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对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对策论文,全球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1－0086－06
面对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联手发起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市行动。中国也受到了这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强烈冲击和严重影响。为了应对股市楼市持续低迷、消费萎缩、企业减产倒闭、经济迅速下滑的危险，政府近期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那么，这些措施是否能够使中国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困扰，恢复经济的均衡稳定，重新走上迅速增长的道路？本文将从全球经济均衡的角度探讨这些对策措施，解读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思路，分析这些对策的有效性。
一、全球金融危机下西方各国的救市措施及其效果评价
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和经济危机，西方各国政府和央行猛下“重药”，出台了一系列激烈措施，采取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致性的救市行动。到目前为止，各国主要采取了三大救市措施：
（一）向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注资，将主要金融机构国有化
这项措施的实施首先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2008年10月3日美国通过了总金额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11月24日美国政府同意为花旗集团注资200亿美元，同时为其总计3060亿美元的贷款和证券提供担保，以提升投资者的信心，防止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破产。11月25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又共同宣布，将追加总额达8000亿美元的信贷投入，用于帮助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为诸如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等多种类型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推出了高达两万多亿美元的注资计划。亚太地区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先后推出了各自的庞大的注资救市计划。
（二）提高储蓄存款保险限额和为银行信贷提供信用担保
美国2008年10月4日通过的救市方案中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的联邦银行存款的限额从每个账户10万美元增加到25万美元，还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无限制向财政部借贷。10月14日FDIC宣布，将为近2亿美元的银行债及储蓄存款提供担保，担保时间为3年。同时FDIC承保的所有8500家美国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将自动获得30天的担保，担保覆盖总金额可能将达1.4万亿美元。此外，FDIC还从即日起取消了对无息转账储蓄账户设定的25万美元的担保上限，有效期截至明年末。与之同时，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也纷纷宣布了各自政府对银行信贷和存款的担保措施。
（三）降息救市防止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
随着金融危机逐渐转变为实体经济的衰退，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4家央行进行史无前例紧急协同降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1.5％，10月30日又进一步降低为1％。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和瑞士央行也纷纷大幅降息。此外，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等主要国家央行还多次发表联合声明，以货币互换方式缓解美元流动性短缺问题。目前，美联储与欧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央行和日本银行的货币互换计划已实行无限额管理，有效期延长至2009年4月30日。美联储还与巴西、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的央行达成额度均为300亿美元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有效期至2009年4月30日，旨在改善新兴市场的美元流动性。
尽管各国政府为挽救金融系统投入了巨量救市资金，并采取了种种担保和降息等放松银根的措施，但对于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人们各有不同的看法，市场也表现为忽上忽下的剧烈振荡态势。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金融海啸的最大威胁是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危机可能引起金融机构大批破产和金融体系崩溃。世界各国政府联手向金融机构以空前的规模注资并提供信用担保，各国央行联合大幅降息，目的就是向全球金融市场送去一个信号，即在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面前，世界各国政府会比以往更好地去协调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稳定振荡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方面，应该说各国的救市措施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人们的信心正在恢复，金融体系崩溃的危险看来已经暂时解除了。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全球金融体系虽未病入膏肓至少已是伤及筋骨。因此，尽管采用了注资、担保和降息等方法进行紧急输血和疗伤，但市场信心一时难以提振，金融危机的伤口仍在扩大。由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日趋严格，放贷门槛大幅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借贷行为也变得相当谨慎，未来两年各国实体经济的衰退已难以幸免。近日经合组织警告说，西方工业国家正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明年将会收缩，失业将大幅增加，房价将继续下跌，脆弱的银行体系将面临更多的坏账[1]。
不少人认为，这次危机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在金融机构，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资产价格过高[2]。房地产价格的猛烈下滑，引起的最大问题是违约率大幅上升。但从美国的救市方法来看主要是挽救金融机构，对于陷入危机的普通购房者，没有相应给予足够的补偿。这是治标不治本。病根不除，也许再过几个月，金融机构还会爆发更严重的问题。政府的救市措施短期可以提升信心，但是长期来看，如果不能真正解决按揭贷款违约率，包括垃圾贷款违约率急速上升的问题，如果只有短效而没有长效治疗方式，短期救市策略的效果也难以持久，最后很可能还是难以避免更大的冲击波。
也有人指出，美联储注资和降息，还美其名曰要各国央行联手“处理伤口”，其实是挟持世界各国央行与其共同挽救金融危机和美元危机[3]。各国注资和降息固然是为了保障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充裕以避免金融体系崩溃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但也是免受美国转移通货膨胀损失的应对措施。因为当国际结算仍然以美元为货币单位时，没有哪个国家会选择让自己的货币仍然坚挺而承担国际资本冲击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后果。
针对各国目前的救市政策，国际清算银行的观点是，货币政策的正确倾向应是“减少宽松性”。该行认为，即使全球经济大幅放缓，也好过通胀急剧上升。该行的报告还指出，美联储是以防范不愉快后果为前提来决定采取什么政策的。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如果不出现极端情况，在多数时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都是严重错误的。该行强调，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必须正视如下现实：“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不切实际的高位，最终必然会下跌；如果储蓄率处于不切实际的低位，就必然会上升；如果债务不能得到清偿，就必须勾销。”[4]言下之意有三：一是大量注资的办法有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风险；二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对市场带来严重后患；三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重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
也许正是由于听取了上述批评意见，美国政府才将最近追加的8000亿美元的信贷投入，用于帮助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为诸如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等多种类型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向经济中大量注资，必须通过大量新增美元发行来完成，如果不能拉动美国实体经济较大增长的话，将面临金融危机转为长期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尽管短期内美元可能走出一波强势，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仍可能大幅下跌。
二、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基本思路
金融风暴在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和内在压力。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及时作出了积极反应，不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四次宣布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取消了对银行贷款的规模限制，而且财政部还采取了暂免征收利息税、将股票交易印花税改单边征收和降低税率的措施。近日国务院又出台了刺激经济、保障增长的十项措施，推出了在2010年底之前财政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空前的救市计划。然而，这些救市措施能否卓有成效地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不少人仍持怀疑态度。
从当前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应该说已经明确以下基本思路：
（一）通过有效手段扩大投资、刺激内需，以消费和投资的高增长来对冲净出口的下降
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有近一半出口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现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大幅减速的威胁。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从现阶段来看，中国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需要大量的投资。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环保、城市建设还需要大量投资加以改进。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投资。消费方面，投资的着力点更多，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如农村家庭对家用电器的需要还很迫切，城乡居民对改善住房的愿望十分强烈，对汽车等主要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仍比较强劲，对满足各层次的服务如改善医疗、教育和文化的需要也比较旺盛。政府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和对农业与农村地区的支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方面的关键是，如何带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
（二）提升企业经营者的信心，支持企业扭转金融危机带来的增速下滑和信心动摇
由于短期内中国还不可能大幅度提升内需，产能过剩的消化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扩大出口，因此，在降低信贷成本、支持出口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出台更加积极的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考虑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扩大对企业的银行信贷额度。当然也可以适度提高出口退税，但从长期来看，出口退税应该成为一项中性政策，而非用于刺激或遏制贸易增长的政策工具。因此，可以考虑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出口企业实际承担的国内税负的水平，并使其发挥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鼓励外贸结构调整，提高出口技术和价值含量的作用。这方面的关键是，如何对出口做到有保有限。
（三）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国民医疗和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美国的老百姓之所以能够高负债消费，是因为美国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宁愿保持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也不敢负债消费，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覆盖全民的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即使在城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处于水平很低的状况。拉动内需不仅需要国家对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投资，更需要国家对社会保障体系软件的投资。只有使老百姓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切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启动内需，大大增加社会的消费能力。因此，国家应大大增加这方面的财政支出。这方面的关键是，如何合理安排扩大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例。
（四）实施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相配合
从最近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比较严重，企业减产停产倒闭增多，就业形势严峻，而通货膨胀则正向通货紧缩转变，加之国际上西方国家普遍降息，因此，当前实施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结合，是较具可行性的选择。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不仅要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包括投资建设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而且要缩减税收，大幅降低企业和百姓的税收负担，提高人民实际收入水平，这对财政预算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可能需要增发国债来解决。国债的增发会给货币市场带来压力，又需要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解决，因此货币政策需要适度宽松予以配合。
下图表示当前我国内外经济状况所处的不均衡状况及适当的政策搭配选择，图中a点表示中国经济失衡的现状位，E点表示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位。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深层思考
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出在金融和虚拟经济层面，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之大之深之广却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之大，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前所未有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应从更深层次和长期科学发展的观点来反思以下两个战略层面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问题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次贷危机引发，实质是美国的债务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的爆发。之所以没有表现为债务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是因为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可以不断印发美钞支付美国的债务和国际收支逆差。而美国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又与中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和巨额国际储备积累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既涉及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又涉及美国和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这方面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全球国际收支调节的约束机制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国际社会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内外经济均衡的问题。这里既有各国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斗争，也需要各国的充分协商与合作。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说要靠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成为世界通用货币。
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问题。由于在产业技术水平上和社会收入水平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经济发展选择了高投入、高储蓄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这一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带来了内外经济严重失衡问题。尽管各界一致认为中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眼下遇到的挑战是：既不能让经济增长的减速影响到社会稳定，又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认为，在这方面必须从根本上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改革开放30年来，为了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一直将GDP的高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实现高增长的主要办法则是通过高投资创造高产能。为了获得高投资和高产能，我们不仅通过高税收和高储蓄尽量压低居民的消费，还大量引进外资提高产能。然而高产能和低消费产生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因此又不得不通过人民币汇率低估和出口退税鼓励出口创汇，让这部分过剩的产能供给国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汇和资本缺乏时，这一战略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在我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已严重过剩，积累的资本也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这一战略已行不通了。巨额外汇储备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损失，大量投资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需，而内需则一直难以启动。
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办法，首先应该是改变我国以GDP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主要考核指标的做法，而代之以居民人均收入与社会福利水平为主要考核指标。这不仅是为了拉动内需，而且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GDP是什么？是产出。GDP的增长不过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规模的扩张未必能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GDP指标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反映宏观经济的过热或是衰退，用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参考数据。但是GDP的增长绝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正如出口创汇也不应是我们发展出口的目标一样。也就是说，GDP不是增长得越快越好，出口创汇也不是增加得越多越好，人均居民收入与社会福利水平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将人均居民收入与社会福利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才能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问题的解决奠定一个科学的基础。因此，建议国家今后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采用人均居民收入与社会福利水平。除了居民（全体居民包括户籍人口和外地务工人员）人均收入外，考核这一指标时还应进行细分，如农村人均收入、城市人均收入、企业职工人均收入、企业管理人员人均收入、公务员人均收入、教师人均收入等，分配政策上应注重向基层员工倾斜。这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
（二）中国金融体系完善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问题与美国不同。美国是负债经济的泡沫破灭带来金融体系危机问题，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不存在银行流动性不足和银行信用危机，不需要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来挽救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流动性依然过于充足。中国居民储蓄年初16万亿，现在已增加到20万亿，中国的银行存贷差额即银行未贷出去的资金三季度末达到15.7万亿[5]。中国的问题是金融不够深化，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有人说中国应该庆幸，正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金融衍生产品的不发达，才使中国的金融体系逃过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劫。但也可以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正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短腿”即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不健全造成的。这导致了中国一方面存在巨额的银行存贷差，另一方面又有众多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支持的矛盾现象。多年来我们的指导思想一直把股票市场当作企业融资的场所而不是投资者获取投资回报的渠道，我认为这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内需不足，而提高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收入。除了工薪收入以外，财产性收入也是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今年以来中国的股市市值跌去了70％以上，股民遭受了严重的资本损失，资本市场元气大伤。股市暴跌对中国实体经济健康与稳定的影响绝不能小觑，因为中国股民已达上亿户，参与股市的不仅包括几乎大部分中产以上阶层，也包括了一部分刚刚踏入小康行列的家庭，他们是中国经济内需的中坚力量。股市使他们的财产极大地缩水，不少人甚至损失了十几年、几十年的积蓄，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内需力量。因此，如果股市不能恢复元气和勃勃生机，中国经济恐怕很难拉动这部分人的内需。
中国资本市场的低迷，不仅影响了内需，还制约了中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多。社会财富分为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主要掌握在企业手中（除了居民住宅外），而个人和家庭则主要持有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从社会融资总的格局来说，目前绝大部分的金融资产为银行存款，并导致银行巨额的存贷差，其主要原因之一也与股市的投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有关。如果股市仅仅是企业融资的渠道而不能使居民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将严重挫伤他们在股票市场投资的积极性，许多人甚至将永久性地退出股票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也将成为镜花水月。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基本丧失了为企业融资的功能，沦为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机博弈的场所。正因如此，近来才有不少学者联名上书，呼吁政府不仅要启动投资，更要启动金融，启动资本市场。
我认为，保持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但是，政府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并不一定非要政府出资购买股票，对金融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根源进行修补和治理也是救市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对“大小非”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制度性规范尤为迫切。道理不想多讲，许多人已经讲得够明白。具体建议是：
1.规范大小非减持的信息披露。大小非的巨额存量和减持信息的不透明与不可预期是当前压抑中国股市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要求对所有预计在未来拟减持和减持后接盘人拟在二级市场出售的大小非解禁股票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向证交所递交减持申请并公告，将减持股票的买卖当事人、减持股票的成交价格、数量等相关信息向公众披露。如果减持者在公告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减持行为，则必须在至少3个月后才能再次递交减持申请。同时，为避免操纵股票价格的投机行为，还应限制减持大小非股票的买卖双方在大宗交易平台成交后至少半年内不得在二级市场买卖该股票。鉴于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股票与资金供求关系的严重不平衡，还可考虑规定大小非每年减持的数量分别不得超过其解禁股票总额的一定百分比，从而使大小非减持的压力在未来3～5年内逐渐释放出来。
2.为上市公司再融资设立门槛。中国的股票市场被诟病为上市公司圈钱的场所，因为上市公司只想不断地从股市圈钱却很少向股民拿出真金白银来分红。这种短视行为将极大地削弱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最终也会彻底破坏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尽管这方面的问题源于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但从管理层面对再融资行为进行制度性规范也是非常必要的。建议证监会审批时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用途，以及公司过去三年对股东的投资回报率和现金分红比率应综合考虑，并明确规定不达标者原则上不批准再融资（对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标准可适当降低）。此外，证监会还应对每年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的总量予以通盘考虑和控制，不仅在股市低迷时应放缓甚至暂停IPO和再融资，而且在股市高涨时也不能盲目扩张超出市场的可容量进行再融资。
3.不赞同设立政府股市平准基金。理由是：第一，股市平准基金将使政府入市干预制度化，相当于裁判直接参与竞赛游戏，这不符合市场基本原则。政府入市只应是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的应急措施。第二，股市平准基金如果数量不大，对市场走势影响有限；如果数量庞大，会增大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第三，股市平准基金市场操作的信息不可能是透明的，股民无法事前预期，会给市场带来新的不公平。第四，股市平准基金的操作无论盈亏都是不合理的。盈了是政府从股民头上赚了钱，减少了股民应有的投资收入；亏了是用公民的税款打了水漂。第五，股市平准基金会带来腐败。股市平准基金必然要交给某些人进行操作，操作者及其管理者不承担投资损失，却掌握了股市最重要的信息资源，这会为“老鼠仓”之类的腐败带来机会。
收稿日期：200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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