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年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人作词，以雅相尚。这种审美心态表现为避俗趋雅的流变过程。柳永不避俚俗，“词语尘下”，便遭到纷纷的谴责，困顿终身。此后，宋词创作愈变愈雅，至北宋末年，已大致树立起一个风雅词的创作传统。但是，从另一方面观察，北宋末年世风大变，为俚俗词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土壤。俗词创作再度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创作盛况。由于后人的抵制，以及被同时并存的“雅化”创作倾向所掩盖，北宋末年的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成为词史编写中的一个空白点。
一、徽宗的喜好和世风的转变
宋徽宗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帝王。他在位二十六年，既无治国方略，又好大喜功，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北宋后期，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内外矛盾交困，危机四伏，昏愦无知的皇帝和阿谀奉上的朝臣对此毫无觉察。另一方面，北宋自从与辽夏订立和约以来，多年太平安宁，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都市经济尤为发达，呈现出繁荣昌盛的表面景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描述徽宗年间汴京景况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于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出现在这一时期文人诗词创作中最为频繁的辞语之一就是“太平”、“升平”，如“歌太平睿藻”（万俟咏《雪明鮍鹊夜慢》），“岁熙熙，且醉太平”（曾组《声声慢》）等等。徽宗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自以为是圣王再世，可以尽享升平，便一反祖宗所为。徽宗丝毫没有先人的忧患意识，率先纵情声色玩乐。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载：
崇宁元年七月，以蔡京为右仆射。时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大抵扫地矣。上尝出玉盏、玉鮣以示辅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太平之奉，区区玉器何足道哉！”
徽宗在蔡京等奸佞鼓励、怂恿之下，日益纵恣享乐。骚乱东南半壁湖山的花石纲，就是群小阿谀奉上，极力劝说的结果。微宗甚至多次轻车小辇，微服出行，出入狭邪。
徽宗虽然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很高雅的欣赏趣味，但是，由于享乐天性使然，徽宗也特别喜爱谑浪浅俗，靡丽侧艳的风调。平日与群小相互戏虐、游乐，群小亦因此获得高官厚禄。蔡攸得宠于徽宗。“与王黼（徽宗宣和年间宰相）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
，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鮟谑浪语，以蛊帝心。”[1]徽宗朝另一位宰相李邦彦，“本银工子也，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2]这些都很投合徽宗嗜俗嗜艳的口味。徽宗的这种喜好与臣下的迎合，使北宋末年世风为之一变，影响到词曲创作。
宋词起于民间，流行于酒宴歌席，以俚俗语写艳情是其天然倾向。在北宋词的以往发展历程中，由于这种俚俗的倾向与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相矛盾，与士大夫高雅的情志相触忤，一直受到有力的抵制和矫正（详见拙著《宋词创作中的以雅相尚》，载于《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3期）。柳永开创出俚俗词创作的新天地，却几乎没有响应者。北宋末年新的社会环境和空气，为俚俗词的发展再次提供了大好时机。此时，柳永词风得以大大张扬。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描述北宋末年词坛状况说：“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夤缘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时有张鲖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污贱，古所未有”。由此可见，宫廷审美趣味的转移，影响极为广大。原来流行于民间的艳曲俗词，堂而皇之进入宫廷和社会上层。唱艳曲，作俗词，不仅不妨碍仕进，而且有可能“夤缘遭遇”，飞黄腾达。所以，词人们再也不必自我掩饰，自扫其迹，或曲为解释，而是大张旗鼓地创作俚俗小调。同样，从边地流入的俗曲也倍受青睐。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皆歌之。”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共同趋尚，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流。这是宋代俗词创作最为兴盛的时期。流风遗韵，直到南渡初年。《碧鸡漫志》卷二又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时风浸染，积重难返。南宋词坛后来强烈的“复雅”呼声，便是对这一种创作倾向的全面反拨。有为之士还将这种创作现象与北宋的亡国联系在一起批判。宋高宗于戎马倥偬之际，特意下旨到扬州，销毁曹组词集的刻板，[3]就反映了南渡后朝廷态度的转变。此后，俗词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二、俗词创作作家队伍之广泛
北宋末年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皆被卷入到俗词创作潮流之中，他们的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从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士大夫文人，乃至被排挤出朝的元掯党人，以至释道神仙和民间下层，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予俗词创作。首先是徽宗亲信的近臣。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彦等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以俗词相谑浪调笑，就是诸多手段之一。祭攸政和末提举大晟府，一度主持供奉朝廷的词、乐之修订、创作工作，在这方面化费了不少精力。[4]李邦彦诸人当年“人争传之”的俗词今天已经全部失传，这大约与他们的作为给北宋末年带来的危害而招致后人的唾骂，痛恨有关。然而，我们仍然能从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窥豹一斑。王安中字履道，政和间以善写阿谀颂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官至尚书右丞。为文丰润敏拔，“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5]有《初寮集》传世。其《洞仙歌》下阕云：“迎人巧笑道，好个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见淡净晚妆残。对月偏宜，多情更，越饶纤瘦。早促分飞霎时休，便恰似阳台，梦云归后。”这首词记载夜听歌楼吹曲，终至与歌妓梦入巫山的一段艳事，以浅俗流利的语言描摹女子的娇媚依人、情意缠绵，写得楚楚动人。
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徽宗为了满足声乐之好，崇宁四年设立大晟乐府，集中一批精通音乐的词人在府中整理、创制新曲，填写新词。这一群词人的喜好最受宫廷的影响和支配。历代词论家多从“雅词”的角度观察大晟词人的创作，而忽略了他们大量靡曼谐俗的艳情小曲。如：
草草时间欢笑，厌厌别后情怀。留下一场烦恼去，今回不比前回。幸自一成休也，阿谁教你重来。眠梦何曾安稳，身心没计安排。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但愿人心长在，到头天眼须开。
晁端礼《河满子》
几日来，真个醉。不知道，窗外乱红，已深半指。花影被风摇碎，拥春酲乍起。
有个人，生得济楚。来向耳畔，问道今朝醒末。情性儿，慢腾腾地。恼得人又醉。
周邦彦《红窗迥》
晁端礼字次膺，政和三年召为大晟府按协声律，未到官而卒。《河满子》写男女相思情，通篇由俗语组成，浑似备受别思煎熬的市井歌妓脱口而出的诉说。与柳永词相比，更少文人化修饰，平白朴实的口吻道出满腔的真情。周邦彦字清真，政和六年末为大晟府提举。《红窗迥》写与歌妓厮混之惬意，语调活泼，充满戏谑调情味。《全宋词》只存有五首《红窗迥》，有二首作者名失传，另二首作者是柳永、曹豳。都是用俚俗的语言，戏谑的口吻，来写男女艳事。由此可以揣想曹组失传《红窗迥》的风貌。五首词的字数都各不相同，分别为53字、55字、57字、58字、65字，说明《红窗迥》是流传于民间下层的一个非常活泼多变的词调。
御用文人不限于大晟。徽宗喜爱词曲，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以文字供奉朝廷，其趣味皆随徽宗而转移。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组字元宠，宣和三年进士，徽宗召见其于玉华阁，亲自作书鳛之曰：“曹组文章之士”。官止阁门宣赞舍人。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有部分俚俗词，显示其善戏谑的特色。如写佳人姿态各异，各有千秋云：“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醉花阴》）；写细读佳人的来信云：“香笺细写频相问，我一句句儿都听。”（《忆瑶姬》）；写窗外景致的细微变化给人带来的感触云：“窗儿外，有个梧桐树，早一叶、两叶落。”（《品令》）等等。风靡当时词坛的，即这类作品。
朝廷以外，也有大量的俗词作者。徽宗朝党争残酷，蔡京等打击异己，特立元掯党人碑。元掯党人及门生，学术见解和政治观点与柄政者完全不同，作词仍难免混同流俗。《碧鸡漫志》卷二云：“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颖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赵令魌字德麟，元掯年间苏轼爱其才荐之于朝，徽宗时坐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他叹息老来处境，自慰道：“少日怀山老住山，一官休务得身闲，几年食息白云间。”（《浣溪沙》）又发牢骚说：“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遗编，不救饥寒一点。”（《西江月》）这二首词与赵令魌“清超绝俗”的总体风格截然不同。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参予到俗词创作之中，下文讨论将继续涉及。
三、俗词题材内容之多样
北宋末年的俚俗词是浮靡世风的产物，主要迎合人们的享乐需求，所以，题材大致牢笼在艳情相思的范围内。但是，俚俗词的广泛流行和众多词人的大量写作，必然带来内容上的突破。部分词人已习惯用俗词表述自己的种种情感。首先，是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的愤世之情。沈作喆《寓简》卷十载：
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猎文史，诵唐律五言数千首，多俚俗语。性滑稽，喜潮咏，常出入禁中。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纲，取江淮奇卉石竹，虽远必致。石之大者曰神运石，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万岁山下，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再拜词已成，末句云：“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令赋陈朝桧，以“陈”字为韵。桧亦高五六丈，围九尺余，枝柯覆地几百步。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其规讽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
北宋末年民间词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词抨击社会弊端和腐败政局。徽宗即位初，下诏求直言。崇宁元年政局再变，上书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流传《滴滴金》[6]云：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释佛。“政和间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顶，冠于上。”[7]有无名氏作《夜游宫》云：
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
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
宣和三年宋廷侥幸收复部分燕云失地，朝廷内外一片升平歌颂之声，不知危机将至。于是都门盛唱小词云：“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8]这些词笔锋犀利，无所顾忌。且易于流传，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南渡后，以俗词讥讽、批判现实，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这是北宋末年谐俗词留给后世最光辉的一章。
其次，是友人间戏谑取乐的朋友之情。陈瓘字莹中，以端正持重著称，以尚气节闻名。徽宗年间抨击蔡京兄弟之罪不遗余力。屡遭迫害，始终不屈。贬谪期间，与友人邹浩“以长短句相谐乐。”[9]有《蝶恋花》嘲戏邹浩长髭云：
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颔髭发，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
徽宗即位初年，陈瓘立即上书为邹浩的罢职鸣不平，此时两人又共遭贬谪。这首词以老友的长须为戏谑题材，对老友谪居期间心情郁抑，头发斑白流露出充分的关切。在艰难的岁月里，友人间相互戏谑，逗得开怀一笑，也是保持精神乐观的一种方法，是词人不屈服于环境的一种表示。
再次，是宣扬宗教的出世之情。释、道二教为了使自己的宗教理论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常常用白话俗语说理，力求通俗易懂。他们曾利用多种民间文学形式传播其学说。如变文、说书、俗讲等等。徽宗佞道，北宋末年道教特别发达。小词又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体式。部分道士就用歌词布道。张继先字嘉闻，嗣汉三十代天师，崇宁四年鳛号虚靖先生，有《虚靖词》。徽宗问他所带葫芦如何不开口，便作《点绛唇》答之，词云：
小小葫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藏得乾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金鱼袋。
这首词略具咏物规模。释道说教词绝大多数语言枯燥乏味，多是抽象说理。
四、俗词表达方式之新变
柳永用俚俗真率的语言，描写市井歌女的情感和生活，为宋词创作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至北宋末年蔚然成风。与新的社会环境和审美需求相适应，北宋末俗词的表达方式也有了不同于柳词的特色，这就是上文涉及的以戏谑入词。常见方式有：幽默、讽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等。时常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而获得审美效果。这种新的表达方式的出现，首先是迎合宋徽宗喜调侃逗乐的本性，其次也是民间文学善幽默讽刺特征的宏扬。其中有不少低级庸俗，浅露无聊的调笑，然亦有部分作品自觉承继了中国滑稽文学“谈言微中”的传统，“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10]即使群主执迷不悟，这种轻松诙谐中寓针砭讥刺的方式也不会招惹杀身之祸，上文所言邢俊臣的作为就是一例。而友人间的互嘲互谑，能“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怨中见出欢欣”，是“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凉与困难的一种清凉剂。”[11]还有自嘲自谑的作品。《夷坚三志》卷七《青玉案》，描绘政和间举子赴试的可怜相，词云：
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试盝幞头谁与度？八厢儿事，两员直殿，怀挟无藏处。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
体会真切细腻，挟带作弊无处藏，费尽心力不成文，饮食起居多艰辛等等，一一道来，便有《聊斋》般的喜剧效果。
戏谑词最忌油滑，王国维说：“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之”[12]这就要求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北宋末戏谑词则有流于油滑的通弊，最为后人诟病。尤其是涉及歌妓舞女，轻薄的调笑口吻时时可见。晁端礼《滴滴金》上阙云：“庞儿周正心儿得。眼儿单，鼻儿直。口儿香，发儿黑。脚儿一折。”这种戏谑词失了俗语的天然韵趣。后来俚俗词渐湮没无闻，与这种弊病密切相关。
北宋末戏谑词中部分佳作所确立的对现实无情针砭的优秀传统，被南宋词人所承继。南宋社会内外矛盾加剧，词人便常常以戏谑入词批判现实政治的黑暗。如无名氏《一剪梅》“宰相巍巍坐高堂”、陈郁《念奴娇》“没巴没鼻”等等。辛派词人喜欢以戏谑为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刘扬忠先生统计《稼轩集》说：“俳谐体或带有俳谐意味的词约有六十来首，占其词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13]此外，南宋“诚斋体”以幽默诙谐为特征，从中亦可看到戏谑词的影子。
北宋末的俚俗词创作，曾经是南宋人攻击的对象。除上述《碧鸡漫志》中的多处批评外，张炎《词源》卷下指责周邦彦的俗词说：“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甚至因此祸及子孙。绍兴中，曹组子曹勋出使金国有功，好事者作词讥刺曰：“单于若问君家世，说与教知，便是《红窗迥》底儿。”[14]纷纷斥责的结果，便是完全忽视其存在。后人更难以了解其全貌。
注释：
[1]《宋史·蔡攸传》。
[2]陈
《通鉴续编》卷十二。
[3]《碧鸡漫志》卷二。
[4]《宋史·乐志四》。
[5]周紫芝：《初寮集序》，载《初寮集》卷首。
[6]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
[7]洪迈：《夷坚志》卷七、卷八。
[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
[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
[10]郭子章：《谐语序》。
[11]朱光潜：《诗论》。
[12]《人间词话删稿》。
[13]刘扬忠：《唐宋俳谐词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