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袖与社会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社会科学论文,领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领袖，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极为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前后一贯地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支持。系统学习和研究三代领袖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对增强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社会科学意识，按照十五大要求，重视社会科学，支持社会科学，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
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又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作为领袖，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党的理论建设，为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作为思想家、理论家，他把理论创造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进行革命理论创造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关注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向斯诺讲述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识的经历时谈到，早在湖南师范求学的五年中就“想专修社会科学”。1929年，他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和“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1932年，毛泽东得到一本中译本的《反杜林论》，他十分珍惜，长征一直带在身边，反复进行研读。在我党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攻击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后来毛泽东提到这场争论时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斯诺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毛泽东同志的一大批理论著作，就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撰写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创造意识和兴趣非常浓烈，直到1956年，他还考虑适当摆脱一些政务，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理论。1958年，他让秘书订了各种大学校刊和社会科学期刊，时刻关注着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6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聂荣臻同志汇报后又强调，不搞理论不行，要搞一批理论队伍，包括社会科学。
毛泽东同志对党的理论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系统性和独创性。就其要点可概括为八个方面：
1.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观是大科学观，他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认为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他曾讲到，社会科学有很多门类，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等等，这显然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它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
毛泽东同志认为，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社会运动，历来都是无预见，盲目性的。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也有预见，但社会科学是盲目的（因为是反科学的）。只有到了1843年世界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问题有了预见，人类才开始走上新的阶段。他又讲到，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理论就是西方产生的，这难道能够分中西？我们难道能够不接受？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没有不接受的道理。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
2.什么是理论、理论工作和理论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著名演说中，对什么是理论、理论工作和理论家作了科学的阐释。他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
3.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党不能没有理论。
毛泽东同志历来把党的理论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看作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0年就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并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泽东在分析了党内的理论状况后指出，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
4.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事物本质和探讨规律。
毛泽东同志认为，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揭示事物本质、探讨客观规律的。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写到：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矛盾。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毛泽东同志说，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抗日战争时期写的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得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5.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观察问题，研究学问，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只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6.反对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倡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以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教科书不进行分析，文章写得很乱，它总是从规律、原理、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列主义从来所反对的方法。以后他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教条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和学风。说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其中一些做研究工作的，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是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
毛泽东同志在同逻辑学界、哲学界的谈话中强调，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他认为，搞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和态度。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这就要求打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调查研究两项基本功。马克思主义是观察研究社会现象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问题、研究学问，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著，是因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搞研究，一方面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底，另一方面还要有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7.“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相互比较、斗争中才发展起来的。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同志看到一份东欧某国在遗传学领域强行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材料，立即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批示：“此件值得注意”。25日，他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盲目学习苏联李森科那一套为例，指出过去我们有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随后便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上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8.要适应新的需要形成新的理论和写出新的著作。
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必然要求理论也要有所创新。毛泽东同志1960年曾谈到，对于我国说来，马、恩、列、斯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二）
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领袖，像毛泽东同志一样，既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的理论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又一贯关心重视党的理论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其主要思想观点也可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不走在前面就会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同志还给予理论工作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理论工作几年来作出了很大成绩，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还讲到，我们的科学家、教授不仅出了很多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到处都请他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2.社会科学应加强对四个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邓小平同志强调，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他说，什么是我国最重要的新情况，最主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邓小平同志还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加强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也指出不要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说，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他号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一批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份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邓小平同志指出，老祖宗不能丢，必须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思想理论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专业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钻得更深一些，善于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基本理论，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他说，我反复讲，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讲到，大学文科的理论研究，也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等。针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当国内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时，邓小平同志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站在斗争前列，敢于站出来讲话，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思想理论工作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是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工作者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
4.要在发展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在积极倡导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时，十分强调，要在发展中创造性地贯彻这一理论原则。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他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同志热情赞扬刘伯承元帅，他不仅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5.要面向世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邓小平同志善于从世界的发展来观察思考问题，这也包括社会科学问题。他在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又在科学大会的讲话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他针对“文化大革命”对理论工作的破坏指出，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研究遇到极大困难。他又说，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应当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这种敢于承认落后、勇于自我批评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令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感动。
理论研究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工作，尤其需要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任何国家的革命建设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中国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称赞十三大报告写得好，有新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他强调，理论研究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6.理论工作者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专心致志、精益求精。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大量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去研究。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的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要保证科研人员至少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要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精奉献给社会和人民。他强调指出，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
7.要重视选拔和培养一批科学家队伍。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抓紧培养、选拔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指出专业的科学研究队伍，是科学工作者的骨干力量。在科研单位应该有研究员（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我们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择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择和培养杰出人才。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做研究工作。
邓小平同志尤其重视中青年优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说，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很多是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8.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邓小平同志认为，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他要求领导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好人才。我说，老九不能走，老九摆第一，这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的人才资源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领导不能埋没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同志对贯彻落实党的“双百”方针也给予高度重视。他强调，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是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领导科学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要改变行政领导方式。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要倡导科学民主。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要求和创议，应该给以支持。
邓小平同志还在科学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从事科学领导工作的同志，要自告奋勇当好科研工作的后勤部长。少说空话，多干实事。领导必须多干实事。要多方面改善科研人员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该花的钱就要花。我们这是从长远考虑。没有后劲，科研搞不起来。
（三）
江泽民同志作为第三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领袖，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遗志，特别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关心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既体现着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性，又反映出他的见解的深刻性，它对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全党理论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江泽民同志这方面的理论观点，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绝对不能没有社会科学。
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八大闭幕词中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江泽民同志又在《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文中，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他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中又指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旦形成新的理论，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实践产生巨大的作用。他还谈到，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是懂得并且重视理论工作这种重要性的。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时候思想上比较解放，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我们的事业就有了生机和活力，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什么时候思想路线不对头，理论上出现重大失误，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哲学社会科学是党的理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所无法替代的。江泽民同志1992年在同中国社科院专家座谈时指出，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在四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党和政府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江泽民同志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改革的深入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过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认识、把握和预测。我们的理论工作不仅要研究每一次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还要研究这些方案实施后的社会效应，及时提出兴利抑弊的措施，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保证改革健康发展。
江泽民同志还要求，理论界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这个阶段中各种社会矛盾及其演变发展规律，为全面改革寻找最根本的理论支柱。同时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开展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帮助领导克服“有理讲不清，有招拿不准”的状况。他指出，不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还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也是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进行再认识。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大而言之，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他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提供系统的、科学的、富有生机的理论成果作为主要任务。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现在是理论工作大有作为的时代，是提出新理论、形成新学派、取得新成果的大好时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抓住这个时机，大显身手，为深化改革、实现四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3.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向实际，深入实际。
江泽民同志针对部分理论工作者存在轻视实际的倾向，鲜明地提出，理论工作者要从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他谈到，有些同志认为，理论研究如果联系实际很紧密，就没有学术性，缺乏学术价值。这种情况值得研究。纯学术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是需要的。排斥和压抑任何一方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现在也确有一部分同志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一定的顾虑，认为理论研究结合实际容易犯错误，因此一提研究理论问题往往“心有余悸”，或者“心存余悸”。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大可不必的。在理论研究中，应当抛开种种顾虑，鼓足探索的勇气，让理论放出耀眼的光芒来。
江泽民同志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向实际，深入实际。必须进行深入的、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在加强应用研究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每一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应用研究如果没有基础理论作后盾，就不可能有深度，也难以有更大的发展。
4.努力把社会科学院建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使其成为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智囊团、思想库。
198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迎来了30周年院庆。当时还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到会祝贺。他在庆祝会的讲话中，首先肯定上海社科院已建设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机构，是市委和市府可以信赖的一个智囊团、思想库。他还在同年举行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肯定了理论研究在新时期作出的贡献。他认为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第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促进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实质性发展。第三，理论工作者在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研究、对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第四，理论界在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方面也有开拓性建树。
江泽民同志十分关注社会科学院的政治方向，重视发挥社科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阵地作用。他到中央工作后，于1992年亲自同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座谈，共商加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大计。1994年，他又为中国社科院题词：“加强学习，总结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这就为社会科学院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寄托了厚望。正是在这一题词的指导下，中国社科院和各省市社科院纷纷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把研究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5.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需要有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的环境。
江泽民同志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离开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便无从谈起。在理论工作中发扬民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为理论的繁荣创造良好环境。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
江泽民同志强调，理论研究不应该有禁区。理论研究同宣传有区别，有些不宜公开的理论研究，可先在内部刊物上进行讨论。正如允许改革的实践有失误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允许理论探索有失误。对理论探索中的失误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不把理论是非与政治立场相混淆。他又谈到，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同样人人平等。实践是判别理论是非的唯一标准。他希望理论工作者要振奋精神，敢于开拓新领域，敢于提出新观点，勇于创立新学派。
6.领导得首先要具有社会科学意识，全社会都来扶持社会科学。
江泽民明确提出，领导者首先要具有社会科学意识。要关心社会科学研究，要尽可能多学一点社会科学，提高自己的社会科学修养。不但要注意强化自身的理论意识和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素养，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而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理论工作的研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轻视理论的倾向，江泽民同志要求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轻视理论，依靠单纯经验决策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理论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真正在头脑中把理论放到重要位置上去。各级领导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应该主动请一些理论工作者来咨询、商量或组织论证，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能有效地保证实际工作在理论的指导下顺利开展。
江泽民同志要求，各级领导要多为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环境和条件。要加强社会科学的组织协调，调整充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主管部门要抓好社会科学机构的改革。各级领导部门要为理论工作者了解实际情况建立渠道，创造条件。要提倡、鼓动理论工作者定期到实际部门去调查研究，去兼职。各实际部门要为社会科学研究使用情报资料提供方便，实行资料共享。出版部门要采取措施，提供优惠政策，确保有质量的学术著作顺利出版。解放思想，繁荣理论，还必须尽可能为理论工作者创造有利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认真搞好理论队伍的建设。我们要努力为增强社会科学研究的自我发展能力创造必要的条件。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三代领袖重视社会科学，相继相承，一以贯之。他们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全党应从中形成以下共识：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它有着自然科学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和广阔的活动天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抓住时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入专业，深入实际，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以研究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尽快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人民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各级领导要首先增强社会科学意识，引导全社会关心社会科学，支持社会科学。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定不移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创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大环境，切实抓好社会科学队伍建设，通过深化社会科学体制改革，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未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哲学社会科学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发展机遇。哲学社会科学界应以积极姿态迎接挑战，抢抓机遇，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努力成为中国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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