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
——儒家思想的批判者
蒋国保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325）
我所尊敬的韦政通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驾鹤归去，对我而言，是怀念胜于悲痛。在这炎热的夏日里，不经意间，脑海里常浮现韦先生那慈祥而睿智的面容，让我莫名其妙地叹息与愧疚。我已记不清具体在何时何地初次拜见韦先生，但我清晰地记得，我开始了解韦先生，当追溯至十六年前。2002年9月，武汉大学哲学系（现更名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武汉大学举办“第一届海峡两岸傅伟勋、韦政通与当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应邀赴会。那次学术研讨会，我宣讲的论文《从比较哲学看傅伟勋诠释中国哲学的新思路》，虽未涉及傅（伟勋）韦（政通）两先生的思想比较，但正是从这时起，我清醒地认识到：韦政通先生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学术贡献，与傅伟勋先生的贡献好有一比，并因此而自觉地有机会就拜见韦先生，表达敬意，向他请教。
我清楚地记得，在2004-2006年这三年间，我得以几次拜见韦先生，当面向他请教。其缘由在于韦先生于此期间几下江南，或出席学术会议、或讲学：2004年出席由浙江社会科学院在杭州西湖边举办的当代儒学学术研讨会、同年赴杭州师范大学讲学；2005年，再赴杭州师范大学讲学；2006年赴浙江余姚出席黄宗羲国际学术研讨会。拜见韦先生的具体情形、向韦先生请教了哪些问题，我已无法清晰回忆，只是留下了一点印象：每次见韦先生，先生都十分和蔼，热情与我辈后学交谈，从不以权威或大师的口吻教训我们。记得有一次不知谈什么问题谈得高兴，韦先生甚至痛快地告知他在台北的住址，说他家位于台北市的名胜地，并嘱咐我有机会到台湾一定去他府上畅谈。我很感动，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如有机会到台湾，一定到他府上叨扰。我其实是个不善交际者，内心害怕登门打扰别人，所以后来尽管一再去台湾，也未敢真的去韦先生府上拜见他。现在想起来，悔之晚也！
中国教师：近年来，除新教育实验外，“亲近母语”实验、深圳三叶草等民间组织也都在致力于推广阅读，您怎么评价这些民间阅读公益组织？您觉得，还应该集合哪些方面的力量来推广阅读？
更让我后悔且愧疚的还有一事：在韦先生讲学杭州师范大学期间，我尚在苏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任上，很想请韦先生顺便到苏州大学讲学。我将自己的想法当面告诉了韦先生，衷心希望他能赴苏州大学讲学。韦先生的确是真诚的人，一点虚套也不讲，当即很干脆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但十分遗憾，由于我们的原因，韦先生终究未能赴苏州大学讲学。这是苏州大学哲学系学术上的莫大损失。现在想起来，非一句“悔之晚也”所能表达我之愧疚至极的心情。
我固然十分尊敬韦政通先生，但对韦先生的著作，却读得不多，记得好像翻阅过《中国思想史》，认真读过《儒家与现代中国》，所以我无法全面评价韦先生的学术，更不敢全面评价韦先生其人，我只能表达一点：在我心目中，韦政通先生是个坚定的儒家（儒学）批评者。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之三大流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中，韦先生可以说是殷海光的诤友，属于自由主义西化派，所以他在学术上，势必要走向对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的批评。与殷海光相比，他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在理论深度上未必超过殷海光，但态度却比殷氏更明朗、更坚决。连自称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也认为，韦政通先生对儒家的批判超过吴虞、陈独秀等民初人物。针对现代新儒家关于儒学是“真正的生命学问”的强调，韦先生尖锐地指出儒家“对生命体悟的肤浅”（此系傅伟勋对韦政通批判儒家之根本观点的转述）。儒家生命体悟之肤浅，在韦政通先生看来，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关涉儒家思想的全体。首先，儒家对人性的认识，不同于佛教、基督教，只是一味地主张人性本善，对于人性的负面、对于现实人生的苦难与罪恶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虽然现代新儒家不懈地推行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儒家道德却未必能解决一切人的一切人生问题，“儒家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其次，儒家的道德工夫玄虚不实，与现实人生脱节。儒家的道德思想虽然“已发展两千余年，但在对待人欲，对待罪恶的真正人生问题上，几乎仍是一片荒凉。历代的儒者们只是顺着往昔的观念推衍再推衍，一味停止在理想主义的态度上，以为只要保存良心不丧失，一切就有办法，完全未顾到现实人生中的曲折多变，怎么能使这套工夫不与现实人生脱节？”（同上）。再次，以“孝”作为“仁”的根本，流于“泛孝主义”。儒家固然既提倡“仁”又提倡“孝”，但较之践仁，儒家更崇“孝”，以行孝作为践仁的根本，以为博爱之心可以由亲情之心推导出来，而不曾考虑孝道的过分强调势必导致“泛孝主义”，不仅不能走向人类的共同理想，反倒成为人类走向共同理想的阻力。最后，在人生理想上，儒家因过分执着“内圣”而消除了对“外王”的落实。儒家固然标榜以“内圣外王”为人生理想，但儒家二千多年来实际上努力落实的只是个人的成德工夫，把个人能否成德作为能否治国平天下、建立事功的前提，这样久而久之，在强烈的“内圣”理想追求的驱使下，“外王”注定要变为空谈，不可能真正落实。因为“内圣”对儒家来说是一个在时间上无限期望的过程，永无实现之日，则以“内圣”为前提的“外王”，除了空谈，岂能有真正落实的可能（此段对韦先生观点的阐述，参考了洪晓楠教授的有关论述，见洪氏著《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297页）。
我印象中的韦政通先生，就是这样的儒家批判者。仅借此文，表达对韦先生的怀念之情。
选择2016年1月——2017年12月于我院分娩的100例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本组新生儿均于我院顺利分娩,均为单胎,其中男56例,女44例,年龄1~30d,平均(16.35±2.31)d,出生体重2500~4200g,平均(3000.23±45.52)g;顺产51例,剖宫产49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