破常规”的旅游动机构建(1979)等，进入到21世纪鲜有从理论层面上对旅游动机进行研究，从笔者搜集的现有文献来看，距离我们最近年代的一篇理论研究文献来自于Juergen Gnoth(1997)[2]，其对旅游动机及期望形成进行了理论探讨，众多的关于旅游动机的研究则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理论进行验证性研究。
第二，小众群体受关注。在研究中，学者们不再拘泥于大众旅游市场，而将视线投放在小众旅游市场，探寻特殊市场群体的旅游动机，如同性恋旅游者(Stephen Cliff & Simon Forrest，1999[3])、黑色金属爱好者(Jeffrey S.Podoshen，2013[13])，这些研究领域对我国学者而言是较少涉及的，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诸如大学生旅游市场却并不是国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在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下，具有独特性的、鲜少有人关注的群体将成为未来旅游动机研究的热点。
第三，研究方法定量化。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在研究过程中多采用的是定量化研究方法，通过抽样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原始数据，再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一“程式化”研究过程被众多学者采用(Stephen Clift & Simon Forrest，1999[3]；Hyounggon Kim，2006[5]；Duk-Byeong Park & Yoo-Shik Yoon，2009[17])。
五、结语
旅游动机是学者们不断关注、研究的问题之一，人们也期望着用理论、客观的阐释对旅游现象进行更为科学的解释。但从目前来看，研究更倾向于实证性的验证性研究，且有着诸多重复性研究，当然在重复性研究中因选取案例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结论的产生。对旅游动机的研究需要更深层面的理论性思考与创新性研究。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亦存在着大量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在文献搜集中过于局限，只选择了《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刊载的研究成果，同时未对论文实证部分的量表设计进行深入的分析，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加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