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工运理论中国化的起步与奠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运论文,理论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636(2012)01-0026-05
伟大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之一，而且是我国现代工人与工会运动的开拓者、奠基者和理论集大成者。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远赴苏俄留学，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运理论的熏陶，并目睹了苏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人与工会运动的实际。30年代初，又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直接参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并进一步了解了苏俄与世界工人与工会的情况。在国内第一次工运高潮，大革命风暴及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与解放战争、新中国创建中，他几乎都在不同层面与地区直接或间接地负责领导工运，甚至战斗在第一线，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与中国工运实际相结合过程中贡献卓著。兹将其在第一次工运高潮与大革命期间的工运理论，作如下括述。
一、安源风雷中，为工运初定方针与策略
1922年1月，刘少奇在苏俄留学期间填写志愿调查表时，曾毫不犹豫写上献身“工人与青年运动”诸字。当年春回国后，受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回到自己故乡湖南，协助毛泽东从事工人运动，自此，与工人运动结下不解之缘。1922年9月，在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大罢工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及时将刘少奇派到安源，协助李立三进行工运斗争。二人紧密配合，方针与策略正确，因而率领万余职工取得了“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完全胜利。不久立三调走，刘少奇接着承起领导安源工运重任，他精心策划部署，大力发展、巩固与扩大工人俱乐部的规模与力量，使安源路矿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后，能顶住军阀统治区恐怖镇压的冲击，坚持不倒而“硕果仅存”。这其中的秘密与奥妙，他在1923年8月20日和同年10月10日所撰写《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与《俱乐部组织状况》两文中曾作出了回答。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工会组建的宗旨与方针。马克思1866年9月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作指示中曾指出：工会的直接任务，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问题；而工会的长远任务，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恩格斯在《哥达纲领与工会》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依靠这个组织来跟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无产阶级在这个组织里受到训练。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际认为：“工会不仅是在历史上必要的，而且是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①斯大林则更明确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会的宗旨、作用与性质，首先包括了维护工人的日常切身利益，而其根本与长远的利益，则是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与工人的解放。
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经典原则，结合安源工运斗争的实际，刘少奇认为：中国工会的创建宗旨与奋斗目标，应包括三方面。第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第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即人的压迫；第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速度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他认为，第二、三项是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而以中国当前的情势，尚属幼稚的无产阶级难以马上实行；而第一项又应分为以下几项：首先，争得工人直接利益，即提高工资，以“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其次，减少工时，促使各地同业工人大联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员之所以万众一心和勇往直前，就是因为斗争政策与方针符合工人实际，从而使得到实惠的工人扬眉吐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团体与工会组织。
(二)关于工会组建的原则与民主集中制。中共创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力倡“知识分子与工人打成一气”，动员和号召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尤其到产业工人集中的铁路、矿山、海员、纺织等大企业中去。中共一大召开前，以李大钊为旗帜的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先后派遣张国焘、邓中夏等去长辛店铁路工厂与唐山煤矿，组织发动产业工人。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与随之创建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都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产业组合的原则。毛泽东1921年11月21日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组织上宜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③
刘少奇对以上国际通则与中共创始人的指示与决议，不仅心领神会，而且有所创新。无论在安源路矿，还是后来在汉冶萍总公司，各级工会的组建与运作，都依靠产业组合与民主集中制两大原则来完成。他在《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一文中指出：“我们工人的组合，必须是一个极大的组合”，绝不能分出什么“省别县界来”，更不能“排外”，而分为“这一帮”和“那一帮”，这是一种不利于工人大团结、大联合的“同乡观念”。正是坚决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产业组合的原则，他和李立三才把安源工人团体建设得空前强大与声名显赫，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典范与旗帜。
关于民主集中制，他在《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中作了这样的精辟阐述：“考察世界各国最完善的工会组织法，皆有两种共同的原则”。其一，是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其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为什么要采用民主集中制呢？他强调说：“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系统的工团，不能与组织集中的有系统的资本家奋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所以威严有序、能迅速而坚决地统一行动，就是因为根据了以上两个原则运作。
(三)关于工会的教育职能与对职工的训练。在毛泽东授意和帮助下，李立三到安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取得萍乡地方长官许可，开始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与职工子弟学校。刘少奇接替李立三后，更为组织起来的工人举办各种培训班，甚至为党团员合办党校，通过演讲、纪念革命节日等活动，来宣传劳工神圣及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由于受到革命教育与各种政治活动的训练，广大职工才具有了明确的信仰，每逢集会、游行，都斗志昂扬，秩序井然，“口号呼声，莫不惊震一时”。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教育与训练，每当工会遇到危险之际，工人们才无不拼命保护工会，使仇恨俱乐部的反动势力不敢轻易进犯。
二、五卅运动前后，为工运定位并制定方针与策略
如果说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发展强劲工会是其工运生涯初露锋芒和良好开端的话，那么，1925年春离开安源担任更重要职务、直接参与和领导全国日益蓬勃的工人运动，则是其工运理论的发展时期。
(一)旗帜鲜明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领导权问题。离开安源后，刘少奇积极投入全国二次劳大的筹备。1925年5月，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成立，刘少奇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执委与副委员长。从此，他成为中共领导下工人运动的领袖核心，与全总委员长林传民、苏兆征、党团书记邓中夏、宣传部长李立三等合作，组织领导广大职工投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之中。此间，他与李立三携手，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实际上的秘书长；接着又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病重而被推为代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巨变与工人运动的高涨，使刘少奇对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真实深刻的了解与认知。五卅运动爆发前，他在广州一次工会会议上曾指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④在这里，刘少奇明确告诉人们，国民革命成功的主力是工农兵，工人阶级名列其第一位。在二次劳大会议上，他又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阶级应该参加这个革命”。⑤1926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劳大会议上，他以大会秘书长身份，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之报告。他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他以在五卅运动中活生生的事实为例证，认为“各地惨杀案均因镇压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先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也表现得非常伟大”。因此“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而得以特别坚强有力三次劳大是工人运动史上承上启下的大会，是中国革命以工人为先锋与中坚的反帝爱国运动转入敦促和支援北伐战争的转折点，更是国共两党为取得革命领导权而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此时，刘少奇为坚决贯彻中共四大关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权的决议，深刻阐明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之必要，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期间更为高涨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辩证、唯物地阐明工会从事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关系与策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斗争的经典指示，都把经济斗争即工资与工时等福利问题，看成工人直接的、眼前的和非常必需的内容，并要求在领导工人从事经济斗争时，还必须不断将其引向政治斗争。
根据中国实际，刘少奇在三次劳大报告中认为：“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之发展，即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⑥从中可见他对直接关系到工人及其家属生存的经济斗争是如何重视与关心。而对政治斗争，他当然也不会忽视。他认为，由于“中国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职工运动，必须积极地公开地开展工会条例的运动，即使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斗争的路上”。⑦在二次劳大会议上，他更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每个经济斗争同时要成为政治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只有推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⑧这说明，刘少奇深知政治与经济斗争的相互关系，认为二者并非隔着万里长城，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刘少奇还进一步论证了经济斗争对动员工农参加革命之必要：“中国的工农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而“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工农群众不是可以骗得来参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确地为工农利益奋斗，继续不断地增加工农群众的利益，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⑨无论是安源路矿工人的胜利，还是北伐战争的一路捷报，都雄辩地证明，共产党为广大工农谋取了实际利益，才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参加革命斗争。事实说明了刘少奇上述论证之正确。
(三)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工农联盟的至关重要与统战策略。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的方针》一文中，刘少奇特别强调在组织工人运动之同时，还必须“切实提携农民”。他认为：“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要进行中国革命，就必须“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的方法”。在农民从事的一切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当工人确定“自己的奋斗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⑩1927年3月10日在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为欢迎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上，他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工农的痛苦是一样的。你们是受地主的压迫，我们也受厂主的压迫。所以你们的要求是耕地农有，我们要求是工厂工有，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以达到此目的。”(11)刘少奇不仅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及工人帮助农民的方法与途径，并且深刻地分析了二者联盟的深刻原因与历史必然性。
工人阶级在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进行斗争时，除应与农民结成联盟之外，还须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有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策略。刘少奇总结了五卅运动中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实践，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其终究是妥协而不能彻底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以虞洽卿与穆藕初为代表资产阶级云集的上海总商会的反反复复的反动行为，“已够我们领教了”。因此，工人阶级与他们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与策略，也就是说，当他们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就与之联合斗争，以壮大革命声势；当发现其有妥协倾向或转而压迫工人，则应与之坚决斗争，而不为其出卖。至于对待能革命、有力量和有激情的小资产阶级，包括青年学生与小商人，则应与之切实联合，加强对其争取教育，不断促其进步与左倾，以防止他们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
刘少奇上述关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精辟论述，不仅为工人运动制订了应遵守的方针与策略，而且为新民主主义整个革命时期战略与策略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与思路。
三、武汉工运高涨与危机时，精心为工会建设与工人武装组建作谋划
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至大革命失败，刘少奇以全总汉口办事处与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身份，与李立三、项英和林育南等，发动、组织和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运。这期间，他为工会自身建设和工人组建武装及纠正“极左倾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工会自身建设。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陈独秀就针对五四运动后中国一批招牌工会的兴起与泛滥，提出要创建真正由工人组成、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真工会”与“大工会”之理念。为使工会坚强有力，邓中夏又提出“铁工会”的想法，认为工会要强有力地开展斗争，就须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仰与不怕任何困难的奋斗精神。
针对武汉地区工会迅猛崛起浪潮而泥沙俱下，刘少奇1926年底先后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与《工会经济问题》三篇文章，并将其编成册子，用以引领武汉工运向着正确方向迈进。首先，他认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机关”，其权力十分集中方有利于奋斗。但这种集中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如此才能容纳大多数人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他还强调，所谓集中，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而是集中在代表会议上。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12)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百人代表会与省港罢工时的罢工代表大会，便是这一制度的典范。当今，各地工会之所以不够坚强有力，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工会代表会议与职工代表会议未能真正起到应起作用，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工会基本组织》一文中，刘少奇还认为，“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是不能奋斗的。”这一精辟论述，至今仍有其重要指导意义。全国工会组织如此庞大，会员如此众多，之所以还不能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中起到应有作用，就是因为许多职工代表会议虚设，基层工会不够坚强，缺乏广大职工的全力拥护与支持。如不按照刘少奇早就教导的加以改革，那将是极其危险的。波兰工人政党领导的工会瓦解而为团结工会取代，就是国际工运史上最为惨痛的前车之鉴。
在《工会经济问题》一文中，刘少奇还对工会的经济与经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其中，对工会人会金、常月捐、基本金、预算与决算、职员津贴及生活费等20多个问题，都作了相关论证，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与规矩。他警告说，“如果经济问题处理不好，会使工会分裂、塌台”。工会的钱，是在工人身上抽出来的极苦的血汗钱，工会办事拿了这些钱，应该小心谨慎地使用，不可以在门面上、形式上浪费一文，不可以把自己的津贴及生活费定得很多。领袖是为群众谋利益的，牺牲自己，努力做事，努力奋斗，是应该的。为此他告诫工会干部：“做事比一切人多，拿钱比一切人少，这才是工人的真正领袖。”
(二)关于工人武装与反对极左倾向。在武汉，刘少奇领导工人以空前声势与规模，收复了英帝国主义霸占的汉浔租界，依靠工人的英勇奋斗与首创精神和武汉国民政府左派的坚决支持，首次实现了降下米字旗之壮举。他亲自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逐渐向共产党与广大工农群众拔刀相向和步步进逼以及汪、蒋合流的反革命政变发生。因此，对工人武装起来以应对敌人的挑衅与血袭，他是有所预见的。1927年5月15日，在湖北总工会北伐武装工友宣传大纲中他指出：“敌人用枪炮毫不客气打杀我们，我们自应用革命武装势力去回答敌人。革命的武装是什么？就是全体工友武装起来。”并且，他认为广东与上海的工会之所以被蒋介石新军阀所摧残，就因为广东仅有工农组织而没有武装准备、而上海工友武装又太少太迟之故。为汲取这一血的教训，他强烈发问：“革命的工友为什么还不起来要求武装呢？况且在敌人快到来打我们的时候。”(13)在主张坚决迅速武装工人之同时，他还认为，工人武装自卫必须与农民联合。当年3月，在一次农民代表会上他就指出：你们在乡村努力打你们的敌人，我们在城市努力打我们的敌人。如果你们的敌人跑到城里来，我们就把他们赶到乡下去，我们要不分彼此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他还指出：“军队是我们农工养活的军队，要拥护我们的利益。如果军队能拥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可做运输，做侦探，尽可能地去帮助它，如不能这样，我们工友农友要极力地破坏它，并准备力量将它打倒。”(14)刘少奇在大革命后期，坚决主张武装工人，并与农民联合，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用以挽救大革命的危机与失败。可由于第三国际的右倾及中共中央所采取一连串的退让与妥协，大革命惨遭失败。而这一切，已不是刘少奇的预见所能扭转的了。这时期，针对武汉地区的工运极左倾向，尤其是盲目的频繁罢工，他先后发表文章，并采取不少措施，力图加以扭转。他曾警告工会领袖说：“罢工”这个武器，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但是必须谨慎地使用它。如用的不当，不但不能保护自己，还会为敌人利用来危害自己。罢工如同刀枪一样，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遇着人就刀枪相向，只有“逼迫到不得已”时才可使用。(15)这一切，都是他为纠正过“左”工潮所进行的理论探索。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初创与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在工运方针、工会组建、工人和工会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工会的战略与策略诸方面所做的实践与探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工运理论与中国工运实际相结合奠定了一定基础，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本文为全国刘少奇理论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入选论文
①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2.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3.
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
④⑤⑧⑨(11)(12)(13)(14)(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5-36，35，55-56，64，57，67，53，58.
⑥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论工人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5.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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