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孙中山晚年“联俄”以及向苏俄学习的问题，几十年来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孙中山给蒋中正的一封信谈起，对孙中山写这封信的背景以及如何更全面地理解“以俄以师”这个口号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1924年10月初，广东革命政府为处理商团事件准备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鲍罗廷在同蒋中正商议委员会的人选时反对胡汉民、汪精卫加入。蒋中正为此致函在韶关的孙中山，建议革命委员会仍须把胡、汪列入为妥，否则不如暂缓组织。[1]孙中山于10月9日复函，指示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而胡、汪因为对“师俄”已失去信仰，并只“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故不必加入。信中谈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时有“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警句。[2]因为“以俄为师”这个精练而明确的表述后来实际成了一个政治口号，同时，孙中山在这封信中对胡、汪这两个跟随他多年、在党内有很高地位的主要助手作出相当尖锐的批评，这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因此，这封信一直是研究者十分重视的文献。
引起孙中山写这封信的一个直接原因，大概是因为以胡、汪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处理商团事变的方法上同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的严重分歧。胡汉民在1927年5月追述此事时称，他当时要求孙中山“对于此事只听我的话，绝对不听鲍罗廷的话”，孙中山表示同意。即使从胡汉民本人描述他同孙中山对话的情景，也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同意是相当勉强的。[3]胡的办法是由商团向革命政府提供一笔借款，政府发还部分枪械，发还后商团通电表明拥护政府。孙中山对这个妥协方案并不满意，他倾向于主张对商团采取更强硬和更坚决的措施，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也以各种方式劝说他这样做。事实上孙中山也并非只听胡汉民的话。当时，在广东革命政府和国民党内，在对待商团事变的策略上有严重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又是与国民党内思想、组织的严重分歧有密切联系的。
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一方面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下，改组后的国民党初步显示出活力；另一方面，一些国民党人对苏俄、对共产党员的疑忌也在潜滋暗长。从6月起，由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问题实际上同苏俄密不可分，所以，鲍罗廷从北京回到广州后不久，胡汉民、汪精卫就找他讨论国民党内争论的问题。而在6月25日谢持、张继两人以中央监委身分同鲍谈话时更是公开指责说“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4]。一些国民党人还担心与苏俄合作以及学习苏俄经验会使国民党失去本来的地位，甚至变成共产党。为了解决党内的纠纷，国民党中央执委7月1日、7日由胡汉民主持的两次会议，主题都是讨论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5]在7月7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重申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运动唯一之根据和途径，最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及环境，对反对共产党的言行则有所批评。[6]8月15日至8月23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一届二中全会，主要是讨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问题。[7]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8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草案，次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全体会议议决接受这两个决议。[8]
第一个决议重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合法性，又强调三民主义的主导地位，并强调以国民党的党纲、党章和纪律管理党内的共产党人。[9]第二个决议决定在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同共产国际联系，并处理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10]中央执委会经孙中山“裁可”后发表训令，进一步解释两个决议，训令最后实际上对国、共两党党员都作了告诫。[11]显然，孙中山希望尽量调和矛盾以保持党内的团结，但实际上分歧却并没有消除，各方都对这样的结果有所不满。
共产党人对中央执委会的决议是不满意的。9月7日，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称这次会议给共产党人“巨大的打击”，认为“孙中山等人口头是中立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反动分子的反共宣传和压力，以便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共置于国民党领导下，至低限度使中共向他们公开”。陈表示坚决反对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认为“鲍罗廷落入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12]。中共中央的一个决议还批评了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政治委员会会议的鲍罗廷、瞿秋白“走上向国民党中派让步之路”。这个决议提出：“在国民党内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没有其他左翼，被称为左翼的那一部分国民党人，实际上不仅不是左派，而且可以认为是中派。因为他们的基本观点与行动（如极力利用反动军阀以进行军事行动、回避捍卫工农利益等），完全与右翼的行动相吻合，他们总是与右派妥协压制左派（共产党人）”。[13]
而在国民党内，更有不少人对孙中山维护两党在国民党内合作局面的努力不满，7月15日，冯自由致函孙中山，提到孙中山对他说过“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在信中冯直指孙中山对所谓“共产党入寇”负有责任，要求“将引狼入室之汉民、仲恺、精卫等严重惩办”。[14]孙中山在主持通过上文提到的两个决议后，在会议发言中又一次号召国民党员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特别要学习俄国党的组织方法。孙中山以总理的权力宣布开除冯自由的党籍，并宣布“如果会后仍有这样的同志，不接受我的主义，闹无意识的风潮，我们就要用对待冯自由的方法对待他”。这时张继突然发言，宣称自己与冯自由立场相同，请孙中山也把他开除，并一再打断孙中山的讲话。孙中山显然也激动起来了，强调党必须统一，党员必须服从领袖；如果国民党员拒绝服从，“那么，我将抛弃国民党，自己加入共产党”。[15]但孙中山这种坚决的态度也并没有使张继服从，张继离开广州赴上海，对党事表示消极，后来还从上海致电孙中山称：“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肆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继党职兼除党籍为叩。”[16]一批老国民党员对孙中山的政策公开和暗中的反对，不仅对革命工作的开展制造了重重阻力，而且使孙中山的权威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苏俄共产党坚强的组织纪律便更为向往了。
随着商团对革命政府反抗的升级，国民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因处理商团问题策略的分歧而进一步加剧。滇、湘、粤等军的一些将领、国民党的右派和中派，都主张用妥协的办法解决商团问题。在孙中山表示将以强硬手段对待商团的罢市时，滇军将领范石生很不礼貌地顶撞孙中山，根据商团方面的说法，范石生与另一个滇军将领廖行超联合起来对孙中山实行“半兵谏”，以“实力”迫孙中山与商团妥协。[17]范、廖二人还充任“调人”调解广东革命政府与商团的“纠纷”。范、廖二人都是孙中山部下的军官，他们的“调停”本身就是对孙中山威信的损害。支持孙中山以严厉手段处理商团问题的廖仲恺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务，改由赞成向商团让步的胡汉民继任。孙中山赴韶关北伐后，由胡汉民、汪精卫负责处理商团问题。[18]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孙中山做出一些妥协的决定时是很不情愿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受到压力的结果。共产党人则对妥协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革命政府发动工农群众，以坚决的手段解决商团问题。在来自左、右两方的影响和压力下，孙中山的决策一再变化。但对商团的妥协换来的却是商团的更加猖獗。形势的发展使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调和妥协政策的失误。商团不仅威胁要罢市，以各种方式攻击孙中山的政策，而且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孙中山的政府。效法苏俄“实行共产”是商团攻击孙中山的一个主要内容。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致海外华侨的公函攻击孙中山“迹其用心，不外以实行共产为最终目的，观其工团农团，横行市上，任命共产委员五人，省署高悬劳农旗帜，以军警代派共产党传单，……现全粤人民，以为共产实行，则俄国惨祸，可为殷鉴……政府乃以明令暂行取消共产，以为缓和人心之计，独不思孙文与赤俄，早有密约，权利所在，讵肯抛弃？现阳托取消，阴实猛进，一俟筹备成熟，早晚实行，……孙氏既决心引共产党为心腹，与全粤人民为仇雠，我粤人为自救计，唯有拚为最后之牺牲，以与此祸国祸粤之共产党政府，决一死活”[19]。孙中山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极有个性的革命家，敌人的攻击和施压往往会使他态度更为坚决。鲍罗廷注意到，在英国向孙中山发出威胁的时候，孙中山“突然向左转”的情况[20]。面对英国的大炮，孙中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宣言，表明决不向英国的威胁屈服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同样，商团的恶意攻击，也只会使他更看清这次事变的本质而决心采取更强硬的措施。10月7日俄舰波罗夫斯基号载运的第一批俄援军械到达广州，这使孙中山的信心和实力地位大大加强，从而决心一旦商团罢市即采取镇压政策。孙中山10月9日复蒋中正函正是反映了孙中山思想与决策的变化。当然，对党内，孙不可能也不会希望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后来胡、汪两人均加入了革命委员会并继续受到重用，也说明这一点。不过，他在任用胡汉民主持镇压商团叛乱时，一再指示胡“不可一误再误”、“万勿再事姑息”、“不必畏惧外人干涉”[21]，说明他对胡是否能“快刀斩乱麻”还是相当不放心的。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1924年10月9日给蒋中正复信的各种背景全面考察一下，就特别应该注意到：第一，商团事变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妥协调和政策不能解决问题；第二，由于党内甚至在党的高层内思想与行动的分歧，孙中山对国民党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缺乏奋斗精神甚为不满甚至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当然会更为痛切地感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必要。他在信中所说的“以俄为师”，主要也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理解。
二
孙中山在信中强调“以俄为师”，是否意味着他主张更全面地向苏俄学习呢？
孙中山毕生都在寻求救国真理，从来都十分注重学习外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在晚年，他特别注重学习苏俄。尤其是1923年10月鲍罗廷来到广东之后，同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这使孙中山了解和学习苏俄经验时有了一个更直接的来源。在鲍罗廷眼中，国民党的状况简直糟透了，“它没有纲领，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国民党只关心军事斗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都对孙中山的政府不满，甚至采取反抗行动，孙中山不注意向群众宣传，在党内只是实行“某种开明专制”。鲍罗廷说，他利用各种机会对孙谈“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关于我们胜利的原因，关于在军队的政治工作，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按照苏俄革命的经验为孙中山设计了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步骤。[22]鲍罗廷的描绘或有某些过甚其辞之处，但是，他的到来确实对孙中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多次演讲都谈到了向苏俄学习的问题。他根据苏俄的经验号召党员：
第一，要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力量的革命党，靠这样的党来建国、治国。
第二，要建立一支革命军，革命不能单纯依靠兵力，党员要协同军队来奋斗。
第三，要靠主义的力量，要向群众宣传主义，要改造人民的心理、感化人群。
第四，革命党员要抛弃个人的利益，甚至个人的自由平等，要有为主义牺牲的精神。
第五，革命党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要把妥协调和的手段打消。等等。[23]
然而，毋庸讳言，孙中山对苏俄革命的最主要的两样东西——苏俄政权的政治制度及苏俄党的指导思想，则从来没有表示过要仿效和实行，而且不止一次作过相反的表示。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一开头便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24]。以后国民党以各种方式多次重申了这个意思。研究者们都会注意到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头两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话。他在1924年8月3日开始讲民生主义时，党内的纷争正趋白热化。孙中山在演讲中一方面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多批评；一方面称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希望国民党的旧同志不要对共产党有误会，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一方面又说俄国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就更不能。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25]孙中山这样说的一个目的是想说服国民党人以维护党内的团结，但这些话仍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某些方面。到了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在日本长崎答复日本记者关于同俄国亲善会不会使中国制度改变的问题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同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孙中山还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同一个意义”。[26]尽管孙中山在这里对中俄革命的亲善关系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对中国是否仿效苏俄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他还特地提一下日本，这不能仅仅理解为抵达日本时的客套话。假如全面考察孙中山向苏俄学习的言论和实践，他主要是主张在革命精神、革命方法这个层面学习苏俄，而不涉及进一步的内容。[27]他在复蒋中正函中所说的“以俄为师”也是如此。
虽然孙中山由于被党内纷争所困扰以及对国民党员不能振作感到失望，在气头上说过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话；但他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做，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孙中山、国民党名义发布的各种宣言性的文件，都强调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孙中山制定的理论的主导性。他还多次表示过，中国革命也给予俄国积极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就认为“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28]。他一再称苏俄的革命与三民主义暗相符合。[29]1924年1月3日，临时中央执委会复三藩市总支部陈耀垣的信甚至说：“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30]“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这样的说法，恐怕主要是为了消除华侨对国民党改组的疑虑的一种宣传，在俄国方面大概难以找出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说后人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了孙中山对自己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反映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学习俄国经验的。
在公开的言论中，孙中山把苏俄革命说得近于极端完美。但是，他对苏俄的认识也并不是那么单纯和天真的。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共产党人，怀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的支持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支持孙中山，确实也有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有时甚至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苏联驻华代表团顾问达夫谦曾告诉马林：“国民党必须明白，我们不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去支持它。”[31]苏俄在第一次对华宣言立场上的后退，孙中山对此不可能没有想法。在确立联俄政策之初，孙中山已感受到同苏俄打交道时“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32]。1922年底，孙中山得到苏俄将以武力占据中东铁路的消息，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消息并非毫无根据。孙中山特地写信给列宁，表示自己的忧虑，并警告说，苏俄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沙皇主义的明证，……我的人民会把这个行动看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33]。1923年蒋中正率领代表团访俄时，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居高临下的教训姿态，特别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独立，使蒋中正甚为不快。[34]这些情况，孙中山事后一定会得到报告。对苏俄的情况，孙中山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日渐获得更全面、更符合实际的了解。然而，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35]。苏俄同中国有共同的敌人，因此，苏俄支持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符合两国根本的利益。而且，相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苏俄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革命力量要友好得多。俄国革命的经验，比起其它国家的经验更符合中国的需要。孙中山说过，“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36]。姑勿论孙中山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事情的本质在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恰恰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政治革命，因此，同俄国联合，向俄国学习，可说是孙中山当时唯一可行和正确的选择。
不过，苏俄革命经验本身是一个整体，正是因为列宁在苏俄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党，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为革命的目标并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苏俄的共产党特别有组织力和战斗力，党员也特别有奋斗牺牲的精神。如果脱离了革命理论去学习革命的方法，那就难免产生隔膜。例如，尽管中国与俄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但是，如果不承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制定满足工农群众经济要求的政策，那么，想要像苏俄革命那样深入发动工农群众恐怕是难以做到的，原来的国民党员就是如此，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比较善于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是使国民党能真正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据宋庆龄说，孙中山“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37]。从孙中山对胡汉民、汪精卫的评价，可以反映出，孙中山对依靠国民党原来的系统和原有的老党员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孙中山在感情上和实际上都不能不继续重用这些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志，但他也让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适应开创新局面的需要。
孙中山珍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说过主义是不可变更的这类的话，但是，他正视现实，与时俱进，他的思想不断进步，他的理论体系也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使苏俄的若干革命经验在孙中山原有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体现。现在我们都知道，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提供了蓝本，[38]但决议关于三民主义新解释的内容被写进国民党一大宣言，其重要的前提是孙中山本人的首肯。在宣言被通过后，他号召全党“须依宣言而进行”，“把妥协调和手段一概打消”，彻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倒军阀的革命，[39]他本人也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决心。
对学习苏俄具体的经验，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在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某些思考的过程和思想的发展。孙中山在很早就了解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鲍罗廷来到广州之后，曾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孙中山采纳苏俄的方法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孙中山并没有接受。但是，他对土地问题的观点，因学习苏俄的经验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而有所变化发展。1924年7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没有提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强调农民要与政府联络，结成团体，他还特意提醒农民不要过早进行反抗地主、商人的活动。[40]在8月初所作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他在演讲中所谈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仍是多年前已经说过的自报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等办法。[41]这种办法当然不可能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廖仲恺和一位共产党员F讨论过中国的农民问题。孙在谈话中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承认国民党“不能与农民成功地接触”；他表示，将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以后“才能对土地问题实行急进的解决办法”。孙在回答F关于可否在香山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这个问题时表示，只要有半年充分的组织准备，就可以转而实行土地改革。[42]到了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公开宣布要仿效俄国的办法，“让耕者有其田”。在讲话中孙中山提到了中国农民在“小地主”的剥削下，比当年俄国的农奴更痛苦。尽管孙中山仍不赞成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而且表示希望找到“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方法；但也设想必须改变农民在分配中的不公平地位，按地价抽以重税，地主不纳税就要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43]从孙中山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对苏俄的经验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后人可以看成是孙中山思想的某种局限，但也包含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考虑。他并不否认苏俄式的把地主土地转交给农民的正义性，只是认为马上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有变化的，对苏俄的经验是从有较多保留到有较多的肯定，并表示要接受其原则加以仿效。如果我们把他这几次演讲、谈话同当时因商团事变而造成的局势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可以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促使孙中山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他既想学习苏俄的经验，又希望找到调和农民和地主利益的解决办法，在当时的中国是不现实的，在他有生之年，他也未能找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通过对孙中山有关言论的考察，我们对他“以俄为师”的思考和实践过程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孙中山的眼光要比一般国民党人远大得多，胸襟也宽广得多，他是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去看待对俄关系的。所以，他的目光不会停留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就算他对苏俄的理论、政策有过这样那样的看法，他仍毅然决定联俄，并且尽一切努力学习苏俄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才得以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注释：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2]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3]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台北，1978年版，第1371～1372页。
[4]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24～328页。
[5] 陈福霖、余炎光著：《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267页。
[6]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7]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8]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9] 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7～878页。
[10]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版，第327～328页。
[11]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29日。
[12]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3]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4] 《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15]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7] 《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18] 《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19] 《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20]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22]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23] 参看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5日、10月16日（各种全集误系于10月10日）、11月11日（廖仲恺代致之训辞）、11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12月30日、1924年1月14日、1月20日、1月23日、1月25日、1月30日、2月23日、4月4日、5月1日、6月6日等日的演说。
[24]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25]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26]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27] 对此，中外都有学者在论著中提及。
[28]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29]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第9卷，第103、505、671等页。
[30]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31] 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32]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页。
[33]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34]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9页。
[36]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37]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38] 参看李吉奎：《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出版；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39]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0～467、554～558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42] 【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43]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0～467、554～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