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识字课本中的教化意蕴——“杂字”与社会教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课本论文,民间论文,社会论文,杂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教化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通常指借助于对一定的代表善的人物、事件等的宣扬，使老百姓受感化而获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品格。它的内涵远远超过现代“教育”这个概念所能包含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包含“上下之别”的礼仪、象征、知识、信仰、伦理等等被人类学家总结成“文化”的东西，与所谓的“民俗”实现互动的过程（王铭铭语）。它不但包括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即人才教育或以选官和做官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而且囊括了日常生活中诸如“洒扫、应对、进退”等行为规则的训练。不可否认，学校是进行教化的主阵地、主渠道、主场所。但学校教育之外的非正规、非系统的民间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后者尽管没有像官学那样建立起系统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正规的课程体系，更没有固定的场所，但它比官学形式活泼、灵活，普及的范围也更广泛。我们知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能走进校门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比例很小，广大平民几乎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条件。因此，平民受教育的渠道，往往通过学校之外的教化方式。也正是靠了这类非正规的民间教育，才使得穷乡僻壤的村夫牧子、凡夫走卒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社会教化的途径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强调示范、树立榜样；设官教民；依靠乡里、宗族与家庭的力量；依靠学校教育；依靠各种各样的日常读物，等等。其中，日常读物作为一种知识载体在社会教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知道，在远古时代，社会教化的传播往往是通过生活中有名望的年长者进行的。年老一辈常常通过口耳相传来传承业已形成的乡规乡约，民风民俗。随着宋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书本作为一种知识载体逐渐走向民间。日常读物的出现不但打破了以往社会教化中口耳相传的单一格局，而且大大拓宽了社会教化的范围，加快了社会文明的步伐。换言之，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纸质文本的日常读物，才使文明的推进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日常读物不是指像官学中的《四书》、《五经》之类的钦定课本，而主要指在民间、在私下、在家庭中流传的训诲劝诫文献，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杂字》等，尽管这些读物不能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进入正规的学校，但因其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深受中下层民众的喜爱。可以说，日常读物在社会教化中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官学中的《四书》、《五经》之类的钦定课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社会教化，从这类不显眼的日常读物着手，就显得更有意义。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日常读物中的一种——杂字与社会教化的关系。
一、杂字及其发展轨迹
传统的观点认为，杂字是产生于民间的一类识字教材，是和“三、百、千”并行的另一路识字课本。张志公先生认为：从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以来，到了南北朝、隋唐，识字教材分成两路，一路以《千字文》领头，后来加上《三字经》、《百家姓》，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也比较雅驯；一路则主要流行在民间，宋代以下统称“杂字”[1]。早在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他的《秋日郊居》诗第三首自注中就提到了童蒙课本《杂字》。原文如下：
儿童冬学闹比邻，
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
终年不着面看人。
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杂字书是宋代民间已被普遍运用，是当时老百姓的子弟在农闲接受教育时所用的课本之一。由于这种书语言特别通俗，并且将识字教育与生活日用常识、实用技艺紧密联系，所以在蒙学教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这种书一般只流行在民间，尤其是中下社会，是一种比“三、百、千”更上不了台盘的读物，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杂字书一般不题编者姓名，大多只题“市井中人”。不仅历代书志、书目无意著录，而且没有人肯花功夫像考证《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样去考证它，甚至更没有人去收藏它，因而，早期的杂字书大多已经遗失，还有的只剩残卷，难以窥其全貌，如《隋书·经籍志》所录的《杂字解诂》、《要字苑》等都没有完整流传下来。所有这些，都就给我们今天进行杂字书的有关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令人欣慰的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和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杂字书的种类渐趋增多，内容日益丰富、完善，与此同时，杂字书也越来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些文人也开始投身于编撰杂字书的热浪中。如《日用杂字》便是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由于长期潜入民间，不仅熟谙各种杂字，也深知杂字书对百姓生活的重要性。鉴于以往杂字书中“脱漏甚多”、“杜撰”等缺点，他亲自撰写了一本杂字书，题为《日用杂字》。在其《自序》中表述了他编此书的真实意图：
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
蒲松龄这种不避俚俗亲自编写杂字书的举动，不论对杂字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民众教育的普及都有重大的意义。由于编撰者的水平较高，大大改变了以往杂字书中错、讹现象频频的局面，从而切实保证了杂字书的质量，提高了杂字书自身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即使在民国以后，有了新式学堂，杂字在平民百姓中依旧占有很大位置。他们认为一方面新式学堂学费高，所学知识往往不切实用；另一方面新式学堂用时久，老百姓疲于农忙，不可能抽出大量时间去上学。倒不如农闲时向私塾先生学些《杂字》、《百家姓》之类收效快，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识得一两千字，这样记记账、写写信、写写春联就不太犯难了。后来，杂字这种体例被流传下来，以至于在陕甘宁边区、成人扫盲和业余补习的识字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跨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日本学者柴野栗山就曾受中国童蒙杂字的影响而选编了一本《杂字类编》。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杂字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以往的观点认为，杂字是一类根本“上不得台盘”的非正式读物，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甚至比“三、百、千”更不登大雅之堂。鉴于人们对杂字的鄙视与不屑再加之杂字本身资料的相对匮乏，因此，杂字始终进入不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关杂字的研究一直很缓慢。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相关的论文少之又少，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论文中，研究者也常常把目光聚焦在杂字的识字功能上，至于杂字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则少之又少。笔者在研究学习杂字书的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杂字书之所以能在广大农村中如此流传久远，影响深广，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其基本的识字功能，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教化功能。毋庸置疑，杂字在普通民众的识字、认字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知道，识字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思想教育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它们的界限不是那么明确，甚至颇多交叉，相互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杂字说成是单纯的识字课本，难免有失偏颇。要知道，在对民众进行识字教育的同时，无疑会掺杂大量的伦理道德教化思想，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历代杂字的重新解读，分析其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进而帮助人们观古鉴今，更好地反思当今的教育。
二、杂字读物中的教化意蕴
杂字之“杂”首先表现在内容上。杂字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事如五谷杂粮、农作器具，生活如日用家什、饮食烹调，乃至婚丧嫁娶、民间杂艺、穿着服饰、吉言喜语，等等。如在《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中，作者向世人详细地介绍了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器用类、饮食类、商贾类、官名类等共23类。其次表现在杂字的编写体例上，杂字的编写不囿于某一特定的模式。有的分门别类，有的既无前言，也无跋尾，不知编者的意图，给人一种杂乱无章之感。再加之杂字的地方性很强，各个地方的方言不同，风俗迥异。因此，大多数人对杂字的印象是“杂乱”，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我们只要认真读一读杂字，就会发现简洁、朴实的文字背后所蕴涵的深刻意蕴。其中既有对子孙的殷切期望，也有对民众的谆谆告诫；既有生活小常识的传承，也有作者切身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孝悌忠信 敦亲睦族
孝悌是杂字读物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孝是指对父母的敬重；悌是指对兄长的友爱。强调孝悌就是要求每个人在家庭中做到尊敬长辈，长幼有序。我们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儒家伦理教化的重点任务与宏伟目标。其中，“齐家”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修身”又是“齐家”的首要条件，因而，“孝”作为修身之本，自然成了家庭伦理和国家伦常的核心。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未必知道如此高深的道理，但是这种意识渗入人心是一个主体自身的适应过程而非强制过程。因为个体一旦降生于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他就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一系列的预设和要求、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惯例来塑造、改变自我以维持个体自身的生存。当然这种改变和塑造起初并不是自发的，可能是父母或周围环境使然。正如赫勒在她的著作中写到的那样：“他必须学习‘运用’事物，掌握习俗和满足其社会的要求，以便能以那一社会给定环境所期待的和可能的方式进行活动……”[2]。从这个意义上说，杂字书便是普通民众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启蒙书本。儿童在识字的过程中，会得到潜移默化的训练，使之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道德熏陶。如《新镌便蒙群珠杂字》在教儿童学写书信中写道：“人之为人，所重者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持身之道，不外乎此。违此八者，乃兽乃禽”，“须宜孝顺，不当触犯”。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看作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区别于禽兽的特征之一，足以说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其他的杂字书中也随处可见：“孝顺爹娘，切勿怠慢，爷爷奶奶，伺候当先；祖母坟茔，祭扫必虔；伯母婶母，只得重看；视膳继母，亲娘一般。看见父兄，站立一边，端茶打座，点火拿烟，安安稳稳，谁不敬咱？”[3]在家能孝顺父母，尊敬长兄；在外定能忠于朝廷。“自古忠臣出孝门”便是这个道理。因此，每每做事都应“当思父母之劬劳，谨守朝廷之法度”，力争做到“志诚、忠厚、老实、从容”[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人事通用类》：108）。做生意时，要讲求诚信、公平交易，做到“明斤明两，不哄不瞒”[3]。不仅如此，还要处理好自身和整个大家族包括伯、母，叔、婶，姑、侄，哥、嫂，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做到敦亲睦族、和睦乡里。那么何为“宗族”呢？“同姓不同居为宗，同姓又同居为族。”[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人物类》：75）具体来说，要做到“妯娌相让，家务闲散；姑舅两姨，要紧亲眷；女婿丈人，恭敬当先；姐夫郎舅，不可戏玩。彼此帮助，莫忘奉还。外甥表侄，借贷往还。保姆奶奶，对待要宽。你敬我爱，须要长远，有马同骑，有饭同餐。相与朋友，不许谎言，和睦乡里，与人方便”[3]。用如此简单又通俗、明了而直白的话语对民众进行教化，免除了由于文字晦涩而带来的理解上的谬误之苦，大大增加了民众读书识字的兴趣，提高了大众的积极性。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其子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熏陶。这也正是其他读物所无法比拟的特点。
第二：以农为本 勤俭节约
三教九流固好，无如耕田为高”[4]（《绘图改良六言杂字》：7），明确表达了杂字书中以农为本的观念。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为主，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一直是老百姓千百年来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在其他杂字中也有多处表述。如《日用杂字·庄农章第二》写道：“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常用杂字》开头便写道：“人生世间，耕读当先”。在《一年使用杂字文》中，作者从大年正月初一写起，按照二十四节气分别详细地叙述了各时的农事活动。譬如在清明时节的农活就有如此之多：祭得墓完到清明，出水掂头又爱耘。田中芋子爱上土，火土培大芋荷苗。耙子一张田里擦，挷来□去甚艰辛。“民以食为天”，在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强调以农为本，让大多数人投入农事生产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在重视农业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允许少量人从事商贾、纺织、工艺等活动。如在《常用杂字》文中明确写道：“生意买卖，图利赚钱。学会写帐，再打算盘，天平戥子，纸砚笔墨。升合斗桶，一称两端，明斤明两，不哄不瞒。”而在《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中也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商贾类，《日用杂字》除了庄农章外，也列有养蚕章、木匠、泥匠、铁匠、石匠、银匠、皮匠章、裁缝章等。在农闲的情况下，也提倡“男务商贾、女勤纺织”[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上述这些思想，要比某些儒家正统经典中重义轻利、视商贾生意为洪水猛兽的观念先进得多。它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冲破了封建社会束缚人的藩篱。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杂字书要比钦定的《四书》、《五经》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易被老百姓所接受。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杂字书才能在不被官方认定的情况下倔强地生存下来。
勤俭节约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这种思想在杂宇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因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也只有勤俭持家才能勉以维持生存。如：“手头狭窄，勤俭节用”，“治家之法，勤俭节用”[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便是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常用杂字》认为，勤俭劳动是每个人首先应做到的：“勤俭劳动，为人当先”。《绘图改良六言杂字》中也写道：“勤俭富贵之本，懒惰贫贱之苗”。可见，勤俭是可以使人们摆脱贫贱、走向富贵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可以借此得到改观。崇尚节俭，抑止懒惰、奢靡，今天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杂字中的节俭观对于当今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三：珍惜光阴 重视读书
惜时、勉学可谓是亘古不变的古训。在杂字书中有多处关于劝勉儿童珍惜光阴、发愤读书的忠告。《新镌便蒙群珠杂字·地理类》告诫儿童一定要珍惜少年大好时光，免得以后遗憾终生：“日月如梭，少壮须当努力；光阴似箭，老大徒自伤悲。”不仅如此，作者还以自己的深刻教训劝勉后人：“蹉跎岁月，虚度光阴。潦倒无成，悲叹晚矣。少当努力，无流至此”[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要求他们引以为戒。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此，每个人理应珍惜青少年时期的大好时光，努力读书。《一年使用杂字文》就认为：“世间第一读书篇，打扮学堂安圣贤。”并且把读书和农事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在一年的不同时期学习不同的内容。这些都足以说明民众对读书的重视程度。同时，作为长辈的，不仅要严格要求子女，“教育子弟，要求宜严，先教认字，后学耕田”，而且要给予经济方面的支持，“子弟读书，休怕花钱。侄若上学，莫提作难，其父不同，你要承揽”[3]。还有的杂字书虽然没有正面劝勉读书的话语，但字里行间透漏出了对读书人的羡慕与尊重。如“学道德，学仁义，文明对待好脾气”，“这先生，真文明，五经四书他全行”[4]（《天津地理买卖杂字》：283）。当然了，杂字书如此重视读书，并不是要求子弟们去应举做官。在他们心目中，只要熟读几遍，能写写信、算算账，逢年过节能写写春联就行了。对普通百姓而言，能识文断字便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奢望。
第四：赌讼恶习 切莫习染
针对社会上吃喝赌抽等不良习气，杂字书不仅指出了其危害所在，而且发出了谆谆告诫。如《常用杂字》写道：“吸烟嗜癖，莫要习染，百害无益，切戒贪占。掷骰看牌，绝无旁站，多少赌棍，恶果难言：浮财耗尽，再押衣裳，现钱赌净，又当宅院，腹内饥渴，体上觉寒……”《绘图改良六言杂字》也在结尾告诫人们：“切莫贪花恋酒，切莫赌钱输钱。许多王孙公子，嫖赌败了家产。”蒲松龄对赌博的危害认识得更加深刻，在《日用杂字》中专设《赌博章》，借以警告人们：“止见赌徒为乞丐，那见相识成富豪？如今片瓦根椽者，当日曾称赌手高。”有的杂字用语更加尖刻，把那种整日花天酒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等同于禽兽：“谨戒花酒，莫行邪路。犯之必贫，禁止可富。抛弃妻子，不顾家庭。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如此之人，禽兽何异！”[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上述这些杂字，不仅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赌博等不良习气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赌博的厌恶之情。许多又是直接面对子孙，面对家人，往往都能剖肺腑、吐真言、动真情，具有强烈的亲情实趣。比起官府的法律条文，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谦虚忍让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种观点在杂字书中多有表露。它再三劝戒民众应“临事三思，治家百忍”[4]，做到“人寻我事，不与较争。虽有言语，只当不闻”[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换言之，民众既要有“有忍有容，不生祸患。小事不忍，致生大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的人生态度；也要有“守分安贫，切莫为非做贼；怀刑畏法，免得摆站充军”[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人事类》：80）的惧讼心理。我们知道，诉讼本来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正当权利，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却被异化为封建统治者解决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因为诉讼是与儒家所提倡的“德”、“礼”背道而驰的，所以，“讼”及好讼之人都是为传统道德和礼制所极力否定的。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与人上法庭、打官司不仅耗财耗力（说不定还得遭受残酷的刑讯），而且对于整个家族来说也是可耻的事情。陆游曾说：“纷然争诉，实为门户之羞。”[5]既然如此，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便是老百姓处理纠纷的最好办法。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最好私下解决，切莫闹上法庭。如《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认为：“相打告状，切不可为。”不仅自己不要去诉讼，也不要去“挑弄词讼，代人申诉”。因为“一旦犯出，律不能救”，最后落得个“弄巧成拙，反害自身”的悲惨结局。在民间，“讼棍”也常因导致当地地方秩序紊乱、造成人心风俗败坏而被别人所不齿。长此以往，民众竟然养成了息讼、厌讼的心理。他们对待邪恶与争端的办法，除了忍让，仿佛已经别无选择。有的杂字认识比较深刻，直接指出了民众忍气吞声背后的真实原因所在：“十官九混情难料，有理无钱未必强。脖上开枷惟钞买，班中打板使钱央”[6]，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官场的腐败情景与百姓的炎凉心态。提倡谦让、减少诉讼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无可厚非，然而，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来换取片刻的安宁则是万万不可取的。这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与国家的长远发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清醒。
毋庸讳言，杂宇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在承认它蕴涵着丰富的教化意蕴的同时，也应该看清它的负面影响所在。如一些杂字中所宣扬的“死、生，寿、夭，皆由命里安排；富、贵，贫、穷，尽是前生分定”[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人事通用类》：108）命定论思想；“自小志诚，长大立业。光耀门闾，父母欣悦”[4]（《新镌便蒙群珠杂字·集写书信》）的光祖耀宗思想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一味的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思想等，都是我们应该摈弃的内容。
作为与封建社会相伴而生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杂字读物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而衰落了。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文化价值和在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在大力提倡西部大开发、重视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的今天，杂字读物与农村教育的关系依然很密切。这些杂字所宣传的内容现在看来虽不再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总体上仍不失先辈们留下的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于今天的农村教育、西部大开发地区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