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价值——评《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论文,思想史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中国现代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不能不在认真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入理解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把握好两个重要环节：其一，认真调查研究，弄清当代中国的国情和世情。因为经济学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P24)经济学只有反映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才能在时空概念上称之为现代的经济学。其二，尽可能详细地掌握迄今为止的经济思想资料。因为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科学分析，才能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现现代经济运动的新现象、新规律，从而明白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要实现第二个环节，就意味着必须下工夫研究经济思想发展史，尤其要研究作为科学的经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以下简称马经思想史)。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明显减弱了。这有客观原因，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心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人们往往关注现实的经济建设，而容易忽视“史”的研究；而一些人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这与研究“史”的关系不大，更不要说研究外国的马经思想史了。其实，当前中国的经济实践无论如何离不开对国内外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分析和借鉴；而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只有在弄清国内外马经思想史中各种思想、思潮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如果忽视“史”的研究，则必然产生理论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和肤浅之风。这值得学界高度重视。
不过，应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长期哺育下，我国经济学界始终有一批学者甘于坐冷板凳，常年重视“史”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可喜的成果。顾海良、张雷声合著的《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是其中颇有特色、给读者诸多教益的一部，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价值。
一、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明确的修史初衷
本书写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这一百年间的马经思想史。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已去世，可是他们创立的科学经济理论体系，却越来越广泛地向世界各地传播，形成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强大精神动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作者在导论中说，对这一百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作一概述，探寻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路标’，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现时代的价值是有重要意义的。”[2](P2)由于作者确立了这样明确修史的“初衷”，这就使本书在思想资料的选取、人物思想的分析、不同经济思想矛盾与斗争性质的揭示上，显示出明确的是非、轻重界限和价值取向。正如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思来者”。本书给读者的一大重要启示就是，面对苏东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回首一百年的马经思想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时论”，而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引着人类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代表了先进的工人阶级和占人口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有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人类社会才会减少曲折，向着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前进。
2.展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的“两次复兴”
本书把阐述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的命运作为重要叙述内容，向读者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次复兴”的情景。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虽然此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压制，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采取“轻蔑的缄默”态度，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1929年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西方主流经济学缺乏解释力的严重弊病明显暴露，而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价值，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西欧国家出现了第一次复兴。在这次复兴中，出现格罗斯曼、多布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用马克思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等基本原理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这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是在20世纪20至60年代以后。虽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所谓“黄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力遏制下，处境艰难。但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加剧，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不断爆发社会、经济危机，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又提出了诸多困惑问题，这就推动了人们寻求真理，转而求教于马克思经济学。于是，首先在美国兴起了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以后又不断拓展，在西方国家产生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两个新的学科领域。本书深刻地分析了这“两次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使读者感受到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性，才能在10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压制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御用文人的歧视下，历经风雨，显示出勃勃生机。
3.揭示了这一时期马经思想史演进的历史特征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史的反映。20世纪资本主义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世界经济呈现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并存、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复杂态势。这种情况决定了这一时期的马经思想史必定具有区别于19世纪的特征。客观地揭示这种时代马经思想史发展的特征是唯物史观的要求。本书认为其特征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20世纪出现队伍的分裂、理论产生分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族国家实践的结合，这反映了作者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马经思想史的自觉性。本书深入分析恩格斯逝世之后，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分裂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历史原因、理论危害及其不良影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的关系，以及由此发生的“多样化”。指出以卢森堡经济思想(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做了积极的批判)为渊源，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发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主义为起点，兴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具有国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大分支。本书还分析了100年来国外马经思想史演进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队伍中出现的三种倾向或流派[即(1)在政治上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2)与工人阶级组织不相关但主张与资产阶级理论对抗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3)作为“纯粹”搞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从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角度，接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目的而提出的所谓“沟通”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张，“重构”、“重塑”或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工作。从这些分析中，读者可以领悟到，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出现分裂、分支、多种倾向或学派，这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而展示的强大生命力；正因为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就必然要求在发展中剔除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因而发生队伍的分裂，也就不足为怪；因为它具有真理的普遍适用性或“世界意义”，在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就必然会产生“多样化的发展”。由此，本书也阐释了研究马经思想史的当代价值，告诉人们，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不过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肤浅观点；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当代经济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
二、在叙述方法上积极探索
本书的叙述逻辑既尊重一般修史规则又注重马经思想史的特点。马经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包括属于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人物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修史重在厘清“史”的演进脉络。尽管马经思想史同各类“史”一样，都要依时间顺序阐述；但是，作为科学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在叙述逻辑上，却有着自身的特点。它需要客观地反映经济形态运动的内部联系及其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顺序，但是不同空间或地区的经济形态在同一时间的发展程度却并不一致，而同一部马经思想史又必须反映不同地区的科学经济思想；它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思想史，是公正无私的科学思想史，但是，一般来说，具体人物的经济思想却往往除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素，还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误因素，并不那么纯粹；它应当反映经济形态中代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因素的要求，但是，与之并存的还有反映经济形态中落后、反动因素的经济思想，不阐述与后者的矛盾和斗争，就不能阐明马经思想史发展的真实历程；正是这些复杂情况使马经思想史的叙述方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既遵循时间顺序的一般修史规则，又注重了马经思想史的特点，采取主线和支线交替阐述、同时并进的叙述逻辑。
本书遵循唯物史观的叙述主线，把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如何科学地反映20世纪经济形态的新变化、继承前人和创新发展作为叙述的主线。这条主线遵循唯物史观辩证反映论的要求，从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展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方面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本书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卢森堡、倍倍尔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谈起，肯定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维护了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接着，依时间先后，阐述卢森堡、拉法格和希法亭面对当时资本主义出现的垄断资本新现象作出的最初研究；列宁在吸取他们有价值的思想资料的前提下，深刻、全面分析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适时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推进到新的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格罗斯曼、多布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情况做出阐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共产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趋势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激进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以及苏联东欧学者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新特征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循此脉络，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在上世纪100年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是主动地、及时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理论特征。
其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反映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经济实践方面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开始了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创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理论部分。本书抓住重点，为读者展示了这方面的马经思想史。从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民粹派、探索俄国这个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开始，先后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列宁、布哈林关于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布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在列宁逝世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探索，以及在此期间，东西方的学者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发端于南斯拉夫直到苏联东欧90年代解体，苏东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这方面的经济思想演进脉络，既能使读者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道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科学的；又使读者认识到，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如何发展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现成答案，人们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投身实践，努力探索，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能够用以指导实践的具体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方面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本书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指二战后政治上虽已独立，但是经济上却仍然是当代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剥削对象的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经济形态却具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特征，反映这种特殊经济形态的经济思想显然有必要单独列出。本书重视反映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形态的分析和探讨，依次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巴兰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探讨；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和卡多佐、法籍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等多方面探讨；20世纪70年代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边缘资本主义”起源、发展阶段、发展途径等问题的探讨等。本书作者把这些经济思想统称为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经济学，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史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马经思想史内容中的一道新的风景线，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的拓展。
本书在叙述逻辑上注意主线支线的结合。本书围绕主线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科学思想，还展开了与之紧密相关的三条支线的阐述，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维护和传播的历史，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经济思想的斗争史；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斗争的历史；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史。这种叙述方法使读者以动态、开阔的视野，鸟瞰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斗争中发展、传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仿佛置身于其中，深受启发和教育。
三、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和学派的经济思想
用唯物史观厘清重要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能否把握历史人物或学派经济思想资料的原貌，是经济思想史能否成为“信史”的基本前提；而能否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揭示人物或学派的经济思想与其所处时代经济形态的辩证关系，又是经济思想史能否成为科学史的必要条件。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或学派，都在研究原始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力求把握人物经济思想与历史时代的联系，阐明来龙去脉，作出辩证评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增强了思想史阐述的深刻性。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斯坦的争论对后来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本书对伯恩斯坦的主要经历、名声的形成，其修正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主要观点，为何必然受到批判等都做了清晰的分析。使读者认识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面“修正”，产生影响面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也有深刻的经济基础；而当时卢森堡、培培尔和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能够立即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也体现出人们一旦理解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就能对错误的思想或思潮具备敏锐的识别力；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增添了时代赋予的新内容，获得了新发展。
按照历史的真面目给人物经济思想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所有的思想史一样，论述马经思想史涉及大量人物的经济思想。该书在这方面力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例如，考茨基开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后来却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我们并不能因为后者而一笔勾销前者。本书一方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考茨基从唯物史观方法论方面维护劳动价值论、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对伯恩斯坦批驳的深刻性，并引用列宁的评价，“卡·考茨基在1914-1916年间的战争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它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著作和言论将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3](P125)充分肯定考茨基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阐述了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是一种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2](P86)并同样引用列宁的评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愿望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4](P601)这种有对说对，有错说错的历史阐释，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考茨基，懂得了对待历史人物应当抱有的科学态度。又如，在以往的教科书中，布哈林是一个被批判的人物，但是在本书中却有三章设专节阐述布哈林的经济思想，指出，他“与列宁几乎同时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他的“研究尽管有某些失误，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宝贵的理论遗产；”[2](P99)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被列宁称作“一部辉煌的作品”，同时许多地方又仅“停留在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肤浅诠释上；”[2](P168)他强调了学习列宁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对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有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这些依据史实的阐述使读者认识到，布哈林在马经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应当尊重的。
对经济思想学派作出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于马经思想史上出现的经济思想学派，本书也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例如，对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本书在分析这种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和研究主题的基础上，指出激进学派不但和“权势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对立，而且与这个学派所称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相对立。这个学派提出“重新研究”、“重新塑造”马克思经济学的口号，一方面在研究中“不乏正确的思考”，对“在当代西方国家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该学派持有的某些肤浅的不合理的偏见”，在某些专题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原理。[2](P344-385)这些分析，可以使读者懂得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或学派加入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队伍中来，可以要求这支队伍的成员必须具有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立场和维护社会主义旗帜的基本态度，但是不能要求他们在观点和方法上纯而又纯、整齐划一。正因为如此，本书把思想观点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激进学派的经济思想写入了20世纪马经思想发展史，看来这是有必要的。同时，本书还把研究马经思想史的西方学者的思想，也纳入到马经思想史中来，并进行了分析。例如本书第二十章对霍华德和金这两位所谓站在“客观立场”研究马经思想史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同时指出，它们对20世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显然是有偏颇的”，对马经思想史的史实是存在“曲解”的。[2](P677)把这些研究马经思想史的西方学者的思想纳入马经思想史的阐述中，是一种尝试，能够拓展马经思想史研究资料和研究范围的作用。
对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给予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在马经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争议，而这种争议往往与阶级斗争或者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水平往往会在对这些有争议人物思想的评价上体现出来。本书对有重大争议的人物，敢于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例如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充分肯定斯大林确定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观”；对如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阐述并实践着列宁思想”，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尽管还没有探寻到切实可行的好办法”，但是“还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的”；他对农业集体化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探讨，“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农业经济中如何少走弯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P214、236、240、241)认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它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2](P289)认为正是斯大林从理论上确认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尽管他的探讨“不可能解决历史上长期争议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但是，这在马经思想史上，“对进一步探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P298)对于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或“斯大林经济模式”，本书做了比较详细的实事求是的评述，认为这是“苏联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其特点“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化的体制”，“排斥市场调节”，曾经“推动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苏联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适用”；认为形成这种模式与斯大林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方面“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2](P285)有关。本书还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审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的积极思想，指出这部教科书的出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2](P303)同时，也指出这部书的缺陷及其不利影响。这些分析，让读者认识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对于读者识别西方思潮和敌对势力以批判“斯大林模式”为烟雾，实质上要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图谋，具有重要的启发。
四、在认识马经思想发展规律上给读者诸多启示
科学的马经思想史应当揭示马经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看，一部史书是否科学，除了史料真实、全面，判断的重要标准是看其是否揭示了有关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或客观规律。作为科学的马经思想史则应当揭示马经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
本书最后虽然没有设专章来归纳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但是在许多章节都有所阐述，这给读者以诸多的启示。读者可以领悟到，马经思想的发展是存在客观规律的，主要表现在：
1.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只有与各种错误思想展开积极的斗争才能生存和发展。决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真理，就会自动地广泛传播。本书告诉我们，一部马经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和原理战胜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修正主义经济思想和其他扭曲经济形态真实面目的错误经济思想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不可能不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与时俱进。每当经济时代发生变化，经济形态中的稳定因素和变化因素、陈旧因素和进步因素都会反映到人们思想中来，这就必定产生碰撞、矛盾，能够唯物辩证地反映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思想只有冲破错误的、特别是反动的思想的阻力和压力，才能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自觉地成为人格化的真理，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反对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敢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队伍出现“分化”和不同学派，就不足为怪了。
2.维护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要求。20世纪马经思想史告诉我们，各种错误经济思潮责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必定要攻击、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产生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及其继承者，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庞巴维克、“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到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义，劳动价值论始终是他们攻击的对象。这是因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基石，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如果推翻了后者，前者就失去了根基。劳动价值论固然要与时俱进，但是建立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的理论逻辑和物质生产的社会劳动构成社会价值实体的基本原理是不容否定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经济思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是客观经济形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是直线型走向死亡，而是时起时伏趋向灭亡的，这势必会反映到经济思想中来。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显示“起来”状态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修正主义经济思想就会抬头，马经思想就会受到压抑；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必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定出现“倒伏”状态，这时就会有助于马经思想的传播，乃至兴起马经思想发展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决定了它在低潮之后必有发展高潮。本书能够使读者感受到这一规律，而理解了这一点，遇到低潮，就要坚定信心，敢于理直气壮地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遇到高潮，更应冷静思考，居安思危，促进马经思想更广更深的发展。读者尤其能从本书感受到，从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的成就，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唤起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促进了不少西方社会的学者转向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2](P184)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应当加强责任感，努力成为本国经济建设“智囊”，这将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别国学者不可替代的作用。
4.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客观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中必然有创新，也要求创新。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人类科学经济思想的体系，它的创新有客观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必须正确地反映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新特征，“至少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那些观点，才有可能被称作‘创新’”；[2](P4)如果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国家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也纳入创新的范畴，那么至少在具体国家的马经思想史上也要第一次提出。而一种“新”的观点或理论，只有在提出的若干年之后已经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之后，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本书对列宁、斯大林经济思想的阐述和评价，使读者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宣传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透彻理解之前，不应该轻言‘创新’。”[2](P4)这是本书作者中肯的告诫，值得高度重视。
当然，该书也仍有值得改善之处。由于该书可能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集”，所以，各章作为专题性研究成果都很有内容和逻辑性，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不过，这使有的章(如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主要是围绕某个理论专题展开不同经济思想的评述)与全书的主要叙述思路(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按经济思想发展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对应性来评述)不太统一。此外，个别地方校对有疏漏，如第十四章“六、齐香和明兹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和模式的分析”这一节，标题中说到“齐香”，但是文中的内容却没有涉及。相信作者在再版的时候定会使该书修订的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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