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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应祖国大陆海协的邀请，于10月14日至19日率海基会董监事访问团赴上海、北京作为期6 天的参观访问，并在上海期间与海协会长汪道涵先生进行了“第二次握手”。辜先生这次大陆行虽然仅属一般性参访，而且与汪道涵先生的会晤并非正式商谈，但由于这两位老人5年前曾在新加坡举行过历史性的会谈， 因而他们再次聚首总难免会激发人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某些联想和期望。
汪辜相交缘起于两岸关系衍生的问题
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分别作为两岸的知名人士，早年或许相知，但不曾相识，他们之间的交往起始于90年代初。当时，两岸关系已经打破长期隔绝，并已经过数年的发展，两岸同胞之间的民间交往已达相当规模，与此同时交往中衍生的问题日渐突出，诸如：法律文书认证、海上渔事纠纷、海上抢劫及空中劫机犯罪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两岸间的正常交往，甚至有的还危及了两岸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为了坚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在继续拒绝正式谈判的前提下，于1990年10月21日成立了以辜振甫先生为董事长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以期这个“戴着白手套”的民间机构与大陆接触，解决两岸交往中的事务性问题。祖国大陆同样关心解决两岸民间来往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基于争取先谈起来的考虑，同意先进行事务性商谈，以创造政治谈判的条件，因此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以汪道涵先生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会的成立，促成了汪先生与辜先生之间的隔海交往。
两会成立后，随即围绕两岸关系的有关问题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与接触。1992年3月， 两会在北京进行了“海峡两岸公证文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的两项议题工作性商谈，这是海峡两岸各自授权的民间团体进行的首次事务性商谈。同年10月下旬两会代表在香港进行的第二次商谈，是两会间一次非常重要的商谈。在这次商谈中，双方确定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这对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奠基性意义。此后，两会分别在北京和台北进行的商谈进展顺利，成果显著，先后就“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查证”及“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等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汪辜会谈”的顺利举行奠定了基础。
除相互间的接触与商谈外，两会还积极推动两岸民间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协商处理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诸如涉台贸易纠纷、突发事件等，每年来往函电数以千计。应当说，这些工作为两岸关系发展产生过积极重要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已迈出历史性一步
“汪辜会谈”是两会交往的自然升华，也是两岸间整体关系取得重大发展的象征。这一重要会谈从酝酿到实现，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海协早在其成立之初，即1992年1月8日，就首次函邀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秘书长率团访问大陆。8月4日，汪道涵会长又亲自向辜振甫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就“两岸经贸合作与两会会务问题交换意见，恰商方案”。辜先生随即于8月22日对汪先生的邀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随后经过近8个月的酝酿准备，于1993年4月初在北京实现了由海协唐树备副会长同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进行的预备性磋商。双方经过努力，就议题、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项达成了8点共识， 从而全部完成了“汪辜会谈”的一切准备工作。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 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正如当时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次会谈气氛良好，进展顺利。会谈根据预备性磋商达成的共识，紧紧围绕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两岸科技与文化交流3个主要议题， 及两会共同关心或各自关心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内容广泛，涉及两岸三通，台商在大陆投资，大陆经贸人士访台，两岸劳务合作，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产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台湾参与开发浦东、三峡、图们江，合作开发能源、资源以及海上渔事纠纷之处理，违规进入对方地区人员之遣返，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等犯罪活动等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求同存异，双方最终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等4个协议。商谈取得圆满成功。
两岸经过40余年的分离与隔绝之后，终于坐到了谈判桌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汪辜会谈”结束后，两岸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舆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江泽民主席在随后不久会见台湾一个考察团时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世界各国舆论普遍反映，“汪辜会谈”不仅象征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整个环太平洋经济圈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自然交谈”式的“汪辜第二次握手”
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关系本应顺势发展，汪先生与辜先生的会晤理当再度进行；然而，两岸关系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仅阻滞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改变了汪先生与辜先生第二次见面的初衷。
早在第一次会谈结束时，汪道涵先生即向辜振甫先生表达了再度会晤的心愿，期待两岸在全面落实“汪辜会谈”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促进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但是，在落实“汪辜会谈”协议的过程中，两岸事务性商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台湾海基会违背汪辜会谈协议关于两会商谈是民间性、经济性、功能性的定位约定，单方面将“司法管辖权”等双方一时难以解决的政治、法律问题引入事务性商谈中，力图通过两岸劫机犯遣返、两岸渔事纠纷处理等3 项议题的商谈，迫使祖国大陆承认台湾有对等的且互不隶属的管辖权，以达到体现“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对此，海协当然给予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一方面在岛内加紧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力图把台湾包装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另一方面加紧在国际上推行“弹性务实外交”，试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 把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推向高峰，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两会商谈的气氛，而且对两岸关系形成严重冲击。针对李登辉访美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其中也包括暂时停止两会的事务性商谈。
1996年3月，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以后，鉴于两岸关系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两会事务性商谈受到政治因素严重干扰而无法进行的事实，海协受权提议进行政治谈判，以期建立起政治谈判的机制和协商政治问题的渠道，随之重新开始两会的经济性、事务性商谈。但是，台湾当局出于阻挠统一的立场，本质上不愿进行政治谈判，坚持要先行恢复事务性商谈，从而导致两岸关系发展陷于僵局。为打破僵局，加强沟通，寻求共识，从而为早日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创造条件，海协努力扩大与海基会的接触与交流，邀请辜振甫先生率海基会董监事访问团来大陆参访，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辜先生这次大陆行从去年11月提出迄今成行已近一年，这期间，台湾当局在辜先生出访的定位问题上不断反复。为回避海协关于汪辜会晤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问题作出安排的建议，海基会一开始就咬定汪辜会面是“参访”，安排上要求“单纯化”，连海协提出参加由两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的建议也遭到了婉拒。而当海协接受参访安排后，海基会又于7月下旬两会副秘书长在台北交换意见时，一改“单纯化”的说辞，以不能“空洞化”、“形式化”为借口，企图改变“参访”的定位，在不正式承诺两会进行政治谈判程序性商谈的情况下，把汪辜会面变成以“两会事务”为内容的有正式议题的会晤，借以实现其先恢复两会事务性商谈、回避政治谈判的政治企图。这种将自己单方面的政治企图强加于人的做法显然不可能实现。因此，这次汪辜会面既不是正式的会晤，更不会进行正式的会谈，辜先生作为交流参访来祖国大陆，仅同汪会长就双方共同关心和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无拘无束、非正式的自然交谈。
尽管如此，辜先生这次来毕竟与汪道涵先生实现了第二次会面的愿望，交谈中自然也包括了政治问题，因此仍然不失为两岸之间的一次沟通。正如台湾有见地的舆论所评估的那样，这是1993年汪辜会谈后两会高层再次进行的“政策性对话”，对于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改善两岸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期待汪辜早日在政治谈判桌上再聚首
一切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人或许都在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打破僵局、推动两岸关系走出低谷？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政治谈判乃是全面发展两岸关系的关键所在。
举行政治谈判首先是两岸关系现实的需要。近十多年来，经过两岸同胞和港澳同胞的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发展的整体趋势是好的，但是两岸间的政治关系与民间往来的发展极不平衡，甚至表现出矛盾的态势。一方面，民间的人员往来与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并已达到相当规模；另一方面，两岸之间的敌对状态尚未结束，使得相互间政治上严重对立、军事上仍然对峙、外交上不断对抗。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时而以所谓“安全”为借口，在两岸关系上采取诸如“降低大陆热”、“戒急用忍”等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举措；时而利用突发事件或刑事个案大作文章，把政治上的分歧任意扩大到正常的交往之中，致使两岸交流、交往受到严重的干扰和限制。如果长此以往地不从根本上结束敌对状态、妥善解决政治上的分歧，两岸关系不仅难以全面、深入发展，甚至都难以保持正常和稳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波折。显然，这种状况是两岸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尽快予以解决。然而，政治上的问题，必须采取政治的解决方式。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还是解决政治上的分歧，非通过政治谈判一途不可。两岸接触与谈判的历程和经验业已证明，如果海峡两岸之间没有对统一前的政治分歧进行讨论的正式管道，事务性商谈就很难顺利进行，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事务性问题。因此，建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的机制已经客观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如果政治谈判得以举行，必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就两岸交流、交往而言，两岸先就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签订和平协议，这样既可消除敌意、增强互信，自然也可以从根本上解除政治因素对两岸正常往来的羁绊与限制，促进两岸的往来与交流长足发展。就事务性商谈而言，政治谈判开始后，解决政治问题的机制得以建立，即可为解决两岸经济性、事务性商谈创造更好的条件，随之也就可以进行这种商谈。这样，两会在商谈中涉及的政治问题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事务性问题在避开政治问题的情况下按照事务性方式来处理，使事务性问题真正得到顺利的解决。就两岸同胞的长远利益而言，面对21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在结束敌对状态的基础上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作出明确的规划，即可保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地发展，消除内耗，使得两岸同胞有条件集中精力致力于发展，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伟理想。显然，两岸关系朝着这种趋势发展，既符合台湾同胞当前求安定、求和平的愿望，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整体利益。
鉴于以上分析，尽早举行两岸政治谈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经显而易见。我们期待汪辜两位老先生的第三次会晤，期待曾为两岸关系发展作出过积极努力的海协与海基会再接再励，推动两岸政治对话，早日促成政治谈判，为两会事务性商谈创造条件，为两岸关系健康发展铺平道路。诚如此，实为两岸人民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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