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外交》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外交在2006年的进展
2006年堪称中国外交全面丰收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外交在与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多边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与进展。国家主席胡锦涛成功访美，中美进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和第三次战略对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国成功举办“俄罗斯年”活动，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一年中五次会晤；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发展，年内举行了中国与欧盟领导人的第九次会晤；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伊始便访问中国，令中日关系在经历长达五年的政治僵局后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中印关系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胡锦涛主席于去年11月下旬对印度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中国表明了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的立场，促成第五轮六方会谈复会和取得重大突破，承担了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的国际责任；6月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五周年峰会，与10月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建交十五周年峰会，分别见证了我国同中亚国家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标志着中非合作乃至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2006年的最大亮点之一。中国推荐的陈冯富珍以惟一候选人资格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是去年中国多边外交的一大成功。总之，在2006年，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布局趋于“均衡、有序、务实”，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成熟。
中国日益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日益积极地推进外交事务，为围绕中国外交进行的学术讨论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土壤和丰厚的肥料。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中国外交研究伴随着中国外交的发展而进步。不少优秀的国际政治理论、区域研究、国际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史等学科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外交，结出累累硕果，使得中国外交研究大为深化和拓展。一般而论，目前学界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可大致分为外交政策与理论、外交关系和外交史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之外，还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研究专题。当然，这样的划分便于我们建立对中国外交研究的整体印象。实际上，它并不能涵盖中国外交研究的全部，而且，有相当数量的著述是兼属其中两个甚至三个层面或专题的。
2006年的中国外交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承续这一趋势，2006年的中国外交研究，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相信这是中国外交研究关注者的一个共识，也是笔者回顾2006年《中国外交》12期的编辑工作后所得出的总体结论。我们无法细致述评过去一年中国外交研究的全部成果，但根据本刊在去年所刊的百余篇在中国外交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我们可以大致具体地分析2006年中国外交研究在政策理论、外交关系和外交史研究这三个层面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关联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新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路径。
外交政策和理论研究是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一个主要层面，它既包括抽象的战略思考，也包括具体的策略探讨。本刊所发表的这部分文章涵盖的内容，从中国的安全环境到国际角色的转换，乃至中国人文精神与和平外交取向的关系。其丰富和多元，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即便如此，仍有三个方面问题引起的关注相对集中，一是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二是中国的外交战略；三是中国外交决策研究。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构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一理念包含了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表述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2006年中国外交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同“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密切相关。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如，吴建民的《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认为，胡锦涛主席选在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绝非偶然，表明了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应该重新认识多边外交的价值，维护全人类的追求和平、共赢、对话的共同利益。肖枫在《从“和平外交”到“和谐外交”》一文中指出，“和谐外交”理念是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互利共赢观念的有机结合。推进“和谐外交”，保持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上的“亲和力”，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饶戈平的《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一文从法律角度探讨中国的和平发展，认为“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主流社会，借助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中体现本国的意愿和利益；在承认和尊重现状的前提下致力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是中国的明智选择。
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蔡拓的《中国大战略刍议》一文认为明确倡导中国大战略的系统研究，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也是对中国模式讨论热的一种回应。文章在对中国大战略的定位和主要依据作了阐述以后，最后从中国大战略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对其进行了框架式的勾勒。同样是探讨中国大战略，相对于蔡文全景式的框架勾勒，时殷弘的《中国崛起的条件：从对外关系角度的讨论》聚焦于“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战略机遇和条件，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分析，认为“中国崛起关系到中国的基本走向和未来命运，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基本战略机遇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允准性’条件，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
有学者认为，“对对外政策分析不够重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大弊端。但作为去年中国外交决策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方长平的《加强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和张清敏的《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还是做了探索性的努力。方长平强调，加强中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研究，既是中国外交实践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研究面临的新课题，具有明显的学理、政策和学科层面的意义。方文进而提出了从国内政治系统的结构、进程和最高领导人三方面结合进行此项研究的基本框架。张清敏在文中指出，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对外开放、外交上走出去的结果，反过来又对中国外交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决策过程都呈现出新变化，尤其是公众参与愈益成为影响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需要内外兼顾，更加规范化，从而达成更加稳定的决策结果。外国学者保持了对中国外交决策研究的一贯兴趣，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的长文《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在文中回顾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这个次领域与国际关系学几十年来的互动。鉴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相对落后，他建议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该更多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中去，这不仅有益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而且也会推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对中国外交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层面。长期以来，它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产生出来的成果在2006年当然是中国外交研究当中最多的。这在2006年的12期《中国外交》所载论文的分布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去年本刊刊载的中国外交关系研究的论文共64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62.1%。依据习惯上对当前中国外交实践的划分，我们可以将中国外交关系研究分为大国关系、周边外交与地区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四大方向以及经济外交一大专题。纵观去年中国外交研究的全貌，这四大方向和一大专题的研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第一，中国与大国关系研究继续保持传统优势。中美关系的研究论著依然层出不穷。在《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互动：战略思想和政策规划》一文中，杨洁勉预测在今后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将更多地在战略协调和制约、共塑地区未来、应对台湾问题、消除经贸摩擦和互不干涉内政等方面进行互动。朱锋的《“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一文认为，在美国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倪峰的《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的三个维度》一文，试图在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建立一个相对量化的分析框架，指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纳为3种，分别是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作者试图以这3种基本因素为基础建立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三维坐标，旨在能使研究化繁为简，又具有对应性。陈晓东的《“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一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向/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关系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胡鞍钢、门洪华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强调，全球化战略、地区一体化战略和富民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构成中国大战略的框架，中美日共同创造繁荣存在现实可能性，但是必须以强调中美日合作与良性竞争的正向性战略价值为基本前提。在中俄关系方面，学者们较为重视中国崛起对中俄伙伴关系的机遇与挑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大辉的《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心理图解》、于滨的《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和胡键的《俄罗斯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分析》。中欧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稍逊，但也具有相当的水准。如，吴白乙在《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一文中指出，就后冷战时代的中欧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具有现实主义解释力的视角之一。因此，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时而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这一联系将因中、欧力量的增长及其互动的深化而趋强。2006年是中日关系的转折之年，中日关系研究在安倍上台前后也再次成为热点。黄大慧的《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解析》、莽景石的《政治与经济失衡的中日关系演进》、王胜今和于潇的《从中日关系的深层矛盾看“东亚共同体”的未来——兼论东亚合作中的矛盾与竞争》、张历历的《试论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以及冯昭奎的《如何分析中日矛盾》，都是解读中日关系这段曲折经历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此外，严绍的《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一文，依据历史的推进，以切实的史料和作者在日本的长期生活体验，诠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中国观”——“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文革分裂的中国观”，“隐匿罪恶的中国观”，“复活皇国史观的中国观”与“和平主义的中国观”等，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日本社会思潮大有裨益。除中国与以上四大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伴随2006年中印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所谓“中印”（CHINDIA）共同崛起的趋势，中印关系引起了学界相当高的兴趣和关注。在本刊所载的论文中，随新民的《中印关系研究50年：多元化的议程和不对称的支点》尖锐地指出了中印关系研究外强我弱、传统史学居主流、政治议程占绝对优势的问题；赵干城的《国际体系均衡与中印共同崛起》认为，中印共同崛起的进程表明国际体系的均衡符合两国的利益，两国是越过“十字路口”的利益攸关方；德国学者德克·梅斯纳和英国学者约翰·汉弗莱的论文《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则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在以强大的力量重塑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总之，在中国外交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对中国与大国关系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最为举足轻重的。
第二，对中国周边外交与地区合作的研究灵活而有新意。如开篇所述，在2006年，中国继续利用已有的多边机制释放在对中亚和东南亚周边外交上的影响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中国—东盟峰会的召开就是标志。季志业的《上海合作组织与东亚一体化前景分析》和高永久、秦伟江的《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的研究》代表了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的讨论。韦红的《美国因素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等文章则代表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关注。另外，朝鲜核问题与大国势力下的东北亚合作是中国周边关系的又一大热点。本刊全年刊载的此方面的论文就有刘江永的《日美同盟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朱锋的《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等六篇之多。
第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略有进展，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入。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在近年的中国外交研究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从去年本刊刊载的情况看，仅有熊小庆的《大国因素对当今中国—伊朗关系的影响》等文章摘编入选，这虽然不能体现这一领域研究的全貌，但其研究力量有待加强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中国与周边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关系外，在中国与全球性国际组织关系的研究方面所产生的成果相对较少，但通过毛瑞鹏的《主权原则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议案中的投票行为（1994～2004）》等论文，可见中国多边外交的研究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第四，中国的经济外交，尤其是能源外交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本刊去年刊载的此类文章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这一议题，它们包括王有勇的《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赵宏图的《关于中美能源合作的几点思考》、王郦久的《俄罗斯东方能源外交与中俄能源合作》以及尹晓亮、安成日的《中日俄在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博弈》等。
中国当代外交史研究是中国外交研究的第三个主要层面。虽然外交史不可能占据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和核心的部分，但它是整个中国外交研究的基础，需要有更多学者投入大量精力深入挖掘。编辑本刊的经历使笔者感到，2006年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多质量高，令人欣喜。在外交史领域，本刊去年共刊载了八篇论文。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魏楚雄的《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陈乔之和邵镔的《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等论文。魏楚雄在文中提出，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民党政权设计的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国民党感兴趣的不是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美援。美援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政府干预中国经济的倾向。结果，美援不仅没有带来美国人所期待的政治经济效果，反而造成了未所预料的、得不偿失的后果。陈乔之、邵镔的文章则通过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了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认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问题与思考
过去一年的中国外交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是显著的。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外交研究状况原本就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的话，那么这种提高是在先天匮乏条件下的迅速萌发。再加上中国正在不断崛起，正在空前深入和广泛地融入国际体系，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外交研究依旧方兴未艾，远不够成熟。具体谈论2006年中国外交研究的弱点和问题，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个“不平衡”。
其一，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研究是不平衡的。显而易见，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在大国关系研究中稳居首位。如果按本刊去年所载论文数估算，它在数量上甚至接近中俄、中欧和中日关系研究的总和。这种情况，与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所处的关键性地位有直接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目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与发展看，尽管有很多理由解释研究不平衡的必然性，但改变或者降低这种不平衡，也是客观的需要。而如何使中俄、中欧、中日乃至中印关系的研究同中美关系研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则是值得学界深思的问题。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与大国关系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有待加强。我们谈论中国外交政策时，常讲“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但在中国外交研究的格局当中，出现了“关键”过强，“首要”滞后，“基础”不牢的局面，即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与中国外交实践需要脱节的隐忧。近年来周边外交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仍然无法与大国关系研究相提并论。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所昭示的中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策趋向相比，相关研究的滞后已经相当严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无论如何，尽快加强中国与非洲、中东以及拉美国家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力呼吁和倡导的努力方向。
总而言之，2006年中国外交研究的进展，见证了新世纪中国外交研究迅速成长的大势，更见证了2006年中国外交“丰收年”的历史。中国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逐个分析，逐个解决。中国外交研究的成长有赖于关心中国外交的人们的共同耕耘，我们呼唤学界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中国外交研究成果，《中国外交》将继续为萃取这些成果的精华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