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哲学”的界说及其合理性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界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内关于“经济哲学”的种种界说
国内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关经济哲学的界说，为了对其合理性进行评述，现将这些观点综述如下：
（一）哲学的分支学科，应归属于哲学（见《社会科学报》1994年8月18日曹立群文。以下不注者同此）；
（二）经济学的“元理论”，应归属于经济学；
（三）元经济学；
（四）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桥梁；
（五）哲学与经济学的高层次综合；
（六）哲学在经济学领域里的表现形态；
（七）一种边缘性学科；
（八）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华民。参见《光明日报》1997年2月15日关于经济哲学的专栏讨论文章。以下不注者同此）；
（九）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余培源）；
（十）独立学科。它是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概括并能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上海交大哲学教授陈章亮）；
（十一）交叉学科，是系统地、严格地对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和重要的经济现象作哲学阐释的学科。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理解成经济哲学，也不能把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分析具体的经济问题理解为经济哲学，同时，也不能把涉及到对经济学前提反思的一切经济学著作都认作是经济哲学著作。在这里，关键在于把“经济哲学”与“经济的哲学”区分开来，后者体现出来的只是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某种片面的联系，因而不能被看成真正的经济哲学。经济哲学具有两大特征；其一，它体现的不是经济学与哲学在某些方面的具体的联系，而是对经济学与哲学的本质联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反思；其二，经济哲学作为新兴学科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一般哲学，二者在前提上存在差异；同时它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后者总是带着一种非系统哲学的眼光去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它从不去思考自己的哲学前提，也不去思考自己的基本概念的哲学内涵，而经济哲学则把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概念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俞吾金）。
（十二）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它指哲学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范式革命的影响在其他空间上的张力和时间上的绵延。哲学可以为经济的理性预期提供认识论机制，为把握经济学矛盾范畴的内在关系提供辩证逻辑的思维原则，为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提供逻辑框架和批判工具，等等。哲学对经济学的穿透力，实际上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对其现象的穿透（上海空军政治学院经济哲学教授张雄）。
（十三）一门专指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学科，属于与经济学相交叉、渗透着经济内容的应用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能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实践提供直接的方法论养料。其中包括，必须超越性地综合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者的理论优势，使经济学中的哲学分析方法与数量分析方法耦合起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程恩富）。
（十四）专以社会经济生活作为研究范围的应用哲学。它是哲学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它与哲学、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它与哲学在反映现实的方式、知识类型与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都是一致的（例如，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意识或经济思维与物质经济生活或经济过程的关系问题，其中，经济生活是第一性的，反映经济生活的经济意识是第二性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经济哲学研究的范围比哲学狭窄，因为哲学研究的范围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而经济哲学专以社会经济生活作为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它虽与经济学有共同性，但它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经济学则是一门具体的实证科学，两者差别颇大。可以说，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普遍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曰“经济观”（它是世界观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是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也是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因之，它是关于经济观的哲学学说，是经济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刘修水主编《经济哲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4页）。
（十五）经济学的“精髓”即其“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经济学赖之而展开，以及形成种种分支”，其中，“生产方式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社会劳动和物质资源配置的方式”（林子力《理论经济学导言》， 见于光远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第181页，第207页）。
（十六）“作为信念”或“一种形而上学思辩”的“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也可叫做其“哲学范式或元范式”，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各种经济理论学说在这一点上均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强调得够不够，是否贯彻始终），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的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但在不同的经济理论中，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生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张曙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见同上第359—361页）。
（十七）如果说，经济学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形成中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律和问题，那么，经济哲学则主要研究其中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前者的结论具体而实际，后者的结论抽象而基本。经济哲学研究需要从具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研究中获得启示，并建立一套同经济学有所重合但又相对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系统。这一开发需要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放弃相互排斥和轻视，在知识、思维上相互靠拢并共同努力。任何一个研究者，如果要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也唯有同时兼有两方面的素质、思维特点才可以做到（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
（十八）不能把用哲学观点来解释经济问题均视为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要鸟瞰经济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着眼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最一般问题的理性思考。它对经济学而言，应被视为最高层次的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科中的“元科学”，它将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矛盾置于历史发展的坐标中予以展示。它基于现实的经济理论而又高于现实的经济理论，基于一般的哲学原理又不囿于一般的哲学原理。在目前，人们应特别注意研究经济主体问题，市场经济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问题，经济认识论问题，以及市场中的价值决定供求关系问题，等等（上海财经大学哲学教授陈新汉，见《社会科学报》1994年5月19 日）。
（十九）在英美两国正式的经济学学术分类表中，未见到有“经济哲学”字样（参见布劳格《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所附《美国经济协会经济学分类表》及《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索引》）。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有标明经济哲学（包括经济认识论，经济伦理学，经济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等等）字样的著述，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就写有《经济哲学》一书。当然，在西方，人们对哲学的界说也五花八门，从极褒者到极贬者一应俱全，因之，经济哲学的界定就更为艰难，于是正式的经济学学术分类表便只好对之割爱了。
等等，等等。
二、对“经济哲学”界说的合理性评述
从上述争鸣可以看出：学者们是从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层面切入经济哲学之界说的，绝大多数论述均有自己的根据和成立的价值，而且彼此之间并不构成真正的绝对对立，因而不妨共存共荣。当然，由于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不同，所以，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哲学实际上被界说为广义、狭义及介于二者之间者三种（姑且把后者呼之为“中等定义”罢）。简而言之，广义的经济哲学以“经济观”为研究对象，注目于社会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一般经济理论及其发展中的客观规律；狭义的经济哲学仅仅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它区别于“经济的哲学”，只是系统地、严格地对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作哲学阐释的学科；中等定义介乎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又分成许多不同见解。在我看来，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各异，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在研究经济哲学时，可以在以上三种界说中任意选择，至少在目前不能强求一律。
1.关于狭义界说的缺陷。由于所处文化氛围的关系，学者们易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提起经济哲学，有人便往往易于想到学院经济学和学院哲学全面而系统的交叉融合，以及它应当有严格的逻辑体系，等等。对此，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许多年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往往太执迷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了，往往没有自己严格的逻辑体系和理性结构，往往是一堆政治口号加一堆未被辩证把握的学术概念的混合堆砌物，令正直的学者为之扼腕。面对此种陋习，学者们出于学术良知，严格要求经济哲学的学术品位，无可非议；更何况，理想中的作为纯理论体系的经济哲学，也包括辩证综合当代经济学和哲学成果的具有严格逻辑体系及理性结构的现代学术精品。问题在于，严格狭义的经济哲学界说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至少在目前是不可作为主流的。
这是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哲学在人们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时的巨大价值，把哲学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联系仅仅局限在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交叉的范围内，显然是片面的。按照这种界定，经济哲学理论和实践的主体只能是生活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的知识渊博的学者；从事非理论研究工作的人们，其中包括古今中外从事宏观或微观经济活动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似乎都要被排除在其主体之外，这当然难以令人接受。实际上，在现实中，经济哲学除了表现为纯粹理论形态以外，更主要的是表现为人们的“经济观”，即人们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对待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包括在从事经济建设时如何对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判据看待经济发展，如何把握经济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经济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等等。在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成的意义上，古今中外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一切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转轨，也包括经济实体运营中的成败，以及理论家对经济客体的观察和思考，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凡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之处，都有经济哲学存在。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主要形态而展开的，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导引，也即都割不断与某种哲学的联系。当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很可能许多并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什么哲学发生关联，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哲学无缘。只要这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有自己的好恶和追求，有自己对经济事务的看法和感悟，那么，这种好恶、追求、看法和感悟等等，实际上就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至于一些哲学修养水平不低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理财能手等等指导经济活动，那么，经济哲学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也就必然突出鲜明。还有，任何一个理论家（不仅包括经济家，而且包括一切社会人文科学学者），任何一个文艺家，在面对经济生活进行理论思考和艺术创作时，都不能不渗透着自己对有关经济活动的评判好恶且以之作为自己思考和创作的出发点，这也就是某种经济哲学的表现。很显然，在一切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只要经济实践主体和经济理论主体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那么，经济哲学就必然无时无刻不在处处表现自己。对于经济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表现在活生生的经济实践中的哲学，才是自己首先应予注目的对象；当然，表现于经济学理论之中的经济哲学，也是需要注目的，但是，就经济学理论只是经济实践的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表现而言，它们也只是实践中的经济哲学的曲折的不全面的反映而已，对它的注目毕竟不能代替对后者归纳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前述广义的经济哲学界说，远比狭义者更接近经济哲学的本义。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强国富民的绩效方面有巨大影响的或杰出的中外国务活动家们，往往没有留下纯理论形态的哲学或经济学著述，更没有关于经济哲学的纯理论阐说；他们的经济哲学大皆体现在关于强国富民的言论行动或有关政策举措之中。用狭义的经济哲学界说来衡量，他们的经济哲学往往被排除在外。问题在于，当中外某些杰出国务活动家的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对于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经济价值选择的扬弃及重新选择）确实导致了可观绩效，但又还未被包括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人们所普遍接受而需要大力归纳、宣传、普及之时，仍然以学院模式为唯一范围，把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排除于视野之外，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经济哲学”不仅指经济学与哲学融合形成的纯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尤其指非纯粹理论形态而又在经济活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2.对哲学与经济关系新解。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一个“价值观假定十逻辑推理”的结构（参见库氏《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的第二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对此本书以下还有展述）。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揭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经济哲学作为自己出发点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经济哲学。这也就是说，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作为某种经济哲学的逻辑展开而存在的。它根本不能自外于经济哲学，经济哲学的确是它的“始发港”、“精髓”和“灵魂”。也因此，把经济学与哲学看成两个彼此独立的同一层面的学科，无前提地把经济哲学看成此两者的“交叉学科”，显然也有待推敲。在我看来，如果抛开任何经济实践必然内含某种经济哲学这一问题，仅仅着眼于纯理论层面的经济哲学，那么可以说，任何经济学都是哲学的；哲学总是经济学的“内生变量”；经济哲学研究的旨归之一，便在于汰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推理内容，注目于经济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假定的正误的准确，借以评价某种经济学理论，并形成更好的经济学理论。有些经济学为什么不对不好？毛病往往出在其“假定”不对头，不准确。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往往是哲学错误（在当代数学手段强大的条件下，逻辑推理失误较少）。也因此，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由于哲学以前曾当过“政治婢女”而至今一般地拒斥哲学，本身就表现着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显然不足为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研究经济哲学也是我们经济学家份内的工作”。
3.关于广义“经济哲学”外延界说及其学科体系。仿照一般哲学原理及其架构，以经济生活与经济意识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引伸出经济哲学研究的一系列范畴，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等等，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人们会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对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如何把握？当毛泽东主体化的实践论与唯物史观的逻辑沟通尚待进一步理清，且毛泽东本人曾经批评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时，仅仅仿照主体化实践论哲学，这样那样地离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抽象地谈论主体客体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等，是否完全恰当？无论作为世界观（历史观）或者作为价值观，乃至作为方法论，经济哲学的逻辑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在价值观的层面上，经济哲学能避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吗？等等。十分显然，经济哲学的体系架构，尚存许多疑难点，有待人们深入讨论。很可能，经济哲学研究展开的过程，本身就是人们不断完善其体系架构的过程，我们不能急于求成，更不必谋求“毕其功于一役”，可以先从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开始。例如，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哲学的根本指导理论且认定两者有较大面积重合（须知，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以经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内容的；它首先注目于社会的经济生活，从经济事实出发说明整个社会生活。因此，作为社会哲学，它首先是一种经济哲学）时，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问题，其方法论遵循唯物辩证法（当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内容，也均可从经济客体和经济主体两个方面分别把握）；无论在社会历史意义上，或在价值观意义上，它的逻辑出发点只能是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包括生产力标准理论）。在唯物史观中，这均是已被反复确认了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失误不是因为一贯坚持这些原则的结果。恰恰相反，倒是对它们所忽略的恶果。因此，我们的经济哲学，不是改写这些原则，而是在当代理论新成果层面上，回皈这些原则。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根本意义便是拨乱反正，结合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在当代理性的层面上，回皈于这些原则。目前，哲学界把主客体模式绝对化的倾向颇为流行，窃以为不宜把它套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建构。可以研究经济主客体关系，但它不能无视经济客体生产力对经济主体的先在性和决定性（当然，从辩证法看，经济主体对经济客体生产力也有决定意义。在这里要避免只说某个方面又忽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范畴系统中，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客体与经济主体等等之外，价值观意义上的效率与公平也是一对相当重要的概念。在传统的唯物史观教科书中，这一对范畴一直是被忽略的，但全世界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相当充分地凸现了它们的重要性，应予弥补。
既然在国内外经济哲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经济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经济认识论”和“经济辩证法”等术语，其中有的已经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体系，那么，我们也就应当考虑作为新兴“显学”的经济哲学学科群的分类及其地位问题。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尽管一般哲学的学科分类可供参考，但是，鉴于人类经济生活与经济现象与其它事物相比的特殊性，看来也不能将它硬套于经济哲学分类。更何况，任何学科群的分类，都是按某种标准进行的，其中包括了分类者对应突出学科的评价，因而不同分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假定”提出不同的分类设计。我们这里的分类，一方面要考虑到经济哲学本身的体系和逻辑，以及哲学和经济学中既有的分类模式，另一方面，也必须参照我们的经验教训，突出我们认为重要的内容，淡化某些我们认为不重要或无迫切意义的内容。
在总体上，我看可以提出“经济唯物论”和“经济辩证法”的基本分类。当然，这种分类不是重复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将唯物论与辩证法机械割裂的错误，而是把相对集中突出唯物论内容的部分与相对集中突出方法论内容的部分相对独立出来，便于论述。考虑到历史和逻辑的互补平列地位，在这一层面还可加入“经济哲学史”，其主旨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弥补和佐证“经济唯物论”及“经济辩证法”，其主要内容不仅包括总结人类经济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从而引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利我们建立更科学完善的新经济哲学，而且应当包括以经济生活作为出发点改写充实已有的哲学史。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几乎在整个哲学发展中都充满了哲学家囿于学科局限和历史局限而陷于主客体玄思的内容，已有的哲学史著述又往往是以这种玄思模式看待往哲的，在其中，经济生活对哲学的始源性没有了，经济哲学也被大大淡化甚至被忘记了，剩下的，只是哲学家们离开吃喝住穿在抽象主客体关系中玄思成果的堆积，虽然其中不无珍贵的东西，万万不能一概骂倒，但在体系上，离开经济生活决定性和经济哲学的这种哲学史，往往会把人们引入迷宫，未可过份尊崇，必须以改写过的哲学史与之互补。
在经济唯物论部分，还可以分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综合作用的模式中思考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中，政治经济学被界说为只注目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看来是片面的，真正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应当从生产力决定性原理出发，从注目资源优化配置的当代经济学出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中研究经济问题。在我看，西方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优化出发，大体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中思考经济问题，如再注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主要是其平等选择，经过改造，堪作当代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理论，便是“生产力哲学”，它聚焦于在当代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说明生产力决定性原理，说明生产力标准，说明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以及用生产力标准观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股份制与非股份制、效率与公平等问题得出的结论，等等。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力哲学曾被严重淡化，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便是对生产力哲学的实现和坚决贯彻到底（包括它在顾及价值法则的同时，突现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突出资源配置优化。因此，在经济唯物论及政治经济学中，首先突出强调生产力哲学，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唯物论中，与政治经济学并列者，还应有经济认识论（包括研究经济主体的“经济人性论”和理性预期等），经济价值论（包括价值理论，经济伦理学，经济美学。其中，分别注目经济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并在两者的综合中全面把握资源优化配置，是尤需下功夫的一大关键环节），等等。
在经济辩证法部分，在突现唯物史观以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辩证关系的同时，应突出研究作为经济价值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在哲学层面上研究公平分配、税收、社会保障、财产制度、股份制中的“两权分离”等等），以及作为经济价值观矛盾状况之体现的“经济悖论”问题（如个体与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主体与客体在经济目的上的差异，经济主客体互为目的中的具体悖立，等等）。当然，结合当代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成功实践而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辩证法，包括邓小平指导中国改革的方法策略，毫无疑问题是本部分的核心内容。
这样，我们便可绘出经济哲学学科群关系的初步草图并从外延上界说经济哲学：
┌ ┌政治经济学（包括邓小平生产力哲学，以及由此
│ │逻辑地延伸出的资源配置经济哲学，产生于资源
│ │配置经济学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曰新政治经济
│ │学，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
│经济唯物论┤对它的注入。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代经济哲学哲
经│ │学烛照下的当代经济学的元理论部分）；
│ │经济认识论（包括经济人性论）；
济┤ │经济价值论（包括含效用价值论及劳动价值论及
│ │劳动价值论及二者的整合，以及经济伦理学，经
哲│ │济美学）。
│ └
学│ ┌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法，包括邓小平指导中国改
│经济辩证论┤革的方法策略；
│ │经济主客体辩证法；
│ └公平与效率关系及其它“经济悖论”。
│ ┌①经济哲学本身的发展史；
└ └②以经济生活及其哲学为根基重写传统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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