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城市研究的两场争论及其对相关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场论文,其对论文,城市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0/dlkxjz.2013.08.001
修订日期：2013-06.
1 引言
世界城市一词最早由Geddes(1915)提出，指的是伦敦等大都市与周边地区形成组合城市(Conurbations)的地理现象。Hall(1966)引用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当时典型的7个世界城市的空间形态、结构与主要功能。20世纪80年代，Friedmann等(Friedmann,1986; Friedmann,et al,1982)和Sassen(1991)建立起了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框架，引发了城市研究领域一场研究范式的变革。此后世界城市迅速成为国际研究热点，并于90年代初期被引入中国(宁越敏，1991；李立勋，1994)。目前，国内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顾朝林等，1999;周振华；2008)、中国城市全球化水平测度(薛德升等，2010)、全球化作用下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等(李志刚等，2007)。经过30年的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世界城市的研究已显著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对城市重构的作用也获得普遍认可。
21世纪之交，在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爆发了两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争论，直接引发了“世界城市政治”和“世界城市历史”两个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在全球与地方的互动中，城市个性的差异与不同世界城市类型的关系，多样的世界城市发展路径，以及相互区别的社会空间结构。本文以两场争论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世界城市的两个研究方向，并提出对中国世界城市研究的启示。
2 经典世界城市理论以及对其的早期批评
2.1 经典理论
世界城市的理论框架来自于Friedmann和Sassen的开创性研究，即“经典世界城市理论”。经典理论认为，城市在新国家劳动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对城市内部结构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不应仅从社会生态学角度，将城市变化解释为由人口和空间驱动的自然过程，而应将城市放置在更广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框架中加以分析。构建城市与世界经济的直接联系，是世界城市研究的核心，标志着城市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
新国际劳动分工是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Friedmann,1995; Cohen,1981)。制造业生产活动的全球扩散导致控制管理职能向少数城市集中，产生了世界城市(Sassen,2005)。Friedmann(1986)和Sassen(1991)分别采用跨国公司总部和6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世界城市的衡量指标，建立了主要以纽约和伦敦为原型的经典世界城市模型。该模型中的世界城市具有4个显著特点：①作为全球资本运作的空间基点，是跨国投资的集中地；②资本流动产生了国际劳动力市场，是国际国内移民的目的地；③作为全球经济的控制管理中心，是金融业、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汇聚地；④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就业结构变化，产生社会极化。
2.2 早期批评
经典世界城市理论成功构建了以新国际劳动分工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与城市重构之间的联系。也正是由于其重要性，学界的批评与质疑从未间断。早期对经典理论的批评可归纳为：①经济决定论的观点(White,1998)。②过分强调城市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制度环境对全球化的过滤作用(Korff,1986)。例如，Sassen(1991)认为全球化导致国家角色弱化，次国家实体(Sub-national Entities)、超国家实体(Supra-national Entities)处于优势地位。③将纽约和伦敦的经验过度模型化，大部分世界城市实际并未出现社会极化现象，其社会结构变化应视为职业化过程(White,1998; Hamnet,1994)。④夸大世界城市的历史独特性，发源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世界城市假说未考虑历史因素的作用(Chase-Dunn,1985; King,1990; Korff,1986)。⑤全球化是城市普遍经历的过程，并非少数顶级城市的专利，需要对世界城市概念进行修正(Olds,et al,2004)。
概括而言，经典世界城市理论解释元素单一，适用范围局限，缺乏历史过程分析，成为早期批评的焦点。此后，一些学者试图提出新的概念以弥补经典理论的缺陷，如Marcuse等(2000)提出的“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Globalizing City)，Robinson(2000)提出的“世界城市地图以外的城市”(From off the Map),Robinson(2006)和Amin等(1997)分别提出的“一般城市”(Ordinary City)，Hodos(2007)提出的“第二城市”(Second City)等概念。这些新的概念主要停留在理论和观念层面，缺乏扎实的案例基础，影响力有限。
2000年前后，Hill等和Abu-Lughod基于扎实的案例研究，分别对经典理论提出挑战，由此引发了两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争论，并引出了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注：根据Hill等(2000)的论述归纳整理。
图1 两类世界城市的主要特点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two world city types
3 关于世界城市动力和类型的争论及世界城市政治研究
3.1 关于世界城市动力和类型的争论
2000年，Hill等基于对东京和首尔两个亚洲的世界城市的实证研究，撰文对经典世界城市理论提出挑战(Hill,et al,2000)，引发了2001年以Urban Studies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场激烈争论。
Hill等认为，经典理论采用全球主义视角，忽视了国家发展模式与区域背景对世界城市形成的作用，将纽约和伦敦的案例过度模型化。而对东京和首尔的实证研究发现，它们与经典模型的明显区别在于：①并未吸引大量跨国投资，而是以本国公司的投资为主；②并未吸引大量跨国移民，而是控制国际移民流入；③并未产生制造业衰退和生产性服务业膨胀，而是依靠工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制造业提高城市地位；④并未产生社会极化，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依然存在(图1)。
东京和首尔区别于经典模型特征的来源是其不同的发展动力。美英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强调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经济动力是纽约、伦敦发展的核心动力；日韩实行发展主义政策，以国家战略利益为导向，政治动力是东京和首尔发展的核心动力。据此，Hill等将世界城市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①国家中心的+政治官僚的(State-centred and Political-bureaucratic)世界城市；②市场中心的+资产阶级的(Market-centred and Bourgeois)世界城市(表1)。
东京是世界城市经典模型中的三大世界城市之一，Hill等却以东京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系统挑战了世界城市经典模型的多个主要特征，因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Friedmann(2001)承认，经典理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不同的制度环境确实会产生具有显著差异的世界城市；但他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世界城市假说”的目标在于提出一系列问题，以研究世界经济对城市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假说是开放的，可以进一步修正，但还远远未到将其抛弃的时候。Sassen(2001)的回应更为尖锐，认为Hill等无视其著作中对东京的大量细节分析。对此，Hill等(2001)再次回应：①Friedmann仍然低估政府的作用；②Sassen对东京的细节分析未体现在理论总结中。
这场争论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愈发注重非经济动力因素，尤其是政府作用的分析，“世界城市政治”成为新世纪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3.2 关于世界城市政治的研究
全球化是世界城市重构的宏观动力，在不同的城市政治背景下，其作用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城市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国家制度、城市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影响。
3.2.1 国家制度
世界城市与国家的制度环境、政策导向关系密切。上海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地位的提升，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息息相关(Wu,2000; Yeung,2006)。新加坡被视为与经典模型不同的“全球城市国家”(Olds,et al,2004)，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和鼓励女性就业等社会工程，转变市民的就业方向，社会政策引导是新加坡得以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因素(Salaff,2004)。关于国家制度对东京这一世界城市形成的作用，目前仍处在争论之中(Saito,2003; Waley,2007)。
3.2.2 城市政府
城市政府是世界城市发展战略的直接制定者。上海市政府通过更新基础设施，营造国际化形象，吸引跨国资本，成功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是上海迈入世界城市行列并迅速提高其地位的关键因素(Ren,2008; Wu,2003; Yusuf,et al,2002)。作为世界城市的典型案例，香港出现了与纽约类似的社会极化现象，这与其对国际国内移民的鼓励政策紧密相关(Chiu,et al,2004; Tai,2010)。法兰克福虽是重要的世界城市，但城市政府已将注意力由全球转向地方，以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平等问题，推动城市全球化不再是法兰克福的发展主题(Keil,2011)。
3.2.3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城市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通过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影响世界城市的发展进程。台北的城市发展直接受政党轮替影响，选民选举不同的政党上台，进而导致台北城市地位发生变化(Wang,2003)。明尼阿波利斯由于选举制度的影响，建设世界城市的政策不具有连续性，选民倾向于选举反对自由贸易的政治家，导致城市全球化进程出现反复(Paul,2005)。纽约、洛杉矶的社会分离运动与城市全球化进程共同导致了两座世界城市的城市碎片化(urban fragmentation)现象，即产生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群体在空间上的相互隔离和破碎化分布(Sonenshein,et al,2006)。
学界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分析了城市政治的影响，揭示了城市全球化的多样路径。有学者认为，未来对世界城市政治的讨论，有可能通过嫁接新城市政治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s)、“城市增长机器”(urban growth machines)等概念，进一步实现理论化(Ancien,2011)。
4 关于世界城市发展历史的争论及世界城市历史研究
4.1 关于世界城市发展历史的争论
学界对经典世界城市理论缺乏历史分析的质疑由来已久，这与部分学者试图将全球化过程与城市史研究相结合的尝试相向而行(Bowen,et al,2010; Harris,et al,1998,2011; Tilly,1996,2000)。以世界体系理论为依据，一些学者分析了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等霸权城市(Hegemonic City)①和帝国城市(Imperial City)②的历史截面，是这一领域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Barr,et al,1991; King,1990;Lee,et al,1991; Meyer,1991; Rodriguez,et al,1986)。
1999年，Abu-Lughod发表了对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3个世界城市的系统研究成果，提出了比较—历史研究方法(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试图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为世界城市提供“更精确的解释模型”，从而引发了另一场重要的学术争论。
Abu-Lughod(1995，1999)对经典理论的批评主要包括：①世界城市并不是新国际劳动分工后的产物，历史上曾出现过各具特点的世界城市。经典理论将世界城市视为新国际劳动分工的产物，夸大了其历史独特性，是现代主义(Presentism)的体现。②长时期历史形成的城市个性，使城市对全球化做出不同的响应。经典理论强调世界城市的普遍特征，忽视历史轨迹、人口构成、地理区位、文化差异等因素形成的城市个性，而正是不同的城市个性产生了与经典模型不相同的世界城市特征(图2)。
在理论批评的基础上，Abu-Lughod开创性地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对3座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比较分析，她将美国自殖民地开拓至今近400年的历史划分为5个时期，并分别讨论了纽约(商业城市)、芝加哥(工业城市)、洛杉矶(后工业城市)3座不同类型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变。经过对城市长周期演变的历史分析，Abu-Lughod对3座城市在当代全球化中的响应模式做出解释。
Abu-Lughod大量而又扎实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Friedmann(2001)承认，经典理论缺乏对历史因素的考量，但一些学者在肯定Abu-Lughod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异议：①城市个性对全球化的不同响应，只是对世界城市普遍特征的补充，不能否认经典理论的解释力(Brenner,2001)；②城市发展历史对城市现状的影响有限，所谓的“更精确的解释模型”并未成型(Brenner,2001; Sites,2003)。
这场关于世界城市发展历史的争论，为新世纪兴起的世界城市历史的研究开启了大门。学界愈发意识到经典模型对历史因素考虑的缺失，试图通过考察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路径依赖下世界城市发展的多样路径。
4.2 关于世界城市历史的研究
世界城市历史研究主要分为两类：①世界城市历史截面研究。从理论上反思新国际劳动分工与世界城市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城市和城市网络，为理解当代世界城市提供历史参照。②历史形成的城市个性研究。从理论上挑战纽约、伦敦模型的普遍性，通过分析历史演化形成的城市个性及其对全球化的响应，揭示世界城市发展的多样路径。
4.2.1 世界城市历史截面研究
世界城市历史截面研究的理论前提是：①全球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并非新国际劳动分工后的独特产物。“世界体系”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的长期性(Braudel,1984; Frank,1998; Held,et al,1999; Wallerstein,1974)，从长时段历史周期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并非线性的发展进程，而是呈现出长时段大幅波动和持续振荡的迹象(Chase-Dunn,et al,2000; Bordo,2002; Short,2012)。②不同历史时期均存在具有世界控制力的顶级城市。世界体系理论强调，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等即是相继出现的世界城市，不同历史阶段的世界城市嵌入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世界体系之中，构建出不同的世界城市历史截面。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主席Taylor的倡导下，GaWC将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网络截面视为重要的研究方向(Derudder,et al,2012)，并尝试进行理论探索。Taylor运用Castells的“流动空间”概念和Jacobs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论述，提出与“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相区别的“中心流理论”(Central Flow Theory)，认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City-ness)，而非城市与腹地的联系(Town-ness)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源(Saey,2008; Taylor,2005，2006，2012a)。依据“中心流理论”，Taylor通过计算城市人口变化，区分城市发展的动力类型，构建各历史时期的世界城市网络(Taylor,2007，2012b; Taylor,et al,2010，2012)。
Taylor对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带动了包括GaWC成员在内的众多学者的跟踪研究。J
ns(2008，2009)以高等教育移民的流动勾勒出了1885年以来的欧洲城市体系。Taylor等(2008)研究16至19世纪欧洲顶级科学家的工作地变化，描绘出每个世纪具有不同空间特征的城市网络。Verbruggen(2008)分析中世纪欧洲跨国公司的机构设置和空间分布，以此构建欧洲的城市网络。Wusten等(2007，2011)学者分析1600年至今“多边协议”签署地的空间分布，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与签署地空间变化紧密相关。Terlouw(2009)利用人口数据变化，将荷兰及德国西北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状况与世界体系变化相联系，证明了全球化对区域城市体系影响的长期性；Chase-Dunn等(2002)发现世界各主要城市人口变化的同步性不断增强，认为世界体系以城市为基点逐渐融为一体。
注：根据Abu-Lughod(1995，1999)的论述归纳整理。
图2 关于世界城市发展历史的争论
Fig.2 Debate on world city history
世界城市历史截面的研究旨在证明全球化对世界城市和城市网络影响的长期性，“世界体系”是此类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自1986年Friedmann利用世界体系理论划分世界城市体系以来，此类研究实现了世界体系理论在世界城市研究的回归。Taylor等(2010)认为这有可能建立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理论。
4.2.2 历史形成的城市个性研究
大部分当代重要的世界城市均具有参与全球化的悠久历史。2008年GaWC公布的40个alpha级世界城市中，有15个曾是帝国首都，18个曾是主要殖民城市(King,2012)。世界城市的形成受其发展历史的影响，具有“不可避免的连续性”(Beauregard,et al,2000)。历史形成的城市个性，促使城市对全球化做出不同的响应，产生与经典模型相区别的城市特征。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城市职能
世界城市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往往由历史发展而成。上海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与其“东方巴黎”的历史地位不无关系(Wu,2004)。阿姆斯特丹在17至18世纪已是欧洲出版业中心，20世纪随着跨国资本的注入，传统产业的优势元素被激活，再次成为全球出版业中心(Deinema,2012)。香港向世界城市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促使香港向工业城市转型，80年代与大陆经济融合，促进香港转型为服务业中心，90年代亚太金融危机再次促使香港向高科技中心转变(So,2004)。
(2)社会空间结构
世界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是历史层层累积而成，不能用经典理论中的社会空间极化进行简单概括。阿克拉和孟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产生了特点各异的商业中心区，随着历史的演化，形成了目前多中心的空间结构(Grant,et al,2002)；里约热内卢在工业化时期即存在严峻的城市不平等问题，随着全球化时期的后工业化转型，城市二元化趋势愈加明显(Ribeiro,et al,2000)。加尔各答的社会空间现状不能与其政治经济历史相分离，即使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加尔各答也难以应用经典模型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加以简单描述(Goldsmith,2000)。莫斯科至今保持着帝制时期及后来前苏联时期对城市人口的限制政策，居住在莫斯科成为一种特权，这成为其城市地位提升的障碍(Bater,2004)。
5 对中国世界城市研究的启示
过去30年来，国外世界城市研究的进展，特别是2000年前后的两场学术争论及其引发的研究发展，对中国的世界城市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5.1 世界城市发展动力的多样性
经典世界城市理论过分关注经济动力，缺乏对政治、文化、规划等多种动力的考察；在经济动力中又过分注重跨国公司、金融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而忽视了制造业的作用。对中国城市而言，国家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外来国际移民的迁入、华人华侨的文化联系、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等，均是中国世界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非经济动力；同时，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是中国城市融入全球化的最核心经济动力之一。因此，对中国世界城市的研究，应避免经典理论的局限，通过对多种动力的考察，建立更加全面的世界城市理论。
5.2 中国世界城市模式的特殊性
世界城市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在国家的制度环境。经典理论以纽约、伦敦为原型，这种根植于美英城市发展经验的理论和模型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显著的差别，国家的战略利益、政策引导、区域发展格局、地方发展战略等均对中国世界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显著的引导作用。中国的世界城市研究，不应只满足于寻找中国城市与经典理论的切合之处，也不应盲目的照搬西方理论指导中国的城市建设，而应立足于扎实的实证研究，寻找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模式，建立适合于中国城市建设的世界城市理论。
5.3 城市历史发展及历史形成的城市个性
经典理论过度强调世界城市模式的普遍性，忽视城市发展历史形成的城市个性。中国的世界城市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必须从历史角度分析城市的个性并进行发展路径的选择。北京长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东方巴黎”之称；广州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中国门户的角色，在清代曾出现“一口通商”的特殊时期；其他许多城市均经历过长时期的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利用比较—历史方法对中国的城市历史进行对比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城市不同的个性，解释典型城市的全球化路径选择，建立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城市发展战略。
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发展最迅速和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正在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理解世界城市研究的发展脉络，把握世界城市研究的发展方向，开展立足于中国世界城市的研究，将为丰富全球的世界城市理论提供新知识，作出新贡献。
①“霸权城市”一词与世界体系理论紧密相关，Lee等(1991)将“霸权城市”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对世界体系具有统治性地位的霸权国家的经济中心。
②“帝国城市”一般指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如北京、罗马、伊斯坦布尔等；King(1990)将19世纪的伦敦也称为“帝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