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变与涅槃：开放大学建设过程中电大的转型_大学论文

蝶变与涅槃：开放大学建设进程中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播电视大学论文,进程论文,大学论文,蝶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6)03-0063-06

       近年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办好开放大学”要求的指引下，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加快了转型建设。经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和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率先于2012年开展了开放大学试点。由于开放大学建设是以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的，所以产生了“翻牌说”、“转型说”诸论。显然，开放大学建设不是广播电视大学的简单更名，而是一次触及办学理念、办学体制和办学能力等全方位深层次的转型和变革。2016年初，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1]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任务和时间表，促使开放大学建设提速。因此，研究开放大学建设进程中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广播电视大学要向开放大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应该是一次经由伤筋动骨的改革然后达至脱胎换骨的涅槃过程。更深层次看，两者的体系构建、目标指向、动力引擎、身份属性等都有很大的不同。研究并明确这些差异性，有利于我们找到开放大学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精准发力。

       一、体系构建：从建筑学到生物学

       结构决定功能。开放大学建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体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问题，这是开放大学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国际上开放大学体系构造有英国模式和印度模式两种代表。英国开放大学实行的是总部对地区学习中心垂直管理模式，呈环形结构。印度实行的是国立开放大学和11所邦立开放大学自主办学模式，国立开放大学作为全国的指导中心，司制定标准、统筹资源、协调关系之职，呈树状结构。[2]在幅员辽阔、区域不平衡的中国，以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建设开放大学，如何协调和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办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无疑是重点，也是现实中的难点。我国新的开放大学体系将有两套系统，一是国家开放大学总部、省市分部、学院系统；二是省级开放大学及其所辖市县分支系统。省级开放大学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作为与国开平行的独立的实体大学，二是根据协议承担国开的省级分部功能。

       在推进开放大学体系建设时，有必要审视广播电视大学37年来的体制机制问题。可以发现，1979年建立的全国电大系统，其构建和运作本质上是一种建筑学模式，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管理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这种模式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众多弊端，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作为一种对原有问题的改进和反动(Counteract)，笔者认为，开放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应该取径生物学模式。两种模式的差异性，如表1所示。

      

       建筑学模式下的广播电视大学体系构建和运作，呈现出机械性、外塑性、标准化、封闭性等特点：(1)系统构建的机械性。采用简单的逻辑相加技术路线，系统建构完全沿着行政区域和行政管理体制来设置办学分支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设置中央电大、省(直辖市)电大、市电大分校、县工作站。系统内的组成单位就像建筑物上的构件，机械组合。(2)办学行为的外塑性。原有电大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的省级电大主体地位的弱化和虚化。系统内部权力资源不均衡，省级电大办学权限非常有限，没有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和发证权，有人说是“处于为中央电大打工的位置”。2003年，18所省级电大的“小开放教育”被中央电大并轨，就是以牺牲省级电大主体地位为代价的，直接导致众多省级电大自谋出路、兴办高职的热潮，系统完整性和凝聚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3)运行方式的标准化。教学和管理活动借鉴大工业生产模式，强调大规模、标准化、统一性。采取以“五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微观运营的集权和服从模式，导致高度约束的制度背景，影响地方电大的制度创新。(4)系统联结的封闭性。全国电大自成一个体系，内部循环，相对封闭。在教学和科研上与系统外的普通高校交流合作很少，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缓慢。

       建筑学模式的核心是固化、稳定、外塑，以牢固为目标，以约束为手段，抵抗变形，防止构件失稳，保证不会坍塌。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的管理体制，容易导致关系僵化，运转程序冗长，并衍生各种问题。基层电大普遍反映教学管理程序繁琐，各类平台叠加，互不融通，系统转运效率低下。在建筑学模式下，办学的社会适应主体单一，以中央电大适应社会需求为主，省级以下电大只是执行管理要求。[3]省级电大没有自主成长的空间，没有学科的建设和积累，导致系统“大而不强”，办学30多年没有本科办学权和学位授予权，成为实质上的专科学校。由于这种体制设计是“资源约束型”的适应，办学主要权限几乎都集中在中央电大，导致电大系统对社会的反应和适应钝感。国家开放大学校长杨志坚坦言，《纲要》之所以提出“办好开放大学”，其中包含一层意思，即广播电视大学办得还不够好。[4]

       生物观视野里的开放大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具有自我发展潜能、自我适应、自我建构能力，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不断提升、不断成长的大学组织，充满生命力，其成长路径是由内而外的。根据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新建的开放大学将是各自独立的高校。因此，从宏观层面看，应该把新建的开放大学看成是“组织人”，强调其“生物性”，尊重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生物学模式下的开放大学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适应主体的多元化。变单一主体适应为多主体适应。以往，中央电大居于全国电大系统金字塔顶端，主要办学权限和社会适应责任都在中央电大。今后，新建的开放大学作为独立设置的实体大学，将各自独立承担适应社会的责任。(2)发展路径的自主性。新建的地方开放大学自控性增加，责任增加。没有“大一统”的掣肘，不再是单纯的执行角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能够根据省情市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可以预见，省级开放大学将会分类发展，走向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一批优质的有影响力的开放大学即将产生。(3)办学能力的成长性。对省级电大来说，没有完整办学自主权是一大制约，招生专业难以规划，什么专业有生源就招什么，造成学科和专业建设没有积累，办学水平长期在低层次徘徊。上个世纪90年代，即便是省级电大颁发成人专科毕业证书都要教育厅验印，反映了政府对电大学历教育质量的不满。开放大学落实办学自主权意味着可以主动谋划，建设重点学科、专业，引进相应领域的优秀师资，有计划地进行能力培育和提升，稳步提高办学质量。(4)系统架构的开放性。开放大学将根据需要建立各种跨区域、跨行业的合作办学联盟，合作的形式和方式更为灵活多样，形成有效的资源汇聚和嫁接优势，对市场需求和社会期待的响应将更及时，也更有针对性。

       二、目标指向：从低端扩张到高质均衡

       长期以来，全国电大系统的发展由于办学层次定位比较低，自主权有限，发展目标集中在规模扩张上等原因，培养质量一直未被社会和教育同行所认可。前几年，甚至发生数起造成全国性负面影响的考风考纪事件，极大地动摇了社会对电大教育质量的信心。目前，全国电大在校生人数约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10，数量之大，可见一斑。庞大的办学规模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给质量控制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从全国电大和浙江电大2000-2015年间的招生数据，可以看出电大办学规模快速扩张的情况(见表2和图1)。

      

      

       图1 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历年招生趋势图

      

       图2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历年招生趋势图

       由表2和图1可见，16年间电大的招生规模总体上呈迅速扩张态势，并且持续多年高位运行。2014年招生开始下滑(见图2)，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口高峰过去的原因，也有经济新常态下学习支付能力不足以及绩效工资制下，原有激励措施撤销所带来的办学积极性不足等因素。

       浙江电大近16年的招生数据也呈现出与全国电大基本一致的变化特点。可以说，同时期的全国各地方电大都处在招生数量攀升和规模高企阶段，这既给全国电大系统带来良好的办学收益，又给电大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表3统计了2000-2013年全国电大和浙江电大的教职工总数，结合图3、图4有助于对比了解在规模快速扩张时期，广播电视大学在师资力量投入方面的增长情况。

      

      

       图3 2000-2013年全国电大教职工人数走势图

      

       图4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2000-2013年教职工人数走势图

       注：表2、表3、图1-图4数据来源于历年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和招生部门统计数据。

       表3和图3、图4显示，在2000-2013年间，全国电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大，并且多年维持在高水平线上；而在同一时期，无论是全国电大还是浙江电大的教职工总数都没有相应幅度的增长，从2012年开始教职工总数甚至明显下降。师资配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办学规模的扩大速度，而人才资源是办学的第一资源。可见，全国电大在核心要素的投入上是远远不够的，尽管电大可以通过聘请兼职教师来解决师资缺口问题，但现实情况表明，当前的外聘教师大多是在校研究生，并非熟悉远程教育教学规律和成人学习特点的专家型教师，外聘教师的质量和数量也远远达不到实际办学的要求。这也从侧面反映，电大的内涵建设明显滞后于办学规模的扩大。要建设开放大学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要从重数量向提高质量方向转变。

       当前，对于转型中的广播电视大学和新建的开放大学而言，高质和均衡是开放大学建设的两大重要课题。如若解决不好，开放大学建设的道路就会充满风险和坎坷。王一兵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开放大学是一个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终身教育的特殊的庞大的教育综合实体，要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对其质量的疑虑，并逐步建立起良好的质量声誉，首先要把开放大学办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合格的大学。虽然任重道远，但不可不为。[5]

       必须摒弃低端扩张主义思维。没有人才培养的高质量，电大转型就不会成功，还会陷入恶性循环。回顾电大的发展，繁荣只是一种流于表面的现象，即便是规模高峰期，质量的提高也没有跟上数量扩大的步伐，甚至质量是下降的。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往往蕴藏着危机。最令人不安的是在这种兴旺的表象背后，鲜有人来考虑质量保证和提升问题。就像一种产品在畅销，还有谁会来考虑企业的技术创新?开放大学时代，必须把发展主题转换到提高质量上来，转向开放大学定位和使命上来，即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

       高质是赢得办学声誉的前提，均衡是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开放大学应有的责任。开放大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即尽可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正如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教育报告《普及到边缘化群体》中提出，要把接受教育的机会普及到尚不能达到的地区和人群。[6]开放大学要最大程度地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类教育服务，包括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社区教育等，避免退化为“地摊文凭制造基地”。

       香港大学程介明教授认为，把开放教育办成摇钱树是成功的错觉，反而堵塞人们的“第二通道”。开放教育一味瞄准正规学历教育，表面上迎合了学员的需求，却成了正规教育的附庸，背叛了自己的历史使命。[7]开放大学应当使职业技能教育、老年教育、社区教育、非学历培训等与传统学历教育均衡发展，即在提高质量的同时，促进开放大学内部各种办学类型的协调均衡。当然，均衡并不是指简单机械的平均用力，而是每一个阶段可能会有所侧重，但会更注重统筹兼顾。这里所说的均衡，不是数量的等值或力量上的均等分配，不是教学投入的平均配比关系，而是各种教育形式、教育资源、教育类型在开放大学办学中都能找到或放置到恰当的位置上并得到相应的发展。开放大学应当走出电大单一的学历补偿教育路径，走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其他教育类型融通发展的新路子。

       三、动力引擎：从外源依赖到内涵驱动

       回顾广播电视大学30多年的发展道路，期间经历了数次起落。自1979年建校招生起，“文革”后学历补偿教育的需求得到巨大的释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自学视听生”、“单科生”等停招后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陷入低谷。1995年，“注册视听生”招生，实行教考分离原则，电大负责教学，自考办负责组织考试，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由于考试通过率极低，没过几年就招生锐减，再次陷入低谷。1999年，国务院批转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启动，全国电大系统招生又走向一个高潮。电大发展脉络呈现出明显的“繁荣—衰退—再繁荣—再衰退”的循环特点。

       由于广播电视大学的高度统一性，全国电大系统的办学情况基本一致，我们可以从浙江电大的办学类型变迁中看出全国电大系统办学的曲折变化(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出，电大历史上曾尝试过多种办学类型。每次巨大的震荡起伏并非由于其他普通高校竞争所致，因为两者的生源几乎完全不重合，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自于普通高考的学生，电大和函授、夜大等“五大”的学生来源于在职成人，侧重于满足学历补偿教育的需求。事实上，电大发展道路上的几次大起大落，主要还是由于行政力量的介入，兴旺依赖于政策，低潮则是由于政策调整，电大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外部依赖性。由此养成了一个“等、靠、要”的习惯，一旦招生难以为继，电大领导首先考虑的是向上级争取政策支持，而不是通过加强内涵建设来吸引学习者。比如，为了保证电大的发展，1980年原国家教委允许全国电大从普通高考生源中招收“电大普通专科班”。“自学视听生”停招后，争取一个“注册视听生”来挽救。“注册视听生”萎缩了，再又争取“开放教育试点”来拉动新一轮发展。正是由于行政手段的介入，导致电大很多办学种类生命周期过短、办学规模忽大忽小，造成电大忙于转换主题、忙于转换思路、忙于不停试错的局面，没有时间精力加强自身建设，没有时间进行长线的学科建设和能力积累。没有一所大学，会像电大这样不停地转换办学类型。电大办学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症。

       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不是外部装潢，而是内部建设。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内在发展能力，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内涵建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严格的质量标准、优质课程资源、周到的支持服务、出色的教学及管理成为国外开放大学成功和彰显特色的“四要素”。[8]英国开放大学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功，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坚定的办学信念及其一贯的传承和执著；完整意义上的大学定位；严苛的内部质量保证标准和QAA等有效的外部审查机制；紧跟信息技术发展的课程资源和巨大的师资投入。其核心是办学自主权。[9]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需要大力培育基于内涵和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开放大学的基本框架设计是“大学+平台+系统”。因此，首先要从大学实体意义上来建设开放大学，建设高质量的办学体系，提高大规模、分布式办学能力，强调信息化支撑，推进教学和技术的深度融合。要追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提高专业和课程建设能力。作为大学实体，要强调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优势的逐步形成，否则课程和专业建设就缺少了基本支撑。资源建设还要强调开发、汇聚和整合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汇聚。开放大学要在“服务学习”的视域下，努力构建符合学习对象特点和需要的有效教学模式，为多样化的学习者提供优质的支持服务。[10]特别要注重质量保证机制的建设和创新，只有形成全社会认可并逐步被国际接纳的质量声誉，中国开放大学才可能有底气站立。大力培育具有开放大学特色的大学文化，这是开放大学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开放大学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四、身份属性：从办学机构到实体大学

       从诞生来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最直接的动因是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国家百废待兴，高等教育供应极其稀缺，在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声里，急需一种“多快好省”的人才培养途径。电大的创办是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行的，因此，体系构建的效率很高，但也很仓促。早期阶段大多是通过租用场地、移植普通高校资源的方式办学，可以说是“先上马、后备鞍”。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是一个紧密的办学系统，名义上各省级电大都是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业务上接受中央电大的指导，但招生计划、专业设置、教材编写、考试命题等几乎所有办学权限都集中于中央电大，而各省广播电视大学处于执行中央电大教学指令的位置上，作为一个大学组织，其权利是不完整的，实质上只是办学机构，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大学。事实上，30多年都没获得本科举办权和学位授予权的省级电大实在难当“大学”之名。迨至教育部批准第一批开放大学试点，中央电大才有部分专业获得学位授予权。长期以来，广播电视大学有大学之职，无大学之格；有大学形式，无大学气质；学术气息薄弱，行政色彩浓郁。

       从办学种类上看，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电大没有拥有自己特有的教育类型。所从事的培养工作称为“广播电视教育”，缘由是主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手段开展教育教学。从严格意义上讲，通过技术手段来定义大学名称是不科学、不严谨的。否则，照此逻辑，采用黑板开展教学的大学就该定义为“黑板大学”。技术促进教育发展，改变教育的形态，但不改变教育本质，它不是教育分类标准。因此，电大长期所举办的只是一种类型的教育，而不是一种教育类型。电大办学历史上的“普通专科班”，甚至成人专科教育等，都需要高考门槛，不是开放教育，也不是电大特有的“教育类型”。直至教育部2005年完成了对“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的总结性评估，开放教育才成为电大独有的常态教育类型。开放教育是坚持开放、自由、自然的理念，最大程度地接纳有志于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以学习者为中心，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信息化技术，提供选择自由度大、自主化程度高的新型教育形式。

       开放大学的建设意味着传统广播电视大学的大学地位必须正式确立，完成从办学机构到实体大学的华丽转身。“开放大学是以开放、灵活、全纳、终身、优质为核心理念，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行多种模式办学和混合式学习、服务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型高等学校。”[11]广播电视大学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以开放大学为目标进行了30多年的积极探索，并赋予开放大学以中国本土化、阶段化特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要办学类型——开放教育，这也是真正向开放大学转型的现实基础。中国社会持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化，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正快速与教育深度融合，广播电视大学长期积累的办学经验和变革能量，为其实现战略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

       广播电视大学业已站在再出发的历史节点上，必须珍惜和把握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提供的良好机遇，立足开放大学的宗旨、定位、功能作用，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加强体制机制、学科专业、教学科研、特色质量等涉及大学气质方面的基础建设，全面转型升级，努力成为符合社会期待、适应人民需要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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