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发展观的方法论体现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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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①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方法论内涵,意义重大。

继承、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方法论,概括、升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使科学发展观具有具特色的关于发展的思想方法论意义,至少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求真务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风

思想作风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特别是指导思想上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特点。我们党很早就强调了“思想作风”问题,很重视思想作风建设。到十五届六中全会,党中央更进一步明确了“思想作风”的内涵——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称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②。一般而论,思想路线讲的是思想认识的途径和原则,思想作风讲的是人们遵循某种思想路线进行思想认识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和风貌。也就是说,思想路线是思想作风的内核和灵魂;而思想作风则是思想路线的表现方式。因此,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理论内容是一致的。人们正是通过党的组织、党的成员在认识上、实践上表现出来的做派、特征和风貌,而了解其思想路线的。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这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思想作风建设问题。从2002年12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到2007年的中纪委七次会议,胡锦涛反复强调要“着力解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③;要“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④;尤其是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集中强调了“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问题——要求全党“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且在“6·25”讲话中要求“作风上始终务实”,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

党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反复强调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显然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⑤;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⑥。为什么说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呢?我们看到,党章所讲党的思想路线的每一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之中,都有一个“实”字,“求真务实”将思想路线中的“实”字集中起来,就更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务实”态度。我们还看到,思想路线的出发点、结合点、目标点,强调的都是一个“真”字,“求真务实”更明确、更具体地强调了“真”的时代要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⑦,就更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求真”精神。可见,求真务实,不但更加集中、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而且进一步将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从而,也将党的思想作风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求真务实”不但涵盖了、统摄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全部内容,而且概括了其全部精华;不但全盘承袭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历史积淀,而且集中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现实要求。尤其是从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发展演化来看,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强调从升华主体境界方面来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实事求是);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强调要适应客体的发展变化而更主动地升华主体境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胡锦涛提出“求真务实”,则是在我们党较好地解决了从“实事”到“是”,亦即“从实践到认识”问题,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从“是”到“实事”,亦即“从认识到实践”的问题,要求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主客体的统一。这样,就更全面、更生动地体现了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全面、更生动地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全面协调——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方式

唯物辩证法强调要“完整地描述事物”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了人类几千年来思维方式的发展规律:古典时代的素朴辩证法“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所以“实质上是正确的”;近代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方面有了巨大进步(认识了总画面的细节),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退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而现代的辩证思维方式则“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⑨。这说明,“完整地描述事物”,全面把握“总画面”、“总联系”,是辩证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在思想方法论上,我们党历来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硬”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⑩,因此,它蕴涵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要求就更加突出。胡锦涛在谈到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多次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11);要“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12);要“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规范性,不断提高工作水平”(13),等等。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性要求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十七大报告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这是在发展的空间方面,突出了全面性的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总局上实现了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拓展,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而非“单打一”;在发展的结构方面,突出了协调性的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关系上实现了从非均衡战略向均衡战略的转化,要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天人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等,都要和谐发展;在发展的时间方面,突出了可持续性的要求——要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而非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14)。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论”继往开来,方法论意义重大。首先,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论,坚持将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5),看成是在生产力的最终推动作用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发展过程,看成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天人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必须协调的良性互动过程。从而,在发展观上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联系”原则。其次,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改变与人的活动一致论,坚持将生产实践看成“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6),要求把握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保证财富源源不断地产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发展观上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永恒发展”原则。

3.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念

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论,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7)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同时也科学证明了:只有通过“人的依赖”阶段和“物的依赖”阶段,才能发展到自由个性即共产主义这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价值取向与历史规律相统一的科学。

我们党历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提出“人民最高标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论,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统一。继承发展这一优良传统,科学发展观强调其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更完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不但如此,“以人为本”之所以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因为它更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本质关系。

第一,它更科学地揭示了发展过程中“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关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过程、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如果忽视了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如果在方法论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就容易以物为本,即将人当成手段,将发展(财富的增加)本身当成目的;或者,离开发展(财富的增加)侈谈社会进步和人的价值,重新陷入空想。只有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才能坚持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第二,它更科学地实现了人的现实性与抽象性、人的个体性与集体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以人为本所讲的“人”,作为概念,肯定是科学的抽象,但它既不是历史唯心主义所讲的“抽象的个人”,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过的“虚幻的共同体”(18),而是有着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有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现实期待的“全体人民”(19)。以人为本对人的个体性与集体性的辩证统一,则是通过对其“目标点”与“出发点”的科学确定来实现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20)。也就是说,不能以作为个体的人及其需要、利益等,作为谋发展、促发展的出发点。在出发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本”只能是作为集体的“人”;在目标点上,这个“本”则应是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

第三,它不但解决了“为什么”要以人为本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怎样”以人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以人为本呢?科学发展观的回答非常明确:为了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21)。这是一个价值论命题。怎样以人为本呢?科学发展观的回答也非常明确:“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2)由于这个回答包含了实现以人为本的途径问题,所以,它既是一个价值论命题,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不但明确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明确了“以人为本”的目标点(胡锦涛曾明确指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23));不但明确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落脚点与出发点紧密相连)和目标点,而且明确了将这远大的目标点和坚实的出发点统一起来的“联结点”、“贯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和“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说是将“出发点”和“目标点”联系起来的纽带和桥梁,而且,也是检验我们是否做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标准),从而,给我们指明了实现以人为本的完整“途径”。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论,不但更崇高地提出了必须过以人为本这条“河”的任务,而且科学地解决了怎样过这条河的“桥与船”的问题,方法论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4.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对思想方法论而言,根本方法,也可以说就是根本法则。我们知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24)。然而,“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25),矛盾法则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也就是“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26)。

统筹兼顾方法,是我们党直接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27)。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等思想,都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到今天,为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将统筹兼顾提到了“根本方法”的高度,其方法论意义是更加重大的。

第一,要求用矛盾普遍性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胡锦涛曾指出:“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28)温家宝指出:“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29)可见,统筹兼顾方法要处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矛盾”。我们应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承认矛盾,重视矛盾、分析矛盾,像《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的那样“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30)。

第二,要求用矛盾特殊性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重大矛盾,多数已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论述过、解决过。然而,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31)。因此,尤其需要我们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着眼于上述矛盾的现实特殊性,“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32)。还要看到,我们今天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大潮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对这个尤其特殊的矛盾,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33),意义尤其重大。只有把握好世界尤其是大国、强国的发展态势与趋势及其与我国的互动关系,才能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第三,要求用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就是要明确: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央与地方、各方面利益关系等矛盾双方,共同构成非对抗性矛盾的统一体,都是互为存在条件和发展条件的,所以尽管有差异性、排斥性,但若削弱了对方,己方也难以持续发展;只有发展了对方,己方才能持续发展。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就是要明确:上述矛盾的双方虽然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但更有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一面,要解决矛盾,就必须建立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的桥梁和相互转化的机制。例如,要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统筹区域发展,就要建立区域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要建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建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桥梁与机制,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使矛盾不断得到阶段性的解决。

第四,要用矛盾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恩格斯曾将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亦即矛盾的集合体)的思想誉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34)。“集合体”亦即系统。矛盾论与系统论是统一的,是辩证法的两个侧面。系统论更易突出整体,矛盾论更易突出重点,所以需要结合。统筹兼顾要求“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这突出了系统论抓整体即抓全面、抓结构的要求,“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35)——这突出了矛盾论抓主要矛盾即抓重点、抓关键的要求,从而成为将系统论与矛盾论结合起来的典范。我们都要具备统筹兼顾的大视野,以局部促进全局、以局部服从全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又好又快发展;我们都要掌握统筹兼顾的辩证思想,在矛盾的“两点论”(亦即全面论)中突出“重点论”,在“重点论”中体现“两点论”,运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抓全局中抓好主要矛盾,在抓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抓好全局。

5.奋发有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状态

以“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为本质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绝不是离开革命意志、革命激情的“纯科学”方法论,而是理性与意志、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新生的因而起初必然相对弱小的先进力量的方法论,所以,它的精神状态不但必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而且,其包含的进取精神和奋斗精神必然是最为强烈的。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36)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37)的精神,和发扬64字“创业精神”(38)等结合起来,体现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党的上述优良传统,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点体现得更加充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39)。这样同等地把科学的理性认识、激昂的战斗意志和崇高的奋斗目标一块强调,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唯物辩证的理性思维与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理性思维的精神状态,则是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就是“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也就是“奋发有为”——十七大前后,胡锦涛反复要求全党、全军同志要“奋发有为”:要“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40);要“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团结和谐的坚强领导集体”(41);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42);要“奋发有为地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向前进”(43);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44);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突出地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加同心同德地奋斗,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45)。

科学发展观如此反复地强调奋发有为,并一再地将其与“求真务实”的作风并列,足见其意义之重大。从方法论角度讲,第一,奋发有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风格和要求,是实现“求真务实”思想作风的基本途径。第二,奋发有为基于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才会奋发有为。这样,就可以把握“安”与“危”的辩证关系,未雨绸缪、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奋发有为成于谦虚谨慎。谦虚谨慎,才能清醒地看到成绩与问题,清醒地认识形势与任务,清醒地把握机遇与挑战,从而防止片面性,避免盲目性。第四,奋发有为,才能明确奋斗目标,也才能将目标点与出发点联系起来,并找到实现目标的途径——也就是解决“过河的船与桥”亦即方法的问题。可见,奋发有为,既包含着“不辱使命”之自觉,也指示着“实干兴邦”之途径,体现着革命意志与科学方法的有机统一。

总而言之,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事物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性的正确概括与总结”(46)。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增添新内容。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方法论特点更为突出,并且体现着世界观与方法论、方法论与价值观、理性和意志论的统一。我们应该更全面更深入地学习、研究、掌握其方法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更自觉更有效地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注释:

①胡锦涛在江苏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5月7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1年10月15日。

③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8日。

④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1月11日。

⑤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1月13日。

⑥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1月13日。

⑦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1月13日。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⑩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载《求是》2005年第1期。

(11)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

(12)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日。

(13)胡锦涛考察北京奥运会工程建设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日。

(14)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1-2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19)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月31日。

(20)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2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3)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2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74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2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29)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人民日报》2004年3月1日。

(30)《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3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32)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3日。

(3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35)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368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

(38)《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7、301页。

(39)《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2日。

(40)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1月10日。

(41)胡锦涛在宁夏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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