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的定位问题
从汉语与非汉语的结合研究中揭示汉语、非汉语的特点，是我国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只有当汉语和非汉语的研究进展到一定阶段后，或两方面的工作都有了一定基础后，才能受到重视，也才能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被提了出来。目前，人们虽然已经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但多数人还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未必都能从理性上予以科学的定位。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结合究竟有什么好处，其语言学价值是什么，其概念、作用、范围应如何确定等，都需要予以科学定位。
1.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对比
在我国，汉语与非汉语的比较研究分属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亲缘关系的，可谓“亲属语言比较研究”，如汉语与藏、彝、苗、瑶、壮、侗等语言的比较研究；另一种是非亲缘关系的，可谓“非亲属语言比较研究”，如汉语与维吾尔、蒙古、朝鲜、佤、布朗、阿眉斯等语言的比较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比较，其比较结果、比较方法以及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亲属语言比较具有重要的历史语言学价值，是构拟汉藏语系原始母语及其演变规律的重要手段，而且对深化语言描写也有重要的作用。比如，通过汉藏语系亲属语言比较，可以探求原始汉藏语有无复辅音声母、有无声调的问题；在语序上是OV型还是VO型，或是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可以理出量词的产生及其演变的规律；虚词的语法功能及其演变过程等等。我国的汉语与非汉语比较，大量的是汉藏语系亲属语言比较。朱德熙先生曾对汉藏语研究的重要性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说过如下一段话：“如果我们不囿于成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为了加强汉藏语研究，就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要清除汉语研究和汉语以外的汉藏语言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离状态。”（注：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非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对语言类型学研究以及语言应用研究（如教学、翻译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比如，通过汉语VO型述宾结构与朝鲜语OV型述宾结构的对比，可以认识到这两种类型的述宾结构是如何受各自语法类型（分析型和粘着型）的制约，其语法标志存在哪些不同的特点。这项对比，又可为分析朝鲜族学习汉语述宾结构出现的偏误及提出对策提供语言学根据。又如，不同语系的语言都有韵律，这是共性，但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韵律的特点也不相同。通过对比弄清人类语言韵律的异同，从而探求与韵律相关的语言结构特征，对研究语言类型学乃至认知规律都有价值。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从纯语言描写转向语言描写与语言解释相结合，人们更加重视解释语言的运作机制并进而揭示人类的认知行为，而要做好语言解释工作，除单一语言的研究外，更要重视语言间（包括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从语言类型关系中探索语言要素结合的规律。
2.单向功能和双向功能
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相结合，其功能是双向的。即这种对比，既有利于汉语研究，又有利于非汉语研究。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每个课题的运作，则往往是单向的。这就是说，从事汉语研究的，主要是从与非汉语的结合中加深自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从事非汉语研究的，主要是从与汉语的结合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至于既从事汉语研究又从事非汉语研究的学者，其工作对象及受益则是双向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研究非汉语的学者，一般都比较重视与汉语研究相结合，包括从汉语语料、汉语文献、汉语研究方法等方面涉取有用的养料来促进非汉语研究。其客观条件主要是：我国非汉语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每个语种研究人员较少，而且可供使用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也较少，这就不能不在研究中把眼光投向起步较早、研究人员较多、研究水平较高、研究成果较多的汉语研究，尽力从汉语研究中得到启发和参照。加上我国近代研究非汉语的学者们有不少来自汉语研究，对传统的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比较熟悉，因而当他们转向非汉语研究后，就会很自然地利用原有的汉语语言学知识、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走上非汉语与汉语结合研究的道路。如张琨先生在苗语声调的研究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写出了著名的《苗瑶语声调问题》一文，解决了苗语调类的形成与分化，成为后来人进一步研究苗语声调问题的基础。这是作者参照了汉语、壮侗语调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了苗语中的汉语借词的调类分布而取得的（注：载《史语所集刊》（台湾）第16册（1987年5月）。）。
非汉语的语法研究，特别是属于汉藏语系非汉语的语法研究，也深受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当然，在借鉴汉语成果的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削足适履的，需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本世纪起，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开始重视与非汉语相结合。其开创者当是李方柱、罗常培先生，后来的张琨、董同龢、严学宭、马学良、龚煌城等先生也一直在提倡、探索这条结合的路子，并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成绩。目前看来，走这条结合路子的人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3.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除了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外，还能为其他人文科学（如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提供有价值的语言证据。如：有的学者通过汉语与非汉语比较，探索中国民族关系史。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不能在这里多说。
二、汉语研究能从非汉语研究中得到什么？
汉语研究能从非汉语中获得广泛的收益，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这种结合时间尚短，已被开发的还不多。可以预料，今后将会不断向纵深发展。下面列举几点供大家参考。
其一，从非汉语现存的或古代文献所反映的语言现象，思考汉语历史上是否也有过这一相同或相近的现象。
汉藏语亲属语言间发展很不平衡。古代语言的一些现象在汉语里可能消失了，但在非汉语里可能还保留下来。这种差异，有可能用来证明汉语在历史上也曾存在过这种现象。上古汉语的构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非汉语的比较。龚煌城先生说过：“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仍然有待今后继续不断努力。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把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与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联贯起来，使汉语音韵史可以往上延伸，与原始汉藏语连接。”（注：《语言暨语言学》（台湾）第1卷第2期（2000年）。）
比如，《切韵》纯四等韵齐、萧、先、青、添诸韵（连平、上、去、入共十八韵）的主要元音是什么？各家的看法不一致。有的认为前面有个介音i，有的认为是元音e，有的认为主要元音是ε等。马学良、罗季光先生根据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存在长短元音的区别，提出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是i：－的见解。马、罗二氏将汉语现存的长短元音现象与非汉语进行比较，认为汉语在历史上也有元音长短系统，后来长短对立逐渐消失，成为遗迹保存在个别方言中（注：《“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载《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
汉藏语系非汉语的语种多，特点丰富、复杂，能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广阔的思路。但不要以为非汉语里有的现象在古代汉语里也会有，而要通过分析、对比确定有无。有的语言现象在非汉语里虽有广泛的分布，但在过去的汉语里不一定有过。如本世纪40年代在藏缅语里发现了松紧元音后，有的学者就推测上古汉语也有松紧元音，并认为上古的松紧元音后来转为长短元音。但随着松紧元音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藏缅语的松紧元音主要来源于韵母的舒促和声母的清浊，这就为思考上古汉语是否有松紧元音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上古汉语既有舒促对立，又有清浊对立，再有松紧元音对立的可能性就不大。如果有，又从何而来？
其二，从非汉语的历史演变规律中，证实汉语历史演变的可靠性。
亲属语言间的历史演变，尽管存在差异，但也有相同、相似点。相同的演变规律对认识汉语的历史演变能起到旁证、补充的作用。比如，古代汉语有丰富的辅音韵尾－p、－t、－k、－m、－n、－η等， 但到了现代汉语，有的方言（如粤方言）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多数方言则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落、简化。辅音韵尾这种演变趋势，在藏缅语里同样存在。一般认为，古代藏缅语也有丰富的辅音韵尾，至少也有－p、 －t、－k、－m、－n、－η等。但演变到现在，在塞音韵尾上，藏语拉萨话只保留－p、－t两个韵尾，德格话只留下一个－p； 缅语仰光话也只剩下一个－p；在彝语支语言里，塞音韵尾都消失了， 并为元音的紧喉所代替。在鼻音韵尾上，藏语拉萨话保留了－m、－η， 而藏语德格话鼻音韵尾都转化为元音的鼻化；在波拉语里，鼻音韵尾与元音的鼻化共存；而彝语支语言，鼻音韵尾已全部消失，鼻音韵转为口元音韵。可见，汉语和藏缅语的辅音韵尾演变在主要方面有着相同的特点，包括辅音韵尾出现简化、脱落的趋势，多种塞音韵尾转化为喉塞音－
多种鼻韵尾转化为元音的鼻化等。但相互间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如彝语支语言的塞音韵尾变为元音的紧喉，这是汉语所没有的（注：马学良、戴庆厦：《藏缅语族辅音韵尾的发展》，载《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1989年4月。）。
其三，从非汉语的显性特点中认识汉语的隐性特点
语言现象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容易被认识，而隐性则要靠深入分析和对比研究才能被揭示。同一现象在不同语言之间，有的表现为显性，有的表现为隐性，这种差异对语言比较中发现新的语言特点非常有用。如：名词区分个称和类称，许多语言都有，但表现不同。汉语的类称名词，缺少形态标志，不易辨认；而景颇语则有形态标志，容易被认识。景颇语中有大量的双音节个称名词，通过形态变化构成四音节类称名词。如：nam[31]si[31]“水果（个称）”——nam[31]si[31]nam[31]so[33]“水果（类称）”。类称范畴不仅具有特殊的语音形态和语义特征，而且还具有独立的句法功能。汉语名词的“个称”和“类称”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句法功能的差异，但在词的形式上是一致的。景颇语类称范畴的显性标志，有助于对汉语有无类称范畴的研究（注：《景颇语名词的类称范畴》，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 我曾在《汉语研究与汉藏语》一文中谈到马庆株教授如何从藏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显性特点，发现和研究汉语的自主范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注：《语言》第1卷，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 参看马庆株：《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载《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其四，从非汉语的映照中深化对汉语的认识。
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是什么？过去一直以为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现在越来越感到难以回答好。汉语的特点可以列出很多，但究竟哪些真正是它的特点却很难准确回答。现在看来，只研究汉语，光看汉语，是不容易看清汉语的特点的。应当把汉语与非汉语进行对比，确定汉语的特点。比如话题研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汉语存在话题，而且有的还认为汉语是话题优先的语言。但汉语缺少形态变化，话题大多无标记，因而确定话题的范围及与主语、宾语的关系存在一定的难度。而非汉语有些语言，话题是有标志的，如景颇语。景颇语用ko[31]做为话题的主要标志，而主语、宾语的主要标志是句尾词和宾语助词，各是不同的系统。因而，话题结构虽与句子结构有部分交叉，但却是不同的语法结构，各表示不同的语法关系，各有不同的语法功能。在语法意义上，话题结构注重话题，以话题为句子的中心；而句子成分结构则注重句子成分的搭配，以谓语为中心，主语可以省略。在语法形式上，二者各有显性的语法标志。话题的语序为“非移动性的”，话题必须在述题之前；而句子成份结构是“可移动性的”。主语一般在宾语之前，但宾语则可依靠句尾助词和宾语助词的帮助提至主语之前。因而，话题既可以是主语，也可以是宾语，还可以是状语。景颇语的话题特点，对汉语话题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其五，从汉语与非汉语的文献对音中认识汉语过去的特点
我国有众多的古文字历史文献，其中有用汉字记载少数民族语言的，也有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汉语的。这些历史文献记音，反映当时汉语的特点，是研究古代汉语有价值的语料。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主要通过出自敦煌千佛洞的四种汉藏对音文献，考证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系统。他说：“我所用的方法是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推测他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他们的演变。由这番比较研究的结果，我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很有些前人所没说过的特点。”认为与汉梵对比，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汉藏对音的写本更为可贵。他还认为对音研究“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如果有人肯向这块广袤的荒田去耕植，一定还会有更满意的收获。”
其六，研究汉语中的非汉语成分
中国的各民族语言，关系十分密切，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其中既有同源关系，又有接触关系。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学者发现汉语一些方言中存在非汉语的底层。如：李如龙先生在《福建方言》一书中指出：“闽方言口语中的一些语词在汉语的字书里查无本字，在壮侗语可以找到音近义同的语词。这些语词也可能是古百越语留在闽方言中的底层。”（注：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5 月出版。）此外，有的认为粤方言中有壮侗语底层，有的认为贵州话中有苗语底层，有的认为青海话中有藏缅语底层等。袁家骅先生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中说：“造成粤方言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应该从汉民族入粤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但是，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对方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那就是因为民族杂居面产生的语言相互影响。”（注：该书由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出版。）可见，汉语的研究不能不注意非汉语对汉语的影响。
三、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
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有着自己的特殊对象，因而也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由于这项研究历史尚短，加上研究对象复杂，因而其理论、方法的建设至今未能取得较多的成果。理论与方法的薄弱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语结合非汉语研究的深入进行。加强这项研究的理论建设已势在必行。这里，主要根据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谈几点认识。
1.关系同源、借贷、类型的区分
进行汉语与非汉语的对比研究，必须弄清所比对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是同源关系，还是借贷关系，或是类型学上的相似？因为只有弄清相互关系的性质，才能把握好对比研究的价值以及使用什么方法。有亲缘关系的语言，相同、相近的语言现象中既有同源的，也有借贷的，还可能是既不是同源又不是借贷而是类型上的相同、相似。而非亲缘关系的语言，不存在同源关系，但要区分是借贷关系还是类型关系。要科学地区分所比对象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并非在比较工作的初始阶段都能确定，有的要到比较结束时才能认清，有的甚至到比较结束时还不能确定是什么性质的关系。但不管难度有多大，在进行语言对比的整个过程中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区分词汇的同源与借贷，是汉藏语言学家常常面临的难题。汉语和藏缅语的词源关系比较，大多能从语音、语义的特点上区分哪些是同源词，哪些是异源词。如：“我”一词，哈尼语的ηa[55] 与汉语的“吾”同源，mja[33]与“目”同源，一般不会有疑义；而“大家”一词， 哈尼语是da[55]dψa[33]，显然是近代从汉语吸收的借词。但汉语和壮侗语之间，则有相当多的词语难以区分是同源词还是借词，以至于成为汉语与壮侗语亲属关系长期存在争论的症结。
语法方面也存在如何区分同源与借贷。比如：藏缅语的述宾结构除了克伦语是VO型、白语部分是VO型外，均为OV型，克伦语、白语的VO型是怎么来的？是本语语法结构调整的结果，还是白语受汉语、克伦语受壮侗语影响而形成的？这是藏缅语语序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又如：反复疑问句（如“去不去？”），在藏缅语中只在少数语言中出现，大多数语言用选择式。如景颇语的naη[33]（你）sa[33]（去）n[31]ni[51]（句尾词）？n[33]（不）sa[33]（去）n[31]ni[51]（句尾词）“你去呢，还是不去呢？”值得研究的是，少数语言的反复疑问句，如哈尼语的no[55]（你）ji[55]（去）ma[31]（不）ji[55]（去）？“你去不去？”究竟是怎么来的？是本语自己产生的，还是受汉语的影响产生新的疑问句式？弄清这个来源，对研究汉语以及汉藏语系的是非疑问句的历史演变，是有价值的（注：戴庆厦、傅爱兰：《藏缅语的是非疑问句》，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5期。）。
2.关于“同根同源”和“同根异源”的区分
汉语与非汉语的对应，存在“同根同源”和“同根异源”的差异。所谓同根同源，指的是亲属语言相同或相似的语言现象均是由原始母语分化下来的，即有共同的源头。如藏缅语许多语言现在仍有的使动范畴，可以通过藏缅语的比较，追溯原始藏缅语的形式，并确认它是原始藏缅语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藏缅语的使动范畴在古代汉语里也有，而且能够通过前置辅音S－沟通两者的关系， 并构拟汉藏语使动范畴的原始形式。李方桂在《上古汉语的音系》一文中也认为上古汉语也有S。 他说：“藏语里有一个S－前缀，汉语的S－复辅音可以同它相比。”但并非亲属语言间相同、相近的现象都是由共同的原始形式分化而成的，而其中有的是后来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后各自产生的。虽然某种语言现象在汉语和非汉语之间在外表上有相同、相似的特点，但不是原始共同语的继承，在基因上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同根不同源”。以声调为例，在六十年代以前，研究汉藏语的学者大多以为声调在原始汉藏语阶段就已存在，因而在描述汉藏语特征时总是把有声调当作汉藏语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几十年，藏缅语声调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藏语声调的研究由于有古代文献可以参照，已基本弄清藏语由无声调到有声调以及声调如何分化的基本过程（注：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藏缅语声调的起源和演变，目前在以下几点上已取得共识：声调不是原始藏缅语共有的，而是后来产生的，原始藏缅语无声调；促使声调产生的因素是声母、韵母的简化，是藏缅语语音内部调整表达功能的结果；影响藏缅语声调分化的条件有多种，其中声母的清浊，韵母的舒促是最重要的。既然藏缅语声调的起源也推不到原始藏缅语阶段，原始汉藏语就更谈不上有声调了。所以应该认为，汉语和藏缅语的声调是后来的产物，没有共同的来源。既然无共同来源，也就不可能确立两者的对应关系（注：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吴安其先生认为：“从上古汉语韵尾的演变和后来的方言情况看，汉语声调的发生应在上古末期（注：吴安其：《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 至于汉语和藏缅语在声调特点上的某些相同或相似，那是由两者的语言类型、语言结构特点的相同性决定。
在进行汉藏语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中，为了沟通亲属语言的关系，有时容易出现把相同、相近的现象看成是同源的。这是应该防止的偏向。
3.关于语言现象是先是后的判断
亲属语言的对比研究，应当区分语言现象出现的先后顺序。先后顺序的确定，是理清历史演变的先决条件。如：藏缅语有些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有些语言没有，现代汉语也没有。由此推测，原始汉藏语是从有复辅音声母到复辅音声母简化，还是当时只有单辅音声母，后来新增了复辅音声母？也就是说，汉藏语的复辅音声母是过去就有的，还是后来产生的。在过去的汉藏语比较中，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先后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比如，藏缅语许多语言动词的语法范畴比较丰富，有使动、互动、自主非自主、方向等，是原始汉藏语曾有过的，原始汉语也经历过？还是藏缅语后来才产生的？
的确，非汉语的汉藏语系语言保留了原始汉藏语的许多特点，对汉藏语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不能过头。过去容易出现一种偏向：以为非汉语中的语言现象一定比汉语古老。因而在遇到非汉语中有而汉语中没有的语言现象时，容易认为汉语过去也曾有过这种现象。张琨先生曾经指出：“在研究藏缅语里头，就有一种错觉，因为觉得既然最早的藏缅语的文字的记载是藏文，所以我们说藏文的形式就是藏缅语最早的形式。……可是，要是在研究比较藏缅语的时候，遇到了有别的启示，这个启示跟现在藏文不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固执，一定说，这个藏文形式是代表藏缅语最早的一个形式。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地方。”（注：张琨：《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1974年在史语所语言学研讨会（台湾）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