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1]2017年在《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异常引人注目,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亦是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史的重要篇章。本文以民族主义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当代巴勒斯坦历史为立足点,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以1948年、1964年、1987年、2004年为分水岭将其发展轨迹划分为五个阶段,力求勾勒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衰起伏的完整脉络,探寻巴勒斯坦人未能实现民族自决及建国目标的原因所在,为解读现状提供深刻的、历史的视角。第一章探讨了巴勒斯坦人由奥斯曼认同向巴勒斯坦认同的转变及民族利益维护手段的暴力化发展,分析了巴勒斯坦人在1936年起义失败后重新回归暴力及在1948年战争中未能建国的原因。第二章探究了巴勒斯坦难民保留民族身份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努力,论述了本土人士接受阿拉伯国家统治的原因及表现,介绍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随后的社会发展及各类精英团体的政治活动。第叁章分析了巴解组织的结构特点及其获得内外合法性的过程,探讨了巴解组织领土目标、利益维护手段及战略重心的变化,分析了影响巴解组织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构建实践的因素。第四章讨论了因提法达发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分析了政治伊斯兰主义团体兴起的原因、政治主张及其同世俗派别的关系,探讨了巴以和平进程成功启动的原因、特点及效用。第五章分析了阿拉法特时代巴勒斯坦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面临的挑战及成绩与不足,探讨了后阿拉法特时代哈马斯与法塔赫的短暂合作与决裂,评述了加沙事变后法塔赫对西岸的治理及入联的外交博弈。结论部分总结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六个特征及其消极影响:第一,民族认同多变,这使巴勒斯坦人一度将民族自决事业的领导权让给阿拉伯国家,在1948年战争中只顾举家避难,是造成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第二,民族利益维护手段的温和化和极端化并存,温和手段无法使对手屈服,极端手段则破坏了他们的国际形象,使之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第叁,中央机构权威有限,其后果在于既无法自上而下地贯彻指令,也不能约束反对派的言行。第四,精英团体的分化与分裂并存,几大派别几乎均发生多次分裂与重组,各派别领导层的权威严重不足,宗派主义普遍存在。第五,族群分化明显,巴勒斯坦人在地理上分为流亡者和本土居民,在年龄上分为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两种分化皆造成路线之争,加大了内耗。第六,经济民族主义长期缺失,造成政治民族主义异常发达却忽视了民族独立所需的经济基础,形成依赖以色列经济的思维定式,后患无穷。这些特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重大缺陷,亦是造成民族独立事业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马学清[2]2001年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脱胎于青年土耳其革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母体，是中东一支颇具特色的民族主义运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酝酿、萌发和形成叁个发展阶段。在酝酿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参加了青年土耳其革命；在萌发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积极参加了费萨尔领导的大马士革政府，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费萨尔失败以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也经历了从“南叙利亚认同”到“巴勒斯坦认同”的变化。南叙利亚认同就是巴勒斯坦人自认为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故要求与叙利亚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巴勒斯坦认同就是巴勒斯坦人自认为就是巴勒斯坦人，要求建立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巴勒斯坦认同的出现，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正式形成。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之间是互动的关系，即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塑造了或唤醒了巴勒斯坦人的认同意识，而巴勒斯坦人的认同意识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刘中民[3]2011年在《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转型》文中指出实现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缓慢转型是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这一转型分为3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体现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复合体;20世纪20年代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萌芽的时期,它逐步放弃了与叙利亚统一的目标,并召开了4次巴勒斯坦大会;20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终形成,其突出标志是1936～1939年的反英民族大起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形成对于巴勒斯坦确立民族认同、进行社会动员、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内部矛盾、民众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独立性等历史局限性也对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姚惠娜, 黄民兴[4]2014年在《试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巴解组织就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肖文超[5]2011年在《阿哈德·哈姆文化锡安主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锡安主义是世界近现代史上西方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锡安主义的发展在犹太人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它最初起源于古代流散地以色列人的还乡复国观念。而世界近现代史上锡安主义诞生的直接起因是源自反犹主义带来的迫害。犹太人希冀的同化梦想彻底被打破，锡安主义作为犹太人世界的一种民族解放思潮便产生了。锡安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产生了很多的思想流派。在锡安主义运动前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政治锡安主义以及作为其修正观出现的文化锡安主义。政治锡安主义与文化锡安主义作为一种对立的思想流派，最早在犹太人世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以西奥多·赫茨尔为代表的政治锡安主义者主张以外交手段争取大国支持来实现犹太国的建立，忽视了精神与文化因素对重塑犹太国的重要作用。自1897年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开始，阿哈德·哈姆就对以赫茨尔为首的政治锡安主义主张展开了批评，提出了以文化精神为主导地位的锡安主义新路线，从而开启了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新时代。《错误的道路》的发表为阿哈德·哈姆的文化锡安主义理论奠定了早期的基础。“摩西之子”虽然是一场不成功的实验，但它毕竟是文化锡安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也意味着文化锡安主义理论作为新的思想流派正式登上了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历史大舞台。文化锡安主义的理论核心是确立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精神中心，高度重视犹太文化尤其是犹太教对犹太人精神的引领作用，反对以西奥多·赫茨尔为代表的政治锡安主义者企图依靠政治和外交手段建立犹太国，而忽视对犹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塑。阿哈德·哈姆作为文化锡安主义的倡导者对政治锡安主义的批判不仅仅表现在其现实主张上，而且也包含政治锡安主义的理论基础。文化锡安主义是世界锡安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阿哈德·哈姆在长期从事锡安主义活动和理论着述中总结出来的思想精华，属于犹太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虽然文化锡安主义的产生经历了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但是阿哈德·哈姆的思想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得以发展与完善，并对未来犹太人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阿哈德·哈姆文化锡安主义思想中的优秀成分被他的学生综合锡安主义的代表哈伊姆·魏兹曼所吸收与融合，对未来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阿哈德·哈姆文化锡安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19世纪的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希伯来文化和犹太教，就是对于现代以色列的语言教育和希伯来文化建设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大卫·本古里安曾称其为一种人类精神的救赎力量。文化锡安主义思想主要涉及犹太民族复兴、巴勒斯坦精神中心论、恢复希伯来语文化以及犹太教改革等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阿哈德·哈姆文化锡安主义自身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也必将导致其最后走向被融合的历史命运。
赵星华[6]2018年在《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叁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哈马斯见证并逐渐适应了巴勒斯坦内外部重大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转型。本文将“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以引领哈马斯发生“质变”的事件为抓手,在社会运动理论的框架下,从意识形态、政治实践、组织结构和与巴解组织关系以及对外交往五个维度梳理和分析哈马斯的转型进程,审视哈马斯转型面临的机遇和困境并对哈马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首先,哈马斯的身份和角色发生了质变。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的胜出以及2007年以来单独控制加沙地带,哈马斯实现了从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组织到担当“准国家”治理者的角色转变,哈马斯原来被贴上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标签逐渐淡化。其次,哈马斯在重塑意识形态方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在坚守拒绝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武装抵抗占领,以及不愿意与以色列达成永远休战协议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哈马斯的新主张和新政策,这种变化既是哈马斯主动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成果,也是其它客观因素影响的结果。第叁,在政治实践层面,哈马斯从坚决抵抗奥斯陆协议到默认奥斯陆协议框架,在逐步融入巴勒斯坦政治的同时,推动了巴勒斯坦政治民主化,自身的治理水平也不断提高,实现了从“破坏者”角色向“治理者”角色的转变。第四,在自身组织建设方面,哈马斯通过平衡政治局、社会福利组织和军事组织叁方的力量,弱化军事组织的权力,促进了哈马斯的温和化。在领导机构层面,哈马斯对政治局和官僚机构进行了改革,提高组织的科层化,特别是吸取了与以色列斗争的经验,改革了军事组织和安全机构;在社会福利机构层面,哈马斯继承了成立之初宗教慈善组织的传统,扩大了社会服务的领域,积累了“国家治理”的经验,社会福利机构更加机制化和制度化。第五,对外交往方面,哈马斯总结了经验教训,积极拓展对外交往的渠道,修复了与叙利亚、埃及等国的关系,积极与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改善关系。总之,哈马斯开始朝着温和化和务实化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哈马斯在意识形态、政治实践、官僚机构层面的转型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同步的,而是互联系、相互促进的。首先,哈马斯的转型进程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过程,巴勒斯坦境内外的形势会影响哈马斯的战略和决策,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可能采取极端的处理方式。因此,近期哈马斯不可能彻底解除武装,将在不放弃暴力活动的同时,发挥“治理者”的角色。其次,哈马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转型面临诸多困境,转型的进度和幅度受到多重制约。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哈马斯需正视现实政治利益与奋斗目标之间差距;需平衡好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缩小巴勒斯坦境内外哈马斯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协调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和慈善服务组织的关系;需处理好与加沙地带较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关系,甚至配合以色列和埃及的武装力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蒲婷婷[7]2005年在《阿以冲突中的民族宗教因素探析》文中研究说明阿以冲突是由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对巴勒斯坦领土之争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发展扩大而来的,是国际社会中一个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因素最复杂、政治解决最为艰难、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地区热点问题。影响阿以冲突的因素纷繁复杂,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包括领土争端、西方大国介入、水资源之争、经济矛盾等。本文从国际冲突的一般理论及民族主义和宗教因素对其影响的相关分析入手,着重探讨了阿以冲突中的民族主义与宗教因素。文章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国际冲突的一般理论,并对民族主义与宗教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国际冲突是一种绵延已久的普遍的国际关系状态,在这一部分中,介绍了国际冲突的含义、发展及类型。国际冲突依其剧烈程度可分为语言象征性冲突、一般性冲突、对抗性冲突、国际危机、国际战争五个层次。民族主义与国际冲突的内在联系是由内外因素决定的,包括:(1) 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功能;(2) 危机环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层建筑而与政治、民族和国家关系密切、难舍难分,并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宗教的这种属性和作用决定了它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诱因。 第二部分首先对阿以冲突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过程作一概述,并简要介绍了影响阿以冲突的政治、经济因素,包括领土争端、国际因素、水资源之争、经济矛盾等。 第叁部分又分为两个小部分分别探讨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对阿以冲突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直接导致了阿以冲突的爆发,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沿着相反的两个方向发展为民族扩张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潮,并分别对阿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起着阻碍与推动作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复合性民族主义,伴随它的发展还出现了国家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所独具的这一特点有其存在的内外原因,本文对此从叁方面进行了具体总结,分别是:阿拉伯民族的双重特性、阿拉伯世界的异质性社会结构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内涵。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影响着阿以关系的变化及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于凝聚阿
马戎[8]2018年在《从犹太人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国家,它是二战前后大批犹太移民集中迁入巴勒斯坦后通过联合国一纸决议建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建国之日起冲突至今,成为世界瞩目的 "中东火药桶",每隔几天就向全世界播放街头暴力冲突和自杀式袭击的电视画面。它重新恢复了已经几乎失传的希伯来文字,并在中东干燥的戈壁沙漠中创造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奇迹。这些特殊性使以色列很自然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沃尔特·拉克的《犹太复国主义史》一书向读者提供大量生动信息,勾画出自19世纪来犹太人是如何从一个散居各国的少数族群演变为一个民族并独立建国的历程。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族群演变的特性和共性,也可以为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珺[9]2014年在《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抵抗诗”的多重解读》文中指出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代言人”,是巴勒斯坦抵抗诗歌的代表人物,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达尔维什的整个创作生涯,“抵抗”一词始终贯穿于他的诗歌之中,成为他诗学理念的核心主线。本论文将试通过解读达尔维什的诗歌文本,剖析诗人对于“抵抗”的多重理解与创造。论文分为叁大部分：绪论、正文、结语。绪论部分粗略介绍巴勒斯坦抵抗文学,梳理国内外达尔维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本论文研究对象、方法与结构。正文分六个章节。第一章简要回顾达尔维什的生平与创作经历,从古、今、阿拉伯、西方四个维度展现诗人诗艺的文化源泉。随后,论文以诗人流亡地点的变换为参照,将达尔维什的诗歌创作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直抒胸臆的革命抒情期、意象渐丰的戏剧演绎期、巴勒斯坦民族的史诗书写期、个体情感的隽永倾述期,着重探讨各个诗歌创作时期的具体特征与总体倾向。从第二章起,论文将从五个层面解读达尔维什抵抗诗学的内涵：抵抗占领、抵抗遗忘、抵抗狭隘、抵抗绝望、抵抗沉默。第二章探讨第一层意义——抵抗占领,即巴以冲突背景下,诗人将申诉巴勒斯坦的土地拥有权、坚决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号召民众勇于斗争作为首要诉求,以应对丧失土地家园的生存危机。其表现策略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书写祖国——通过呈现以“土地”意象为核心的自然意象,将之与人的情感体验合为一体,实现对祖国的哀颂苦吟,表达诗人对祖国无与伦比的挚爱；二是书写人民——用充满激情的“革命”意象刻画因“土地”而受难、牺牲、继而奋起抵抗的巴勒斯坦失土者,表现他们的哀恸、坚忍与悲壮。诗作所洋溢的激情之美、革命之美是达尔维什抵抗诗歌创作的起点。第叁章探讨第二层意义——抵抗遗忘,即对民族属性面临日渐消解的身份危机进行抵抗：抵抗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文化抹杀企图,抵抗世人对巴勒斯坦民族的片面认知,抵抗巴勒斯坦人正在退化和扭曲的文化自觉。诗人发掘巴勒斯坦民族的多重身份：阿拉伯属性民族身份、本土属性历史身份、难民政治身份和个体身份,并分别运用追溯历史、改写神话、记录流亡、刻画平民的元素来诠释这四重身份的内涵,旨在向世人展示巴勒斯坦的厚重文化积淀和多样的身份属性。第四章探讨第叁层意义——抵抗狭隘,即达尔维什诗作表现出智性化的反思精神。诗人对他者(以色列)、自我(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人祸(战争与和平)叁方面进行了冷静思考和理性省视。首先,诗人意识到巴以双方话语权力体系失衡的问题,使用了“过客”、“陌生人”等意象表现作为“他者”的以色列,从中倡导通过对话来打破他者的话语霸权。其次,诗人采用批判性意象对巴勒斯坦当局的妥协、民众的麻木与民族主义的狂热等问题提出警示。第叁,诗人通过“敌人”与“我”、宗教人物及其典故等意象的对比,从中审视战争、透视人性,揭示战争、死亡的残酷,讽刺人类争斗与宗教恩怨的徒劳性。第五章探讨第四层意义——抵抗绝望,即以个体体验为视角,在爱情、生死、希望等人本题材中运用鲜明动人的意象和更趋细节化的描写,表现本民族及其人民的真性情。“书拉密”、“丽塔”、“陌生女子”等女性意象抒发了诗人感伤的爱情体验,生与死的话题抒发诗人对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哲思,“安达卢西亚”与“梦”等意象表达了诗人在坦承失望的同时坚持启迪希望。诗人坚定地信仰历史乐观主义,倡导响应人类的天性、真善美和诗性,不懈地讴歌人性之美,坦诚地书写人的情感和尊严,积极地表达对梦想的追求,表达对民族个体消极颓废心态的抵抗。第六章探讨第五层意义——抵抗沉默。达尔维什笃信诗歌的力量,致力于用诗歌、语言抵抗现实的困境,建构诗意的栖居、祖国。他将诗人自身的良知与责任、时代的民族使命和诗歌艺术有机结合的诗学理念,努力尝试实现抵抗题材与诗歌美学的平衡与互动,深化了巴勒斯坦抵抗诗歌与抵抗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文价值和美学价值。本论文结论认为,达尔维什所倡导的抵抗诗学囊括上述五层意义,体现了诗人的诗学实践从单一到复合、从单调到丰富的深化历程。诚如诗人所言“美即自由,自由即美。捍卫生命的诗歌,便成为一种本质上的抵抗形式。”抵抗诗学反映了诗人对自由与美的不啻追求。“自由”代表的是诗歌的创造力,“美”代表的是诗歌的人文美与诗性美。通过大量执着的艺术实践,达尔维什拓展了巴勒斯坦抵抗文学的广度与深度,丰富了巴勒斯坦诗歌的表现手段,提高了巴勒斯坦抵抗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故笔者认为,达尔维什的诗歌堪称代表了巴勒斯坦抵抗诗歌的最高水准。
谢婷婷[10]2013年在《边缘的反抗者》文中研究指明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爱德华·W·赛义德是一个无法从人们的视线中绕开的重要人物,他的代表作《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开了后殖民主义的先河,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赛义德作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作为西方着名的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切头衔都与他复杂的文化特性有关系。赛义德虽然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随然年龄的增长,他把毕生的奋斗目标放在解放巴勒斯坦民族和人民上,揭露西方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叁世界国家的侵略和丑恶行径之上。赛义德不主张故步自封的理论,主张理论要联系社会和现实,理论旅行,这样才能经受住时空的考验,这与他是一名世俗知识分子有关。本文从政治特性、社会特性、地域特性来探讨赛义德及其着作的文化特性。除了早期创作的《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开端：意图与方法》《世界·文本·批评家》,赛义德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政治特性。他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一些名家在名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倾向。赛义德作为一名强权政治的坚定反抗者,他清楚什么是东方,东方只不过是受制于西方霸权支配的空洞的能指,同时他认为产生东西方这种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结合,表现为媒体日益丧失应有的道德感与良知,无耻地听从于权力,服务于权力。赛义德实际上受到马克思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其理论作为自身作品的理论依据,尤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分析了大量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指出东西文化对立的缘由。在社会特性这一章中,探讨了赛义德的世俗知识分子角色,世俗知识分子必须脱离学院那套标准化体系,要从心灵上或者行动上去流亡,流亡者的命运可能很悲惨,但他们追求这种心灵的自由感,把一种固定、统一和内在的文化思想观念转变成一种没有藩篱、去中心化和流亡的力量。赛义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很少见,这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跟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关。他指出东方国家的女性受到西方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处于西方权力话语和性别权力话语的边缘。赛义德作为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在身份上感到强烈的地域性。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他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他的身份总是那样飘忽不定。他虽然是一名美国人,但他总是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抵抗着美国的霸权,抨击美国媒体报道的巴勒斯坦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正因为赛义德的多重身份,正因为赛义德的坚定的抵抗性,正因为他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奠基者,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第叁世界国家学术界的关注。中国的学者自然而然地把它拿来运用到反抗西方话语中心当中,弘扬中华文明,我们不能盲目地“拿来主义”,方面中国学术界要摆脱西方文论的约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反对二元对立,又要反对西方文论的中心地位,既要重视西方文化的价值,又不能忽视其不好的地方。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运用赛义德的理论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要确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并积极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对话,以建立具有内在张力的稳定文化基础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超越西方思维和中国思维的对立,尽可能实现多种思维的融合。西方中心主义已成为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对话交流的开放模式,来寻找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1]. 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研究[D]. 王楠. 西北大学. 2017
[2].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及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演变[D]. 马学清. 西北大学. 2001
[3].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20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转型[J]. 刘中民. 西亚非洲. 2011
[4]. 试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征[J]. 姚惠娜, 黄民兴. 史学理论研究. 2014
[5]. 阿哈德·哈姆文化锡安主义研究[D]. 肖文超.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6]. 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转型研究[D]. 赵星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7]. 阿以冲突中的民族宗教因素探析[D]. 蒲婷婷. 河北师范大学. 2005
[8]. 从犹太人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启示[J]. 马戎. 思想战线. 2018
[9].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抵抗诗”的多重解读[D]. 唐珺.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10]. 边缘的反抗者[D]. 谢婷婷.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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