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理论”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走向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3)04-0057-07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1992年前后所发生的社会历史事件，在改变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知识社会学语境，使得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资源，还是在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开始发生变化继而走向转型。“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一些20世纪90年代生产出来的文学理论知识和观念，是这一转型的具体表征。
然而，结合更为具体的如大众文化的兴起、现代性反思的发生以及身份政治的凸显等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具体构成，来理解“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一些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理论话语，却并非笔者的旨意。本文仅就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总体走向进行描述，以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文脉，既而强化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有序性和有效性。
“理论的批评化”、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文论话语，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大文学理论”①转型。所谓大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文学理论形态，而是一个借以概括和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特征的语词，其具体内涵可从三个方面解读。
一、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已跨出了单一的文学形态
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多元化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文学活动
文学活动往往被视为文学理论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传统中天经地义的设定。这种文学活动就其形态看，在20世纪90年代切实地发生了分化，有大众文学、精英文学、主导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不同样式②。这种研究对象的分化导致了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分化，譬如文化研究主要以研究“大众文学/文化”为旨趣，而文化诗学则更多地对具有审美意味的精英文学感兴趣。换言之，这种分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生产了各种各样与此相关的学术构想和文化策略，诸如“理论的批评化”、文化批评/研究、文化诗学都可以纳入其中。
以“理论的批评化”为例。可以说，正是由于考虑面对文学的分化，理论如果故步自封、偏安一隅，而不参与到具体发生了分化的文学活动现实之中，就难以获取有效的阐释力。为此，有学人提出了“理论的批评化”这一构想，即所谓“一味崇信‘体系’、‘系统’，或恒定不变的理论，往往会牺牲对象的特殊、个别、具体或变化特性。这时理论走向批评，从批评中吸取活的灵性，正是理论本身变革的必然要求。”[1]
(二)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活动，往往指那些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表意实践活动和具有较大生活构造力的物质产品。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逐渐成为主导的文学形态③，一如有学人所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大陆兴起了市场经济的热潮，通俗文学有了市场的动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许多作家开始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形成了通俗文学的作家队伍。同时，由于图书流通体制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
由于1989年春天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冷却，80年代流行的严肃文学已经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人们需要感性的放纵和逃避，因而刺激了消遣娱乐需求。于是，严肃文学衰落，走向边缘；而通俗文学由边缘而成为主体。[2]
的确，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显影”出来，使得即使不以其为旨趣的其他文学形态也难免受其影响。一方面，任何文学都难以摆脱体制性的市场力量，比如出版传播、消费接受的过程都难免媒介化，乃至商业化④。有学者为此曾提醒说：“人们容易忘记的，恰恰是市场对文学彻底的颠覆性。像政治一样，市场有自己极其严密的体制，而这一体制是以‘利益’编织成的。市场体制具有强烈的迷惑性，也具有无情的排斥性。一个作家要想走入读者的视野，为他们所接受，必须首先为书商、出版社、编辑也即为市场所接纳。在此之前，他虽被告知他有‘无限的’艺术创造的机会，但一旦进入创作过程，精神和艺术便失去了真正的自由”[3]。
另一方面，面对大众文化的时代，其他形态的文学要在文学场域中角逐而生，其结果往往是被大众文化收编，即使不被收编，恐怕多少也要沾上大众文化的气息，一如有学人所言：“90年代文学呈现出与80年代迥异的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使90年代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色彩”[4]。如此说来，大众文化确实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抑或可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已难以避而不谈大众文化了，它甚至成为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性经验之源。
而作为大众文化的文学，其性质特点、生产流程、接受样式乃至文化功能等都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不妨径直地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导文学为大众文学，这样可能显得更准确一些。对它的研究，“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切入，是直接的切入方式。从这一角度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就不是传统文学研究理解的前者是后者的背景、环境，而是将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关系作为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文学创作、出版的过程，就是文学生产的过程；创作文学作品的个人就不再是作家，而是‘文学生产者’；对文学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作家、作品的分析，而是要把作品生成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关注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模式。’”[5]这种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导致的从生产机制切入并展开的具有实践性、参与性和更大阐释力的文学理论研究，无疑也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转型的一个表征。
(三)理论自身
面对变化了的文学场域，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开始反思自身的研究对象、理论资源、身份认同、理论效用等各领域。在这种反思中，文学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文学理论学”。所谓文学理论学，是指它以反思文学理论自身为旨趣，以其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构建了一种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也可称为元文学理论[6]。这种研究文学理论自身的学术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学理论的一道风景⑤。藉此也可以窥见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变故与转型。
此外，如果将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各种具有策略性的学术话语，如走向“理论的批评化”、走向修辞论诗学、走向文化研究、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都当作具有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确具有元文学理论的性质并因此改变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以文化诗学为例，它是一种自觉地以考量文学理论学科走向为旨趣的理论构想。简言之，它不满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开拓与推进，认为文学理论研究不能离开文学，文学理论要坚守审美的价值立场，文学理论研究要区分出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低，等等。这无疑都是以文学理论自身为研究对象所生发出来的关于学科建设的具体话语。
关于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泛化问题，需提起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话语，恐怕都得兼顾三种对象。比如文化诗学，它在以理论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其实也对文学活动有一定的研究功效。当它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怎样建设的时候，既是以理论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包含了具体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此时它又不免将文学活动作为了研究对象。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被表述为“以审美评价活动为中心的同时，还必须双向展开，既向宏观的文化视野拓展，又向微观的言语的视野拓展。我们认为不但语言是在文学之内，文化也在文学之内。审美、文化、语言及其关系构成了文学场。文化与言语，或历史与结构，是文化诗学的两翼。两翼齐飞，这是文化诗学的追求。”[7]文化诗学的这种兼顾审美、语言与文化的方法论追求，目的是要维护文学活动的自律性，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无论如何都应以文学活动为中心，但是它又不赞成仅仅从审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而主张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来看文学，把与文学相关的文化联系起来做互文性的阐释。由此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就兼有了文学、文化与理论三者。
二、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共同体认同都发生了变化。这里仅以知识分子身份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包括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继续其业者，几乎无不从广场逐渐地回到了书斋，并在学科之内或自觉、或无奈地被体制化。有社会学研究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8]的确，早在1991年时，就曾有学人倡议：“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此前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9]此一呼吁，应者云集。多年以后有学人还藉“学人”这一语词总结道：“80年代是李泽厚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90年代则是‘学人’的时代，是学术规范的时代。”[10]以不同于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文人”、“思想家”称谓，而使用诸如“学人”、“体制”等名词来表达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份，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已悄然转型。之后，有学人在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景观时，也得出了与此相近的结论：“80年代文化与90年代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异便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思想等存在方式转变为操作资料、论据的学者化生存方式。”[11]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种立足于学术体制内的生存方式，使得文学理论研究者一方面已然没有了独立于体制的真实力量乃至内在诉求，另一方面，其学术生产不受市场的影响，而更多地只需对体制负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体制化的市场和市场化的体制负责。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对世俗社会和商业市场的不屑一顾，试图由此来获得一种精英式的批判性视域，以代偿性地满足那曾经有过的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批判性。这样一来，就使得“在80年代，判别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主要是看对官方文化的态度；而今天，这个标准似乎被许多人抛弃了，代之以知识分子对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的态度，似乎认同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者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12]
然而，当他们发现所批判的世俗生活与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乃与其借以立足的官方体制具有同谋性质、并往往还是其愿景的推动力量时，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认同便左右为难起来。同时，当这种批判因为过于直接地对抗社会和大众而难以奏效时，知识分子那种远离世俗与商业所获取的精英认同，便显得不合时宜。这一点，有学人曾予以深切地指认：“1989年的风波在政治的层面拒绝采纳激进的全盘改革的要求，从而致使知识分子关于‘知’与‘行’之间的逻辑链条被割裂，学术真正呈现出了边缘化的特点……在民众的层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关注点的转移，上述知识分子广场式的发言方式，以及那种自明的合法性基础，逐渐被现实生活所‘悬置’，因而一下子变得空洞无力起来。这样，在政治与经济的合力作用下，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迅速地边缘化。这是一种真正的边缘化，它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激情突然被社会晾在了一边，而颇有些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的意味。”[13]547如此说来，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相对而言已一改20世纪80年代的清晰单一，而变得暧昧不明。学人、体制之于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并非清晰的身份，使他们往往不得不宿命般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徘徊不已，甚至在漂泊中总是找不到归宿。但不妨说，这正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文学理论言说主体的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的转型⑥。
三、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转型
价值取向既关涉文学理论的精神内涵，又与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教育的文化形态所可能具有的心性建构效果相连，同时还与文学理论的自身形态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往往以追问个体形而上学价值为旨趣，诸如个体存在、人生命运、终极关怀、偶然性境况等命题，通常被作为价值标准衡量一种文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精神深度及其合法性。而且，在理论表达上往往以审美作为这种价值取向的表征，同时，还以向内转和去政治的文学理论作为这种取向的实现之途，因为“去政治”是当时的最大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的渐以兴起和世俗社会的切实来临以及一种可能的生活秩序的缓缓建立，人们的价值认同也慢慢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萌生了转型的诉求。这一点十分突出地表现在其对政治文化价值的态度上：一方面它要摆脱政治，继续走“去政治”化道路；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再政治化”，进行政治价值的重构。因此可以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风貌的变化、展现，仍然是以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为起点的”[13]547。为此之故，政治是否以及如何成为一种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可小觑，它甚至成为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走向的一个核心因素，以至于多年以后，有学人不无道理地指出：“‘再政治化’思潮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构成及其意向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运作及其转向。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的现实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再政治化’态势无疑是一种‘向外转’的思潮，其在转型时期90年代的兴起，既相关于文学研究‘向内转’思潮的深化及其弊端的显现，相关于‘后新时期’中国新的社会文化情势的出现，如大众文化的迅猛崛起，也相关于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后新时期’中国大陆‘新政治’的出现。”[14]如果不把政治仅仅看成一种工具，不把政治视作单纯的意识形态乃至污名化为一种权力斗争，那么就有可能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转型中的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和建构。
因此或许可以认为，研究究竟有无一种政治及其文化精神能与文学理论相契合，与此同时怎样保持文学理论的自律性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一个焦点。正是围绕此一焦点，文学理论开始了突围乃至转型。比如，怎样看待大众文化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关系、如何将后殖民批评与公共领域相勾连、是否存在性别政治的文学书写等问题，就与怎样看待政治以及认同何种政治价值等问题息息相关。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无论如何也难以一言述尽⑦，其研究对象、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的特征。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它可以称之为一种“大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远远超出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它是文学理论研究者试图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表征，并非与文学理论问题无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发生的是“大文学理论”的“转型”，而非断裂。这种转型作为一段已然发生的过往故事，未曾尘封。毋宁说，它依然以连接着当下文学理论故事的讲述方式，产生持续的后继效应。为此之故，它值得人们投以专门的回望、倾听和理解。其学术的重要性在此简述几点：
(一)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认识，关涉如何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史问题
有学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转型不曾投以同情式理解，同时，又找不到一种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精神认同，因此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纯粹只是陷入危机而无新生之望，并由此表现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极其悲观的态度，故而认为：“80年代有一个明确的中心问题，就是文学如何从政治理性束缚下获得解放，如何启蒙，从而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而90年代则失去了对文学理论的需求，文学理论也丧失了对文学的影响力。动力的丧失、方向感的迷失，使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步履艰难。”[15]的确，由于转型之故，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理论表现出了诸多不同，但若承认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所具有的反思性特点，并且不认为这是以失去对文学的影响力为代价所获得的，将其视作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化格局的推动力量，那么，就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此说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观。比如有学人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晚清和“五四”时期现代性发生以来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认为只有转型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才具有后现代性，而此前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现代性形态，并因此表现出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好感[16]。由此可见，如何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对人们书写与评价包括该时段在内的文学理论史有重要影响。
(二)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与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勾连甚紧，如何看待这种转型，将影响对当下文学理论建设之路的选择
以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所产生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为例，在文学理论的转型语境中，各种反思文学理论学科如何建构的学说涌现了出来⑧，那种具有反思维度的文化研究的凸显[17]，使得一种可名之为反思式的文学理论渐以产生。如果对这种反思式的文学理论投以好感，承认“这种反思式的讨论除了学术上的自我批评以外，还涉及在政治上无能为力者在特定情境中重建自己认同的努力，是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社会行为和历史姿态”[18]，那么或许能够从中看到希望并认为反思性式文学理论言说方式，隐微地完成了学术式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书写。不妨说，如此看待文学理论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效果，就有可能会承认一种反思文学理论的理论形态⑨。
甚至也可以说，即使不曾有意地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所导致的反思性文学理论有过具体的研究，而只要对其理论的效果有一定的认同，也会影响对当下的文学理论选择和认同。比如，那种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相关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曾有学人看好，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样可以可以借助于对文学理论的言说，表达关于文学文本乃至社会文本的期待，并宣称：“将诗论诗学或文学理论某种程度地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的品格绝对是文学理论的大解放。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推促它驶出小桥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远航。”[19]比如，有学人以反思性文学理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特征，指认它表达了一种文学理论的自觉性诉求[20]。由此可以隐约看出，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认识何等的重要。还可顺便提及的是，有学人曾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比较，指出：“强调80年代的经验似乎没有太大用处，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所要处理的问题要远比80年代复杂得多，所以必须引进新的思路，新的视野。在这方面，文化研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21]如果意识不到转型已然发生及其对文学理论的新诉求，而依然用此前的观念和经验去理解20世纪90年代，难免会在影响人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评估的同时，制约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有效性。
(三)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评判影响到当下文学理论学术效用的发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转型，由于其依然在途中，因此它的现实情状和未来走向尚未最终厘定。毋宁说，这一切都以争论开始，而历经多年，有些问题也依旧没有好的应答，更遑言定论[22]。因此，如果未曾寻找到好的转型方案，比如没有建构出契合于它的精神价值形态，那么无疑会影响到文学理论的实际学术效用的发挥，同时也会影响与之相关的人文素养教育的展开。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问题因此并非一件小事。难怪有文学研究者会感叹：“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时期”[23]。凡此种种的有关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的未定性、未定论及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都是其可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些缘由，值得学界同人投以更多的关注。
注释：
①“大文学理论”一词，借用了童庆炳教授的说法。据记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了一个‘大文学理论’的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见毛峰《重建一种诗性尺度——走向大文学理论的时代》，《文艺评论》1996年第2期；另可参见魏家川《走向“大文学理论”?》，《文艺评论》1996年第2期。杜书瀛、钱竞主编，张婷婷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70页。
②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活动除了分化外，也发生了转型。学界早已有了从文体的角度来涉及这一转型的文献。比如有人曾指认，80-90年代之交以来，“已经在写出和正在写出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见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今天》1993年第3期。有学人也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有着不同的定位，“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见吴思敬《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另有学者提出了散文的转型说，认为：“1990年是一个转折点”，“90年代散文与建国后的主流散文有联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见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就整体的文学分化而言，可谓形成了一般而言的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的分化格局。但若要具体考察各种文学形态，又可能会有其他的理解。比如，精英文学已然走向个人化书写，正如有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所指出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确实发生某些深刻的变化，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过去那种深厚的历史感，那种崇高的价值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写作。”见陈晓明《批评的旷野》，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这种个人化书写现象，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变故和转型，因此它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身份认同乃至精神价值取向的转型问题。
④考察媒介传播与文学的关系，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甚至成为了一个学科。相关文献参见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见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见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⑤据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看，学者童庆炳、蒋济永、余虹、郑元者、张荣翼、郭淑梅、孙津、陶东风、杜卫、许明、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都可谓是这种风景的自觉打造者。相关文献大致有：童庆炳《论文艺学研究的客体、视角、学术空间》，《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一)——理论体系的危机》，《柳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二)——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三)——本体论走向虚幻》，《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四)——“当代形态”建构中的问题》，《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五)—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结》，《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蒋济永《补牢：对“当代文艺理论危机”的再叙述——答亡羊先生》，《柳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郑元者《走向元文艺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张荣翼《文艺理论阿基米德点的寻求》，《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荡与危机(上)》，《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荡与危机(下)》，《文艺评论》1997年第6期；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2期；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许明《作为科学反思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前沿》1999年第1期；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⑥恐怕也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研究主题。相关文献有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⑦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的转型还可以从具体的学者个案中见出。不妨列举一些与此相关的学者个案：王元骧曾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现实变化，促成了其文学理论观念，在1994年左右由认识论到实践论、价值论转型。见王元骧《探寻综合创新之路·后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另可参见王元骧《我的学术道路》，《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王元骧《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文艺报》2003年7月19日；王元骧《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23页。陶东风也曾自述其1993年左右的知识调整问题，参见陶东风《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自序》，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王光明也曾回忆说：“在90年代初，我预感到中国在变化，学问的方式也需要调整，同时比较自觉地读了一些书，自觉进行从批评到学术的转移。”见王光明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蔡翔则认为，80、90年代的问题差异导致了文学研究的知识资源诉求的转型，80年代围绕在哲学、美学、心理学周围，90年代则凸显了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见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⑧2000年以后，在学科反思的文献中，除多种论文散见于各期刊外，还有专著出版。如李春青的《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于文艺学的反思，有学人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推动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积极有效地回应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学界众多学者主动参与到文艺学的学科回顾与学术反思话题中来，使其成为世纪之交以来文艺学界的焦点话题之一。”见傅守祥《文艺学的拓疆与文化研究的崛起》，《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⑨李春青、赵勇的《反思文艺学》一书，将反思性文学理论命名为反思文艺学，并将其视为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一条路径。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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