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与西
清顺康时期江南省的天主教：1644-1707
汤开建1，赵殿红2
(1.澳门大学 历史系；2.澳门科技大学 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 999078)
摘 要： 研究天主教在特定地区的传播情况，对该地区教堂、教友数量进行具体考察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707年罗马教廷特使铎罗来华挑起中国礼仪之争，其间60多年，虽然经过明清鼎革的血火洗礼和康熙“历狱”的沉重打击，江南省的天主教传播依然沿着明末的态势持续发展。到1692年康熙容教诏令颁布前后，江南省天主教形势进一步走向高峰。根据中西各种数据初步统计，清初顺康时期的江南天主教，在传播区域上，全省所辖徐州、淮安、扬州、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凤阳九府均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传教网络；在教堂数量上，共建有上海、松江、苏州、常熟、太仓、嘉定、江宁、镇江、丹阳、扬州、淮安住院11所，各地大小教堂183所，为全国之冠；在教友数量上，总人数应在14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全国天主教徒总数的68%。
关键词： 天主教；传播；江南省；教堂；清初
经过明末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耶稣会在江南省的天主教教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明清鼎革之际，虽有短暂的沉寂，但时间不长。清军入关后，战争对于江南省的大部分城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于军事对垒和清政府的剃发政策，给江南省的城镇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如扬州屠城、江阴屠城、嘉定屠城、昆山屠城、松江屠城。[1](PP.172-177)虽然时间持续都不长，但屠城所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对江南社会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而被屠城地区的天主教教务亦当玉石俱焚。到1645年下半年，江南省的统一战争基本完成。从中央层面而言，深受顺治皇帝恩宠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保证了地方传教的自由，而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国地方官员也表示了对天主教的友好，各地的天主教教务开始恢复。在欧洲耶稣会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共同努力下，在清初顺治年间，江南省的天主教传教再次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特别是卫匡国从欧洲返回江南后，带回来一批新的传教士。新人员的到来使在改朝换代中损失惨重的耶稣会教团增添了新鲜血液。耶稣会士仍然执行17世纪30年代实行的扩张标准，加强江南省在耶稣会通信枢纽上的地位，耶稣会士在松江、扬州、苏州、常熟及淮安等之前传教士曾游历和传教过的地方重新开辟住院。[2](《目击末日审判》,P.88)不仅江南大部分城市建有传教点，个别地区如松江已发展到有近百所大小教堂。而据卫匡国记载，17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上海的教徒数大约为20000人，(1) 参见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 2003， p.102,中译为“只是在上海市教友数才超过20000人”。大体上已经恢复到明末时上海天主教徒的水平。
康熙四年(1665)杨光先教案爆发，各地的欧洲传教士大多被驱逐到广州软禁，江南省的传教再次沉寂，但康熙亲政以后不久，就颁令禁闭于广州的传教士奉旨归堂。由于传教士的清宫服务与效力，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十年(1671)冬，御书“敬天”二字匾额，赐悬堂中，并谕曰：“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3](P.525)，表达了中国最高统治者对外来天主教的尊重和崇敬。这一信号的释放，获得了全国的响应和效仿。秦岭东西，淮河南北，全国的教堂无一不挂上了“敬天”的匾额，表现了清政府对天主教“优容”的态度。于是江南省的教务又活跃起来，“南京有刘迪我，扬州、镇江有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淮安有张玛诺，常熟有鲁日满，松江有成际理，上海有柏应理和金百链”[4](卷4，P.182)。他们在各地传播，“每年神父巡行会口时，教徒带着他100名或1000名望教者来见神父”[4](卷2，P.76)， “据云每年能付洗五六百人” [4](卷4，P.202)。还有资料载：“重返江南的神父们，曾有若干记录，1672及1673年受洗的人数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达到好几千人。”[4](卷4，P.203)柏理安称：“耶稣会17世纪90年代的报告透露出传教事业呈现全面复兴的态势。教友社团继续扩张，一些新来神父促进了社团的进一步发展。江南省的情况尤为显著，据说，上海、松江和常熟的耶稣会士牧养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2](P.123)直到1692年，康熙“容教诏令”的颁布，遂使江南省的传教走向顶峰。
在明清天主教传教史上，江南地区无疑是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学界曾有多位学者均予以关注和研究，但由于中西史料的利用和挖掘仍存在着很大的缺漏，故所表现的历史就有相当大的差距。研究江南省天主教的传播，我们认为，对该地区教堂、教友数量的具体考察，是衡量该地区天主教教务发展最为重要的标准，也是在天主教史研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理由有三：(一)时间的不确定性。随着年代的推移和国家政策的演变，教堂、教友数量会经常出现变化。(二)记载的模糊。即使是原始记录，也会因记忆、夸大、转述等原因而与事实有出入。(三)教堂、教友本身的不确定性。何谓真正的教堂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例如有时因条件不成熟而临时在教徒家中所设礼拜堂，很可能也被传教士们记为教堂，这为考证其准确数据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无论如何，截取其中的时间和空间段，从总体上审视和考察教堂和教徒的数量，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数据，仍是传教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工作。本文拟对现存各种中西文献中所记录的顺康时期江南省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据进行全面梳理，并对松江、南京、苏州等传教中心城市及其他非中心城市地区，还包括这些城市周边的乡村的天主教教务发展情况进行考述。
一、顺康时期天主教在江南省传教中心城市的发展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省的传播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城市到乡村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传教区域尤其是开教较早、教徒素质较高以及建有正式教堂的城市，成为了江南省传教的中心城市，如松江府的上海，苏州府的常熟及耶稣会最早建立中心的南京城。
(一)松江府
明代江南省天主教中心传教据点为南京城，入清以后，整个传教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江南省重要的奉教官绅家族大都集中在松江、上海地区，这一地区的传教基础明显优于南京，所以从顺治初年开始，江南省的天主教传教重心逐渐从南京转移到上海、松江地区。清兵南下，进逼松江，松江守军反抗遭屠城，但上海官员则宣布服从新朝，徐光启诸孙亦随之顺从，剃发结辫。[4](卷1，P.31)清朝军队也没有对天主教进行打击，故上海地区未遭战火屠戮。
清初松江地区的天主教教务，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上海城内及其四周的乡村，二是松江府治及其周围城乡。潘国光自1638年到1664年一直主持上海各会口的教务，他在许太夫人的支持下全力发展上海、松江教务。潘国光称，在清军征服该地区一年之后，即仅1647年一年，就有1162名皈依者。 次年，这位意大利神父汇报说，他的职责包括照料分布在不同乡镇的45个教友会，其中12个有自己的教堂。[2](P.68) 1648年，有1593人受洗。[5](P.65) 1649年，上海受洗人数为2500人。[6](P.410) 1652年，受洗为1932人，1653年受洗为1629人，1654年受洗为1621人,1656年受洗为1907人。[7](PP.341-342)到杨光先教案爆发之前，上海新受洗的天主教徒的总数为12344人。据荣振华记载，潘国光到上海后，“每年为2000至4000人举行洗礼” [8](P.83)。据潘国光1651年写给总会长卡拉法(Carrafa)的信中称，他在上海的10年间施洗15000人。[5](P.65)可以反映，虽然处在明清鼎革的政治剧变之时，上海天主教的发展却表现得极为迅速。1663年伽马称上海教徒40000人[9](P.109) 。1664年徐称42000人或50000人[10](PP.145-146)。荣振华称，仅上海城外就有45000名教徒，120个天主教团契。[5](P.65)聂仲迁于1664年亦称上海、松江“现有男女教徒5万余人”[4](卷2，P.74)。据巴笃里《中国耶稣会史》及柏应理《一位中国奉教太太》中的资料，1665年松江教徒为50000余人。[11](上册，P.231)当时上海属松江府，此处5万余人，应指松江府包括上海之总数。
1678年来华的西班牙耶稣会士鲁日孟(Juan de Yrigoyen)神父最初在苏州传教，就居住苏州教堂之中。(7) ARSI, JS 163, f°163v；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389页。 柏应理在1680年提到一次对房屋和教堂的扩建，同样将这些功劳完全归功于许甘第大的帮助。他说：“在巡抚驻地苏州城，我们有一个教堂和一所房屋，由于许甘第大的慷慨捐赠，我们得以将它们改造和扩建。”(8) ARSI, JS 117, f°269r. 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65页。 这些在苏州的修建工程可能于1681年或之前完成。
清军南下时，上海教堂得到知县保护，没有被毁。[11](上册，P.230)卫匡国的材料说明了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有很多的教徒和教堂。[12](P.102)在此期间，在松江、上海的城乡还建起了不少教堂。1647年年报提到，徐光启的长孙媳妇菲拉维亚(Flavia)修建了一座圣母堂。青浦县的七宝村一位叫夏保禄(Hiá Paulo)的教徒捐地建造了一座教堂。[6](P.375) 1648年年报提到，上海六里桥和涂家巷各建教堂一处，松江南汇潘国光新建教堂一处[6](P.389)。1651年到1652年年报称上海、青浦新建两处教堂。金山镇(Shen-Sha-Kiang)也建有小礼拜堂。[5](PP.65-66)到顺治末年时，1663年伽马表列上海教堂2所[9](P.109)；1664年徐宗泽表则称上海有“圣堂：城内老天主堂及南门九间楼，乡下66” [10](PP.145-146)。据卫匡国记录，17世纪60至70年代上海约有40至70座教堂。[13](P.256)据柏应理称，浦东一带，潘国光神父建有大堂90座，小堂45座。[14](卷3，P.243)聂仲迁于1664年亦称上海、松江“现有教堂约67座，或在设有住院的上海、松江城中，或在两县所辖的乡村中”。[4](卷2，P.74)柏理安称，上海面临的牧灵挑战最为繁重。虽然有3位神父和一位助手共同努力，但牧养3个主堂以及乡村地区80个小圣所里上千教徒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更别提在其它30个没有圣堂但每年却有1800人受洗的小村庄里的教徒了。[15](P.124)然而教会官方在《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中发布的正式数据称：上海县住院县城内的教堂，除了1座壮丽辉煌、装修精美的天主堂，还有2座奉献给圣母的教堂。在城墙外传教士的墓地中，也有1座圣母堂。除了上述4堂，在该县中还沿居民区分布着60 座教堂。此外，还有19 座祈祷室，有时可以弥补教堂之缺，因为弥撒可以放在祈祷室中进行，还可以为周边虔诚的信徒安排各种圣事。除了这些祈祷室外，还有30个圣所，教徒很多，但是，不在其中举行弥撒，因为条件不够，不符合礼仪的规定，于是，住在这些地方的教徒就前往邻近的教堂和祈祷室，去聆听天主的话语，履行宗教义务。[16]( f.632v)
松江城开教始于天启初年，第一座教堂是由许甘第大捐建，教堂始建的时间在天启末，而到教堂正式落成则在崇祯年间。松江的第一个会口也是在1650年由许甘第大创办。许甘第大早就加入天主教，她嫁入许家后，教养子女，并使丈夫皈依天主教，开创了松江会口。[4](卷4，P.214) 1658年，松江重建遭战争中破坏的教堂。[17](f.237v)伽马1663年表列松江教堂1所[9](P.109)，《各处堂志》称松江教堂“在娄县东丘家湾”[18](P.11)。巴笃里的记录称1665年松江府(包括上海)共有教堂66所。(2) ARSI, JS 134, fo 345v；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据高华士(No⊇l Golvers)的考证，松江地区1665年已发展到92座教堂，这与1665年后不久一幅清初地图上所标示的松江地区100座教堂之数接近。[19]( P.173)
杨光先教案爆发时，上海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保护，苏州巡抚派员到上海，传谕妥为保管上海的教堂，故上海教堂未遭破坏。[4](卷3，P.123)康熙十年(1671)，柏应理、刘迪我奉旨归堂，重修“敬一堂”。[20](P.11)康熙二十三年(1684)又在“敬一堂”附近建一小堂，专为妇女瞻礼之用的“圣母堂”。 [20](P.28、39)柏应理称1680年松江城内有教堂1座，城外有圣母堂1座，附近城镇和乡村有25座教堂和6座小堂，共有33座。[19](P.174)据《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松江府城区和一个叫青浦的县就拥有约30 座教堂，这还不算大量的小堂和祈祷室。[16]( f.635)高龙鞶《江南传教史》还提供了一条材料称：“在15年中，上海、松江四周新造了200余所教堂”，许甘第大夫人常给予资助。[4](卷2，P.78)苏霖神父称：“1697年时，上海共有4座大型教堂，其中一座天主堂、两座圣母堂在城墙内，每逢重大宗教庆日，乡下的教徒就去城里的教堂领受圣事。”[16]( f.633v)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称，松江有住院1所及专为妇女的教堂1所，四乡有教堂或者小堂20所，由张安当、龚尚实、何大经管理；上海有住院1所及专为妇女的教堂1所，四郊有教堂30所，由孟由义、瞿良士、刘蕴德、陆希言经营。[4](卷5，P.315)又据《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松江府有住院1所，府治共有教堂28所，由张安当与龚尚实2人管理；上海有住院1所，全县有教堂60所，由孟由义、江纳爵、马安能、郭若望、陆希言管理。[4](卷5，P.317)据1703年卫方济神父的报告称，葡萄牙神父在江南省的上海、松江、常熟就有100多座教堂。[21](《关于中国传教会现状的汇报》，P.231)这应该是18世纪初松江府教堂的教会统计总数，即松江地区(包括上海)共有教堂90所，但不包括祈祷所、忏悔室等家庭礼拜场所。至于整个松江府包括上海的教堂数有92座之说、100座之说和200座之说，应该是算法的不同，有的包括了一些小堂，有的就没有包括一些小堂，甚至有的是私人家里开辟的小礼拜堂，所以出现了多种教堂数目的歧异。
表 1 1650年至 1690年有关松江府教徒的统计数据
①ARSI，JS 112，fo 103v．-104r．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②B．Iba ez，in S．F．，Ⅲ，p．84．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③C．F．Waldack，" Le Père Ph．Couplet"，pp．18-21and H．Bosmans，"Lettres inédites"，pp．34-36。鲁日满统计平均每年增加教徒2000人，同样见利玛弟关于1659年和1660年的数目。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④ARSI，JS 124，fo 19r．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⑤ARSI，JS 162，fo 72r．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⑥ARSI，JS 134，fo 345v，这里提到上海的乡村有66座教堂，包括松江地区；而松江市只有2000教徒和1座教堂。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⑦Jean-Dominique Gabiani，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Viennae，1673，p．35．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⑧Jean-Dominique Gabiani，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Viennae，1673，p．67．转自高华士著《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⑨Jean-Dominique Gabiani，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Viennae，1673p．68．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⑩ARSI，JS 162，fo 135v．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ARSI，FG 130，I，fo 83v．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1页。
J．Dehergne，A．H．S．I，28，1959，p．319．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2页。
ARSI，JS 116，fo 228r，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72页。
2.常熟
根据表1，松江、上海地区在1660年左右有40000名教徒，1663-1664年时有50000名教徒(3) 高龙鞶《顺治朝江南教务》，《江南传教史》第2册，周士良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页。1664年聂仲迁称松江、上海地区有男女教徒50000余人，教堂67座，沿浦东海塘还有教堂5处。柏应理则称全区共有教堂90所，小堂45所。 ，1666年有60000名教徒，到1677-1680年间有70000名教徒。到1697年时，据耶稣会士年报孟由义神父称江南地区教徒人数超过100,000。[23]( BAJA 49-V-22:634r ) 1703年，卫方济向耶稣会总会汇报时亦称，在江南省的上海、松江、常熟有10万多教徒。[21](《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P.231)这种每年递增的松江、上海地区教徒数据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这一时期松江上海地区是中国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受到历任上海官员的支持与保护，虽然有杨光先教案的冲击，但并没有影响到该地区天主教的发展，所以1660-1697年37年间，这一地区一直呈现着天主教教友直线上升的态势。在37年中，上海的教徒数从40000人增长到100000人，平均每年增长1600余人。潘国光在16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每年授洗人数均在1500人左右，而鲁日满和利玛弟在17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施洗人数为大约每年2000人。[24](P.67)特别是1692年康熙容教令颁布后，松江地区天主教再次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因此完全可以证明，上述上海天主教教友发展的数据，既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又与史实相符。故苏霖称：“1697 年时，上海住院的教徒，在整个中国传教区中是人数最多的。”[16]( f.633v)
据此可知，整个松江府天主教发展在高峰时期教友人数高达100000人，有住院1所设在上海，教堂的发展在高峰时期有大教堂90座，小教堂45座。即使到1703年时，还有大小教堂共100余座，成为了清初江南地区天主教最为繁盛的地区。
(二)苏州府
5.嘉定
1.苏州
相对其他江南中心城市，传教士正式来苏州传教稍晚，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传教士来苏州传教，但未见建筑教堂。入清以后，苏州的教堂和教徒由贾宜睦神父主管，清军进入苏州前三天，他已经撤退到了乡下，并躲过了战祸。1644-1648年间，贾宜睦在苏州与常熟两地为3000人授洗。[4](卷1，P.33) 1652年何大化在苏州授洗2359人，亦未见教筑教堂的记录。[11](上册，P.228)直到1658年，潘国光神父才在苏州建立一处教堂和住院。[5](P.59)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称：“1658年国光得甘第大及一武官之资助，在松江、苏州各建教堂一所。”[11](上册，P.231)根据毕嘉的说法，直到1658年，刘迪我才在许甘第大的资助下，在苏州建立了一座奉献给圣母的教堂。(4) 见Jean-Dominique Gabiani, 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 , Viennae, 1673,p.23；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63页。《辩学》亦称潘国光“又建堂于苏州娄门内混堂巷”[18]( P.43)。康熙《苏州府志》称：“天主堂在卧龙街通关坊内向，在东北隅贞字二图长庆巷。顺治初天学传教士潘国光、贾宜睦来苏首建，至康熙十九年传教士柏应理、毕嘉改建于此。”[25](P.2402) 1663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与常熟相比，苏州传教事业并不理想。鲁日满于1669年写给他兄弟的信称：“常熟有很多教友，而其他三座城市(包括苏州)教友人数很少。”(5) ARSI, JS 134, f°345v. 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63页。 17世纪60年代，苏州教堂的附近是清军的营房，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有一些士兵成为教徒：“苏州驻军中有信教者若干，此辈其先行为暴戾，自经受洗后变为和善，与民相安。”(6)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鲁日满传》，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37页；Jean-Dominique Gabiani, 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 Viennae, 1673, 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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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堂志》称苏州堂“在娄门内混堂巷，今移在皇府基河西”[18](P.10)。伽马表列1663年苏州教堂1座，教徒500人[9](P.109)；徐宗泽1664年表无苏州教堂数，列苏州教徒500人。[10](PP.145-146)杨光先教案爆发后，苏州官员善待天主教，故苏州教堂未曾受损。168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李西满(Simon Rodrigues)来苏州，主要在苏州、常熟两地传教，每年领洗入教人数在500到600人之间，教务极为发达。[22](PP.442-443)据《1697 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苏州府有一座宏大壮丽的教堂。[16]( ff.636-636v)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苏州有住院一所，及专为妇女的小堂一所，由李西满主管。[4](卷5，P.315)而《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则称苏州有住院一所，由李西满主持。[4](卷5，P.317)可知，在清初天主教发展的高峰期，据上面的统计数据，苏州的教友人数高达6359人，并非传统的说法500人。还有住院1所，教堂则有2座。
关于松江府的教徒人数，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伽马1663年表列松江教徒2000人。[9](P.109)这仅仅是指松江县城一地的人数，而不包括上海。到刘迪我神父主持上海和松江两地的传教工作时，教务发展很快。1673年8月17日，刘迪我在信中写道：“两年来，我所在的工作地区虽方圆不出几十里，但展望前景，非常广阔，新近奉教的已有4万多人，但尚有无数人还在教外，这里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两年内，耶稣的圣而公教会又增加了5000多人，都是我亲手付洗的。”[22](P.332)据《耶稣会中国年信》，1695年时，松江又增加了758名基督徒，1697年时，上海又增加了1800名基督徒。[7](P.343)根据高华士的说法，松江府自17世纪50年代以后是中国最繁荣的传教区，除了松江城以外，还应包括松江府下属的上海县和青浦县。
清初最早赴常熟传教者当为贾宜睦神父，他可以说是终身以常熟为其传教据点。1645年，常熟又有100人接受洗礼，1647年则有30人，1648年有1500人。[7](P.341)在1647年耶稣会年信中，已经出现了“常熟住院”。 [6](P.377)而费赖之称，贾宜睦神父在1644-1648年间，经其受洗者3000人。[11](上册，P.248) 1649年有763人，1657年有206人，1658-1659年有477人，1660年有246人。[7](PP.341-342) 1663年在常熟则授洗有10000人。[14](P.76)据1647年《耶稣会年报》称，瞿式耜的儿子瞿若望捐建一座天主堂。[6](PP.378-379) 1648年，《耶稣会年报》称，常熟建了一座新教堂。[6](P.396)贾宜睦神父在常熟及其附近城邑奔波20余年。柏应理称，到1662年9月贾宜睦神父去世，“他负责照看几乎有10000名教友”。(9) ARSI, JS 134, f°345v. 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56页。 长期在江南地区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曾经描述了常熟传教团体的情况：“在常熟城，耶稣会拥有很多教堂，城里城外都有，奉献于真正的天主，教友人数日增，教会势力逐渐壮大，那些假神的雕像被丢弃。”[12]( P.101)费赖之称：“常熟教民则以布教热心而显于世。分为14会团，以士人10人统率之，劝化入教者甚众。” [11](上册，P.337)
其后在常熟最主要的传教士是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鲁日满最迟于1662年到达常熟，在1663年，据称常熟城内有两座教堂，其他的分布于乡村，而鲁日满是当地传教事务的主持人。还有一份统计材料提到：“常熟城有两座教堂和一个会院；附近的村庄有14个教堂和小礼拜堂及21个传教点。”(10) ARSI, JS 116, f°269r.转自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56-157页。 这个会院(11) 中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佐证上述西文史料中常熟会院的信息。事实上，耶稣会士重新购买的房子即中文文献中的“言子旧宅”。郑钟祥、张瀛《常昭合志稿》卷42，《第宅志》“华东卷下编”第22册，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影印光绪三十年刊本，第1-2页载：“言子旧宅，在县西北，今名子游巷。……至明季泰西氏之教滛溢中国，其人蔓引根据，所在多有，于是言子宅遂为教堂矣。”陈垣称，言子宅与著名画家吴渔山的住宅邻近，位置在子游东巷。见陈垣《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载周康燮主编《吴渔山研究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第37页。据《常昭合志》可知，言子旧宅在明末时已经被耶稣会建为教堂，而且清初时旧宅内还有吴渔山居住过的遗址，可以反映这一片大宅院既是当时常熟耶稣会的教堂，也是耶稣会的住院。1724年1月雍正敕令禁教之后，言子宅教堂被废弃。鲁日满账本所记录的常熟会院的特征，与言子宅的情况相符。 和附近的教堂一起在1658或1659年毁于大火，当时里面的圣物和家具被盗窃一空。柏应理也叙述了鲁日满的教堂和会院被焚的经过，但将它们的重建归功于许甘第大的慷慨捐助。[19](P.157)《各处堂志》称常熟堂“在南门内” [18](P.10)，常熟的主教堂名为“救世堂”，专供男性教徒礼拜之用，实际上它是常熟的第二座教堂。伽马1663年表列常熟堂2所，教徒10000人；[9](P.109)徐宗泽1664年表列常熟堂2所，教徒10900人。[10](PP.145-146)(12) 但据前面1644至1663年受洗人数的零星数据统计为14692人，比教会的统计数要多。 据《1664年教务简表》常熟有教徒10900人，城内有教堂2所，住院1所，四郊有小堂多所。住院兼管苏州、嘉定、昆山、太仓、崇明各地的教堂和会口。[4](卷2，P.89)
杨光先教案爆发时，常熟的情况与上海相似，鲁日满自行到官府投案，常熟知县对鲁日满特别优待，并答应保障教堂的安全。[4](卷3，P.133) 1692年，康熙容教令颁布后，常熟的教徒还在增长。当时在常熟的李西满神父着手巩固教区，包括常熟3个教堂，苏州、崇明岛上各1个教堂以及散落在乡间的48个圣堂。 然而，由于许多教徒没有固定居所，而是栖息在大小河渠里的船上，情况极其困难。当地教友社团的发展，单是1692年当地社团就有967名受洗者，迫使李西满鼓励教徒把他们的水上圣堂“移到陆地”，建1座新教堂。(13) Tome Pereira to Tirso Gonzalez, Peking, 30 April 1693, ARSI Jap-Sin 165:394v. 据《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常熟住院神父所辖之教徒既来自本县(14) 属省城苏州府，太仓州(cidade de Tái Cām)住院亦在苏州府。 ，又来自无锡、昆山、崇明等县，总共1 万多人。共有3 座教堂，其中2座在常熟县的城墙内，1座在常熟县郊区。另外，在城乡各处还有18 座小堂和30 多间祈祷室。[16]( ff.636-636v)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常熟有住院1所，及专为妇女的小堂1所，由毕登庸(António de Costa)主管。[4](卷5，P.315)而《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则称常熟有住院1所，四乡有小堂15所，由瞿良士(Manuel de Mata)主持。(15) 高龙鞶《1692年至1707年间中国传教区的传教员》，《江南传教史》第2册，周士良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第577页称瞿良士1700-1701年在常熟管理圣堂17处。
为研究表活剂的界面张力对开发效果的影响，保证模型中其他参数设置不变，改变表面活性剂浓度，使表面活性剂界面张力分别为0.01、0.006、0.003、0.001、0.0005mN·m-1，对比不同界面张力的开发效果，模拟结果见表2。
3.昆山
综上统计，常熟在清初天主教发展高峰时期教徒的实际人数应为15659人，这是1644-1692年受洗人数的统计总数，教堂最高数为住院1处，教堂15处，传教点21处。明朝末年时常熟教徒不过几百人，而到康熙初年，就达到1.5万人以上，在清初实际上是苏州府的传教中心。
昆山是苏州府的一个县，明代未见昆山开教，但毕嘉证实，在杨光先反教之前，昆山已经建了一座教堂，“(新教徒)共同努力筹款，购买了建教堂的材料”。 [19](P.167)费赖之称：“昆山教徒信教虔笃，共积资建筑教堂一所。”[11](上册，P.337) 1671年之后，昆山教务活动得到恢复。新编《昆山县志》称：“清代顺治末年，鲁日满主持常熟、昆山、太仓教务，在蓬朗西谷泾村和城南小横塘村各建天主堂1处，是为昆山有天主教堂的开端。”[26](PP.811-812)根据杜宁·茨博特(I. Dunyn-Szpot)的材料，昆山有一个叫古塘的地方，当地对方济各·沙勿略尤其崇拜，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圣方济各善会”。根据鲁日满账本中的记录，鲁日满曾数次到古塘地区视察教务，还有一次专门去参加方济各·沙勿略庆日。[19](PP.167-168)高龙鞶则称，鲁日满驻常熟时，太仓、昆山也有教堂多所，昆山县有一个热诚而干练的传教先生，协助鲁日满，当时教务记录中称之为唐若望，他为鲁日满引致了许多新教徒。[4](卷4，P.211)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昆山有小堂1所，由李西满兼管。[4](卷5，P.315)而《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则称昆山有小堂，无常驻教士。[4](卷5，P.317)实际上，清初昆山教堂至少有2座，教友人数无具体数据。
前夫在一次酒后飙车中突然死去，她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的财产。这一切荒诞无比，她和他，都没有料到。一起继承过来的还有她的合格证、信誉卡、保修卡、发票……前夫死去两年以后，当她再一次整理他的遗物，她发现所有真相。她还知道自己将在五年以后死去，死在床上，或者报废机里。
在离镇江一日行程的丹阳，先是有徐、王、殷三位举人进京会试，曾在教堂中倾听传道员传教受洗。返家后，邀请管理南京、扬州教务的传教士来丹阳传教。三位举人的全家及友好数人都接受了洗礼，不久，即在丹阳建立了一所小住院。[4](卷4，P.205)
4.太仓
在政策和资金扶持上，各县（市）均出台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其中，麻江县规定对在规划区内规模连片种植3.33 hm2以上规定品种经济林的，政府均免费提供苗木或按1.35万～1.5万元/hm2的标准给予苗木费补助；对种植业主申请银行贷款用于发展经济林、中药材等水土保持林草建设的，在规定年限和贷款额度内政府给予贴息。雷山县规定利用荒山或坡耕地种植茶叶并验收合格的，一次性补助0.6万元/hm2，对每个加工厂一次性补助5万元。岑巩县政府则直接出资180万元，扶持投资者建成油茶、核桃基地667多hm2。黄平县在肥料、财税、土地、规费等方面对民间投资者给予相应扶持。
太仓，又作泰仓。在清代，太仓是江南省的一个直隶州，位于上海和昆山之间，离昆山不足一日之程。明代耶稣会没有进入太仓传教，1649年，贾宜睦神父走访苏州、太仓、嘉定等地，授洗教徒763人。[6](P.416)这应该是耶稣会士第一次进入太仓。1662到1665年间，鲁日满请人在太仓修建了一座新的礼拜堂，代替位置偏狭的旧堂，新堂更加宽敞，用来接待教徒聚会和地方官绅。[24](P.69)柏应理提到用许甘第大捐助的钱在太仓购买一座房屋，他还亲历了鲁日满在太仓的耶稣会堂去世的场景。费赖之亦称：“太仓亦有一所(教堂)，盖许太夫人购置者也。” [11](上册，P.337)《各处堂志》称泰仓教堂“在东门内太平桥” [18](P.11)。这座教堂应该就是鲁日满新建的教堂。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太仓有小堂1所，由吴历兼管。[4](卷5，P.315)而《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则称太仓有小堂无常驻教士。[4](卷5，P.317)柏应理又在1680年记述，在鲁日满的努力之下，他将太仓教堂升级为耶稣会会院。[19](P.169)鲁日满“1671年重返江南，在太仓、常熟等处建筑新堂，本人则长驻常熟”。[11](上册，P.337)根据《鲁日满账本》，他从广州扣押所返回之后，曾于1674年12月2日到太仓参加12月3日对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庆祝活动；他最后一次到太仓时，著名画家吴渔山还作为传道员随行。至于太仓的教徒人数，据称在1669年，天主教徒数目很少；(16) ARSI, JS 112, f°155r. 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69页。 1697年传道员保禄(Paulo)为太仓32人施洗；[23]( BAJA 49-V-22:636v)据鲁日满公布的耶稣会档案，在1703年时，教徒有3000人。(17) ARSI, JS 199, I, f°115r. 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第169页。 可知，在清初天主教发展最高峰期，太仓至少已有2座教堂，其中1所是住院，教徒有3000人。
1.4.2 手术关键 ①依据患者术中探查癌肿浸湿深度结果、全身状态检查结果、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和肿瘤分期检查结果等因素决定患者淋巴结的清扫程度；②确保患者手术切除范围距离体内癌肿生长四周有一定的距离。
苏州府是清初江南省最为核心的天主教传教区域之一，其下包括苏州城、常熟城、昆山城、太仓城、崇明城以及周围附近的农村，其中常熟城又是苏州府传教中心中的重心。清兵南下，苏州城是江南省最先被清人征服的城市之一，由于城中的居民归降，该城亦未遭受战争的破坏。下面将上述城市的天主教发展状况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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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的天主教在明末时期发展很快，曾经建有教堂和住院，一度成为江南地区的传教中心。明清鼎革战争时，此地发生了著名的“嘉定三屠”。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可以判定，在明末时期发展起来的天主教至清初时，已经完全毁灭。入清以后，耶稣会企图恢复嘉定的天主教。1647年，贾宜睦神父从上海来嘉定，有一位若瑟教友在自己家中修建了一座教堂，贾神父在这里传授教理。当时城内的教徒都很热忱，尤其是妇女，有一位叫弗拉维亚太太(Dona Flavia)还为圣母玛利亚建造了新教堂。[6](P.370)从康熙三十年(1691)开始，吴渔山出任嘉定东堂管堂司铎，常驻嘉定，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还在嘉定创建圣方济各会，圣方济各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传道员。吴渔山创办该会的目的也就是为当时的江南教区培养更多的华人传道员，而且规定“凡入是会者，须读书明辩，能讲能走，以劝人为急务”。该会初创时，“入者始6人”，即赵仑、朱园荣、杨圣生、朱畹九、张青臣、张九上等，吴渔山自己担任会长，而且亲自讲道。[27](PP.614，624-625)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嘉定有住院1所，中国神父吴历主管；[4](卷5，P.315)又据《1701年中国教区概况》，嘉定有住院1所，全县小堂若干处，中国神父吴历主持。[4](卷5，P.317)据此可知，清初天主教传播高峰期，嘉定有1所教堂，还有小堂若干，教友无具体数。
6.崇明
崇明开教始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但当时发展十分有限，只有一个会口，40名教友。[4](卷4，P.208)清代崇明属太仓地区，据1647年《耶稣会中国年信》，当地教友新建了2座教堂。[6](P.370)根据毕嘉的说法，鲁日满的一位传道员在崇明县的传教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18) Jean-Dominique Gabiani, 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 , Viennae, 1673, p.50；A. M.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IIième partie, p.300.鲁日满本人在一次前往苏州的时候，也顺道拜会了崇明县的知县。[24](P.69)费赖之称：“1662年时，有秀才某请赴崇明传教，阅三月得志愿受洗人200，其一例也。”[11](上册，P.337)据此可知，在杨光先教案爆发之前，崇明地区的教友发展已经有200人。
1671年，因“康熙历狱”而被扣押广州五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刘迪我(Jacques Le Faure)返回上海，见崇明岛民很多人前来上海寻求信仰，接受洗礼，决定前往崇明传教。“借口往访崇明新官及素识之武官龚某，遂赴崇明。……迪我赖武官龚某之助，在崇明建筑教堂一所，是为此岛六新教所之母堂。”[11](上册，P.297)据清初完成的《各处堂志》称，崇明有一座教堂“在城内东门里”， [18](P.10)此教堂当即刘迪我所建之教堂。高龙鞶则称，刘迪我返回上海时，又获许太夫人馈赠必要款项，为开辟新的传教事业，遣人送迪我至崇明城中，得到崇明知县王恭先、都司孔国元的款待，迪我即在城中购屋一所，改为住院。1676年，迪我拟渡江再赴崇明，访问岛上新兴的会口，不幸卒于上海。同年崇明第一位教徒徐启元去世。徐启元有三子，各又开创会口数处，长子并把信仰传至长江左岸的海门。从此，教士部署教务时，海门、崇明并在一起。[4](卷4，PP.208-209)《江南传教史》还载，崇明南北有一条小运河，河西是一片盐碱地，有袁姓家族定居于此，柏应理得许太夫人赠款，并在其地建小堂1所，小堂四周四五公里以内，约有1000余袁姓家族人受洗入教。[4](卷4，P.209)除袁姓家族教堂以外，柏应理后又以许太夫人赠款建小堂2所或3所。
崇明天主教发展最快时期，为李西满神父主持教务时期。17世纪80年代末在崇明岛上，李西满把许多信徒组成各个团体，以8个圣堂和2个教堂为中心。1688年他充分利用在岛上停留的6个礼拜，为250人施洗，并与另一位神父卫方济一同为1300名信徒施行圣体圣事。[28]据《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崇明岛有一座教堂，还有9座小圣堂，岛上有3000多名极热心的教友。[16]( f.637v)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称，崇明有教堂2所，小堂4所，到1700年时，耶稣会则派有专门教士常驻崇明岛，管理岛上教务。[4](卷4，P.210)《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称，崇明城内有住屋1所，全岛有教堂9所。[4](卷5，P.317) 1702年卫方济携至罗马的《崇明教务报告》称，岛上共有教堂11所，教徒5000人。[4](卷5，P.329)可见，崇明地区虽然在明代已经开教，但教务长期未获发展，直到康熙中期，崇明经刘迪我、李西满等耶稣会士的努力，在许太夫人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天主教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三)江宁府
清兵南下，南京未遭兵祸，旧堂得以保存。在顺治朝的15年中，波兰耶稣会士穆尼阁(Jean-Nicolas Smogolenski)与张玛诺(Maneul Jorge)相继驻守南京，管理毕方济所创的教堂会口。[4](卷2，P.70)费赖之称穆尼阁“召之赴南京，居未久，教务发达”。[11](上册，P.268)又称张玛诺 “旋至南京，1660年教民集资建筑教堂一所”。[11](上册，PP.281-282)高龙鞶称，1660年张玛诺新建教堂1座，取名“救世主堂”，又小堂1座，取名“圣母堂”，专为女教徒之用。[4](卷2，P.71)费赖之还称：“1663年刘迪我受命为南京驻所道长。……南京旧有教堂，虽经张玛诺神甫修饰，佟巡抚嫌其小，拟建大堂一所，嗣后因仇教之事起，未果行。然迪我已得教民之巨资，建筑大堂一所，有秦姓者出资尤巨。城外亦有教堂一，小驻所二。”[11](上册，PP.294-295)高龙鞶称，刘迪我曾主持该堂(救世主堂)，使该堂略具过去的光辉，而成际理仅修一小堂，住院极小。[4](卷2，P.71)费赖之还称：“柏应理居江南时得许太夫人之助，曾建筑并修复教堂甚众。应理盖从湖广被召至江南，而在1663年时主持南京教务，时南京有信徒600人。1664年仇教之事起，应理适传教诸乡，为440人授洗还。”[11](上册，P.312)《各处堂志》仅列江宁堂，并称“在旱西门内螺丝转弯儿”(19) 旱西门又称“石城门”或“汉西门”，是南京城西面的一座城门，南面是俗称“水西门”的三山门，北面是清凉门。“螺丝转弯”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位于新街口附近。明代南京学者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说：“入石城门，往东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环，俗名‘螺丝转弯’。或曰讹也，路曲处乃铁塔寺墙角，寺旧名‘罗寺’，此路值其隅角，故名‘罗寺转弯’耳。” 静乐居士编《辩学》不分卷，《各处堂志》，台北：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藏方豪旧藏清钞本，第10页。 ；徐宗泽1664年表列南京教堂1所，教徒600人；[10](PP.145-146)而伽马1663年表列南京教堂2所，教徒600人。[9](P.109)总之，南京地区的天主教事业曾出现过几次高潮，但经过几次挫折后，特别是入清以后，南京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耶稣会对南京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并没有摆在最核心的位置上，故此清朝初年的南京天主教教务出现了下滑的态势。但到康熙初年1664年时，南京城内外仍然还有住院1所，大教堂3所，小教堂2处，有教徒1040人。
杨光先教案爆发后不久，南京改名为江宁，江宁的教堂和住院均被没收，还遭到了数千名仇视天主教者的洗劫，教堂所藏的中文、西文书籍都被火焚毁。[4](卷3，P.134) 1671年，软禁于广州的传教士奉旨归堂，刘迪我率先返回江宁，收回了原来被没收的教堂和住院。[4](卷4，P.202)这一时期，江宁教务发展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康熙十三年(1674)葡萄牙耶稣会士成际理为清宗室曾担任过四省巡抚的佟国器授洗，同时亦为佟氏全家受洗入教，还在佟府中开辟了一个小礼拜堂。1684年担任江宁住院院长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当时康熙南巡至江宁时，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召见。毕嘉向康熙帝进献测量仪器等方物，毕嘉与康熙有着相当长时间十分亲切的对话。(20) 费赖之《毕嘉传》，《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23页；佚名《熙朝定案》，韩琦、吴旻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9-181页。 不久毕嘉又在江宁设置一小修院，又设置士人与讲说教义人之修道会教所。[11](上册，P.323)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洪若翰与张诚当时都希望在江宁建立一个法国的耶稣会住院，以便新来的法国传教士研习汉语，然后出去传教。虽然作过种种尝试，但最后均没有成功。[4](卷5，P.336)据《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江宁城内有2座教堂，另外还有3 座小圣堂，5间祈祷室。[16]( ff.645v-646)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记载，江宁有会院1所，专为妇女的圣母堂1所，由林安多(António de Silva)神父任院长。[4](卷5，P.314)《1701年中国教务概况》亦称，江宁有会院1所，住院1所，有林安多、罗历山及刘蕴德三人。
二、顺康时期天主教在江南省非传教中心城市的发展
(一)常州府
常州开教始于明代天启年间，并建有教堂，但传教人数不多，仅70人。[5](P.52)清军南下时，隶属于常州府的江阴因剃发问题，遭受了惨重的屠杀。本来就传教人数不多的常州府，入清以后其天主教很可能已荡然无存。直到1650年，据《耶稣会中国年信》，常州有新受洗教徒30人，[7](P.343)但不知是何人去常州传教。清初最早到常州传教的当为毕嘉神父，1663年前毕嘉访问了常州、宜兴两处，但未见受洗人数。[4](卷2，P.74) 1688 年，无锡有一位叫路基约(Lucio)的船夫，是一名教徒，他四处奔波谋生，最后在无锡居留。无锡虽然在明代已经开教，但此时，该地一个教徒也没有，路基约则一边靠打渔维持生计，同时又把天主教义传播给别的船夫，9年后无锡县的受洗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船夫为主，各行各业都有，20 名船夫还凑钱建造了一座简陋的小教堂。[16]( ff.637-637v)据《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称1690年在苏州的李西满还兼管无锡、崇明两地圣堂。[22](P.443)据《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无锡县有圣堂1所。而《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则称，常州府有无锡教堂1所，由传教士李西满兼管；[4](卷5，P.315)费赖之称，法国耶稣会士隆盛(Guillaume Melon)1701年被派到江南，管理无锡教区四年有余。首先在无锡教区建筑教堂1所，传教所及，至于太湖沿岸，盛颇属意渔人，时有渔舟三百来集，请盛参加圣事。诸渔人集资在无锡附近自建教堂1所，专供渔人之用。[11](下册，P.597)隆盛在去世之前，还为无锡90位新教徒付洗，同时，又为另一处堂口30名望教者付洗。[22](P.704)隆盛去世后，法国耶稣会士卜文气(Louis Porquet)接替隆盛负责常州地区所属各堂口教务，在那里他担任五个县的教务，其中以无锡县的教友为数最多，因此，他就以无锡为常驻堂口。[22](P.706) 1717年，卜文气到常州府属江阴县传教，并准备在江阴城里购买一座房子新建教堂。同时，江阴城内有500余名望教者准备领洗，但由于江阴爆发了仇教行动，导致失败。[22](P.707)可知，在清初天主教传播高峰期，无锡有1座教堂，江阴有1所教堂，有数据的教友为16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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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江府
镇江原有教徒若干人，可能是明朝遗留下来的受洗教徒，或为城内的士兵和工匠、或为城外的农民。1662年，毕嘉神父来到镇江，劝导了若干新教徒，其中有一位高姓将领，洗名伯多禄，其弟亦受洗礼，洗名安德肋。这位名叫高伯多禄的武官在镇江城郊建起了一座小教堂。但该教堂曾被高伯多禄的父亲焚毁。[4](卷3，P.133) 1663年在镇江起造了一处新住院、教士住屋及相当宽大的花园。[4](卷2，PP.72-73)而费赖之称，1663年毕嘉又得闵莫尼加(Monique Min)(21) 闵莫尼加(Monique Min)，为毕方济授洗的女教徒。 之助，在镇江建筑教堂和住院各1所。[11](上册，P.322)据《教士名册》，清初江南共有南京、上海、常熟、淮安、扬州5所住院，1663年，毕嘉在镇江建立第6所住院。[4](卷2，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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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664教务年教务简表》称，镇江住院有教徒200人。[4](卷2，P.88)据《1697年中国各住院的教堂数量》记载，镇江府有3座教堂，分别在镇江、丹阳、溧阳。[16]( ff.645v-646)溧阳何时开教，未见文献记录，此处称1697年溧阳有教堂1座，则可知溧阳开教应该在1697年之前。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镇江府有镇江教堂1处，丹阳教堂1处，传教士郭若望主管。又据《1701年中国教区概况》，镇江府有住院1处，由葡萄牙传教士穆德我(José Monteiro)主管；丹阳住院1处，无常驻教士。[4](卷5，P.317)可知，在清初天主教传播高峰期，镇江有住院和教堂各1所，丹阳有小教堂1所，教友200人。
(三)扬州府
清兵入关，扬州城是遭受清军破坏最严重的城市，所以明代在扬州开展的教务，遭到了彻底的毁灭。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1659年到中国后，不久被派到扬州，先收回了扬州旧有的住院，后又得到宁国府知府的母亲茹斯大赵夫人的捐助，对住院进行了整修。1660年，茹斯大又建造了1座教堂，还组织了5个善会，更有会友10人，都是生员。此后，扬州住院正式启用。(22)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2册，周士良译，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页；Feliciano Pacheco, Carta Annua Da Vice 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no de 1660, BAJA. 49-V-14, ff.703-704v则称，扬州住院于1660年建立。 据1660年《耶稣会中国年信》称，扬州有新受洗教徒100人。[7](P.342)据费赖之称毕嘉“1660年，在扬州建筑教堂和住院各一所。毕嘉仿潘国光神父先例设置会团，1664年，扬州计有会团5所”。 [11](上册，P.322)据《1664教务年教务简表》称，扬州有教徒1000人，其中扬州住院有教徒800人，兼管镇江住院及镇江教徒200人，以及常州、宜兴等七城。[4](卷2，P.88)杨光先教案时，扬州教堂遭受劫掠。[4](卷3，P.134)。1673年时，毕嘉又重返扬州，1689年康熙帝南巡赴扬州，毕嘉从南京赶至扬州接驾，并蒙康熙帝接见。康熙帝问，扬州有天主堂么？毕奏云，扬州、镇江、淮安都有天主堂但无西洋人，皆是臣照管。[29](PP.176-177)《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扬州府有教堂一所，由比利时传教士万惟一(Guillaume Van der Beken)兼管。[4](卷5，P.278)又据《1701年中国教区概况》，扬州府有住院一处，无常驻教士。[4](卷5，P.317)可见，在清初天主教传播高峰期，扬州有教堂和住院各1处，教徒有800余人。
(四)淮安府
淮安开教始于明崇祯时，并建有教堂，教友有数百人。清兵入关，淮安城未予抵抗，所以淮安教务应该未受严重损害。入清以后，耶稣会注重淮安教务的发展，1645年，淮南有新教徒40人受洗。1654年，有137人受洗，1658年，有157人受洗，1659年有109人，1660年有93人。[7](PP.341-342)同年，李方西购置房屋1所，辟为住院，又建教堂1座。(23)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2册，周士良译，第82页；Feliciano Pacheco, Carta Annua Da Vice Província da China do Anno de 1660, BAJA. 49-V-14, f.712称在距淮安200里的地方，某望道教友新建教堂1座。 1662年，张玛诺被派到淮安，管理当地教务。[11](上册，P.282)清初《教士名册》记载淮安有住院1处，1662年张玛诺对旧有的住院进行了修缮，还在四周建起了围墙。[4](卷2，P.72)据《1664教务年教务简表》称，淮安有教徒800人，住院1所，城外有传教站若干处。[4](卷2，P.88)杨光先教案后，1671年张玛诺重返淮安，但不久即在南京去世，[11](上册，P.282)淮安教务由法国耶稣会士汪儒望(Jean Valat)兼管。康熙第一次南巡时，经过淮安府，还派人垂问汪儒望的情况。[4](卷4，PP.200-202)据1699年的耶稣会报告，淮安府有住院1所，圣母堂1所，住院院长是万惟一，还有中国籍神父江纳爵住此。[4](卷5，P.315)据1701年的耶稣会报告，淮安府有住院1所，由万惟一和恩安当(Antoine Dantes)神父主管，1702年卫方济奉命赴欧洲，淮安教务遂由万惟一、恩安当接管。[4](卷5，P.328)可知在清朝天主教教务高峰期，淮安有住院1所，教堂1所，教友有800人。[4](卷5，P.317)
(五)徐州府
靠近山东的徐州府及隶属于凤阳的五河县，其教务一般都划归淮安住院兼管。徐州明代未见天主教进入，入清以后天主教传入徐州的最早记录在1655年左右。据荣振华的资料，1655年前，徐州邳县有一处耶稣会住院，不知为谁所建。[5](P.54) 1678年，法国耶稣会士汪儒望在一侯姓信教官员捐助下，在徐州建起了一座教堂。[11](上册，P.286)徐州教堂落成后，有教徒数千人经常往来堂中。[4](卷4，P.204)徐州靠近山东，汪儒望也主要是在山东传教，所以徐州的天主教应该受山东天主教影响更大。这里的教友数千人在徐州教堂来往，应该不全是新受洗的教友，可能也包括部分山东方面来的教友。但无论如何，在徐州出现数千教友的记录，反映了孟儒望在江南省北部地区传教的成功。据《1692年信教自由上谕颁布时中国传教区情形》称，卫方济兼管徐州教务。[4](卷4，P.287)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称，徐州有教堂1所，亦由万惟一兼管。[4](卷5，P.287)
(六)凤阳府
凤阳府，明末清初均属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从江南省分出安徽省，凤阳府遂属安徽，五河为凤阳属县。五河开教始于明末，由毕方济开创，但当时只是开辟了一个会口，几位五河知县的家属受洗而已。(24)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1册，周士良译，第183页。 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抵达淮安，许太夫人之子侄某召之至五河县城，以所建之教堂赠之，嗣后教务极为发达。而高龙鞶则称，方济初至淮安即被五河县某一士子请去，此人家计富足，以白银140两馈赠方济，为他设一小教堂。方济在五河住院居住14日，就为100人授洗，其中有士子16人及其家族。不久，又有一教外妇女捐献家庵，改为妇女礼拜的教堂。[4](卷4，P.206)后来，卫方济又被邀至五河县附近村落，全村居民都接受洗礼，并建立小堂1所。不久，又在另一村中有2/3的村民接受了洗礼，也建了小堂1所。以后，又有第4、第5个村子接受了信仰。[4](卷4，P.206)据《1692年信教自由上谕颁布时中国传教区情形》称，卫方济兼管五河教务。[4](卷4，P.287)据《1699年耶稣会中国区概况》称，五河有教堂1所，亦由万惟一兼管。[4](卷5，P.287)据此可知，五河有小教堂3所，教友数百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1644年清朝入关到1707年铎罗来华挑起中国礼仪之争，康熙皇帝颁布领票制度，而导致江南地区天主教发展开始萎缩为止，期间共63年，江南地区虽然经过了明清鼎革的阵痛和杨光先教案的磨难，但是该地区的天主教传播依然沿着明末天主教发展的态势获得继续的发展，而到1692年康熙容教令颁布前后，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走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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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传播的区域来看，清初江南全省所辖徐州、淮安、扬州、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凤阳九府均有发展，松江府则包括有上海、华亭、青浦三县，其中上海成为全国天主教教务最为发达旺盛的中心城市；苏州府则包括苏州(吴县)、常熟、昆山、嘉定、崇明县及太仓州，其中常熟则成为全国天主教教务仅次于上海的中心城市；常州府则包括常州、无锡、江阴、宜兴四县；镇江府则包括镇江、丹阳、溧阳三县。可以说，江南一省最为重要的县级以上的城市，均为天主教传播之区域。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天主教传播能够全面覆盖一省者，仅江南和福建两省，而江南省覆盖率应该比福建省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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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1644年到1707年，江南一省所建的教堂数来看，与同时间的全国各省所建教堂数相比，江南为全国之冠。据上面各府所建教堂数据统计，江南一省共建有上海、松江、苏州、常熟、太仓、嘉定、江宁、镇江、丹阳、扬州、淮安住院11所，各地大小教堂183所(不包括传教点、祈祷室和设在家中的圣堂)。1699年耶稣会报告称，直隶有住院2所，大小教堂14所；山东住院1所，大小教堂16所；山西住院6所，教堂16所，小堂若干；河南教堂2所；陕西住院1所，教堂2所；浙江住院1所，教堂3所；湖广住院2所，教堂10所；福建住院2所，教堂7所；江西住院1所，大小教堂11所。[4](卷5，P.316) 1701年耶稣会报告则称，直隶有住院6所，大小教堂21所；山东有住院4所，大小教堂12所；山西有住院3所，大小教堂10所；陕西有住院4所，大小教堂4所；河南有住院2所，大小教堂2所；湖广有住院8所，大小教堂8所；江西有住院8所，大小教堂8所；浙江有住院4所，大小教堂4所；福建有住院7所，大小教堂7所；广西有住院1所，大小教堂1所；广东有住院7所，大小教堂7所。[4](卷5，P.322)据1701年的统计数，全国各省(除江南省)教堂的统计总数为84所，与江南省的183座相比，全国教堂的总数还没有达到江南一省教堂总数的一半，足以证明清顺康时期，江南省教堂建设实为全国之冠。
多渠道搭建对接平台，实现了河北省家政服务人员的规模化输出。据河北省人社厅统计，去年以来，河北省有组织地向京津输送合格的家政服务人员144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800余人。
第三，从1644年到1707年，江南一省新奉教的教友数量来看，据中国教务视察员伽马(Louis de Gama)神父的记录，1663年，江南省有教友55100人。[30](P.8)但高龙鞶《江南传教史》公布的1664年教务情况称，江南省的教徒人数为55300人。[4](卷2，PP.88-89) 1682年到1688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张安当(Antoine Posateri)主管江南教省期间，自称经管教徒8万人。[4](卷4，P.203)费赖之亦称，1682年时安当独管此传教区(江南)，而教民多至八万。[11](上册，P.387)这应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据上海住院会长孟由义(Manuel Mendes)介绍，到1697年时，仅上海教徒人数就超过100,000人。[23]( BAJA 49-V-22:634r)而我们根据各种文献提供的江南省各地奉教教友的具体数据统计，总人数达到134，478人，据安多公布的1703年江南地区受洗的天主教徒人数为131200人，[31](P.153)与我们统计的数据总数只差几千人，可以证明我们统计的数据应该是很准确的。但必须说明，其中还有徐州数千人、五河数百人及昆山和嘉定无教友统计数，俱不包括在上面数据之内，约略估之，江南一省教友总人数应该在14万人以上。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以极为详细且有据可考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天主教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开教南京始，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清政府颁布领票制度，驱逐不领票传教士出境止，天主教在顺康时期获得了较明末更为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容教令的颁布，江南地区天主教的发展走向了高峰，并成为中国天主教教务最为发达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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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in Jiangnan Province during Shunzhi and Kangxi Periods (1644-1707)
TANG Kai-jian1, ZHAO Dian-hong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2.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fic quantitative inspection of churches and converts is an indispensable task for studying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a certain area. More than 60 years had passed from the Manchu troop conquer in 1644 to the special envoy of the Holy See named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coming to China in 1707 and eventually provok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Despite the great damages that occurred in the transnational period of the two dynasties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that the Calender Case had brought,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Jiangnan Province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Qing Dynasty. Before and after Edict of Toleration issued by Kangxi in 1692, Christianity in Jiangnan went further to its peak. The tentative statistics show that in Jiangnan Province, the missionary networks had been formed in the nine prefectures of Xuzhou, Huai’an, Yangzhou, Jiangning, Zhenjiang, Changzhou, Suzhou,Songjiang and Fengyang. There were 11 residences in Shanghai, Songjiang, Suzhou, Changshu, Taicang, Jiading, Jiangning, Zhenjiang, Danyang, Yangzhou and Huai’an, 183 chapels of different sizes around the province, which ranks the first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 number of converts in Jiangnan Province amounted to more than 140,000, accounting for 68%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nverts in China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umber of residences, chapels and converts, Jiangnan Province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developed area in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Christianity; dissemination; Jiangnan Province; chapel; early Qi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5-0060-13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9.05.006
收稿日期： 2019-07-03
作者简介： 汤开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澳门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赵殿红(通讯作者)，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长、唐廷枢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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