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改革实践对教育理论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诉求，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引发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既展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困境，又体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艰难。但是，在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上，目前的高等教育理论似乎还无法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做出合理的解释和价值判断，以至于在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许多人不得不依附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如何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指导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从本土化的视角反思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从本土化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涉及到众多的理论命题和教育改革实践，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都面临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冲突。在一般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要立足于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和本土文化，又要善于引进和消化国外高等教育理论。这是人们已经形成的共识，也是人们所熟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但时至今日，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在完成这一理论命题的实现方式上，不同的主体对此却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推崇“由内到外”的本土化，即完全依靠本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实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有的则倡导“由外到内”的本土化，即通过引进和改造外国高等教育理论实现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上述二种主张，对“本土化”的理解似乎都不够完整，都不同程度的将本土化视为一维的和单向的过程。事实上，本土化是多维的和双向的选择过程，单纯的“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都无法揭示本土化的内涵，更无法实现本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
从本土化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即何谓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高等教育理论为何要本土化、高等教育理论如何才能本土化。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与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相伴生。事实上，任何一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都彰显着本土化的品质，包含着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内涵。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与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实践相关联，正视高等教育实践的本土化，才使人们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相提并论，并赋予本土化新的内涵。高等教育本土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础，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更高表现形式的本土化。只要高等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依然存在，只要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依然存在，高等教育本土化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都是在自己特定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完成的，即使是在相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环境内，由于高等教育的传统不同，地域不同，实现高等教育的方式也有极大的区别，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同样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在英国就缺乏私立高等教育的传统，而在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则十分发达。这种差异既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可以说是本土化的差异。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滋生于千年文化传统的高等教育，更是体现着强烈的本土化特征，其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甚至超过人们的理性认识。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则缺乏广泛的实践上的认同，高等职业教育只能是政府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希冀的一种教育方式，但在受教育者的思维中，却难以把它纳入高等教育的主流。因此，对中国职业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就不应是对西方国家“双元制”等的简单复制，它首先需要的是高等职业教育内在理论的创新和制度改造，即是在本土化基础上的一种重建。再以目前我国发展较快的民办高等教育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出现的民办高校，都是以投资办学为主要方式和主要价值取向，这就使长期建立的捐资办学的理念的根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在人们的思维惯性中，由于社会对投资办学还缺乏明晰的认识，自觉不自觉地依然在用捐资办学的理论和政策指导着今天的民办高等教育实践。可以说，基于捐资办学的高等教育理论，根本无法回答和解释我国今天的基于投资办学的民办高等教育。可是当我们试图用西方的私立营利性高等教育理论解读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时候，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冲突。这同样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面临的本土化的挑战。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研究主题，它不但包括研究主题的选择，而且包括理论架构、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确立。从理论轨迹上看，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是“由外到内”的本土化，即国外的高等教育理论在本土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土高等教育理论构成的过程，其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对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省，对应的是“外来化”或“进口化”。二是“由内到外”的本土化，即自主创新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本质上表现为研究对象之时空的本土化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对应的是“全球化”或“国际化”。对于后一条线路的本土化，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就在于目前仍有学者认为，源自本土的东西或研究本土的东西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客观地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的语境下是有道理的，但若在全球化或国际化的语境中，立足于本土文化与本土高等教育实践的研究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研究，其产生的理论也应该是一种本土化的理论。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不是向本土文化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回归，而是更好地指导本土高等教育实践的逻辑要求和理性选择
高等教育属于文化的和社会的范畴，而不同地域的文化和不同时期的社会又往往不同，因而全球普遍通用、普遍有效的高等教育理论并不存在。如果真存在这样的高等教育理论，那么对应的高等教育必然是静态的和整齐划一的。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因而不可能存在永恒的和万能的高等教育理论。如此看来，地缘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由此地向彼地输出或引进，必然需要一个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即本土化的过程。如果缺失或忽视了这些环节，其结果恐怕是难以避免的高等教育理论的依附化或殖民化。因为“一个社会的学术体系，若是无中生有地从外移植进来，这个学术体系的发展，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就会产生亦步亦趋的移植性格。倘若该社会的学术界深具批判反省与原创动力强的话，则此移植性才可能逐渐消失。但是，倘若社会缺乏产生自发性批判和反省的动力，那么，这种移植性格势必会一直延续下去，严重的将腐蚀学术的原创活力，最终丧失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作为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同样会存在类似的现象与规律。
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催生出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和理论，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适应于不同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制度。即使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理论，由于高等教育传统以及整个根基的不同，在具体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也会表现出不适应性。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例，可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每个国家都先后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西方国家的大众化与我国的大众化进程相比，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大众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我国的大众化是一个“人为”的、在政府“拉动”下的过程；西方国家把大众化理论看成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警理论”，我国把大众化理论当成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理论”；西方国家的大众化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过市场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我国的大众化是在社会制度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还只能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只能是作为补充；西方国家的大众化是建立在公私立高等教育体制并举的框架内完成的，我国的大众化是在缺乏私立高等教育资源条件下进行的。如此种种差异，就导致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在各个层面上都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已经在我国以各种尖锐的矛盾方式表现出来。从宏观和理论层面而言，大众化理论具有普适性，但具体到一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只能进行新的道路选择和新的实现方式。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大学制度，无论是在理论和制度上都缺乏严格的、学理上的本土化的根基，因此在很多层面上也就形成了“概念性”和“诠释性”的理论研究倾向。在教育全球化的影响下，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或表现出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依附，或表现出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排斥。以目前在我国争论激烈的教育产业化理论为例，就明显的表现出了上述两种倾向。赞同的人把教育产业理论看成是我国现阶段实现高等教育改革的“灵丹妙药”，反对的人则将其看成是“洪水猛兽”。如何从这种两难困境中走出来？以新的理念与方法去研究和反思本土的高等教育困境，解决本土的高等教育问题与矛盾，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现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追寻本土的高等教育现状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路径选择。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不是一个“情绪化”的口号，也不是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情结”使然，更不是高等教育理论向本土文化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回归，而是高等教育理论要更好地指导本土高等教育实践的逻辑要求和理性选择。
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一条基于国际视野的双向本土化路径
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理论传承与发展、借鉴与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现代化与创新的问题。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它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教育文明成果，全球化或国际化也不等于全盘西化，它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创新精神。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既离不开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互动，也离不开本国高等教育界本土化的探索。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本土化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以下逻辑轨道：
第一，引进和消化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合成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论。引进和消化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种“从外到内”的本土化过程。原则上讲，这一过程不只是一个外来高等教育理论的机械翻译和原版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内化与合成过程，即引进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必须历经选择、反省、批判和改造，否则必然是机械的、教条的，最终也会因不符合本土的高等教育实际而丧失其理论价值。今天，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我国就面临着这一困境。对待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除了对其进行重新检验和适当改造外，还要全面考察和挖掘其背后的假设条件与方法论，否则会很容易出现“东施效颦”的效果，不仅不利于本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而且会危及本土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在方法论问题上，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不存在本土化问题，理由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是价值中立的。事实上，方法论是依附一定的问题的，不存在不针对任何问题的方法论。本土高等教育问题的独特性，也需要对外来高等教育理论产生的方法论进行反省、批判与变革，不可照单全收并依样画葫芦。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必然刻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印刻着特定的思维模式。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如果简单移植到其他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水土不服”问题。换句话说，引进本土外的高等教育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保持适当距离和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要有反省与批判意识，敢于怀疑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衍生的方法论，善于运用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能力，继承和发扬本土优秀文化遗产，走进本土的高等教育现场，进行新的理性判断和价值选择。
第二，走进本土高等教育现场，立足本土文化与高等教育实践，生成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逻辑要求，也是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无论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还是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都必须以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为主题，否则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也就缺乏生存的土壤和根基。本土文化对于原创研究是孕育智慧的土壤，因为本土文化本身便蕴涵有一定的价值，任何原创性理论的产生都不能割断历史的血脉和传统的文化。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必须关注本源文化，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中寻找我国教育成长的轨迹，寻找现实教育问题的文化因素，基于中国文化下的研究才会是切中要害的研究。”
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一刻也离不开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这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源泉。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走进高等教育现场，直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不聚焦高等教育本真问题，不关注高等教育特定对象及其内在根本性的高等教育理论，无论以何种看似科学和严谨的逻辑、术语、方法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撑，都属于形式化的和概念化的高等教育理论，对鲜活的高等教育对象而言都将是滑稽无力的。诚然，走进高等教育现场，不只是搜集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些碎片，也不是纯粹地描绘高等教育的场景，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现象进行深度透视，对高等教育实践问题与矛盾进行理性反思和逻辑思考。实践本身不能自发地产生理论，高等教育理论不会本能地产生于高等教育实践。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理论本土化是双向的、多维度的和多层面的。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努力探究的，既要改造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以贴切地运用到本土的高等教育实践，也要检讨国外既有的高等教育理论背后所隐藏的后设理论，更要提出一些适合本土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与工具，还要深入走进本土的高等教育现场，阐明本土高等教育特有的现象与规律。同时，必须明了仅仅靠引进外来的高等教育理论，难以产生原创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因为无论你对它进行何种形式的重新改造，它充其量只是一个积极的文化接纳过程，对高等教育理论创新而言治标而不治本。原创性的高等教育理论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能够比较系统和逻辑一致地回答新形势下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发展观、质量观、评价观、管理观等一系列教育观念问题，而且能够通过中介环节解决本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问题。这样的高等教育理论首先必须根植于本土的文化与高等教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