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愈的创伤——“中国通”戴维斯的一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通论文,创伤论文,戴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
在50年代初美国的“麦卡锡时期”，曾将“失去中国”归罪于老“中国通”——二战时期在中国工作和国务院内负责对华事务的外交官们。其中得咎最深者乃三位“约翰”。
他们是范宣德（John CarterVincent）、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atonDavies,Jr.）。近日消息传来，戴维斯已于1999年12月23日病逝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埃希维尔市（Asheville,N.C.）。终年91岁。美国各主要媒体纷纷以显著版面发表讣告和评论。《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认为，在这些被指责为“失去中国”的外交官中，戴维斯的经历最具震撼力[ 9]，因为他曾被誉为二战中的英雄，还被上司看好，将来命定会担任国务院的高层职务。文章还提到，戴维斯后来对自己当初的观点，即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将有可能与美国合作和向美国开放市场，居然产生了怀疑，甚至对自己的“错误”判断进行了“反省”[9]。 文章揶揄道：“实际上，这样的事（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后来确实发生了。然而是在30年之后。”[9]他还在1950 年建议当时拥有核子优势的美国向苏联采取预防性的“摊牌”行动。[9]
（一）初显身手
戴维斯于1908年4月6日出身在中国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国传教人员。他们俩于1906年来华传教。老戴维斯夫妇生有二子。约翰居长。1912年，全家从嘉定（四川）迁往成都。戴维斯在十来岁时，和弟弟一起被送往上海的“美童公学”念书。也就是在上海，17岁的小约翰在上海街头见证了“五卅惨案”。戴氏兄弟在上海中学毕业后，回美国读大学。约翰上了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梅可约翰学院”（Meiklejohn College，隶属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时，约翰作为普通水手，在一条开往中国的商船打工“回”中国，并在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掌校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习。一年后回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本科学业。
1931年，戴通过国务院考试，加入美国外交官行列。1932年1月， 他被派到加拿大任副领事。不久后，即被调往仅有两名官员的驻中国昆明的美国领事馆任职。1933年9月， 被派到北平（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任随员。戴的汉语本就流利，只是满口川音。在北平两年，他很轻松地学会了“国语”。对他这样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来说，改一下口音，本非难事。他后来还学会了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日语。在北平工作期间，他作了极为广泛的旅行，到过山西、河南和陕西，甚至登上了华山之颠，攀越了五台山。不仅领略了中国的山川风貌，还对中国的贫困落后和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的认识。
1935年秋，戴被调往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在沈阳的两年里，他见证了日寇在东北的侵略暴行。“芦构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5月， 被派去汉口。当时，那里已然是群英荟萃。他们中有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卡尔逊（Evens Carlson ）和斯沫德莱（Agnes Smedley）等。这段时间，他对中共人员的抗日激情印象颇深。 日军侵占武汉三镇时，他奉命留守，目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以及日寇疯狂的烧杀淫掠。内心充满了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侵略者的痛恨。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对此有非常详尽的描写。不久，他被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远东司的中国处办事。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当时，史迪威将军正回国待命。戴于年底一次与史共进晚餐时提出愿意加入其麾下任外交助理。史欣然接受[5—76]。1942年1月，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通知史，要他担任新设立的“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美军驻中、缅、印战区部队司令官”。戴于2月10 日被任命为驻重庆的大使馆二秘，加入史迪威的队伍。他于 2月25日启程离美，抵达史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办事处。10天后，戴进入缅甸，到达史设在眉苗的总部。他不仅是史的外交助理，还是他的政治顾问、翻译和新闻发布官。4月初，他陪同史赴重庆，并正式向大使报到。稍作停留，4月5日，又飞回加尔各答。当时， 史迪威指挥中英联军所进行的缅甸保卫战遭遇了挫败。1943年8月2日，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C—46 运输机由于发动机故障，机上17名乘员被迫跳伞逃生。他们中无人学过跳伞。在其他人踌躇不定时，戴首先跃出机舱。他们化了足足一个月方才走出丛林，脱离险境。戴以超人的胆识、冷静的头脑成为这支小分队的组织者和首领，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极端艰难的行程。为此，他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9]。
（二）延安捭阖
作为史迪威的政治和外交顾问，戴于1942年初夏曾在重庆三次拜会周恩来。周向他表达了中共的抗战决心，以及欢迎美国代表前往延安。戴向高思大使递交了谈话记录。此后，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努力推动此事。1944年1月15日， 他致函史迪威道：“我们必须乘现在中共仍表欢迎之际，尽早向中共控制区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小组以收集敌人（日军）的情报、为将来在那一地区的有限军事行动做准备，并于苏联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发动进攻时，报道苏军的行动，评估是否有出现另一个拥有东北和华北的分离的中国或苏联的‘卫星国’的可能。”[5—p104 ]这表明，戴维斯自称是后来的“美军观察小组”常驻延安这一重大事件的倡议者并不为过。戴维斯实际上是军事观察小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他之所以对派遣观察组不遗余力，主要原因是他特别重视华北战场，认为那里是与日军主力决战的理想场所，因而有必要与中共合作[8—p279～285]。蒋介石及其美国支持者——“院外援华集团”对戴之所以恨之入骨的重要原因之一恐在于此。离开缅甸，重返中国以后，戴极其活跃。依据他对中国局势的敏锐观察，和中共的多次接触，以及对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情况的深入了解，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与谢伟思相类似的建议：与中共建立某种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有限的军事装备。他认为这不仅将有利于加强对日作战的成效，而且将为今后美军在华北登陆与日军决战创造有利条件。他提出这一建议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防止在今后内战中中共必胜后的中国投入苏联怀抱。他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中共正在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拒绝接受他们和支持毫无建树的蒋，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他们宁愿做我们的朋友，不仅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致力于造就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中共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5—p136～137]
戴在史迪威和陈纳德与赫尔利等人的争执中，始终站在史一边。但是，他对史的刚直少文、不讲策略，从而树敌过多亦不以为然，并常存忧虑。连史的挚友马歇尔都认为，史的“最大敌人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从不设法掩饰对英国人和中国人（指蒋政权）在战场上无所作为的蔑视。”（1—p543）戴曾不止一次地向史进言，望其能改变行事方式，以便更能达到目的，实现其指挥中、美联军打败日本的壮志。史对戴的谏劝虽未生反感，但毕竟生性难移，始终未能改变策略。笔者在阅读戴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时，发现戴在臧否人物时，较多持批评态度，甚至对史也不例外。他对史评论道：“史迪威其人性格是复杂和矛盾的。我认为其主要特点是极其内向。史迪威对他的家庭和他认为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是非常热心的，就像他对国内外的敌人非常痛恨一样。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单纯的人，以普通百姓相标榜。实际上，他的世故令人吃惊。而且，他是如此伪善和傲慢，像那些爱吹嘘自己的人一样，他夸大了自己的平易近人。……一方面是多疑、内向、不容人，同时，史迪威又是直率——因而没头没脑地对待委员长和报界——而讲道理的。”[6—p213～214]说史“傲慢”或“直率”倒也没错；谓其“伪善”则大谬不然。戴在回忆录的后文中谈到史的被解职时又称道他“可能是美国陆军中最善战的将军，最有良心和最有责任感的军官。他是肩负着一项自招失败的使命被派去的。”[6—p317]这才是公允的评价。至于对赫尔利、陈纳德和魏德迈等，他的评价自然是等而下之。
1944年7月2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罗斯福总统决定解除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权，并将其召回。10 月22日， 戴维斯和大使馆另一官员约翰·K.埃默森（John K.Emmerson）、《泰晤士报》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 ）等飞赴延安。戴在到达的当晚就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得到了中共将予在华北登陆的美军以“全面合作”的承诺[8—p325～332]。条件是：美军的登陆应是一次重大的（对日）作战行动，并且要对（八路军）进行援助。接着，他又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朱德和叶剑英等将领对上述军事合作做了具体探讨。戴对延安清明而和谐的政治气氛印象极深。他对中共领导人赞誉有加：“这些共产党人有着超乎寻常的热忱，一种创造真诚、坦白气氛的才干。”[6—p333 ]他得出以下结论：“我认为，当苏联移师东向对日作战时，东亚的力量对比将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变化，除非我们先发制人与延安合作以迅速作出对应。”[6 —p332]他建议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以获得有关中共的第一手情报。戴的目的是要赫尔利来促进他关于与中共合作的建议。他完全错了，他请来的是他和其他“中国通”的“灾星”，也是中美两国20年敌对的“始作俑者”。
戴这次在延安逗留了16天。他在延安的行程被他极力撺掇访问延安的赫尔利所打断。1944年11月7日，赫突然抵达延安。 当天下午戴就赫对中共会轻易接受他带来的国共和谈条件存在幻想提出了警告。赫马上命令戴第二天返回重庆，省得戴的在场使他碍手碍脚。赫尔利对国共两党的调停不仅完全失败，而且他从开始支持中共立场很快完全倒向蒋的出尔反尔的拙劣表演，使中共对美国失去信任。戴对赫尔利开始时为何对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如此具有信心分析道：“不像美国其他官员，赫尔利相信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人不感兴趣。他仍然相信莫洛托夫告诉他的话，即苏联看不起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他深信，他已经改变了委员长的看法，从确信中共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到接受赫尔利一直反复对他陈述的话——莫斯科对延安漠不关心，而它对重庆的意图则颇为宽厚。赫尔利没有想到延安如此强大，以致于注定要接管中国。赫尔利低估了共产党的实力，相信莫斯科不会支持延安，而且深认共产党人和蒋政权之间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为，按照他的想法，双方都献身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预期延安会接受蒋领导下的统一。使大使馆人员沮丧——我和他们一样忧虑——的是赫尔利使他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蒋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生死斗争。 ”[6—p356～357]其实戴的分析只是表象，赫根本不了解中国， 更不适合担任所赋的使命——巩固史迪威的指挥地位。蒋实际上是将赫这个政治低能儿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虽然政治低能，但他对美国与中共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却是灾难性的。戴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时的努力进行了反思：“我在建议我们努力‘抓住’中国共产党人时，对我们能做的事讲得过分了。”但历史证明他至少在以下这点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继续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支持扶不起来的蒋介石，他们就会把我们视为敌人。”[6—p356～358]
（三）三国四方
回重庆后，戴继续留在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将军手下任职。12月25日，戴与包瑞德上校再次赴延安。包的使命是依据魏德迈的命令与中共商讨美国向华北派遣特种部队的计划。对此计划原先无知的赫尔利获悉后大发雷霆，不仅与魏发生争执，而且首先迁怒于戴维斯，认为戴破坏了他所主持的国共和谈努力。这样就加速使戴离开了中国，被转馆派往莫斯科。1945年1月9日，戴临行前向赫告别，好心好意地进言，希望（赫的努力即便失败），“也不要卷进中国人的钩心斗角之中。”赫尔利听后怒不可遏，叫嚷着要“打断戴的脊梁骨。”[6—p378～379]赫后来果然没有食言。戴维斯抵莫斯科后，依旧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这段时期，他所发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仍然不少。他更多地加上了对苏联就地观察的分析。1945年2月28日， 他从伊朗德黑兰向国务院发回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已分裂为两派。一为毛泽东所控制的民族主义派。另为前‘共产国际’成员王明为首的亲苏派。王明的垮台标志着亲苏派的失败。中共当前公认的从未离开过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与俄国没有紧密关系。中共军事指挥官与俄国也没有紧密联系，并且忠于毛。”[7—p246～247]他报回这条消息的用心无非还是要美国抓住机会与中共建立某种关系，以免其倒向苏联。
1945年4月15日， 戴在一分“备忘录”中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力量对比，以及国共双方和苏联的关系后，他建议美国政府“（a ）是否值得执行一项与中共合作及援助他们的政策？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确定的是，肯定的回答将不意味着摒弃蒋政权。譬如，如果由于形势不明朗而有采取这项政策的可能和需要的话，审慎的做法就是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中。在考虑是否与中共合作并向他们提供援助时，或许首先应当了解，中共是否愿意以他们能给予苏联的同等甚至更优惠的条件来和我们合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否是自觉执行苏联的政策？我们对此并没有数。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国家的行为未能使我们确信，资格更老，更依靠本身力量壮大的中共会对美国此举作出良好的反应。因此，由一名能干的观察员去对莫斯科和延安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将能解答这问题。在目前的时机，要说哪个共产党政权易受美国的政治影响，那就是延安。（b ）如果我们要制订一项与中共合作并向其提供援助的政策，我们应认识到那样做将是与先行进入的俄国势力竞争，而非将其阻挡在外。正如我们支持蒋以作为平衡和缓冲力量那样。要想获得成功，这种竞争在经济上要求我们（向中共）提供目前正计划给予蒋的同等规模的援助。在文化领域，还要做更大的努力。”[7—p334～338]7 月26日，赫尔利向驻苏使馆发去一份电报。希望说服苏联能与蒋介石签署条约，以支持国民党。认为，那将使中共退让。戴在向哈里曼大使呈交这份电报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认为赫是在痴人说梦。他说：“我们认为，苏联的影响被夸大了。延安的土生土长的力量，以及它的活力和顽强精神是无可忽视的。”[7—p440]
赶走了史迪威，继而又从中国撵掉所有“中国通”的赫尔利在中国捣了一年乱后，眼看无法收拾局面，决定甩手不干。他于1945年11月提出辞呈，其中当然不乏撂挑子的成分。[4—p185 ]杜鲁门当即表示接受。赫一怒之下于12月5 日在参院“听证会”上攻击国务院内的“中国通”破坏他的使命。并指名攻击戴维斯。刚被提升为一秘的戴在莫斯科获悉后勃然大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初，这使我发疯了。回到家里我对着一切吼叫不止，并摔碎了东西。”[6—p435]然而， 大使哈里曼和政务参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均对赫尔利对戴的指控嗤之以鼻。
（四）厄运降临
1947至1951年，戴在国务院政策司任职。司长恰好是凯南。也正是此时，戴提出要乘美国垄断核武器时和苏联“摊牌”。不久，麻烦接踵而来。第一件事是美国情报部门需要招募一批收集新中国情报的人员。凯南派他代表国务院去推荐人选。他提出斯诺、费正清及史沫德莱等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为此，“院外援华集团”攻击他阴谋向“中央情报局”安插共产党人，因为上述人士均已被认为是“共产党人”或“亲共”份子。另一件事是“时代”周刊对他曾警告麦克阿瑟，中国可能会加入朝鲜战争一事加以攻击。指责他这样做是要“破坏”麦的战略计划。他在“听证会”上拒绝透露与情报部门讨论的详情，又被指责“作伪证”。虽然以上两件事并没有对他造成即时的影响，但为后来种下了祸根。 国务院感觉将他留在首都总是个麻烦，于是， 将其派到德国（1951），后仍觉他在该处“扎眼”，因而又调他到秘鲁任政务参赞。戴对此倒处之坦然，因为利马自有其可取之处，特别是他的夫人有西班牙血统。麦卡锡的清洗火焰越烧越烈。远在新西兰的谢伟思和在摩洛哥的范宣德都“中箭落马”[2—p274]，利马自非世外桃源， 戴亦未能幸免。1953年，共和党总统艾森毫威尔上台，反共“十字军骑士”杜勒斯任国务卿。下一个“清算”目标就轮到戴维斯。麦卡锡抓住戴维斯曾向“中央情报局”推荐斯诺和费正清等人一事，再次发起进攻。杜勒斯下令重新对戴维斯进行审查（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8次审查）。 他被控“极力反对和企图阻挠美国对华政策”。证据是（a ）他是国务院内鼓吹区别中共和莫斯科的首要份子；（b）和中共人员保持关系；（c）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缺乏足够依据。1954年3月23日， 杜勒斯设立了一个“安全听证会”。该会所有成员均对中国问题所知甚少。听证会于5月召开。戴从秘鲁被召回参加，作证指控他的有赫尔利和魏德迈。 [5—p257～260]
赫尔利在听证会上又作了一番低能表演。他在指责戴时老是张冠李戴，将涉及谢伟思的一些事件安到戴头上，因为他经常会混淆这两位约翰。戴请谢出庭证明一些事与他无关。但“审判官”根本不想听，因为在他们眼里，谢既被革职，他的话根本“不可信”。事后，谢对夫人说：“戴维斯这下彻底完了”[5—p257～260]。8月30日，戴被革职。 理由是他“表现出缺乏判断力、不审慎和不可靠”[5—p260]。11月5日，杜勒斯向他宣布革职的决定。杜还伪善地表示愿意为戴求职提供推荐函。戴对此不屑理睬。他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说：“我必须让历史来为我见证。为此，我告诉国务卿，我个人希望能公布有关我的问题的所有记录，包括我于1950年提出的对苏联‘摊牌’的建议。”[5—p261]
戴回到利马。当时的秘鲁为极右独裁政权所统治。按理说，像他这样被美国政府打上“左倾”标签而撤职的外交官是不应受到欢迎的。然而，秘鲁国会竟决定欢迎他全家留居。[5—p261～262]为了谋生和养育子女，戴成了一名家具商。他自行设计的产品颇受顾客青睐，生意还相当成功。对戴来说，经济上或许比当外交官远为优裕，但个人抱负未能施展毕竟是人生一大憾事。1964年，戴偕全家从利马迁回华盛顿。为了孩子的前途，他决定重新考虑原先已放弃的恢复名誉的法律行动，因为他们回到了祖国，不同于在国外。当年为范宣德辩护的律师瓦尔特·萨雷（Walter Surrey）表示愿意为他出力。此时的戴已心灰意懒， 无意再回国务院重操旧业。他只要求得到“洗刷”。事情拖到1967年。萨雷律师想出一条简捷的途径：“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美国“军控和裁军署”的一项有关拉美国家军事问题的研究任务。戴十分了解那里的情况。如果该校能聘他当顾问，就需要国务院对他重新作鉴定，因为戴将会接触保密资料。一旦国务院批准这件事，就相当于给他恢复了名誉。可是，完成这件事的过程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得多。1969年，等一切就绪，即戴被当局批准可以参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时，研究已基本结束。但戴的名誉总算就此得到恢复。是年，戴60岁。
（五）郁郁终身
1973年1月30日，“美国外交官协会”在国务院举办一场有250人参加的盛大午餐会。该会主席威廉·哈罗普致词说：“总统的中国之行，以及他所开辟的美中关系新时代引起人们对那些于1942—1945年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所写的有预见性的报告的注意。历史学家们推崇他们在那动乱时期从驻重庆大使馆和中国其它地方发回的报告的真实性和分析能力。他们陈述的事实受到国内的否定。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国内严厉的指责，因而事业中断。‘美国外交官协会’兹于1973年1月30 日星期二中午在国务院8楼仅向这些40年代在中国服务的外交官们致敬。 他们在忠实报道情况时显示了专业能力和诚实品质。”[5—p299 ]戴维斯没有出席。那时，他在西班牙。他说“为这顿午餐去华盛顿，路太遥远了。”[5—p300]
戴和家人在西班牙住了几年回美后，就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希维尔市，直至谢世。戴儿孙满堂，有1子6女和11名（外）孙儿女。其夫人，原《华盛顿邮报》记者帕特里夏依然健在。按笔者所见，在40年代所有驻华外交官中，戴是其中最富有才干、最活跃、最世故、最具胆识和最有个人抱负者。他不像范宣德那样敦厚木纳，亦不似谢伟思达观纯良。他在回忆录中字里行间显得极为自负和有很强的表现欲。正因他对自身前程存有很高的期望值，因而一旦受挫，反应就异常激烈。他当时建议和中共合作当然完全出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他自卫意识极强。他在写所有报告时始终不忘为自己留有余地，有时措辞还相当含蓄和谨慎[3—p181]。即便如此，最终也未能摆脱被清洗的危运。 此外，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曾去苏俄旅行，目睹了集体化所造成的大饥荒。在沈阳任职时，又注意到苏联对将领的“大清洗”。在莫斯科的几年，对那个国家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反苏意识远较其他人为强。他在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受屈的表白。戴在履行职责时，对中共情况作了比较忠实的报道，就对华政策提出的建议也确实符合美国国家长远利益，但他内心想得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前程，希望从中显露才华和能力，以博得上司青睐，从而得以飞黄腾达。中美恢复接触后，周恩来向一些老“中国通”们发出了访华邀请。谢伟思欣然前往。范宣德接受了邀请[2—p290]，可惜在访华前病逝。 而戴却一直不愿接触任何中国人，反映了他性格偏狭的一面。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受挫折太深，因而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决定与苏联结盟和参加朝鲜战争，从而导致他被追究和清洗始终怀有悻悻之感。至于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无暇也不愿再加以深究。他对麦卡锡作了抗争，但不是为自己的建议是否正确，而只极力表白自己并不“亲共”。他身上有很大的机会主义成分。与谢伟思相比，高下立判，因为，谢始终坚信自己依据良知所作出的判断，在身罹危运时，一直安之若素，从不怨天尤人。1972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一星期，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严正指出：“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以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乃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5—p294]他用历史事实证明他和戴维斯都没有错。 而戴却在迭受打击之下，作了自我否定。待历史作出正确结论时，他已感受不到太多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