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群体论文,资格论文,事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论：社会认同事件
人一出生，生命就成为战场。
生命的战场，曾经是分离的灵魂或身体。蛮横的族权、皇权或神权，挤压卑微而无助的生存冲动。作为不对称的争斗结果，灵魂受禁锢，身体被唾弃。
灵肉分裂的机体，终于演化为自主的不可让渡的自由行动者。而生命的战场，则变成灵肉统一的肉身。它历经波折，漫长而艰难，多维线索和多种机缘灌注其中。
在这种新形式的生命战场上，多元社会力量交互博弈，它们时而勾结，时而冲突，又时而媾和。但它们都力图在行动者身上铭刻印记，型塑行动者的自我意象，争夺行动者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这些力量主要是以生物品质为基础的个体适应性的力量，文化／族群的力量，以党派政治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力量，以跨国资本、互联网络和共担的风险为代表的全球化的力量，多元宗教的力量，以及深潜在这些力量背后可能的社会排斥力量。这些力量之间，并没有清晰可辨的界限，也没有清晰可辨的相互独立性和排他性。它们往往还相互纠缠，构成复杂的社会力量结或力量场。
空洞的社会语境，不过是多元力量所构造的力量场；而所谓的结构对能动性(structure vs.agency)，也不过是多元力量所构造的力量场和栖身其中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行动者在生命历程中如何应对，让这些力量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使之成为建构独特的完整生命(the whole person)的资源，就是生命历程的基本难题。人之命运，也因此具有一种崭新的历史形式：多元社会力量的雕刻对行动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这种现象，可称之为社会认同事件的兴起。社会认同事件，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从人类历史中突现出来，物种共同体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或被卷入其中。
社会认同事件，也同样迫切地嵌入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不同型塑力量的此消彼长。不断生成的新型社会力量，和原有的力量之间或有对抗，或有合作。但它们都力图雕刻和改变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诉求，也力图争夺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置身于其中的中国人，其社会行动的语境、认同建构的资源和行动逻辑，在发生可探测的深刻变化。
本文以社会认同事件为契机，以群体（成员）资格(group memberships)作为基本的解释构念，来和两类研究对话：认同研究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论文首先依次评论认同文献和中国社会转型文献。论文对认同研究的评论，将尝试以“认同”(identity)的语义变迁为切入点，正本清源，梳理相关的研究脉络，挖掘已有认同研究背后内隐的或明显的共象即群体资格。而论文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评论，则直面一个基本问题：社会认同事件为何以及如何镶嵌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在对两类文献高度选择性的评论基础上，论文尝试揭示社会认同事件的逻辑过程和内在机制。具体说，论文将以个体的生命历程为线索，试图解剖基本的社会力量对行动者的雕刻过程，亦即行动者不断参与不同的共同体，获得多元群体资格，并建构或解构／重构多元而动态的社会认同过程，以缔造其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论文最后将讨论群体资格路径可能具有的方法论意涵。
一、社会认同事件的兴起
（一）identity的语义演变：从同一性到认同
1.identity：哲学上的“同一性”
identity源于拉丁文词根idem，意即“同样的”，它从16世纪才用于英文中。[1]911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A=A”即是“The Law of Identity”，它意指“人或物在所有时间及所有场合与自身等同”。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及其推演的身心二元论，洞开了Identity的心理哲学意涵。一个思考认真并能进行道德决断的主体或自我的意义，开始占据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中心；而身心的分裂又使一个统一主体的存在遭遇困境。什么构成主体的本质特征，心灵还是身体？是否存在主体和自我在时空中的同一性？如果存在，如何进行论证和辩护？随后，洛克和休谟在各自的经典《人类理解研究》和《人性论》中，开始论证和质疑“自我的完整性”(the unity of the self)或同一性。
基于常识，“同一性”很容易理解。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和明日之我，都是时间之流中的同一之我。我昨天手头写字的铅笔，还是我现在写字的那支铅笔。因为无论是我还是写字的铅笔，都还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
但在心理哲学上，同一性可是大难题。今日臭气冲天的太湖还是当年渔歌唱晚的太湖吗？当年从哈佛退学的比尔·盖茨就是今天微软的比尔·盖茨吗？
洛克主张个人同一性的存在，基于穿越时间的个人意识的连续性，而不是身体连续性或精神实体的连续性。但休谟则质疑同一性宣称(identity claim)，因为没有人或物在时间之流中是不变的和不间断的(invariable and uninterrupted)，因此同一性只是基于知觉恒常性的类似性。[2]
面对同一性困境(identity dilemma)，当代同一性理论家力图应对休谟的质疑，以完善洛克方案。心理状态标准、身体标准和大脑标准作为现代方案来论证个人同一性的存在，但每一标准都有反例。[3]
波洛斯基则主张同一性是一组家族相似概念(identity as a “family resemblance” concept)。他区分了两类同一性：严格的同一性(strict identity)和宽松的同一性(loose identity)。严格同一性，也就是休谟意义上的，也许难以辩护；但宽松的同一性，则可以构造拯救方案。波洛斯基主张用历时同一性(diachronic identity)来挽救同一性。所谓的历时同一性，也就是时间中的过程同一性，亦即确定对象多数关键特征的维持(a weighted majority of properties of relata)，或包括时空连续性的多数关键关系的维持。[4]在生命历程中，个人尽管有变化史，但在不同阶段，存在多数关键特征和多数关键关系的连续性，以维持时间中的同一性。个人因此是过程性的存在。
经典哲学家对个人同一性的思辨，在人类思想史中具有理智解放的价值，同时也构成社会认同事件被讨论的思想史条件。同一性思想有多重可推论的深远内涵。首先，同一性意味着我一直是我，而你也一直是你。所以，我和你是不同的，存在差异。其次，同一性意味着我不臣服于也不隶属于你，而你也不是我的臣民或附属物。在我们都有同一性的意义上，我和你都是独立而平等的；进一步，主人和奴隶之间，只有等级和身份(status)，而没有各自独立的同一性可言。第三，我和你的同一性的标准和来源，基于我和你自身的多数关键特征和关键关系的连续性①，不用再诉诸于我们身体外的任何尺度和权威，如领主、国王或教会，因此我和你都是自由的。
哲学上的同一性思想，逐渐地被灌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作为桥梁，艾里克森在其中有本质性的贡献。
2.艾里克森：同一性危机
从1950年代开始，identity成为英语社会科学中的流行词汇，这主要归因于新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克森1950年出版的著作《童年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因为这本著作的广泛影响，自我同一性和“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等概念广为人知。[1]914
艾里克森主张，个体在生命周期中要经历8个阶段的人格发展，其中自我同一性作为核心。自我同一性，源于内在发展的个体人格和个体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语境的互动过程。在每一生命阶段，个体都有基本的发展任务，它们由一对矛盾所构成，依次为信任对不信任、自主对羞怯、主动对罪疚、勤奋对自卑、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亲密对孤独、繁殖对停滞和完善对失望。而积极特性的获得，即意味着个体在生命的这一阶段实现了基本目标，建构了自我同一性，并为下一更高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否则就是同一性的混乱或危机。[5]79-127
艾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的渐成性模型(epigenetic model)，有开拓性价值。第一，心理哲学中抽象的同一性概念，被具体化为心理学中的解释构念，以解释个体人格或自我的发展。第二，哲学上形式化的个人同一性概念，被艾里克森灌注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这就是社会语境镶嵌在个体的自我和人格之中，成为个体建构自我同一性的基本资源。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语境，因为自我同一性，而与现实的个体及其活生生的社会行动发生关联。艾里克森的智慧，洞开了当代社会科学家关注多元认同研究的空间。第三，艾里克森系列著作的巨大影响，使“同一性”这个学究气的行话，成为当时美国社会表征的一部分，就如同拉康使经典精神分析的许多概念在1950年代的法国成为日常话语一样。第四，尽管艾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还蕴涵着对自我完整性的依恋，但同一性危机和动态的同一性的阶段目标，使整体的单数同一性(identity)裂变为丰富而复杂的复数认同(identities)成为可能。
3.identity的裂变：从同一性到多元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
无法考证从identity到identities的裂变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但因为identity裂变为identities，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自身学科的理智脉络出发，就有可能来揭示独特而具体的社会力量如何雕刻在行动者身上，而型塑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特品质，实质上也就是特定的群体成员资格。空洞、抽象而整体性的社会语境以及与之对应的整体性的自我同一性，裂变为独特、丰富而具体的社会力量以及与之对应的动态而丰富的多元认同。Identity意味着绝对而排他的同一性，identities则意味着多元自我特征共时存在的事实，而这种事实绝对不能理解为多元同一性。
当代社会科学文献中的identity或identities，已经超越了哲学同一性和艾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的原初意涵，“认同”是最合适的中文翻译。②认同，亦即行动者对自身独特品质或特征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探究的核心；进一步，所有这些独特品质或特征，都可以理解为独特的群体资格。
认同的基本内涵应该有进一步辨析。行动者在多元社会力量的型塑下有多元品质或特征，行动者的认同必然是多元的；行动者的多元品质或特征，都是自身对多元社会力量进行主观界定的结果，认同必然是主观性的；行动者的主观界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面向多元力量之间的博弈和权衡，认同必然是动态的；行动者的主观界定不是私人性的，它以社会共识和社会协商为基础，认同必然是共识协商性的，或者说任何认同也都是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行动者并不总是对自身的某种品质或特征有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或者说，行动者有时会采取确定行动策略进行认同解构(identity deconstruction/de-identification)和认同重构(identity reconstruction)。认同建构、解构和重构过程，必然是能动的，同时也是微观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
一句话，认同是多元的、动态的、共识协商性的和能动的过程。这些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的目标，都指向个体完整生命的动态建构。而这也就是社会认同事件兴起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二）社会认同事件兴起的历史脉络
社会认同事件的兴起，有其确定的历史脉络。基于有限的研读，当代社会理论家泰勒、福柯、吉登斯和霍耐特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线索。
1.泰勒：认同和善
在砖头一般厚的著作中，查尔斯·泰勒力图清理西方现代认同凸显的根源。[6]泰勒的出发点在于认定认同是道德概念，它与“什么是善的生活”(what is good to be)有关，而与“什么是对的行为”(what is right to do)无关；或者说，认同实质上就是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泰勒援引哲学考古学的路径，辨析出认同凸显的三条漫长线索。第一是向内在性(inwardness)的转变。它从柏拉图开始，经过奥古斯丁，完成于笛卡儿和洛克。内在性，可理解为后笛卡儿主体性的奇异内在性(the peculiar inwardness of post-Cartesian subjectivity)，它要求超然理性(disengaged reason)的出现，以使主体进行自由地自我探究和自我承担。第二是对日常生活的肯定(the affirmation of ordinary life)，或者对生产和再生产／繁衍生活的肯定。这种态度，否定了与门第或财富的等级制相关的理性秩序。第三是特定紧张关系的形成。这种紧张关系，发生在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与祈求和敬拜自然的浪漫主义之间。
砖头厚的专书，通常都令人厌恶，也少有传世之作。泰勒的问题意识敏锐，论题意义重大，但论说冗长，缺乏简洁、清澈和明晰。麦金泰尔讥讽泰勒书应该更厚些，因为所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讲清楚。[7]
2.福柯：自我照看和忏悔实践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精细地勾画了自我技术在西方社会的流变：从自我照看到忏悔和坦白。[8]
在古希腊，伦理是一种反思性的自由实践，它围绕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律令：“照看你自身”。[9]自我照看，是一种生活艺术，也是生存技艺，具有伦理上的优先地位。关注自我，是自由公民的前提条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无法照看自我，何以管理城邦？
自我照看，有具体内容和目标。它涵盖对身体的锤炼、健康养生、有节制的欲望满足，沉思、阅读和对真理的回忆。[8]340在自我照看的个人和社会实践中，认识自我有基本地位。希腊人还发展了一整套自我认识的技术，如自我节制、倾听良心的考验和冷酷的自我反思。
提请注意的是，希腊人的自我照看，具有社会排斥的意涵。它只是部分自由民的伦理实践，排除了战俘、奴隶和其他有“污名”的机体。
有节制的欲望满足，尤其是性，在希腊人那里，是自我照看的一项基本任务。但从早期基督教社会开始，有节制的欲望满足都被抛弃，生殖之外的性享乐蜕变为罪恶。其结果是自我照看的主题面临失衡或变异。[10]
基督教的伦理是来世的自我救赎，而自我的救赎必然以自我照看为前提。但它放弃现世的享乐，尤其是肉体的性享乐。公共空间中性话语似乎消失了，但性话语以另外的方式在大量地增殖：第一是忏悔和坦白；第二是性活动的成果——孩子被夸耀和展示。西方社会，从此成为奇特的坦白社会。[8]39
忏悔的内容主要和性有关。忏悔的主体也就是反省的有罪的主体，而倾听者是上帝或者是上帝的代言人。忏悔实践的发展，使书面反省如日记和自传，成为可能。与自我有关的书面文本资料，开始泛滥。
古希腊的自我照看的技术和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使西方人不断地关注自身，无论是自我的教化，还是自我救赎。
3.吉登斯：自我规划和认同努力
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神圣的帷幔”已经撕裂，自我表演的舞台已经搭好，行动者或演员已经就位，但台词没有拟订。“我要成为谁”而不是“我是谁”，成为认同努力的中心。
认同建构基本的结构动力因素，被系统地勾画出来。它们是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或抽象系统与制度反思性。[11]22而自我，作为地方性的代理和能动行动者，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互动中，正经历反思性的重构。自我认同，因此成为自我的反思性规划(reflexive project)，即行动者在充满风险和机遇的语境下，主要通过日记和自传等自我叙事，来建构和维系连贯而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过程。它以个体的生命轨迹作为内在参照，并具有道德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自我的反思性规划还涉及到对自身身体和生活风格的决断和协商。
自我认同，因此是生命历程中不间断的认同努力的成就和事业。
4.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抽象观念，被霍耐特灌注了丰富内涵。依照霍耐特，自我的圆满，依靠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或者说，成功的自我发展预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12]72-74
个体从出生开始，以亲子依恋为安全基地，就不断摸索和探询更为广阔的不确定世界，力图确立自身在社会中的独特位置。生命历程的演化，就是个体持续不断地参与主体间性的承认和反抗蔑视的过程。在耶拿时期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基础上，霍耐特辨析出主体间承认的类型学，或承认关系的三种模式：爱、法律和团结。[12]100-139而蔑视，则是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霍耐特还勾画了蔑视的三种类型：强暴、权利剥夺和侮辱。
5.小结
因为泰勒，作为问题中心的自我从西方历史中浮现出来；因为福柯，自我照看技术和忏悔实践对自我教化和个人救赎的工具价值呈现出来。但无论是泰勒还是福柯，滋养自我的资源，都还是区域性或地方性的。通过吉登斯，地方语境中的行动者的自我，不仅受区域力量的型塑，而且同等地受全球化力量的雕刻；并且在自我的模塑过程中，自我作为微观力量也参与到地方力量和全球力量的建构中。通过霍耐特，个体毕生的认同努力，在最低限度上，是不断地反抗蔑视追求承认的过程。
（三）认同研究困境：术语无政府主义和研究的巴尔干化
社会认同事件的兴起，挑战了社会科学家的理智雄心。他们从不同面向和视角，基于不同问题意识，援引不同的理智资源，来实证探究行动者和特定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亦即行动者如何在行动中面对特定社会力量的雕刻而建构相对应的社会认同的过程。
如果用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或其它数据库来检索与identity有关的论文，结果是令人厌恶地繁杂和无趣。认同概念，已成为万能标签，被贴附在任何主题之上；只有有关认同类别的命名，而几乎没有共识性的内涵和理解；在认同的标签下，不同的研究者似乎在述说截然不同的故事。认同研究的这种术语无政府主义(terminological anarchy)，使认同研究存在泡沫化的危险，其深刻的解释和分析潜能，正慢慢衰竭。
认同术语无政府主义，与认同研究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密切关联。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在使用认同概念，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沟通，所引文献几乎没有重复和交叉，也很难辨析出认同研究的理论积累和进展。
在社会／行为科学中，曾有类似境况，如上世纪20年代的本能研究和当代的文化研究。本能，曾被用来解释人类行为虚假的一致性：当我独处的时候，我被解释为受孤独本能驱使，而当我与他人喝酒狂欢的时候，我被解释为受合群本能驱使。而文化概念，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变幻成具有神奇力量的魔棍，用来解释一切人类与动物表面上相迥异的现象，或者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虚假的心理和行为差异。[13]65-66
是严肃地正视认同研究困境的时候了。首先是研究思路的转变。所有形式的认同，并不是行动者对外在于自身社会力量的认同过程，而是行动者对因为社会力量雕刻而获得相对应的群体资格的认同建构或解构／重构过程，行动者及其多元群体资格应占据研究的中心。
其次是研究策略的权衡。个体的生命历程也许是合适的研究策略和线索。个体从出生开始，基于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依次获得和感知其不同共同体的群体成员资格。尽管无法穷尽个体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所有群体资格，但元资格、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和污名资格，是所有个体都可能遭遇的基本资格，也是认同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主要品质或特征。
再次是研究目标的重新定位。认同不应是研究中的标签，而应是具有深刻内涵的解释构念。必须挖掘认同研究背后普遍的逻辑和机制：这就是以群体资格为中心的解释路径。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认同嵌入性问题
这里只选择中国社会学者有代表性的4项理论和实证研究主题来进行评论。高度选择性的评论，是为了阐明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典范研究背后，社会认同事件也日益凸显，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
1949年建国后，中央政府对境内民族进行民族识别，也就是重新的社会范畴化。在此基础上，地理范围内的中国人被归属于56个民族，而56个民族又构成统一的主权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的良好关系？56个民族又如何来锻造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如何来论证中华民族作为超然的统一范畴的合理性？或者简单地说，谁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性(Chineseness)？这些疑问关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如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和国家建设。费孝通先生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些难题。
在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费先生逻辑连贯地论证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认同意识，是56个民族多元认同意识的提升与和谐融合，而呈现为多元一体格局[14]。费先生的“多元一体”，典范性地诠释了中国人不同层次的文化／族群认同(cultural/ethnic identities)问题。在涵括性或包容性(inclusiveness)不同的意义上，56个民族的个体都在建构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认同，而呈现出认同多元性；但同时他们又是更大范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员，在建构一体而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国家认同。56个具体民族的多元认同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在国家建设中得以成就。
而在讨论“文化自觉”的多次讲演和论文中，费先生的视界，超越民族国家内部，而直面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费先生先是确定了文化对话的规范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这项规范原则基础上，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培育“文化自觉”的气度。而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5]，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崇洋媚外。
依照苏国勋的深入诠释，文化自觉，在正向意义上，既强调文化自主性，又强调和而不同；而在反向意义上，既拒斥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我族中心主义。[16]
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是对文化认同的典范论述。或者说，文化认同，就是行动者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在对文化认同的追求过程中，少数族群要求主流族群承认自己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应得的权益和福利，也就成为争斗的焦点，承认政治或认同政治得以引申出来。
（二）中国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阶层意识和阶层认同
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核心研究主题之一，也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和影响[17-18]。一些重要的理论模型和命题被构造出来，如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9]，李强的倒“丁字型”结构模型[20]和重建职业共同体的思想[21]，周晓虹和他的团队有关中产阶级及其消费认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22]。在此之外，陆学艺和他的团队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尺度，来刻画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征，构造了10阶层的金字塔模型[23-24]。
这些重要的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逻辑，在于构造相对客观的社会分类线索，以之作为核心的和价值负荷最重的分类尺度；基于这些核心的分类线索，他们将特定语境中的所有个体都纳入有限的类别或范畴之中，实质上也就是群体之中；这些范畴或群体，被称之阶层或阶级。
这些社会分层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分层的客观尺度和形态、分层之后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格局，以及不平等格局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社会分层或群体分化的主观界定等社会心理过程，则受到相对忽视。个体如何界定和接受社会分层或群体分化的结果？如何识别自身和他人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异同？如何建构或解构对所属阶层或群体的社会认同？他又如何在社会行动中表征其独特的阶层或群体风格？概言之，在相对客观的社会分层基础上，行动者如何界定和诠释自身的阶层资格或主观阶层问题，就是有待系统探讨的基本难题。
（三）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研究：阶级意识／阶级认同的凸显
中国社会转型，正发生在波兰尼的第一次“大转型”和布洛维“第二次大转型”的交汇点上。[25]170第一次大转型，作为漫长的历史过程，确立了市场专制主义的逻辑：自我调节的市场，用交换原则吞噬了人类经济体系的互惠原则、再分配原则和家计原则，使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成为虚拟商品。[26]其结果是市场和商品原则，水银泻地式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而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和中国的市场改革，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型，其结果是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所有领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7]交汇点上的中国社会呈现出独特的样态，三重逻辑同时地灌注在转型过程中：工业化过程和工业化逻辑、转型过程和转型逻辑以及全球化过程和全球化逻辑。[28]
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处在三重逻辑的网络中，成为对抗国家和市场的挤压、保卫和培育自主社会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力量。其一，工业化过程和工业化逻辑，意味着国家在快速积累资本，以盘剥工人的权益。“血汗工厂”制度，成为典型的工厂体制。其二，转型过程和转型逻辑使大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得以变成流动的新工人阶级。其三，全球化过程和全球化逻辑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或者说中国正在形成西方国家正逐渐消失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新产业工人阶级[25]163-193,[28]。中国新工人阶级，在权力和资本的烈焰中，如何从“自在阶级”迈向“自为阶级”，如何锻造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就不仅关涉工人阶级的整体命运，也和中国自主社会的建构密切关联。
李培林和他的团队在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研究中，在深入研究客观分层和主观阶层意识的基础上，已经探讨了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问题。[29]在这种种矛盾及其化解的背后，与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有关的构念如社会范畴化、社会比较过程和社会认知已经无法忽视。它们等待被系统地导入有关中国社会的研究中。
（四）中国社会结构断裂和权利失衡：底层民众的地位认知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结构有新的态势：结构定型化和两极社会的形成，其基本特征是结构断裂和权利失衡。[30]转型话语中的结构固化和结构断裂，近乎荒诞，但孙立平精心辨析出五个显著特征。第一，两极社会中的强势阶层（主要是特殊受益阶层和普通受益阶层）和弱势阶层（主要是相对被剥夺阶层和绝对被剥夺受益阶层）之间的边界，无论是物理边界（如居住分割）还是符号边界（如消费和品位），开始形成。第二，阶层意识和阶层认同正在形成。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机会和空间开始封闭和窄化。第四，社会阶层再生产。第五，强势阶层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符号精英之间，开始缔结联盟。[31]202-251,[28]
与结构断裂相对应的，是两极社会中的权利失衡。强势精英集团开始成为整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占有绝大份额的资源、财富和机会，并渗透在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而高度同质性的底层群体则在为生存而争斗，并不断体验相对剥夺感、怨恨和愤怒。[30]271-296[31]288-298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正义的制度安排，也需要各阶层的民众都体验到公平感(sense of justice)。强势群体的骄横和底层群体的怨恨和愤怒，已构成底层民众认知和评价自身和其他群体地位的基本因素。
总而言之，在所评论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与社会认同事件有关的社会心理变量尤其是群体资格变量已经凸显。它应该有意识而系统地被灌注到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使之成为新的解释资源和理论构造的灵感。
三、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面对认同研究的困境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认同嵌入性，可尝试一种新路径，其核心构念是群体资格。
（一）群体资格：一种新路径
群体，首先是由两个或更多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群体成员，也许共享某种工具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特征，如共同目标、共同命运、正式或内隐的由地位和角色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甚至还有面对面的互动，但它们都不是群体界定的核心特质，可能只是充分条件。群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群体成员把自身理解为群体中的一分子，并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这种身份归属有基本的社会共识，亦即至少有一个他人表示认可。民族作为想象共同体，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尽管其大多成员之间远没有面对面的互动机会。
群体，因此可界定为一些个体的集合体，这些个体把其自身觉知为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并在对自身的这种共同界定中共享一些情感卷入，以及在有关其群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评价上，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32]15在这个意义上，群体的界定以及群体成员资格的获得，是内群自我界定和外群的社会界定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外群社会界定的导入而引发的共识性的社会评价，使群体自我界定的主观意味，具有客观内涵。
而外群界定，主要是个体从出生时就置身于其中的既定的社会范畴化体制，或社会分类体制。社会分类体制有基本类别：基于先赋品质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后致特征的社会分类体制和特定制度化的标定体制。整体的社会分类体制，还预设了特定的入会条件和入会仪式(conditions and rites of initiation)。就先赋的群体资格而言，接生的关口、“诞生的创伤”(birth-trauma)和出生后的庆典和出生登记，就是其进入社会的入会条件和入会仪式；就后致的群体资格而言，不同转折关口的考试和资格证书就是其入会条件，而典礼和迎新会则是新成员的入会仪式；就由制度化的标定所赋予的群体资格而言，程序性的安排、选择、认定和裁决是其入会条件，并伴随对应的入会仪式。无论是入会条件和入会仪式，还是对群体资格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范围内，都是社会共识的。尽管秘密社团的入会条件和入会仪式不为外群体所知，但它们也是内群共享知识的一部分。
群体资格，因此可理解为是行动者在社会范畴化或社会分类体制中所获得的群体成员特征或范畴特征。因为社会分类的尺度和标准是多元的，所以行动者的群体资格从出身时起就是多元的，并且在生命历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实际上可具体化为人的多元群体资格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征过程。
种种社会力量对行动者的雕刻过程，也就是行动者加入不同群体而获得不同群体的成员资格，并建构或解构／重构相对应的社会认同的过程。以个体的生命历程为线索，他所遭遇的基本社会力量，主要是生物品质的力量、文化／族群的力量、民族国家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和深潜在这些力量背后可能的社会排斥力量。这些力量结，通过社会分类体制的雕刻过程，使个体被动或主动地置身于特定的共同体中，依次获得完全或部分的群体成员资格，并因此激发个体终身的认同建构或解构／重构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参见图1）。
图1 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二）群体资格之于社会角色和社会认同的解释优势
微观社会学者尤其是个人认同论(personal identity theory)理论家，也在尝试解释和揭示宏观社会力量对行动者的雕刻过程，他们的中心构念是社会角色，其理论命题是角色认同的建构[33]。社会角色被理解为与特定社会位置相联的一组行为期望，这些期望规范占有特定位置的行动者的社会行为。但社会角色概念有内在的不完备性。
第一，社会角色概念的有限性。社会角色不能涵盖行动者的所有特征，如生理特征（我是胖的）或心理特征（我是乐观的）。但所有的生理特征或心理特征，在社会语境下都是社会范畴化的线索，也是相对应的群体资格的获得和识别标志。
第二，社会角色的相对刻板性和凝固性。因为社会角色是社会期望的载体，它无法为行动者的灵活行动洞开空间；但群体资格是行动者的主观界定和社会分类体制能动互动的结果，行动的灵活性由此展开。
第三，多元社会角色背景下单一角色的显著性。行动者在任何语境下也同样负荷多元角色，但哪种角色为什么具有显著性以调节、影响甚至支配行动者实时的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其机制并不明晰。多元群体资格和显著资格的启动，已经在社会认知有关社会知识的激活框架下，被完备解释和预测。
第四，社会角色解释的有限性。社会角色，能相对地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但无法有效解释禀赋不同角色的个体集之间的敌意、竞争和冲突。但群体资格能有效解释群际冲突和合作。
社会认同理论家则将群体资格置于其理论的核心，并且明确地主张群体资格是社会认同的来源。[32][34]确实如此。但群体资格和社会认同之间质的区别，几乎在所有的社会认同定向的研究中都被混淆或被忽视，它们被误解为同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自身特定属性如自身的群体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承诺。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概要辨析。
第一，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完全资格(the full meberships)和部分资格(the partial meberships)。社会认同理论家把群体资格理解为“全或无”的逻辑：群体资格的获得即是群体完全资格的获得过程。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也许和群体的元资格或者先赋资格无关，因为先赋资格的获得就是当然的“全或无”过程。但在所有的非先赋资格的追求过程中，几乎都存在非群体资格—部分资格—完全资格的梯度过程。这种梯度特征，不仅存在于个体的群体资格中，也存在于法人或组织的群体资格中。
第二，逻辑历程上的差别。先有群体资格，后有可能的认同，但它们并不必然对应。行动者对自身的群体资格并不必然有认同感，或者说群体资格和认同并不必然协调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会激发行动者放弃或改变这种群体资格，并寻求新的群体资格。行动者新的群体资格的寻求和获得过程，也就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过程。
第三，权重的差别。因为不同的群体资格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行动者对其多元的群体资格的认同也是多元的，并且权重有别。群体资格和认同之间的调节变量，被发现是群体实体性(entitativity)。
第四，事实与价值之差别。群体资格作为事实性构念，是价值中立的，而社会认同作为价值性构念，则是价值负荷的。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构念，应该基于事实性而不是价值。
概言之，相对于社会角色和社会认同，群体资格更有解释上的优越性。
（三）多元群体资格的权重：实体性感知
在个体的多元群体资格中，有的具有核心意义，有的也许只有边缘或补充价值，有的甚至只有暂时意涵。这意味着个体多元群体资格之间存在权重差别，也就是群体资格之间存在实体性感知上的差别。换言之，不同群体或社会范畴的实体性(entitativity or entity-like)程度，亦即群体或社会范畴可觉知的群体性(the perceived groupness/groupiness)的程度，相互有别。
群体实体性，对于群体成员的自我感知和对目标群体的社会信息加工、群体边界的维系和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高实体性群体，会被感知为真实的社会实在，而不是社会建构；它所勾画的群体边界，会更为牢固；群体成员的认同感和隶属感，会更为强烈而持久。
社会认知学者，从不同视角来度量群体或范畴的实体性，已有一些初步进展。群体成员的接近性(proximity)、相似性、共同命运（这些属于充分条件）以及对共同的隶属资格（必要条件）感知上的差异，是群体实体性的一种度量指标。[35]
而基于群体／范畴起源的自然主义特征，有些研究者试图从心理本质论(psychological essentialism)路径来度量群体／范畴实体性。[36]其中，哈斯兰等人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价值。[37]哈斯兰等把群体／范畴的心理本质论，分解为5个维度：自然性(naturalness)、稳定性(stability)、范畴边界的分离性(discreteness of category boundaries)、范畴资格的不变性(immutability of category membership)和范畴特征的必要性(necessity of category feathers or characteristics)。然后，他们让美国的参与者在这5个维度上来评定40个人类范畴。他们发现40个人类范畴，就其心理本质论的感知而言，存在显著差别。性别、族群、种族和生理残障等范畴，是高度本质化的；而兴趣、政治、外表和社会阶级则是最低本质化的。
哈斯兰等人的研究，当然也有基本问题。至少，心理本质论没有涵括群体实体性的所有形式。华人学者赵志裕的研究小组，在这方面有原创性贡献。他们建构了实体性感知的二元模式(A Dual Model of Entitativity Perception)（参见图2）。在心理本质论的同质性感知(homogeneity perception)之外，赵志裕等发现趋向共同目标的凝聚性感知(cohesiveness perception)，或者是能动性感知(agency perception)，也是实体性感知的基本线索。[38]
资料来源：Ip et al.,2006:369
图2 实体性感知的二元模式
但无论是心理本质论模式，还是本质论—能动性二元模式，都还只是有关群体感知的初步模式。群体实体性的其他可能维度，如群体线索的刺激分布，群体资格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程度，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以及群体资格获得的难易程度，必然会影响群体资格的自我感知和对目标群体的信息加工。这些线索，等待着被灌注到群体实体性的系统模型中。
（四）群体资格的知识：启动和激活原则
在任何具体语境中，行动者都同时禀赋多元群体资格。哪种群体资格处在显著地位以引导、调节甚至支配行动者现实的认知活动、情感体验和行为表达，就成为解释和预测的基本难题。当代社会认知有关知识激活(Knowledge Activation)的理论模型，能提供洞识。
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也是和群体资格有关的集体记忆和社会知识的学习过程。把社会知识的激活机制和群体资格的凸显关联起来，需要进行辨析。行动者在其毕生社会化过程中，无论基于启发式加工还是系统加工，都会型塑其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其基本单元就是社会范畴。行动者的社会知识体系，关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关乎自身和他人的态度、能力、情感和行为及其行为后果，也关乎特定群体资格的获得、条件及其行为准则。行动者的社会知识体系，并不是逻辑连贯的，而是“领域特异的”(domain-specific)，分别对应于不同面向的语境。这些“领域特异的”的社会知识，在特定语境下处在潜伏状态，等待被激活和调动。如果与特定群体资格相对应的“领域—特异的”的社会知识或社会范畴被激活和调动，就可以逻辑合理地推断他的群体资格被激活和调动，并相应地引导和主宰后续的心理和行为。因此，多元群体资格的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下凸显其特定群体资格的问题，就可转换为行动者的社会知识体系中“领域—特异的”的社会范畴被激活和启动的问题。
在希金斯启动研究(priming)[39]的基础上，社会知识的激活机制被系统地揭示出来[40]。第一是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通过范畴的实时或历时启动(online priming or chronological priming)，社会知识体系中与特定范畴相对应的“领域特异的”知识从潜伏和沉睡状态转变为准备状态或待命状态(readiness)。处在准备状态或待命状态的社会知识，类似于行动者手头的工具箱(tool-kit)，时刻准备派上用场。
第二是可用性(applicability)。待命状态的社会知识或工具箱，在面对问题情景或任务时，存在两种情况：吻合或者不吻合，匹配或者不匹配。只有吻合或匹配的待命知识，才能被应用，亦即具有可用性，或称之为“吻合优度”(goodness of fit)。而那些不匹配的知识，尽管被激活而处在待命状态，它们也不会被应用，就像工具箱中不合用的工具一样。可接近性和可用性主要关注行动者的因素。
在此之外，希金斯主张特定情景中刺激或线索的显著性(salience)也会引发特定范畴的激活。如在我们所研究的基督新教场域中，与基督新教有关的刺激无处不在，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它必然会从信徒—非信徒这个维度在信徒身上激活宗教范畴，并且同时在非信徒或慕道者身上激活“我不是信徒”的知识。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之间可觉知的差异或符号边界，通过二元编码的范畴化逻辑，得以型塑。[41]
四、多元社会认同：以多元群体资格为基础
以群体资格为核心，就有可能来整合社会认同事件的运作过程。要清理的认同研究涉及以下主题：元认同，文化共同体与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政治共同体与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宗教共同体与宗教认同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污名的相关研究。
（一）元特征集：元认同的型塑
可尝试把个体出生时就获得的特征集，称之为个体的元特征集。它们是个体生物适应力量的载体。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对这些元特征集的认同建构过程，可称之为元认同(meta-identity)。元特征集，尽管具有进化生物学的特质，但它们也在同等的意义上是社会分类／社会范畴化的尺度和标准。这些元特征集，主要是年龄、性别和肤色（包括毛发和眼睛颜色）和出生地，以及姓名和身份编号。
因为存在既定的社会分类体制，每个新生的婴儿从出生时起，就被强制性地纳入特定群体或范畴之中，如年龄群体、性别群体、族群群体和地缘群体，以获得这些群体或范畴的成员资格。社会认知发展研究的证据表明，这些元范畴特征集，是原生性的(primordial)。其重要性，从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它们是社会语境中刺激分布最广泛的因子，其被识别的线索最为简单而显著；它们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最先学会和领悟的范畴；它们有坚实的生物学的基础和进化的适应意义；进一步，它们还是在社会结构和过程中支配等级形成的基础，和文化工具箱中的重要资源；而这些范畴身份的激活，是自动加工的。[41]43[42]
这些元特征集所包括的个体，通常会以父系的名义命名，并在民族国家的人口管理体制中有个独一无二的编号，如身份证号码。
元认同是所有其他社会认同发展的基础。对元认同的争夺，是社会分类体制中霸权争斗的焦点之一。就年龄特征而言，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如政治制度（公民资格的获得）、法律制度（惩罚处置）、教育制度（教育资格）和劳动用工制度（退休安排），都以它为基本轴心。而在微观层面，每个个体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人的评价，以年龄为基本参照。人口中的年龄分布，也是国家人口调控的基本对象。
性别特征则是人群分化的基本线索之一，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期望附着其上。两性在社会权利的所有方面的不平等和男性霸权，都围绕性别展开。[43]
肤色特征，至少与性别特征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可以用简单的思想实验来进行推演。肤色，可能是辨析差异最醒目的特征。一个黄皮肤的个体，第一次遭遇一个白皮肤或黑皮肤的个体，他们相互之间所体验的震惊，难以言表：对方真的是我们的同类吗？；其次是语言。他居然说的和我不一样，那到底是什么“鸟语”！
肤色和语言，就成为分割人类共同体的基本线索之一，并且和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过程纠葛在一起。特定肤色和语言的区域共同体，先是被称之为种族(race)，从1960年代开始被称之为族群(ethnicity/ethnic group)。[44-45]尽管我们身上的族群特征是常识性的，但这种社会分类的机制、界定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efinition)和社会后果则是高度复杂的。
地缘特征，曾经与血缘特征和业缘特征具有类似的价值。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它也是人群区分和社会排斥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个体社会网络建构和个体特征识别的基本资源之一。
新生的婴儿，从出生开始，在元特征集之外，还同时生长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甚至宗教共同体当中，同时获得这些共同体的群体成员资格。他还以此为基础，力图在生命历程中去寻求其他多元的群体资格，如教育、职业、消费和品位。一幅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的画卷，在每个个体面前展开了。
（二）文化／族群共同体：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
1.文化：回归自然主义理解
个体从出生时起，就栖身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浸淫其中而被“濡化或文化化”(enculturation)，并且通过能动行动参与到文化共同体的型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的边界，也是分割人类的基本线索之一。
文化，本原意义上，相对于自然。它是指“培育”(to cultivate)，亦即培育和驯化自然中的野生植物和动物，主要作为食物之用。当然，这种行为，存在年龄和性别分工。人酒足饭饱之后，总要想点什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甚至还养成习惯，于是所谓的生活方式以及评判生活方式的尺度即价值观，就具有基本意义。
人在美味之后，对他人的饮食还充满好奇，甚至用偷窥的手段。原来他们食品、吃法和分配和我们都不一样，甚至令人恶心。饮食之差异显现出来，并且伴随高低之分的价值评估。因此，粗略地说，不同文化共同体之差异，主要源于所采集和培育食物以及分配食物之方式的差异，即味觉和胃之差异。也许是很偶然地，饮食和肤色有关联，结果文化和族群又混在一起。麻烦的是，与族群和文化有关的新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因为不同族群的混血及跨族群婚姻，双族群资格的个体比例在不断上升。这部分人的族群认同的建构、维持和重构，会更为复杂。[46]
今天的文化概念，已负荷过重，充斥着想当然的迷思和谬见。[47]第一，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物种的独特标志。所有假想的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异，都归之于文化。第二，文化被认为是人类区域共同体的独特标志。不同群体之间的假想差异，也都归之于文化，并和文化等级评价相关联。第三，文化被认为对文化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有因果决定的意义。其结果，在好多场合，文化要么是骄狂的理由，要么是失败的借口和替罪羊。
2.文化成员资格的内涵
成为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获得其成员资格，其过程和结果极其简洁，可用三个命题来清晰概括。
第一，文化在行动中(culture in action)。对作为能动行动者的个体而言，他不是等待文化体系雕刻的木偶。通过文化化过程，行动者所习得的文化语库(cultural repertiore)，只是他行动中可调动的符号资源，或者是“工具箱”(the tool-kit)。[48]其结果，不存在凝固的文化实体，而文化之于社会行为，也没有粗暴的因果决定论。
第二，文化化过程，类似于文化“病毒”的传染。即使同样置身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如病菌的传染。在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有的人重度感染，甚至死亡，有的人只轻度感染，还有人则完全免疫。剥离其病理学的外壳，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不同成员的文化化过程，就是文化表征的传染过程(the Epidemiology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有不同的分布状况。[49-50]
第三，行动者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bicultural or multicultural mind)。因为不同的机缘如移民或跨国的工作经历，有部分人生长和生活在双文化甚至多文化语境中，他们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51-52]如果进行激进的但也合理的推论，也许所有人都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因为没有人生活在同质性的单一（亚）文化语境下。而文化之于社会行为的意义，则服从基于文化启动(cultural priming)的知识激活原则和文化框架转换(the switch of cultural frameworks)。
3.文化认同和认同政治
文化认同就是行动者对其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的培育和建构过程，又和追求承认的认同政治密切关联。在完备评论的基础上，伯恩斯坦把认同政治界定为以地位群体为基础，而不是以族群／民族主义为诉求，卷入不同类别的新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义(activism)。[53]48
认同政治，首先不同于阶级政治或解放政治，后者主张阶级不平等是剥削和压迫的重要根源，其目标力图颠覆既定的政治经济格局，否认现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载体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它也不同于族群自主和民族分裂运动，后者致力于建立以族群资格来进行划界的政治共同体，以从既定的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意义上，认同政治是文化政治、符号政治和“生活政治”（吉登斯语）。
认同政治的载体，是曾经的边缘群体甚至被污名标定的群体，如女性、同性恋者、动物保护者、生态或环境保护者、反战群体和残障群体。他们在社会宰制的等级体制中，成为“无名者”或“陌生人”，被排斥受挤压。认同政治，因此也是追求“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54]
泰勒发现，在以性别、族群、宗教来对人类共同体进行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subaltern)被主宰群体进行标定，其特异性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排斥。这是有意的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或不承认(nonrecognition)的过程。而承认政治就是在建构“本真性”(authenticity)基础上的认同努力。
本真性，有奇妙内涵。在微观层面上，它首先指每个个体坦诚地面对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真实的呼唤；作为有平等尊严的独特个体，他以自身的方式而不是模仿的方式成长为人。而在宏观层面上，它意味着在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公民德行，即热爱和照顾政治共同体中的同胞。
认同政治的动员方式，就是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面对国家和市场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不断增强的控制，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的趋势，新社会运动的目标指向生命机会和生命决断的自主权，以追求赋权、承认和特异性的表达。[53]54
（三）政治共同体：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
特定的政治共同体(the political community)，也是行动者难以逃脱的群体存在形式。描述和解释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的认同化过程，有许多家族相似概念。在涵括性或包容性(inclusiveness)最广的意义上，世界公民资格(cosmopolitan citizenship)进入视野；而在通常的以民族—国家为典型的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下，公民资格与公民认同(citizenship identity)和国家认同成为中心；而在更为具体的语境下，政党资格(party membership)与政党认同(party identity)居于核心。
1.世界公民资格
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人和公民之间的张力，是所有个体面临的基本困扰之一。所有个体，都同时是人类的一分子和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或者说，我们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一个是界限分明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是更宽广的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道德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55]441。因此在逻辑上，人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德行和责任。
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在其杰作《上帝之城》中，就已经描绘了“天国之城”甚至是世界共同体的公民图景。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论文中，从目的论的角度确立了其历史理性的起点：大自然绝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绝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也仅仅依靠作为物种的人类整体自身[56]。而在“永久和平论”(perputual peace)的论文中，康德则主张在自由国家联盟制度的基础上，世界公民权利就是这样的义务，即要友好地对待那些访问他们领土的旅客和商人[56]。康德质疑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为这会导致对文化差异的漠视。但康德的世界公民权的思想确认了在国家体系之外还存在一种普世的人类共同体。[55]438
欧盟的政治实践、不断加强的全世界的政治交往方式和全球风险的事实，激发哈贝马斯来思考公民资格和国家认同的新形式。继承康德的智慧遗产，哈贝马斯明确主张，世界公民状态不再是纯粹幻想，国家公民资格和世界公民资格—风险共同体资格构成一个连续统，而这个连续统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57-58]而1989年以来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也意味着世界公民权在逐渐浮现。[59]
2.国家公民资格
政治共同体的典范形式，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国家，即占有一定领土并能合法垄断暴力的政治实体。尽管国家建立的路径、历史遗产和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存在差别，但“公意”(general will)即所有人民的一致同意，是也应该是政治共同体建立的规范基础和合法化来源，它以宪法作为共同而超然的政治语法。[60]因此，政治共同体的规范原则和合法化来源，应该奠基于哈贝马斯所勾画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情操之上[61]，以超越和统合共同体内部的不同族群、宗教、语言等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差异。在此意义上，政治共同体，也是以民族记忆和英雄传奇为基本素材的道德共同体和牺牲共同体(sacrifice community)。
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获得公民资格(citizenship)、享受公民权利、建构公民认同(citizen identity)并培育公民德行(citizen virtue)的过程。伊辛和特纳把成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过程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如何确定一个政治体内部的成员资格的边界以及政治体之间的边界，亦即“外延”问题；第二是如何分配安排成员的权益和义务，亦即“内涵”问题；第三是如何理解和调适成员之公民认同的强度，亦即“深度”问题。[62]
成为国家的合法成员以获得公民资格，有基本条件。主要有三种原则：出生地原则、血统原则（依从于其父母的公民资格）和归化(naturalization)原则。双重／多重公民资格(dual/multiple citizenship)，因此在今天较为普遍，并且给国家建设提出新挑战。
公民资格的获得，和公民权密切相伴，其背后有不停息的斗争和话语实践，以追求承认、平等和平权。[63]在马歇尔三位一体公民权（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雅诺斯基和格兰细致勾画了当代公民权的范围／维度：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每个类别之下，还有更详细的亚范畴。[64]
成为公民，就不仅仅是消费者。它同时意味着对政治体的责任、义务和承诺，也意味着自豪和尊严。尽管自由主义的公民观弱化公民美德的价值，但公民认同的建构必然和公民德行的自我培养和共同体的教化密切关联。“我们是好公民”而不是“好臣民”，有确定的具体内涵。第一，它意味着对政治共同体的敬爱，或者是一种公民宗教，即崇拜政治共同体社会契约的神圣性。[65-66]第二，对共同体的敬爱，也就是同胞之爱。第三，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第四，在“公意”被践踏或被伪造的时候，有决绝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的公开应用，也需要公民对政治信息主动的搜寻和能动的信息加工。[67]
当代政治共同体的活动主体，主要是政党。成为党派成员，以便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活动，成为部分公民的主动选择。政党认同，也就是题中之意。但必须注意，对党派的忠诚，绝对不能超越公民之认同，或者用党派来替换政治共同体自身。
成为公民，也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以职业为基础的特定社会位置，并主动参与到对抗权力和市场的公民社会的不同社团中。职业资格和阶层资格与职业认同和阶层认同、社团资格和社团认同，很自然地得以引申。
（四）宗教共同体：宗教认同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无论是欧洲宗教经验、美国宗教经验还是中国宗教经验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宗教世俗化范式、宗教市场论范式及其替代范式之间的激烈论争，宗教制度和宗教生活仍然是当代社会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面向。[68]但任何宗教都是活在具体的宗教徒群体追求神圣的行动中。它们本质性地体现在宗教徒群体在身、心、灵的活动中被践行的生命体悟和人生实践，对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体验和群体承诺。
无论是家庭原因还是自主选择，有些人成为特定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获得特定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并建构自身独特的宗教认同。有两方面提请注意：第一，对宗教徒而言，宗教群体资格只是其多元群体资格的一个面向，也许是很重要的面向；第二，对一神教而言，其信徒的宗教群体资格是单一而排他的，而对多神教而言，其信徒的宗教群体资格可以是多重而叠加的。由此，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分可得以引申。首先，宗教群体资格的权重有别。一神教的群体资格之于皈依者更为珍贵，更为凸显；其次，入会条件有别。因为一神教是高度排他的，其群体资格的获得要经受更严厉的考验。再次，去皈依的后果有别。如果皈依者对其特定宗教群体资格没有社会认同感，他就会忽视或放弃这种资格，或者寻求新的宗教群体资格。这个过程，可称之为去皈依(de-conversion)。皈依和去皈依，是宗教变迁的基本动力之一。对一神教而言，去皈依的社会心理后果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69]
宗教认同的建构／重构，主要是以宗教叙事(religious narratives)作为建构因子。有4种基本的话语叙事：本体叙事(ontological narrative)或自传叙事、内在叙事(internal narrative)、公开叙事(public narrative)和元叙事(matanarrative)。[70]
萨默丝的叙事论，成为阿默曼论辩宗教认同的理论基础。尽管阿默曼质疑萨默丝把社会行动还原为文本和言辞的合理性，但她明晰地主张在以肉身呈现的宗教行动中，宗教叙事具有核心地位。宗教叙事，是信徒以“神圣他者”(Sacred Other/s)为核心的多重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71]以肉身在场为出发点，信徒在宗教制度所勾画的框架下，在同伴之间，在和神圣他者的私人沟通中，不断叙述平安、喜悦和恩典，也不断言说焦虑、困扰和挣扎。
杨凤岗对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经验研究，洞悉了多元群体成员资格和多元社会认同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些华人基督徒，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成为美国公民，又如何保持其中国的文化共同体的资格，成为不停息的争夺中心。杨凤岗发现，华人基督徒的显著目标是解构中国人的认同，而去重构粘合认同(adhesive identity)。[72]
当代宗教徒的群体资格的获得和宗教认同的建构过程，发生在理性化、市场化和世界除魅的语境下。世界的去神秘化过程(demystification)，自身非预期地播撒了两粒种子，一粒是世界的再神秘化过程(remystification)，另一粒是反抗去神秘化过程。强烈主张世界的再神秘化过程，并反抗去神秘化过程的民众、组织和运动，也就是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它以激进的宗教参与和宗教认同为表征。[73]换言之，对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而言，在其多元的群体资格中，其宗教群体资格，几乎在所有语境下都被激活，而具有显著性。
（五）污名资格：被贬损的社会认同
无处不在的社会排斥力量，也会烙在行动者身上。换言之，前述的任何一种群体资格，都可能被贬损，并被标上“污名”(stigma)的印记。
污名，就其古希腊词源的涵义，意指在脸上所烙的印记，代表了德性缺损或行为罪过。这些被烙印记的个体，主要是奴隶、战俘和罪犯。他们被主流或统治群体认定为没有完备人性(the full humanity)，或者只有部分人性(the partial humanity)。
污名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构念，主要归功于戈夫曼。戈夫曼开创了对行动者污名资格的研究，并概要勾画了污名的三种类别：可传递的部族性的污名(the tribal stigma)、令人不快的身体(abominations of body)和个人品格的污点(blemish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74]林克等进一步细致辨析了污名背后相互纠缠的四个过程或四种成分：首先是辨析并标定差异，然后把差异和消极特质相关联，并区分“他们”和“我们”，最后是作为结果的地位缺失和歧视亦即社会排斥。[75]
污名化过程(stigmatization)，或污名标定，预设两类行动主体：污名标定者或施污者(the stigmatizer)和被标定者或受污者(the stigmatized)。污名化过程，对施污者而言，具有一系列的功能和进化上的适应意义，其结果是社会资源、机会和权力的垄断，以及优势地位或权势地位的建构、维持和再生产。[76-77]
但对受污者而言，污名化过程，不仅使他们丧失了作为共同体有机成员正当的权益、福利和生活机会，也会对他们的社会心理生活产生致命的伤害，其核心是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78]和自我耗竭(ego depletion)[79]。而认同威胁和自我耗竭，则会危及行动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创伤。更严重的是，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the fu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与污名相伴的社会排斥，作为社会伤害，和生理伤害类似，有其大脑的神经相关物。[80]
结语
（一）禀赋多元群体资格的个体：迈向“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
个体在生命历程中，面对种种社会力量的雕刻，禀赋多元的群体成员资格，并建构或解构／重构多元而动态的社会认同，以缔造多姿多彩的完整生命。援引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精妙构念，每个个体作为能动行动者，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都在锻造自身独特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多元”是指每个行动者身上的多元群体资格，而这些多元的群体资格，又以行动者的肉身（及其延伸）作为具体表征，成就其独特的完整生命。
（二）群体资格：方法论意涵
群体资格路径，也许具有某种方法论意涵。相对于认同研究，群体资格能统合不同的认同研究传统，如元认同、文化／族群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宗教认同和污名，因为这些不同的认同类别，都可以转换为行动者对其自身的特定群体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相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群体资格能为中国社会流动和变迁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因为群体资格的放弃和新的群体资格的获得，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
在此之外，群体资格对一些基本的方法论难题，可能也有启发。
首先是人格研究。人格研究关注不同个体之间的独特性差异，以及个体跨情景的行为一致性和规则性，它以个体稳定的人格特征集的构造作为研究目标。无论是类型论还是特质论，人格理论家力图发现个体独特的人格类型和人格特征。但人格理论家所倚重的心理特征，都是社会分类的线索和标尺，也都是个体特定的群体资格的获得和识别线索。由此，群体资格能提供个体独特性(individuality)的新思路或新路径。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转化为不同个体多元群体资格的组合方式及权重等级的差别。因此，不同个体的多元群体资格，就成为个体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和研究线索。研究的策略，也就是如何简洁地度量个体的群体资格问题。并且多元群体资格，还可被用来进行共时和历时比较。
其次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难题。通过群体资格的路径，单个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真空中的个体，在他身上，我们不是去发现他个人性的偶然欲望、情结、动机或个性，而是能够揭示他作为行动者在和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建构自身多元品质或特征的过程。果真如此，所质疑的单个体的个案研究的合法性，应该有新辩护的可能；以个体为研究单位，并不必然蜕变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而所谓的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也可以换种理解视角。就任一个体而言，他确实是微观的，但在这微观的行动者身上，我们能够发现和揭示宏观力量的印记，这就是行动者所获得的多元群体资格。
再次是社会解释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难题。新经济社会学大家格兰诺维特所质疑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81]，基于群体资格，也没有意义。因为个体从诞生时起，就浸泡在多重社会力量的雕刻中。对他的心理和行为解释的所有可能资源，都已烙上厚重的社会印记。对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解释的担忧，要么是社会巫术，要么是杞人忧天。而格兰诺维特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也是不完备的。因为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类别之一，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之间有质的差别，而且不能还原为人际关系。他所发现的弱关系的力量，可理解为群际关系中信息异质性的力量。
一树一菩提，一人一世界。透过一个单独的个体，全球和区域的所有力量基于群体资格，都可以发现其踪迹，它们也同时成为所有个体认同建构的资源。
［收稿日期］2008-01-05
注释：
①枢纽性的个体关键特征，已被发现是个体的传记叙事(biography narratives)或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连续性。研究还发现这种连续性，基于识记个人过去经验以及回忆过去经验的能力。如果能力缺失，就会导致失忆症(amnesic disorders)。
②在“身份证”(identity card)之外，有中文学者把identity翻译为“身份”，很不合适。第一，“身份”在中文里主要指“地位”。梅因在《古代法》中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就是from status to contract。第二，偏好“身份”的学者也在谈论“身份认同”，如果identity翻译为“身份”，那“身份认同”就是identity identity，显然很无趣，但status identity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