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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不幸的我们挣扎在新资本主义制度下，新资本主义的巨大需求加重了西方人道主义的错误：它以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的方式把科学同生存、把智慧同情感割裂开来。”（注：F.拉普朗丁《想象的三个声音：降世主降临说，着魔与乌托邦。人种精神病的研究》，巴黎，大学出版社，1974，第246页。）
——弗朗索瓦·拉普朗丁 1973年
H.马库泽（1898-1979）诞生百年，人们既未举行纪念活动，也未进行批判性的革新。然而，过了68年5月周年纪念日， 社会批判理论在思考科学研究与资本之间关系时却找到了自己的依据。自世界经济征服了所有人，马库泽本人就怀疑起他的解放理论的实现问题了。科学，作为百科全书派的人文主义的解放源泉，已经变成了资本的奴仆。20世纪已使科学沦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或为了摧毁我们的同类，或为了统治他们而需要借助于文化。螺旋形的进步并不使人信服，以致人们对此产生怀疑，迫使我们持一种反科学的态度。
然而科学的存在变得越发令人怀疑。1996年，J.奥尔冈毅然证明，发展、哲学、物理学、宇宙学、生物进化论、社会科学、神经学已终结。从此，应该谈论科学。根据实证的定理，世界似乎是可知的和可预见的：观察为了预见，预见为了行动。如果一系列科学发现没有终结可靠性，那么科学的合理性还会继续决定认知的秩序。量子物理学理应敲响绝对客观性的丧钟。就量子物理学的对象而言，科学不再有能力提出对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分析方法的进展不可能把结果纳入预先的综合了。任何科学理论的这种活跃性，抵制着一切武断的见解。但是，维也纳学派围绕物理学所接受的统一科学的幻梦，从此不再能实现了：1934年，R.卡纳普希望把物理学语言作为其它所有科学的普遍语言，而其它一切科学，就它们基本的定义而言，可以被归纳为物理学的术语。
G.格兰瑞明确地指出，不合理正在成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公认的成份。不合理或者成为认识论需要逾越的障碍，就像为了确立实在的新模型而发明了虚数一样；或者，就像在隐喻中那样，把不合理作为G.巴什拉尔意义的根据，以便把科学工作建立在虚构的可能性之上。或者，最后，当科学工作者以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为榜样，任凭自己在实证性领域之外进行推论时放弃合理性。不合理成了科学直观和研究的方法论成果之相对性的组成部分了。从此，如果必须步统一科学之后尘承认科学相对的多样性，那么最大的欲望就是用科学的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史，用一系列划分的标准取代科学真理。
世纪末有利于诸如颓废、优生学家的纯化，或世界末日等消极的意识形态回潮。但世界末也有利于推销改头换面的实证论，这种新实证论希望作为对可能世界唯一的解释而出现，它是一种普遍的唯科学论。自从有了科学，便出现了核恐怖、种族的屠杀，到那时不可能有任何世界的客观表现。由于缺乏对科学研究含义的思考，今天像昨天一样，生态的破坏会更加剧。科学发现一旦实现，好像它应该为自己规定这样一个非构思的事实一样，它就变成科学共同体讨论的对象：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可能性的思考，来自其技术实现之后。这个悖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科学发展停步。任何发现都能作为科学最初领域和某一其它领域有用的东西。这个悖论的无用论因越来越为了最终研究的利益而受到排斥。因此，应该讨论科学的意义。
关于非确定性
现代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不是被限定的。绝对的决定论的表述是由P.S.D.拉普拉斯（1749-1827）从关于或然性的几何学中引入《或然性分析理论》（其副标题是：关于或然性根据的哲学评论）的第二版中的。但是，事实上，不再有偶然性的位置了，因为拉普拉斯不承认现象的本质是偶然的。 然而，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L. 玻尔兹曼（1844-1906年）通过气体运动理论，从1876年起，提出了一个关于熵的或然性的表述：为了揭示量子，他提出以下假设：每个粒子的能量，只具有微不足道的值，这些微不足道的值是具有同样能量的复杂的整体。H.彭加勒（1854-1912）在1890年试图解决三个天体的力学问题：确定受另外两个天体吸引的另一个天体的轨迹。但是数学家发觉，有关资料中的一个已知条件，哪怕发生微小的变化，就会彻底改变上述轨迹：其方程就把他引向无数种可能的轨迹，因而得出“决定论的混沌”的方程式。
在近现代之初，原子概念与化学元素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D.门捷列夫（1834-1907）是1869年问世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对于这位19世纪90年代的化学家而言，原子尚属于一个极小的，不可见的整体。但是在1891年，G.J.斯托尼（1826-1911）证明了在原子中带负电荷的粒子的存在即电子。J.皮兰（1870-1942）和J.J.汤姆森（1856-1940）根据阴极射线在1895年证明了电荷的大小。在1897年，M.居里（1867-1934）继H.贝克勒尔（1852-1908）和P.居里（1859-1906）之后创造出放射性一词（radioactivite ）来确指某些电子通过放射能量而自然转化的特征。对于爱因斯坦理论而言，1905年确定光子是必要的，1923年A.康普顿（1892-1962）通过实验证明了光子的实际存在。自从1911年，E.N.卢瑟福设想了一个类似太阳系的原子模型，它由一个核心和一些以很大距离围绕着核心运动的电子组成。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1885-1960）提出了一个关于原子的理论，这一理论把卢瑟福的天体模型和1900年由普朗克引进的活动量子概念包括进去：根据这一理论，电子能够占据某些稳定的轨道，在这些轨道上，电子不辐射能量，而辐射过程则被描述为电子由一个轨道向另一个轨道的跃迁。
决定论的轨迹概念在亚原子范围里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根据W.海森堡（1901-1976）的不确定关系，人们只能指出存在的或然性的密度。电子的能量不能同时计算强度和位置。L.德布罗意（1892-1987）想必最终否定了实体化的物质和微弱光线之间的直观的差异。基于H.A.洛伦兹和彭加勒初步研究而确立的相对性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时间的膨胀概念。特别由于E.薛定锷，量子变化的规律大概限制了原子系统与射线之间可交换能量的可能值。1913年N.玻尔根据详细计算氢的放射和光学的吸收所特有的光谱，打算确立原子结构学说，提出从性质上来理解元素化学属性的周期性。L.德布罗意与其于1921年揭示核的光电效应的兄弟M.德布罗意（1875-1960）一起研究，在同一时期都考虑如何把爱因斯坦的基本发现结合在一起：光量子和相对论：相对论的量子不对称性说明了辐射的波／粒二象的矛盾。
L.德布罗意试图理解电子轨迹在玻尔原子中的量子化作用，粒子在光量子中的运动迫使爱因斯坦引进粒子的特性。然而，假设光量子是一些极小质量的实在粒子，他认为它们组成平面波即相位波，这种相位波先于围绕着玻尔原子轨道的电子。因此，波向着粒子运动的方向，以高于光速或能量有限速度的相速度传播。电子的波长会比其能量的提升更短。波能够产生干扰或衍射。1923年，C.戴维森和L.＼革末在美国，以及G.汤姆森大概于1927年在英国所做的试验证实了电子的衍射。但是，这种波＼粒二元性曾是根据W.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对量子物理学进行解释的一个理由：人们不能同时完全准确地确定波效应的空间定位和某个波的波长。
随着这些研究，哲学面临一个新的世界表象。正如物理学家B.戴斯帕涅提出的那样，实证主义者（他们假设，物理学理论代表着对现实的真正认识）和工具论者（他们坚持物理学家预先在试验中的规则）之间的对立是很强烈的。物体的不可分割较少导致测不准（海森堡），从而导致模糊不清的、难以把握的实在表象。爱因斯坦、玻尔道斯基和罗森在1935年断言，量子力学有纯属内在的矛盾：当两个物体（两个电子、两个光子）彼此相距很远时，人们就能够分别谈论属于这些物体中每一个的物理现实的成分：这就是“可分性”的假设。然而，在1983年，奥尔塞光学研究所的A.阿斯派克特小组为了量子物理学的利益，势必要解决：对来自同一源的数对光子进行的测量证明，确实存在粒子不可分的系统。量子物理学不可能用具有被掩盖起来的变量的局部理论来加以说明，因为任何独立的粒子本身就具有或预先就具有（即在一切测量之前）已确定的物质属性。
因此，鉴于对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有近似的认识，鉴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人们就能确定系统近似的行为。混沌学的哲学基础把不确定性安排为未归入非决定论的决定论的模式。1963年，E.洛伦兹在他的论文《决定论的非周期性流动》中，介绍了第一个气象信息模型：关于潮汐构成、关于月食及气象的研究，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任何具有非周期性行为的物理系统，是无法预见的。混沌就是统计预言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被那些不再损害稳定状态的数学家们形式化的。
从量子力学经过时空相对论，到混沌学，科学曾包括不确定性。因此，科学产生出一些临时的、复杂的、被创立的真理，这些真理并未取消科学的科学性，但使科学成果的客观性相对化了。
对科学的批判
对科学的批判，正如对科学性的置疑一样，仅仅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引进的批判的认识论。该学派的创始人是M.霍克海默（1895-1973），T.W.阿多诺（1903-1969）和H.马库泽（1898-1979）。 从1923 年至1950年，正如P.雅各布指出的那样，与发起分析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关于这个学派，哈贝马斯只与K.R.波普进行批判性争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对自19世纪后半叶起，科学所全神贯注的技术—经济—政治情结感兴趣。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1944年共同发表了《理性的辩证法》。关于此书，哈贝马斯强调“他们最糟糕的书，是为了使智慧自行消亡的过程概念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更新了M.韦伯（1864-1920）关于《学者与政治家》讨论的论点，他们认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现代科学为了追求技术功利，已经放弃了理论认识。
霍克海默（1895-1973）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创始人，1930年他任该所的主任。从1933年起这个组织就不得不流亡到美国，但他仍与该学派中的阿多诺、马库泽和哈贝马斯保持联系。然而，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马库泽发表了《哲学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希望就科学的现状来说明什么是理论。理论的传统定义，传统的理论，在这里援引彭加勒的话，旨在建立科学的普遍体系。由胡塞尔在其著作《逻辑研究》中确定的严谨的标准，理应把毫无例外的、无任何矛盾的各部分联系起来。因此，理论的设计变成了一项数学结构的工作，因为经验的对象被数学符号所代替。根据科学的逻辑形式化，自然科学于是就变成了适合人学和社会科学的模型：“在当前社会进化缓慢的阶段，所谓人学无论如何只具有极不稳定的商品价值；人学被迫勉强去模仿自然科学，其比较幸运的命运是把实际应用置于一切问题之上”（注：M.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年由C.马雅尔和S.穆勒译成法文，巴黎，伽利马尔出版，1947年，第18-19页。）。
科学的统一系统不仅变成了一个理想，而且变成了一个规范。理论的传统概念，并未使科学的实际作用展现在社会中。传统理论填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它能借助传统所遗留的、甚至在最纯粹的意识中都总是有效的概念和逻辑工具，来判断给定的实在性”。反之，批判理论应该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的意义，而不是用纯粹理性的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意义”来理解；“它规定了社会辩证理论的基本属性”。当批判理论把社会本身作为对象时，传统理论就必须把社会作为自己正当的条件。矛盾是批判思想的一切概念的主要特性：因此，关于社会规定性的分析，维持着价值与研究之间、知与行之间的对立。知识社会学不足以构成对科学分类的传统事业的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由于超越了即成的社会实践，它便与个人抽象的、独立的本质（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人的这一本质是不依事件变化而转移的）对立起来。批判理论“截然相反地把个人看作主体，这种个人是由他与其他个人和集团的实际关系、由他与一定阶级的冲突关系所规定的，即最终由他间接地融入整个社会机体、融入自然所规定的”。
霍克海默在其回答马库泽的论文《哲学与批判理论》时明确指出，对科学家和科学的批判理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理论的哲学特性并非来自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比较。假如向《资本论》的作者求助对整个批判理论是灵验的，这种求助就不应该把批判理论变为政治经济学。科学的工业化把实践同科学研究的定义结合在一起：抽象劳动不再有意义，因为它把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分开。应用研究总是受到经济主义的特别重视。但是，唯物主义却与这种经济的实证论有区别：“唯物主义同物质决定论毫不相干；对此作出判决的唯一法庭，就是不断认识自然的科学本身”。
马库泽并未把科学作为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权威加以批判，而是把科学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巅峰来批判的。自从1933年他发表《权威与家庭》后，马库泽指出，新教很早就要求索回的人身自由，是与一种新型的统治相联系的：这种统治是由构成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知识—权利的当局实行的。资本仅在于从经济的角度组织这批学者精英，以使劳动生产过程合理化。但是，在对科学资本批判的背后，马库泽阐发了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解放学说，尤其是科学和技术的学说：“自由确实极其广泛地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成就。但是，这不应该让人忽视基本的条件：为了能够成为解放的代理人，科学和技术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向和自己当前的目标，它们必须根据新的敏感性，即根据生命冲动的命令来重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论解放的技术——自由的科学想象的成果，并且从此构思和实现没有繁重劳动和剥削的人的世界的形式。但是这种盖亚学说，由于它要符合新人的需要，所以，如果不与一贯的统治实行历史的决裂，它便是不可设想的”。（注：H.马库泽《走向解放·超越单向度的人》，1969，巴黎，德诺埃尔·梅地亚雄出版，43页。）
为了扬弃单向度的人（这样的人是科学在对想象力进行经济开发中的异化结构），科学的和技术的内在方向应该改变。这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的生物学的基础。科学（不是李森科所说的科学）理应依靠意识的解放，而意识的解放要靠经济上满足基本的需要。一项构思出的政治活动，不能仅限于新人的降临：资本的革命，肯定会对科学的结构产生影响，这一革命把科学置于想象力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因为科学必须寻找人的新感觉：任何政治革命的失败就在于维护经济内部虚构的事物：“依靠意识的解放，工艺学和新科学，在人和事物的可能性中，会发现可以保护生命和充实生命的可能性，并通过自由的发挥形式和内容潜在的作用，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最终，科学会变成艺术，而艺术会改造一切现实：理性与想象力、高效能和低效能、诗歌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对立，会逐步消失”。（注：H.马库泽《走向解放·超越单向度的人》，1969，巴黎，德诺埃尔·梅地亚雄出版，50-51页。）
然而，政治生态学继续抓住科学和资本之间关系的再定位。生态学从马库泽那里得到启示，它依据批判科学研究对大自然进行工具化的开发：把动物和人当作试验品、工业的单一发展、对自然的过量开发、工业垃圾的处理、通过延期支付使科学研究重新定向。但是，这种生态学完全不能从根本上为经济体系重新定向。
这就是哈贝马斯的哲学革命的含义。哈贝马斯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他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他继承批判的计划。与1941年《理性与实践》的作者马库泽不同，哈贝马斯拒绝坚持单向度的和被歪曲的合理性，他在《理性与实践》（1963）中，把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同作为民主讨论的交往的主体间性之合理性（运用理性制度范围内的社会政治计划）作了区分。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于1968年7月问世。 这篇献给马库泽的文章是专为讨论他的论题的：“技术的解放的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解放的障碍，它转向人的工具化”。马库泽在他的《新教的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的精神》（1905）中，介绍了由韦伯引进的合理性概念，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的形式，在私有权方面资产阶级的交易形式和官僚的统治形式。马库泽在其论文《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1965）介绍了作为合理化的合理性，政治的和缺少透明度的统治的确定的形式。对于马库泽而言，技术理性概念本身不仅有用，而且是意识形态的。《单向度的人》第6 章《从消极的思维到积极的思维：工艺学的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作为哈贝马斯批评马库泽的依据。马库泽既受到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的影响，又受到黑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摧毁的影响，他证明“理性的工具论的视野，是朝合理集权社会展开的”。（注：H.马库泽《单向度的人》1964，法泽本，子夜出版社，1968，第182页。）
哈贝马斯较少就马库泽关于科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批评，较多批评他的选择观点即需要用亲如手足的自然代替被经营的自然：“随着某些技术控制装置的产生，人们把科学理解为现代科学，从此，新技术观和新科学观一样也经不住彻底的分析了；对于这种属于现代科学本身的功能而言，正如一般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一样，也不存在超‘人的’替代物。”哈贝马斯发现，问题已不再是《单向度的人》中所涉及的变革社会的问题了，因为合理性仍会无变化。哈贝马斯重新找到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分析，他把资本主义描绘为世界经济范围内的科学工业化的起源。资本主义提供了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出现在韦伯所谓的世俗化中即高度的合理性中：意识形态“取代传统的统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它通过依靠现代科学的名声表现自己，并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为自己辩护。”技术的科学化使意识形态更合法，一方面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是通过运用科学的合理性。但是，科学技术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能力，比以往任何其它的意识形态更加强有力：“如今，在幕后暗中支配科学并使之偶像化的颇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是更加难以抵制的”。以一般实证主义的意识出现的科学和技术，具有群众非政治化的性质，并具有替代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替代物。1968年7月， 哈贝马斯还认为，“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抗议能够持久地摧毁这种关于个人成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正在摇摇欲坠，并因此破坏被非政治化掩饰着的发达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根据”。
不惜一切代价的科学
但是，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法兰克福的、继而是科学社会学的先锋就会断言说，纯粹的科学不复存在了。纯科学通过关于福利和安全的合乎目的的研究，变成了应用科学。M.波拉尼（1899-1976）在1951年明确指出：“30年代为人们所熟知的但今天一般不再承认了，对于科学而言，它应该去研究关于科学本身的知识，而决不应该去考虑社会的福利。因此，科学从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内容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而其发展是由新的、实际的和连续不断显露的利益来说明的”。（注：M.波拉尼《真之逻辑》，巴黎，大学出版社，1989，法译本，第32页。）人们把关于社会利益和科学研究工作混在一起了。
在法国，恢复关于技术科学和社会的研究，往往通过科学社会学，即实验室社会学（B.拉图尔），网络系统社会学（M.卡龙）的成果便可觉察出来。假如科学社会学仍然主要是为了某人愿意思考正在形成的科学即正在起作用的科学的话，那么最好去研究材料、技术、仪器、工具、过程、并且必须研究角色。科学的物质性可以使人相信科学的唯物论，在这里就是指科学的物质史。这种应时的科学（此概念系拉图尔和沃加尔从M.塞尔那里借用的），打算对科学成果产生的情况作彻底的清理：劳动场所及其基础、研究人员以及个人的职业、其他劳动者及其参与和确认的条件、理论、默认的或明确的模型、仪器、技术、劳动组织、投资、中介机构、公众等……这个综合的，但却远未实现的计划，捍卫着工具与任务是相辅相成的论点。
关于人类学的形成，B.拉图尔于1979年与斯泰福沃尔加一起发表了《实验室生活》和《科学片断的构成》。关于这种构成论，即某一科学事实的构成，调动着技术与物——它们是以前争论的体现。这种社会学不会是相对主义的，而是相关论的：科学成果（与布尔迪约的论点相反）不是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的结果。就网络系统理论而言，任何关系都不是先验地给定的，因为角色调动着资源和实体，陆续让它们相互发生作用。黑匣子概念就是如此：这样的实验室技术可以使实践者把它作为这样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能够安排最值得注意的实验阶段。任何黑匣子都被理解为一个社会构成的过程。构成论的科学社会学，与麦尔顿或曼海姆的“陈旧的”社会学相反，它把任何科学认识都当作黑匣子。但是，人类学对于那尚未说明、未经勘察的、通常被使用的或被看作成果的东西进行调查研究所表现出的关注，可能与实证主义的新形式相类似。科学社会学理应能够包括非人的存在、客体，以便研究它们与人类的关系。
科学社会学已揭示了研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计量科学从量上来分析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现有的80%至90%的科学家目前还活着，杰出人物发表的大部分文章，越来越不可靠了，对这些文章的引用使承认和把握批判成为可能，并使网络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法国的研究，由于这个国家主义的术语仍然具有研究队伍国际化和增加公私搭档方面的意义，如今占1800亿法郎，相当于国有投资的一半，国内研究与发展，1994年法国为63%，而军事研究与发展，1994年法国占37%，其它部分则由企业投资。在研究与发展方面法国本土有12万6 千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而在这两个方面德国则有24万人，日本将近50万人，美国则有95万人。在法国，科学论文的发表占5%，英国占8.6%，德国占6.3%，日本占8.2%，美国占35%，俄罗斯在1980年支出预算的7%用于民用研究，在研究及发展上投入150万人。1995年， 由于转产到经济部门的智囊的流失和预算受限制，这个数字变成51.8万人。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欧盟支出占世界支出的29%，日本占16%，美国占38%.正如默罕默德·拉比·布格拉分析的那样，世界其他部分所占的17%遭受科学殖民主义的资源掠夺。在专利方面，欧盟广泛地控制着它的竞争者，其注册占45%，美国占28%，日本占20%。但法国的专利只占8%， 英国占5.6%，问题不再是投资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在投资方向、 尤其是在研究方向投资上所确定的标准问题了。
在法国，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过渡仍是薄弱环节，原因是相关企业的数目不足，在80年代中期仅有400家。但是， 国家的研究和各种形式的工业合作却受到重视：劳务津贴、合目的的契约、通过研究形成工业的协议。生物技术和生命医学这两方面和电信学，如今可以使大的工业集团决定内部合目的的研究、乃至基础研究。集团的集中（在法国，制药工业从1950年的1960个企业缩减为1995年的345 个企业）把私人工业置于科学研究的中心。1996年，根据国家工业保护研究所和工业保护官方公报的统计，国家科研中心只给国家工业保护研究所颁发65个专利证。在公开场合，数字主要涉及结构的功能。1997年：国家科研中心，获得资金134亿法郎，11000研究人员和15000工程师、 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获得资金24亿法郎，雇员4800人，其中2000人是研究人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64亿法郎，11000雇员； 全国农艺研究所33亿法郎，8500名雇员，其中3700名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国家空间研究中心83亿法郎，2400名雇员。 也应该算上巴斯德研究所，500名日常研究人员，由国家部分提供资金， 并接受众多由国家科研中心或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付工资的研究人员。除了国家科研中心的金质奖章和其他奖励制度，许多科学家都参加与私人合作者的研究的管理，以使自己的研究得到资金支持并得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正如克劳德·马瓦斯提醒我们的那样：“只要国家把31.8%用于民用研究的资金分配给临床研究方面和生命科学方面，国家就变成在使用公共基金上，因而亦即在完整利用财政补贴方面的斤斤计较者。”（注：C.马瓦斯《伦理学与科学的完整性：社会的期待》，载D.弗尔歇德，B.L.明歇，J.-F.马泰辑《医学中的哲学、伦理学和权利》巴黎，大学出版社，1997，第431-440页。）
培训费用增加的矛盾阻碍着年轻的研究人员寻求职务。政府部门内研究人员的老化表现为，大学教学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高达48岁，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高达45岁。1993年，在法国，有10029 个课题得到支持（62.6%为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37%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比1987年增加26%。企业经济会计技术应用公司在自己的报名者中进行统计：失业的工程师占18%，持商业学校文凭者占19%，博士占49%（信息学或电子学方面的博士占14%，生物学或化学方面的博士占45%）。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在1997年，只在450个人中挑选了50 个后选人，对于国家科研中心而言，这有利于领导者之间的竞争和重新产生杰出人物的活动。在D.特鲁安纳的报告《法国在科学方面和工程学方面对美国的影响》中，他明确地指出，1800人接受博士后培训，其中2/3在外国（1000人在美国），虽然这不一定有助于职业的一体化，但简化了他们的智力开发。400-500名法国人在美国从事科学方面或工程学方面的课题。特鲁安纳得出如下结论：“但是，所有这一切尝试并未填补法国大学中和高技术工业中文化的和结构的深刻变化的需求。可能令人惊奇的是，为培训研究人员投资那么多的法国，极度地缺乏能够接纳他们的工业的、科学的和技术的机构”。（注：D.泰鲁昂《法国在美国科学界和工程学界的影响，人才正在流失或正在旅途中吗？》国家科研中心办公室编辑的《法国大使馆的科学和技术的任务》，1997年11 月， 第52页。）
由大学生所做的关于交易所和其他津贴的研究与为同时代人认可的科学家发放的奖金和报酬形成对比。由省科学院设立的奖金系统逐步由荣誉系统变成了货币报酬。在19世纪期间，金钱代替了荣誉。Ch.德谟勒纳尔—杜耶尔明确指出，如今， 只有关于科学的科学院每年发放500多万法郎的奖金、津贴和助学金。像拥有25万法郎的Ch.L.麦耶尔基金会奖那样的大奖，侯选人的提名是通过同辈人（著名科学家、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和国家科研中心的领导）来进行的。只有教授们、研究所的领导、部门的领导才能得到奖励并组建研究组。 科学院每年颁发198项奖金，还不包括二次划分的普通奖。在1996年全国经济学博士学会《帮助指南》第六章，清查了330项个人奖和国家奖。平均奖金为2万法郎，但某些奖如1997年拥有40万法郎的居里研究所的T.卢巴来斯奖就比较高。授予奖金的条件属于审查委员会惟一的评估。法国的基金会在1997年有380项基金，其中52项属于卫生领域，31 项属于科研和创新方面：这些钱用于开发研究项目并确立一些资助计划以利于精确的研究。
M.勒德福强调，知识的性别歧视是意识形态造成的。因此，诺贝尔奖金的颁发（441项诺贝尔奖金中颁发给妇女的仅有11项）是武断的，即使M.卢泽证明：“科学桂冠的选定（除了例外）接纳不偏不倚的世界的意见”（注：M.鲁泽《法国的科学诺贝尔奖》，载《发现》杂志，巴黎，1988，第13页。）。科学共同体内部确认的竞争，对于广大公众而言仍然是幕后的，但是，对于分析这个共同体运作的人而言，则是展现在眼前的。
如果没有科学
是否像某些人宣扬的那样，因为科学合理性在其关于世界的表述中、在其工具化的方法论中、在其部分结论中还有错误，就应该拒不承认科学的一切合理性呢？是否像G.奥托瓦认为的那样，研究与发展肯定希望不影响对科学意义进行伦理学的和哲学的思考呢？通过非理性主义的潮流，介入新时代不断出现的思想潮流这样的意图是有的：科学也许是西方应该解决的麻烦，以便重新寻找人与宇宙之间自然的和谐。个人同宇宙的关系是涉及个人的，不需要任何合理的表述就能同能量发生联系：要把关于个人的参与和用途的整体主义的说明采纳到自身之中，身体可能是足够的中介。非科学的这种面目不是新的。人们总是从身体和萨满教的关系上来理解替人治病者。躯体在文化上的应用，对西方关于医学的讲法提出了质疑。身体被理解为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个性的材料。激烈的争论继续使人种精神病学的支持者与理论医学的支持者彼此对立。然而，T.纳坦引起争议的著作却肯定了医学上的文化主义分析的益处：外国人或侨民的痊愈，要求进行文化间的诊断，以便根据他人确立临床教学。通过影响学说，T.纳坦考察心理病理学的合理性，这种心理病理学引用心理痊愈的征候，即心理痊愈不包括对主观的世界表象和主观的自我表象的强烈反对。为传统社会治病者把逻辑程序运用到不会与科学的不合理性发生混淆的治疗之合目的性中。
向经验主义的求助立即就同医学的合法实施发生对立：在西方，以前给人治病者往往曾是不常出门的农民，并同被视为江湖医生的巡回医生发生对立。从此，这些平行的医学就通过三类医治者来实践，合乎卫生的医治者，围绕着他们，人们组织起治疗的朝圣；包扎伤口者、赶牲口的人、巫师、占星家、术士、驱魔者不可思议的天才和秘方；最后，是草药商，他们是活的药房。健康的恢复首先是文化的，因为身体的医学属于对精神传统的解释。在F.卢克斯看来，在医生与替人治病者之间，与不同身体的两种关系是彼此竞争的，而不是相互补充的。
需要身体作媒介的心理疗法，也维护一种统一的看法，以便减少心理学和医学的对立。P.费迪达需要一种关于身体的元心理学，并认为“被医学遗忘的身体恰恰是儿童时代的身体——对欲望充满想象的身体。被变作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医学所埋葬的，正是这样的身体。”（注：P.费迪达《空洞的躯体与会议的空间》巴黎，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37页。）身体是主体历史的文本，其征候表现出客观的迹象。所有这样的技术，倾向于在人体中重建主体生理常数稳定性：心理冲突能够由于一种与他人的关系而变为间接的冲突。放松疗法，生物反馈、催眠、按摩、生物功效分析，舞蹈治疗、心理剧治疗、行为治疗、完形心理治疗、姿态整合、原始疗法、艺术疗法、裸体主义的自我治疗共同体、瑜伽疗法、催眠术、无痛分娩、情感隔离减压、移情疗法、康复、音乐疗法等更新着痊愈的定义。在这里，模型不再是机械的或化学的，因为药方可以通过人自身去发现。
非科学也可能转变为反科学，因为神话的逻辑学强调象征的推论。在西方，为了提出西方合理性的有效性，这些推论往往遭到排斥。
预见
对科学的批判，也伴随着西方没落的再流行。现代西方文化会把一切消极的特征重组起来。预见在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中仍居统治地位。预见是对科学进步最后之可靠性的一种信仰。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盲点，预见不能根据技术对象诱人的实证性意识到自己。科学无法通过科学自身被了解，而要通过由中介者所组织的科学普及来认识：D.泰雷对科学与技术、基础科学与作为社会建构的应用科学之间的混淆作了分析。对于公众而言，在科学史方面的进步是很难估计的，所以科学研究方面的科学普及永远不阐述复杂性。Ph.库利尔斯基揭示了间接论证的偏离，这种论证有把科学成果简单化的倾向，即使某些科学家本人利用这个论证使他们的研究在公众中和经济机构中合法化并合乎目的。
然而，面对这种复杂性，伦理学从此就属于既是讨人喜欢的人，又是着迷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了。在法国，生命伦理学可能使人承认是客观的办法。自1993年创立伦理学全国咨询委员会以来，生命伦理学对生命科学和卫生科学的评价形成制度。生命伦理学这付灵丹妙药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在个人表现出摆脱家庭的、生育的和宗教的责任时，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支配，将不会通往这种生存的审美观。M.福柯指出，古人把身体的使用权作为自由的条件。然而，矛盾的是，避孕和道德的解放造成了新的混乱：怎样维护自己的身体，如何保护他人身体？如何保存自己身体？D.J.麦米在解释这个悖论时描绘了，由身体的守护者所担任的职责，伦理学全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从社会学家到支配自己身体的专家：医生和科学家都变成了生命伦理学家。
科学信息的复杂性的论据，会使生命伦理学家（他们既是接受进步的人，也是热衷于伦理判断的人）的立场合法化。作为生命伦理学家的科学家的这种双重特征，符合专业知识的合法性。从科学到伦理学，人们可以易如反掌地达到。知识使用者一切表象的消失，标志着社会表象标准的消失：社会成员中的杰出人物足以体现公众空间。这种体现表现为观点的普及：正如委员会主要观念方面的革新那样，“有潜力的个人”使科学工作者从僵化的还原论中摆脱出来。人体的划分召唤着生命伦理学界的专家、志士、学生。人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在完全承认它主观的意义和特殊的意义时，这种一般性足以产生协调作用。从此，科学会令人不感兴趣：然而科学确定着规范，尤其涉及生命科学时，其中伦理学和科学总围绕着胚胎的地位问题。
在纽伦堡和希罗什马之后，理性和人性之间的和解使科学工作者能够采纳人道主义者的姿态。一位白铁工指出，麦米根据社会表象来谈论道德就是不可信的。从J.贝尔纳德到J.-P.尚热， 连续两届主席都想实现完整的人道主义的梦想，并恢复对一切有资格说真话的可能性：艺术与科学，文学与科学。然而，众所周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委员会可能面临大部分成员所引证的问题要讨论。如果伦理学不能归结为一种鉴定，那么委员会的这种无能为力，可能有转移由它作出的判断的结果。
沿着批判鉴定这个方向，P.图耶为《强烈的聚变·关于1999——2002年西方崩溃的报告》的论点辩护。P.图耶的著作不仅通过虚构的时间间距，而且通过分析20世纪哲学家和科学家所作的报告，来推翻唯科学主义的观点。P.图耶就西方资本主义反应出的不可能从正确的诊断向推翻预见过渡，对我们提出了询问。“一切（或几乎是一切）都被谈到了：关于崇拜进步的极其荒谬的表现、关于技术官僚进行管理的妄想、关于信息—组织的所谓精英中的一种如此明显的偏执狂，关于经济的和金融机构的无限的帝国主义、关于对机械化和自动化强迫性的研究，关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与之不可分割的科学的压制的方面，关于著名的工业的或国家的‘领导的要求’不可能人道地领导他们负责的企业，关于缺乏想象力、敏感性和最终显示一切政党活动特征的热情，关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关于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家和调停者所吹嘘的‘信息通讯文化’的陷阱，关于南北不平衡的加剧，关于层出不穷的被排斥者所孕育着的强烈的聚变的危险……这些就是我们以往所面对的矛盾：既然西方人在其文化中发现了极大不安、甚至导致极剧的矛盾，为什么他们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为什么他们不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为什么他们不就他们的习惯、信仰、机构重新进行讨论呢？为什么坚持‘向前逃跑’，而这种逃跑的危险一般地说已展示在他们面前？”（注：P.蒂利埃《强烈的聚变，关于1999-2002 年西方崩溃的报告》费亚尔出版社， 1995，第15页。）
消费社会不断地产生对物质享受的迷恋。这种物质的异化把消费者同一种理想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被消费者本身推翻，除非新经济能够改变要求的范围，或以平均主义的方式使这些要求民主化。预见培育着积极的想象力，因为发展将总会带来解决技术科学危机的方案；这些危机只是暂时的，而且并不怀疑科学研究对自然的适应能力：病毒虽然不断翻新并具危险性，但却为人提供了深入认识免疫学的机会并确定新的治疗方案和手段。预见仍然是科学研究内在的合目的性，所以在科学之后没有任何东西。科学是人类的最后状态。
对科学的恐惧
从此，每个人都谈论对科学的恐惧，以便较少获得导致反抗的疯狂，而更多地培育同任何科学生产相联系的结构。因为科学涉及生命、死亡、起源和本质，科学或者进行本身是想象的推论，或者在社会的机体内制造出想象的效果。科学所进行的想象的推论，起因于像原子、基因、星系这样的物：不可见的东西产生出想象的模型，人们往往把这样的模型同非实在的范畴混为一谈。但是，自然的对象是通过想象的范畴来理解的，正如F.拉普朗丁已证明的那样，尤其在生命医学领域中，对科学思想的客观认识，在文化和主观领域是不够的。医学人类学也建立了独立的病因学和治疗学的模型。因此，F.拉普朗丁明确指出，“被验证的痊愈，例如被实验室分析所验证的痊愈，不如治疗者和被治疗者所形成的关于健康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的意图是研究梦寐以求的、想象的、幻想的、被体现出的、即经历过的疾病和痊愈”。（注：F.拉普朗丁《疾病的人类学·关于当代西方社会中病因学和治疗学表现系统的人种学研究》巴黎，帕约出版社，1986，第22页；M.克洛斯《血、人与疾病》载《非洲关于血的人类学》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0， 第113-194页。）有关病因和对症治疗方案的集体的和个人的统觉， 造成了对任何使世界和人体工具化倾向的恐惧。
有关科学想象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和渴望科学知识者构建表象模型的必要性。D.勒古尔已经通过自己的著作（自1969年起，由G.甘基尔罕为其作序的著作）《加斯东·巴什拉尔的历史认识论》对科学想象建立起基础研究。在G.加斯东、G.甘基尔罕和阿尔杜塞之间，对认识论的批判逐步让位给关于科学、历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自然科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这种联系，不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和认识论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至少有4 本书证明对科学神话和社会想象的研究：《李森科和〈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真实历史》（1976年），《反对恐惧·从科学到伦理学，无限的冒险》（1990 年）， 《圣经与达尔文之间的美国人》（1992年），《普罗米修斯、福斯特、弗朗肯施太因伦理学想象的根据》（1996年）。这些书方法论上的共同点，是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历史，尤其是从实质上对生命科学进行再思考。就D.霍顿《科学的想象》的意义而言，把实在性归于想象，就是让科学思想与想象保持联系：“著作中，哲学在科学思想中的作用清楚地表现为：哲学阐述的是，在标志着知识进展的非连续性中，保持着主题的稳定性，这些主题的稳定性显示出一切认识与情感世界的密切联系，这些情感集中在以社会认可的价值为依据的经验上。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哲学是由探索活动组成的，它探索的是由科学活动所引起的现实的潜在性与可能影响这些价值总量的变量的潜在性之间可能的融合。”（注：D.勒古尔《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施太因·伦理学想象的根据》载《扫兴者文集》1996，第150页。）
因此，对科学的恐惧，是科学与反科学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唯科学论指责任何对科学的惧怕，因为，在Ph.基彻看来， 科学是发展进步的缰绳。但是技术意外事故和犯罪从此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危险就在于公众忘记了已知条件，但是这种已知条件变成了科学研究在技术应用的结构性的数据。切尔诺贝利和血液污染事件的后果提醒我们，科学家们也卷入了经济领域里隐蔽的利益中，这些隐蔽的利益不仅涉及居民，而且涉及政治要求；而这些政治要求转而反对技术的应用。应该区分基础科学，有目的的科学和技术，这就是1992年海德堡号召的支持者们所没做到的事：科学生态学的信奉者完全信赖科学、技术和工业，而反对无知和压制。然而，这种关于不断发展的观点不可能不了解这种文明使技术本身或在应用时有危险。在着手定义不止一种谨慎的伦理学时，理应能够积极地使技术发展的极大两可性模式化：科学应该把实在的事物的复杂性置于认识自然的中心。
结论
上述一切态度如对科学的不肯定、批判、否定、预言、恐惧，都造成了对科学定义的更新。生物学家A.当善指出，现在应该“返回到一种真正的怀疑哲学那里去，这种真正的怀疑哲学，处于科学的中心，处于积极的怀疑中心，这种积极的怀疑，运用以往概念的发展，通过世界模型的结构，”（注：A.当善《一个生物学家的观点》载G.拉布吕斯—利乌编辑的《生物学所理解的法，实验室的法学家》见L.G.D.J.《私法丛书》第259卷，1996，第396页。）返回到一种辩证的思维，这就是哲学的坚决主张。这种主张反对唯科学论、 意识形态的偏向和归纳论。 在70年代中，复杂性已经能够使人承认物质结构有不同的层次，却没达到描述这种形式结构的地步。
L.塞夫曾坚持这种观点。辩证法并不是关于物质不合理的论证，而是关于物质内在矛盾的论证，科学理解力认为这些矛盾属于对立的范畴。从此，从自然科学到生命科学，人们就有可能辩证地描述物质实在了，因为时间被引进宇宙膨胀或非膨胀、物种进化、大脑构造、先天与后天之间的相互作用。塞夫指出：“为了完全有效，科学唯物论应该趋于完整，即使在它看来，任何实在的事物能够靠不相干的定律而存在。由于实在的事物是无限的，唯物论只有懂得不断拒绝终结彻底的解释，更不用说完善的体系还一直向与已知的现实相反的东西（除了某些限度外）开放着。这就是为什么与“唯物辩证法”独断论的愚蠢正好相反，事实上，唯物论从本质上说需要辩证法：“作为警惕骗人的完备性的首要条件——既然科学工作并未开始异化，它就一点儿也不会将就这种骗人的完备性”。（注：L.塞夫《自然·科学·辩证法：有待重新开发的领域》载L.塞夫编《科学与自然辩证法》巴黎，辩论出版社，1998，第24-247页，本文出处为148页。）
形态发生从此以后就在物质结构的一切层次上确立了。它有力地证明，受方法论上归纳法影响的科学，通过对形态进行个别的观察，把形态固定下来。然而，这种归纳只是对物质分析的结果，而不是物质动态的模型化。新的研究展现在科学面前，从此，时间和运动就成了描述现实事物的组成部分了。假如物质动力学能够支配科学的舞台，人们就能希望科学研究会变革社会：这样，形态发生的内容就与关于冲突和矛盾的社会动力学相符。复杂性——70至80年代的范式，最终产生了唯物论。
（BERNARD ANDRIEU,APRES LA SCIENCE,原载LA PENS'EE,NO.316,1998雨 林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