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集群的交易治理结构分析——以王庆坨自行车企业集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为例论文,乡镇企业论文,治理结构论文,自行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1-0119-06
在传统的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体制解体，市场经济逐渐建立的过程中，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经济组织——企业集群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中，乡镇地区的企业集群通过交易域与社会域间的关联与嵌入，有效地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推动了我国乡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由此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一、乡镇企业集群快速增长的一个案例
王庆坨是天津远郊的一个村镇。由于土地的稀少和贫瘠，该镇历来就有做小买卖、跑运输和搞手工制作的传统。1994年，几个曾经干过自行车组装的工人自发地组成手工作坊，利用从市里买来的零件，组装一些加重加粗的驮载式自行车，开始了王庆坨自行车产业的萌芽发展。
一年以后的1995年，王庆坨的自行车小企业已经发展到20余家，自行车年产量达到120万辆。到2003年，王庆坨已经有整车企业108家，零部件企业160家。全镇自行车的生产量已经突破700万辆，约占全天津市自行车产量的1/3，在全国的产量中接近1/10。自行车生产已经成为王庆坨镇家家参与、遍地开花的产业，被国内自行车同行称为“王庆坨现象”。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津来鸽”、“奥飞娅”等一批组装企业已在全国自行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并以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稳稳地坐上了国内低档车市场的头把交椅。目前，王庆坨的自行车已经占领了全国20多个省市和地区的市场，部分企业的产品已经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在整车组装企业迅速成长的同时，自行车零部件加工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一些零配件企业已经成为品牌车的固定供应商。王庆坨自行车的零部件生产包括叉架、车把、脚蹬、鞍座等几百个品种，形成了一个专业门类十分齐全的自行车零部件生产和供应体系。在自行车产业的带动和引导下，王庆坨整个乡镇都发生了重要的产业转型。围绕着自行车生产，零配件生产业、原料加工业、批发零售业以及各种社会服务业纷纷兴起，80%左右的居民进入自行车组装和零配件加工产业，其余的人则从事为自行车生产和销售服务的交通、餐饮和旅店等行业。全镇已经摆脱了贫瘠土地和传统农业的束缚，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自行车整车和零部件集散地。
王庆坨镇是地处天津远郊的农业县，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镇上的人口大都是农民，原来只有几个人会组装简易自行车，也谈不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个地方何以迅速形成一个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似乎是个谜。为此，我们在王庆坨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中发现，在若干破解“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增长之谜”的答案中，企业集群是一个首选答案。
所谓企业集群(Enterprise Cluster)是指“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1](p.2)。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认为，企业集群是企业为追求运费和能耗的节约而对靠近原料产地、市场和优越交通条件的地理位置而形成的一种“扎堆”现象。但是近年来的一些现象却表明，小企业集群还可能出现在不靠近原料产地、不靠近市场和没有便利交通的乡镇，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凭空而起”的河北清河县羊绒产业区[2]，而王庆坨自行车产业区则又是一个同样的例证。这些乡镇企业集群（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 Cluster，即TVE Cluster，下文简称“企业集群”或“集群”）的出现，引起了经济学各个学科从不同理论角度的关注与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具有超越企业和市场的组织效应，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作为一种需求约束下的制度创新，王庆坨自行车集群的成功无疑是源于其对市场环境的适应[3]。然而，与日本、硅谷和意大利等成熟工业区有所不同，王庆坨企业集群中的企业均为乡村小企业，它对乡村社区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成熟企业集群的特征。我们从市场交易治理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剖析王庆坨自行车企业集群成功的原因、揭示其不足和缺陷并指明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对于我国乡村企业方兴未艾的集群化趋势和传统农村的转型具有更一般的指导意义。
二、乡镇企业集群的生成及交易特征
自从科斯首次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区分了市场和企业两种协调交易的方式[4]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关注企业的内部组织（即纵向一体化）与市场交易这两种协调方式间的替代关系。然而，正如威廉姆森所说，在市场与企业这两个极端的协调方式之间，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中间产品的交易和中间状态的交易组织。“为何存在如此之多的纵向一体化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与为何存在如此之多的市场（或准市场）中间交易问题相比，则相形见绌”[5](p.25)。
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组织形成的因素包括交易频率、不确定性以及投资的特性[5]。频率低的交易行为一般会使交易者采取完全随机的市场交易（古典式契约）。在这种交易中，交易双方都存在着较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防止欺诈的成本很高。而在频率较高的交易中，交易双方会随着不断发生的交易产生互相的信任，继而放弃随机的市场契约，形成稳定的长期市场契约（新古典式契约）。当然这种长期契约往往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介入，以保证合约的履行。当交易的不确定性很高（如价格随市场而发生变动），以至于严重影响了交易成本，交易者就会采取一种稳定的双边交易契约（关系型契约），将不确定性降至最低。而交易的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也就越强，交易破裂所带来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这种交易势必会导致交易的内部化，以科层管理替代交易契约，一体化组织由此形成。所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者间形成的交易关系，即交易的治理结构是与交易环境和交易成本的变动相适应的。当一种治理结构相对于另一种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发生变化，则组织的替代就会发生。这就是市场中间组织生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础。
20世纪初，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扩大，工业生产的规模效益日益明显，以横向扩张为特征的企业一体化曾经风靡一时。随后，为了克服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高额采购成本。以纵向扩张为特征的企业一体化又成为潮流，从而造就了世界上一批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福特制”[1]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模式，新中国建立后，基于中央集权体制和长期的市场短缺，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也一直走着横向和纵向的一体化道路，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的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市场需求逐渐饱和，并且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大企业的规模优势开始消失，内部一体化成本明显上升，企业亏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我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所难免。
与国有大企业所走的道路相反，在20世纪末期兴起的中国乡镇工业，则普遍采取了非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以最小的生产规模、弹性的订单式生产以及零部件的市场采购，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低廉的市场价格和纷繁的花色品种，也迎合了多元化和多变化的市场需求，拓展了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零部件的市场采购会增加交易成本。为克服这个问题，一种既非完全市场，又非完全一体化的中间组织——乡镇企业集群应运而生。在这种集群组织中，企业供应链和关系型契约可以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和市场开拓成本。关系型契约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交易主体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双边交易治理关系。而在乡镇小企业集群中，关系型契约一般都融入了乡村中特有的亲情和乡情关系，形成了独特的亲缘式供应链。这种亲缘式供应链具有更加明显的节约交易成本的特征。
1.市场进入的快速和低成本 由乡村中亲情关系串联而成的企业供应链，可降低企业进入的信息搜寻和市场开拓成本，避免市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使企业快速进入市场。在王庆坨，一个自行车组装企业，其零部件的供应，很可能由其兄弟或姐妹的企业来完成；而其兄弟或姐妹企业的零部件加工，又可能是由其弟妹或姐夫的企业来完成。这样，一个组装企业所获得的市场信息和市场份额由三个甚至更多的亲戚企业来共享，降低了取得信息的成本。同样，该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是由这几个企业共同分担。由于市场的进入成本极低，一个小企业一旦进入，三亲六故纷纷跟进，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王庆坨就变成了自行车整车和零配件制造的产业聚集地。在中国，大量像王庆坨这样的乡镇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入了以前未知的工业制造业，这种亲缘式供应链功不可没。而20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的高速增长也无疑得益于这种亲缘式的交易和契约制度。
2.契约实施的灵活性与稳定性 完全随机的市场契约，需要以市场法规作为制度保证。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则只能诉诸法律，自我调节的余地很小。因此，“在商业关系中，相对非正式的、不涉及法律的契约形式占支配地位，真正依靠法律明确制裁的极为罕见”[6](p.117)。比如，当某一厂商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推迟对另一厂商的供货期，在正规的契约关系下，结果很可能是诉讼和索赔。但在王庆坨的亲缘式契约关系中，双方完全可能达成谅解，给以宽限，而不需要通过诉讼。这种灵活的非正式的协调机制，既可降低履约成本（避免诉讼），还有助于契约的实施。
为了保证交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交易双方往往投以专用性资产予以“承诺”(Commitment)，从而形成专用性契约关系。但面对经常变化的市场需求，专用性资产的大量投入具有刚性，调整起来十分困难，而乡镇企业集群的准专用性交易关系则克服了上述难题。在乡镇企业集群中，企业间交易关系的保持是以亲缘这种社会资本作为纽带的。这种关系具备了专用性契约的稳定性特征，但又不必因此而花费专用性投入。
3.对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的控制 由于市场存在着奈特意义上那种概率分布未知的不确定因素，随机的市场交易很难在事前作出调整和反应，所以难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一体化的企业作为替代产品契约的要素契约[7]，也完全可能把产品市场的机会主义带入要素市场。一种组织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控制机会主义的成功与否。而植根于长期积累的乡村社会资本之上的乡镇企业集群，则能够有效地控制不确定性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这个问题已经涉及了社会嵌入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三、社会嵌入对乡镇企业集群交易治理的影响
在威廉姆森对中间组织分析的基础上，青木昌彦[8]进一步拓展了组织多样性和关联性的研究。他指出，在一个自组织的市场交易域中，参与者间可通过博弈形成共同的认知和协调性行动，从而形成内生的交易治理结构。但任何交易活动都是在复杂环境中进行，单个域内的均衡往往是不稳定的。各个不同域间必然出现互相的介入和捆绑(Bundling)，从而形成制度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创造一定的外在性，使所有或部分参与人从中获得租金，从而促进这种关联的延续。”[7](p.211)
所谓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也即社会植入，是指社会交换域与市场交易域之间相互渗透、进入和关联的现象。比如在王庆坨，当围绕自行车的这种新的交易关系建立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之上，长期形成的社会规范就会作用于市场交易关系，使参与交易的“每个成员都有充分的激励遵守合作性规范，而每个成员对共用资源博弈中不合作行为的严重后果的关注，又使得人人都愿意在社会交换域惩罚犯规者”[8](p.212)。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市场交易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交易各方摆脱单个域内的成本收益计算，通过分享制度关联所产生的外在性租金走出“囚徒困境”。
仍以王庆坨为例，在没有进行自行车生产之前，全镇的居民之间已经存在着多年形成的亲戚、邻里关系（即所谓人缘和地缘关系）以及社区成员之间的道德规范，如“邻里和睦”、“乐于助人”、“热心公益”等。而当自行车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聚集在王庆坨这样的乡镇范围内，先前的人际关系和社区道德标准就会很自然地推广至交易领域中，形成了“诚信”、“合作”和“互利”等交易者的社区规范，并成为集群内部实施交易治理的一种有效机制。
首先，社会规范的嵌入使得集群内交易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竞争合作关系。从经济交换域的角度讲，交易的参与者要在同一个市场中获取利润，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排他性竞争。而从社会交换域的角度讲，所有的交易参与者都要通过分享已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来扩大交易，因此必然要选择合作。集群内的合作一般是通过心照不宣的默契以及遵守“诚信”、“合作”、“互利”的行为规范来实现的，因此是一种合作博弈的结果。
其次，王庆坨自行车交易的参与者大都为社区成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乡里乡亲”的社会关系。交易建立在“知根知底”的成员之间，不仅可以使机会主义风险降至最低，而且也节约了为防止机会主义所需要的费用。
最后，“知根知底”的成员之间是宽容的，可以容许交易某一方对均衡路径的暂时偏离。但出于对社会资本收益的预期，交易者一般都能够自觉地遵守交易的社区规范，以“不违规”作为治理的自我实施机制。因为即使理性再有限，人们也不愿轻易地以自己长期形成的社会声誉（包括个人或家庭在社区中的口碑）来换得一时的违规收益。
通过王庆坨的企业集群，我们看到了传统的以合作为特征的乡村社区规范对乡村市场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看到了市场交易和社会交换两个不同域间的并存与互补，同时也看到了正式的市场制度与非正式的乡村规范间的相互融合和适应。但是，具有适应性的交易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效率最优。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一些在内部通行着传统的信任关系和道德规范的乡村小企业集群，却往往在一个更大的交易域中（比如全国）存在着整体性的“不良声誉”。比如，有些小企业集群是以仿冒名牌产品起家，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欺诈性行为。20世纪末期中国舆论界披露的一些造假案例，如伪劣食品、假药假酒、黑心棉等，大都是这类小企业集群所为。王庆坨的自行车小企业集群也曾经因为出售质量低劣的自行车而被中央媒体曝光。
上述实例说明，传统的乡村规范虽有助于集群内部交易治理机制的实施和发挥作用，而在集群之外，这种前市场经济的传统规范就显得无能为力。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日趋完善的今天，乡村社区规范对于市场治理的积极作用将呈递减趋势，乡镇企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将依靠各种正式的市场制度（如法律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四、第三方的介入与集群交易治理结构的改善
上述分析表明，建立在乡村亲缘基础上的企业集群及其内部稳定的关系型契约，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制约了交易中机会主义的发生，因此推动了乡镇企业集群的迅速发展。但是，前市场经济的传统规范也同时成为乡镇企业集群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力量。因此，改善乡镇企业集群交易治理结构已经提上日程。一个有效的制度改进是市场第三方治理机制的生成与介入，以三方均衡的治理结构补充双边均衡的治理结构，从而可以使乡镇企业集群产生新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进而推动集群的发展。正如青木昌彦所讲，“一种有效和正式的第三方机制的存在有助于产生对合同可实施性和产权安全性的稳定预期，从而扩大交易域的范围”[8](p.91)。所谓第三方治理机制，指的是一个外在于初始交易的新参与者（一般称为市场中介机构）通过信息传播、协调、仲裁和惩罚等一系列治理机制的实施，参与交易的治理过程并改善交易治理的效率。以前，我们只将法律机构的裁定与惩罚做为正式的市场制度予以认可，实际上，这只是第三方治理机制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交易体系中，各种第三方组织都在发挥着一般的、常规的作用。正是在这些中介性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市场交易的治理效率不断提高，市场秩序也在不断完善。下面举例说明。
1.第三方的信息传播机制 在双边的交易治理结构中，交易一方信誉的建立更多要依赖于另一方在上当后通过退出交易予以惩罚。这种治理机制的约束与惩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当时过境迁，违规者可以依然故我。但是，如果有一个以揭露违规为目标的专门机构存在时，事情就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3.15”晚会，将违规厂商和违规产品的信息公之于天下，使假冒伪劣行为受到了消费者的抵制，这就是第三方信息传播参与交易治理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当第三方的信息传播与第三方（如工商部门）的制裁组合在一起，使侵权者行为不仅受到抵制，而且还受到处罚，则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强化。
2.第三方的技术质量检测和认证机制 在计划体制下，技术质量检测和认证是政府的一种行政管制手段；在市场体制下，此项功能逐渐让位于独立的市场中介主体。技术质量检测和认证机制的功能首先在于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参与市场准入制度，防止过度进入和非正规竞争。比如，在电动自行车这一新型产品问世之时，由自行车行业协会牵头组建了电动自行车专家委员会，根据行业标准与规范对电动自行车新产品进行技术和质量认定，并出具由专家委员会签字盖章的质量认定书。此书便可成为电动车企业市场准入的客观依据。技术质量检测和认证机制的另一个功能是能够激励企业的技术提升。这一方面的主要案例是中国普遍推行的IS09000系列对企业管理、技术和环境的认证制度。这一制度使企业看到差异，从而形成激励与鞭策。在王庆坨的乡村小企业集群，争取通过IS09000认证已经成为企业追求的一个目标，当然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也会随之提升。
3.第三方的交易评估机制 此机制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特定的交易者委托，为交易双方提供客观、正确的企业经营信息，以保证交易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完成。如在企业并购中的各种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等，这是一种特定的中介服务。另一方面是为非特定的市场交易者提供一般的评估信息，以加强信息的透明度，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市场交易。如上市公司的业绩评估、企业经营排行榜等等。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使交易者了解市场信息，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同时还可以使交易者客观地了解市场对自身的评价，形成激励和鞭策，规范交易者行为。
4.第三方的行业协调机制 此机制一般是由行业协会实施。行业协会的一个基本功能是通过协调行业中企业的行为改善交易治理结构。王庆坨行业协会对王庆坨自行车市场准入的监督与保护就是一个例证。该协会通过为企业进行生产许可证申请和更换的服务，从资金、技术和资格等方面对小企业的市场进入实行把关，从而保证了王庆坨自行车产业集群内部的有效竞争，抑制了过度进入和恶性竞争。行业协会协调企业行为的另一个例子是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该协会从2000年开始在天津举办“中国北方自行车展览会”，并以“天津自行车”作为品牌，集合了天津市几百家自行车小企业，使得天津自行车的整体形象大为改观，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大大提升。
目前，我国的乡镇企业集群普遍面临着如何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通常的思路往往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鼓励乡镇小企业做大做强，发挥所谓集团优势，然而，盲目的规模扩张并不一定与市场环境相适应，人为的操作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在继续保护小企业集群低成本优势和活跃的内部交易的基础上，积极地推进市场的规范化程度，以正规的市场制度替代传统的乡村规范，才能使乡镇小企业集群走上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南方的许多小企业集群，在其完成了从前市场经济向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跨跃之后，已经成长为地方经济的支柱性力量，它们为中国乡村企业集群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收稿日期：2003-06-19
标签：自行车论文; 王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集群效应论文; 集群技术论文; 规范分析论文; 公司治理结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