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方法研究论文

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方法研究论文

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方法研究

赵彦昌 苏亚云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馆开始对其馆藏的抗日战争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纂,出版了数百部优质的抗战档案汇编。本文对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方法进行分析,包括编纂选题、成果的命名、内容的加工和编排、辅文的撰写,以期对当前抗日战争档案编纂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档案汇编 编纂方法 档案编纂

抗日战争档案是真实重现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激烈画面的原始记录,是不可辩驳的真实史料,是证明日本向中国发起不义之战的铁证,也是研究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宝贵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所论抗日战争档案主要是指从1931 年9 月18 日侵华战争开始到1945 年9 月日本军队全部退出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展示日本侵华暴行和国人英勇抗战的原始记录,包括各种文件、电报、密电、会议记录等,简称抗战档案。我国档案馆保存有丰富的抗日战争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中国抗战史的珍贵文献。优秀的档案汇编需要科学的编纂方法加以指导。编纂方法从根本上决定了档案汇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小至影响着利用者的科学查阅,大至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编纂工作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科学的编纂方法。

一、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的选题

选题是编纂的首要环节,任何编纂者在选题的过程中,均不能按照自己的喜恶任意选择。为保证编纂的选题科学合理,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编纂选题工作严格按照科学的理论依据进行甄选。档案馆保存的抗日战争档案并不是完全开放的,我国档案馆对于抗日战争档案的编纂首先考虑的是本馆保存的抗日战争档案是否丰富以及是否能够公开。只有馆藏资源丰富且能够公开的抗日战争档案,才是编纂选题能够科学制定的现实基础。我国档案馆当前编纂并出版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在编纂前均有丰富的馆藏资源加以支撑,有的档案汇编的选材来自两个及以上的档案馆,且这些档案馆共同作为该档案汇编的编者出现。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纂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和《华北经济掠夺》,其收录的档案均出自于该两馆馆藏资源。

当前,钢贸企业的发展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钢材交易受到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大规模的下滑,这就使得很大钢贸企业的经济利润得不到保证,导致企业的经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钢贸企业想要在市场中保持强大的活力,就必须要做好成本控制工作。不过,当前钢贸企业财务管理中成本控制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只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确保成本控制的有效性。

我国档案馆在选择抗日战争档案编纂主题时,不仅要考虑其馆藏状况因素,还要考虑其档案的信息价值,优先选择信息价值量较高的抗日战争档案进行编纂。我国档案馆保存的每一份档案并不都具有极高的信息价值,在编纂时需要对其加以选择。我国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某一主题的档案数量不一,有的内容较全且内容重复,有的只此一份,有的甚至不完整,这就造成每一份档案的信息价值均不相同。对于那些符合编纂主题且数量单一的档案,其信息价值相对较高,而那些内容重复的档案信息价值相对较低,但这里的信息价值高并不代表其总体信息价值高,而是出于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信息价值较高的档案数量也较多,在编纂时也可以都予以收录。简言之,编纂者不仅要考虑抗日战争档案数量的多少,还要考虑其信息价值的高低,进而选定科学的抗日战争档案编纂选题。

二、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的命名

1.题名的命名。我国档案馆在组织拟定抗日战争档案汇编题名时,除了遵照最基础的结构合理、简明扼要、内容全面这三大原则之外,还要揭示档案汇编所收录档案的所属地域和内容,并指明其编纂形式。(1)揭示档案汇编所收录档案的所属地域和内容。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的命名一定要揭示出成果中所包含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信息,使读者能够对档案汇编的内容和所属地域一目了然。如《伪满宪警统治》《日本侵华罪行实证:河北、平津地区敌人罪行调查档案选辑》《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等档案汇编,均准确揭示了其档案汇编的主要内容及所属地域,使利用者能够准确辨析是否是自己所需的档案。(2)指明档案汇编的编纂形式。该部分所指的编纂形式主要是指文字版、图片版和图文合并版。文字版档案汇编主要是指该档案汇编内容以文字形式呈现,包括文字著录和文字影印,如《日军罪行证明书》《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铁证如山:侵华日军溧水大轰炸实录》。图片版档案汇编主要是指档案汇编内容主要是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出版的,如《台湾义勇队档案画册》《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等。图文合并版档案汇编主要是指该档案汇编的内容主要是以文字和图片共同展示的,如《西安革命历史图文集:1919—1949》《雄狮之醒: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文献图集》《川人抗战档案文献图集》等。我国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多是以文字版的形式出现,图片版和图文合并版的较少。编纂主题和编纂形式不同,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题名的命名也不尽相同。无论主题或内容如何不同,其题名命名的原则是大致相同的,其主旨和目的均是为了更加科学地揭示档案汇编的内容。

2.标题的命名。在对抗日战争档案文献的标题进行命名时,一定要有科学的命名方法,使得同一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档案文献标题的命名都能遵守同一命名规则,保证文献命名的科学合理。(1)继续沿用原标题。沿用原标题的命名方法能够很好地保持档案文献标题的原始性。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华北事变》“选用的档案资料尽量使用原标题。函电档案则按其收发者、时间、文号等整理成简明标题。摘录的档案资料,由编者加拟标题,这种情况,在编者注中加以说明”[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大部分沿用原件标题,部分原件没有标题的,由编者根据原件内容作了标题”[2]。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华北经济掠夺》“每件档案资料的标题,一般使用原有者。函电,按收发单位或个人由编者拟定;节录资料一般无标题,由编者根据内容拟定,并在注中加以说明”[3]。(2)编者拟定标题。对于档案文献的命名,除了沿用原标题外,还有编纂者对于没有命名的档案文献或命名不科学的档案文献进行命名或重命名。南京市档案馆编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标题多为编者所拟,凡沿用原标题者,以*注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选的资料,一般均由编者拟定标题,并加标点”[4]。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标题均为编者所拟,一件一题,或一组一题”[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外交档案选辑》“标题一般为编者所拟.原标题可以沿用者才需保留”[6]。可见,在对档案文献标题进行命名时,对于原标题科学的档案文献,一般继续沿用原标题,对于原标题不合理或没有的档案,则由编者拟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没有标题的,则继续沿用原有形式,不添加任何标题,但这种情况较少。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在凡例中提到:“少数笔供原已拟有标题,为便于读者阅读,在目录和篇章页中予以保留,个别的稍有改动。对于原无标题的笔供,不加标题。”无论抗日战争档案文献的标题如何拟定,其主要目的是使档案汇编更加严谨、科学、合理。

三、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内容的加工

3.“主题+文种+时间”排列法。“主题+文种+时间”排列法即是将要编纂的档案根据其内容首先划分为几个主题,再在每一主题下根据档案文种划分为若干个类别,在每一类别下按时间顺序排列。如湖南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按历史事件编辑。每次会战均按战斗详报、会战文电、阵中日记、会战纪实、附录等分类编辑;战斗详报、阵中日记按参战单位级别大小排列,同一级别作战单位按部队番号顺序排列;会战文电按会战地点和电文时间先后顺序排列”[22]。再如,浙江省档案馆等编的《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按问题并结合机构、地域等特征设立若干等级专题,在同一专题内,不同文种的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23]

1.文字的校勘。在抗日战争档案编纂工作中,一定要对档案文字进行校勘,保证档案内容的准确性,同时不能任意校勘,以免有损档案的原始性。我国档案馆对文字校勘符号的使用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差别不大。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华北经济掠夺》编辑说明提到:“凡编者为增补漏字,均置于< >内;讹误字或疑为讹误者(含数字),则在原文字之后在〔 〕内加写改正的字或?号;原件缺字或模糊难以辨认的字,用□表示之。原件的附件,如不取则用[略]表示,如原缺则以[缺]表示之。原资料直排,改横排后出现的‘如左(表)’,均改为‘如下(表)’。”[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提到,“损坏、缺漏或字迹不清之处,用□号标出;错字、别字和衍字的订正,以〔 〕号标明;增补的字,以〖 〗号标明;内容删节之处,以……号标明;待考的字,以(?)标明[8]”。

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纠正错别字、改正颠倒字用[ ],内注明正确字、改正字;修改衍文用< >;酌情添加字用〔 〕;脱落、污损、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句,经考证恢复者,用□表示,内注明恢复的字句;经考证无法判明者,以相应数量的□代其位置”[9]。黑龙江省档案馆编的《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对于删节的文字,在删节处添加(上略)、(中略)、(小略)字样;对于原件中的错讹字,以正字注于[ ]内;漏字、衍字注于( )内;对残缺或模糊不清的字以□代之,应加注释的在首次出现的地方作了脚注”[10]。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对错、漏、衍字作了校勘,正文填入错字后的〔 〕号内;漏字填入相应位置的[ ]号内;衍字用< >号括起”[11]

Western蛋白印迹结果(图2)显示,单用或联用mTOR抑制剂西罗莫司10 nmol·L-1和PF-4708671 30 μmol·L-1作用上述2种细胞,均能抑制p-S6活性并导致AKT反馈激活(P<0.01);当两者联用时,对p-S6活性有进一步的抑制(P<0.01),且进一步激活了AKT活性(P<0.01),AKT总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图2A,C)。表明在上述2种细胞中,西罗莫司和PF-4708671在抑制S6K1活性的同时都能导致AKT反馈激活,且具有叠加作用。

积极发动群众,对安全施药技术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掌握病虫害发生规律,在关键时期及时施药,有效减少农药施药次数,杜绝重复施药及乱施药现象,并做好对农药包装袋的统一回收工作,在每个乡镇办事处的作物集中区通过设立农药使用宣传专栏及设立农用物资垃圾回收箱、垃圾池等方式,减少本区农药施用总量,使本区农业向生态、无公害、环保的方向健康发展。在新农药的筛选方面,通过田间药效试验,针对本区病虫害发生种类筛选出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并搞好宣传指导工作,使农户掌握合理的施药技术,降低农残及农药施用量。

杨宪益曾说过:“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东西”。他也曾谈及一些文化含义的不可译现象以及处理应对一些文化中特殊形式的方法问题,例如可以采取增加脚注的方法以帮助译入语读者对原语文本内容及文化寓意的理解。关于脚注,霍克斯持有不同见解,他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古代戏剧、书籍、诗词、历史典故和民俗言语,西方读者们对它们是完全陌生的。如果我只是给出脚注,那会使读者们像带着镣铐在跳舞,所以我特别介绍了中国文化”[6]。因为一般说来,“除非为了学术研究,脚注中的解释往往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7]。

2.数字的著录形式。一些抗日战争档案中含有大量的数字。对于抗日战争档案中数字的著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保留原样,一种是转换成阿拉伯数字。一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并不完全只是选择其中的一种使用,而是两者兼具,并将著录规则标注在编辑说明、凡例、后记等辅文中,以便读者清楚理解该档案汇编中数字的著录规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对于数字的用法,均按照国家有关出版物规定进行统一,纪年数字不全者予以补全,中华民国纪年字样及日本昭和纪年字样等,均保留原貌”[12]。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华北事变》“档案资料中的数字,按原样照录。年号、时间,除标题所标时间一律使用公元并写成阿拉伯数字外,其余原样照录。本卷末附有年代对照表和韵目代日表”[13]。四川省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各类情况统计》“原件每一大类引言中的数字几乎全为汉字,其中除民国纪年以及表示顺序的‘第一’、‘第二’等,表示等级的‘一等’、‘二等’等仍保持原貌外,其余全部改用阿拉伯数字;原件统计表中千位数以上的数字用逗点隔开,整理时全部删去”[14]

可见,我国各个档案馆所使用的文字校勘符号不同,且表达的含义也有所区别,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主要与各编纂者所采用的编纂标准和编纂习惯有关。因此,希望国家能够对文字校勘符号进行统一规定,形成自身的编纂特色,便于编纂工作统一开展。

可见,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数字的著录形式并不是统一的。无论形式如何,均是为了保证档案内容的准确性和原始性。对于数字不能明确的信息,编纂者会予以考证,确定其准确的数字信息,对于不能考证的数字信息,则一般原样著录,保证其原始性。

1.时间顺序排列法。时间顺序排列法即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该纵向排列方法便于档案的检索和查找。对于叙事详细且难以分类的档案,主要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一般而言,按档案形成时间顺序排列档案是最基本的档案编排方法。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华北大“扫荡”》“按华北地区历次‘大扫荡’发生的时间为序编排档案”[18]。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等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档案按时间顺序排列,对于具体日期不明者,排在当月之后;月份不明者,排在年度之后;跨月份者,排在最后月份;跨年度者,排在最后年度;无题名或题名不确切者重新拟写了题名;署名、年度不详者进行了考订”[19]

3.档案内容的删减。我国档案馆馆藏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并非全部按照原文抄录,会对有些内容予以删减。能够删减的档案内容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反复出现或与主题无关的档案内容进行删减,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对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酌加删节”[15];二是对内容过于简单的档案进行删减,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对部分战犯笔供存在的译文与原文不能一一对应、笔录供述内容过于简单等内容,进行删减”[16]

2.“主题+时间”排列法。“主题+时间”排列法即将所编纂的档案依据其内容划分为几个主题,然后在每一主题下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3 卷(抗日战争)》“分为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六章,章下设目。每章、目所录照片均按时间顺序排列”[20]。再如,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分为日机轰炸、川军血战和川人贡献三个专题,每个专题下不再设类,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时间以公元纪年为准”[21]

四、抗日战争档案的编排

新能源指的是非常规能源,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储量庞大,同时污染比较小。常规能源主要包括石油、水、煤炭、天然气等,而新能源则指的是海洋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在我国各类能源类型中,生物质能源储量丰富。

4.“错误”信息的处理。我国档案馆馆藏的抗日战争档案中有少量的“错误”信息,这些“错误”信息主要夹杂于日本人产生的抗日战争档案中,多是指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比如“支那”,还有一些属于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对于这些信息,在编纂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处理。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收录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中有很多日本性侵害女性的名字及其他隐私信息,“为保护这些受害者的名誉,将个别的人名及文字做了虚化处理。提要中涉及已作虚化处理的内容时,相应改为‘××’”[17]

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内容的加工主要包括文字的校勘、数字的著录形式、内容的删减和“错误”信息的处理。

张乾乃鄂东怪杰,江湖人称铁头大哥,其父是油铺首富,在蕲州、汉口开有店铺,财纳四海,名满三江。张乾少时,家父曾以重金聘请本地名儒教授,均无果而终。张乾厌文喜武,力猛过人,好结英豪,素以关张自居。年方十六,即上武当学艺,三年出师,闯荡江湖,下汉口,走河南,年至三十始归,娶妻陈氏。不料陈氏因难产亡故,幸留一婴。张乾抱着婴儿讨百家奶,始知为父之艰。

4.“机构+时间”排列法。“机构+时间”排列法即是将要编纂的档案根据其形成机构分为若干份,然后在每一机构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编著的《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档案》“以部队序列番号陆军、海军、空军、军校、后方勤务、军事机关、宪兵、警察等为主编排,辅之以各部队机关呈报时间为顺序。相同的部队机关与呈报时间,则分为之一、之二,以示区别”[24]。再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在档案的编排上,先划分时期,每个时期按机构和文件以时间为序的编排”[25]

5.“地域+时间”排列法。“地域+时间”排列法即是将要编纂的档案根据其形成区域分为若干份,在每一区域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一般依战区分类编排,类项下则按日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26]。再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先按照《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所列受降单位和受降区编排,再在每一受降区下按时间顺序编排”[27]

五、辅文的撰写

为了便于读者更加清晰了解该成果主要内容以及更加方便利用该成果,我国档案馆在编纂抗日战争档案成果时,还详细撰写辅文,包括凡例、序言、前言、注释、年表、插图、编辑说明、目录等,多方面向读者传递该成果的主要内容、编纂背景、编纂人员、编纂目的、档案选材等。这些辅文是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根据这些辅文的主要性质,可以分为评述性辅文,如凡例、前言、注释、题解等;查考性辅文,如年表、插图和编辑说明等;检索性辅文,如目录。

1.评述性辅文。(1)注释。注释主要是对档案汇编中正文部分不易被读者理解的内容进行的解释,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档案的内容,包括文字注释和内容注释。文字注释主要是对档案原文中的讹字、夺字、衍字、倒字、残缺字等进行校勘和修复的结果、依据、理由等进行的说明。如中央档案馆编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对翻译成中文的部分笔供内容进行文字注释。内容注释是编者对档案汇编正文中某些不易被读者所理解的内容所作的阐释、评述。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东北经济掠夺》对档案文献中不易理解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包括人物、历史时间、条令、规定等。除此之外,还有档案汇编对文献标题进行注释,如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的正文中引用原标题的档案文献,均在该标题的后边添加注释,注明是原标题。(2)按语。按语是编者介绍一篇或一类档案文献的背景、内容、价值等状况的一种评述性材料。对于按语的撰写,学术界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编者想说的话均可以加在按语中。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的按语不多,只有极少数的档案汇编中含有按语。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包括大量的按语,对于某一篇档案文献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价值、来源等进行详细描述,且对每一部分的按语均添加了标题,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查阅,极为方便。我国已出版的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的按语极少,鉴于按语具有很好的导读价值和参考价值,希望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档案编纂工作中,能够有更多的按语出现,丰富其编纂内容,全面展示相应的编纂主题。(3)序言。序言一般位于正文之前,是编者对该书所做的总评述。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均含有序言,主要交代了选题范围、意义、目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评述和说明。档案汇编中的序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凝练了编纂者的主要思想、立场和观点,具有较强的导读性和参考性。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日本开拓团档案史料》和《满铁调查报告》等档案汇编虽然册数较多,内容较广,但通过阅读其序言,读者能够清晰准确地了解该成果所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并对该成果有一个科学系统的认识,以便于读者更好地利用该成果。

2.查考性辅文。查考性辅文主要是指著作中具有查考性质的材料,包括年表、插图、编辑说明、后记等。查考性辅文也是辅助读者顺利利用档案汇编的说明性材料。(1)年表。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多数含有年表,尤其是收录有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直接形成档案的档案汇编多有年代对照表,且多为中日时间对照,极少有大事年表和人物年表。如辽宁省档案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在其第15 卷《文献补遗与满铁年表》中整理出了系统的中日年代对照表,以便于读者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年份发生的不同事件。(2)插图。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含有大量的插图,这些插图主要是与主题相关的人物、地点、情景、文献等的图片、地图、影印图和统计表等。这些插图能够帮助利用者更好地理解档案汇编的内容,从文字和图片两个角度展示历史事件及其社会背景,最大程度展示真实的历史事实。如赵焕林主编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收录了大量展示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形象、抗日场景、抗日地址、日常生活等的图片,从文字和图片双视角上展示东北义勇军的忠勇。再如,四川省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各类情况统计》、中央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编编的《抗战损失资料汇编》等均含有大量的统计表和地图。(3)编辑说明。编辑说明多以编者的话、凡例、编例、出版说明、后记等形式出现,它们主要是对档案汇编的内容和编纂情况进行简介,帮助读者理解该档案汇编所采用的编纂方法、编纂的主要内容及所付出的努力等。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的编辑说明多是以凡例和出版说明这两种形式出现,尤其是凡例,详细展示了编纂者所采用的编纂方法以及为解决档案文献中存在的讹、夺、衍、倒等问题所采用的符号。档案汇编均是严格按照其凡例和出版说明进行编纂的。可见,读者通过阅读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的编辑说明,尤其是凡例和出版说明,能够详细了解编纂者是如何编纂抗日战争档案正文的,并对编纂符号的运用有一定的认识,从而对抗日战争档案汇编有一个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

3.检索性辅文。检索性辅文主要是指档案汇编内能够帮助读者迅速查找每一部分内容的重要工具,包括目录和索引。纵观已出版的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检索性辅文主要是指目录,暂时还没有索引出现。因此,该部分所论述的检索性辅文仅仅局限于目录。目录主要是列出档案文献的标题,并依次注明其所处的具体页码。通过查阅目录,读者可以对其所需查找的内容进行快速定位。(1)目录的种类。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的目录种类按照其所列内容可分为简单目录和详细目录。简单目录主要是列出该档案文献的简单名称,以辑、章、册、节为主,不必列出每份档案的具体名称。简单目录主要是用于辑数或册数较多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因为多辑或多部类的每一辑或每一册下收录的档案文献都不是该编纂主题的完整文献,档案文献内容较为丰富,不宜在每一册目录中均详细罗列整个档案文献的目录,使目录过于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编纂者就需要对目录内容进行简化,多以册数、章数、辑数等进行代替。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共2 辑,120 册,在每辑的第1 册,均撰写有总目录和册目录。其中,总目录列出的是每一册的册数所在位置,且目录标题是以“第*册”进行命名,并注明各册的页码,而册目录主要列出的是各个战犯的名称及其所在的页码;详细目录,也可称之为全录式目录,直接列出每一份档案文献的标题及其对应页码。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受降档案》的目录标题就是直接以档案文件的具体名册命名,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档案种类等。(2)目录的排列。目录的排列多是按照档案汇编的编排体例依次对目录标题进行排序。目录的排列按照其档案汇编所含的册数可分为单册档案汇编目录排列和多册档案汇编目录排列。单册档案汇编目录的排列较为简单,基本上是按照内容将档案文献分为若干类,然后在每一类别下对每一份档案文献的标题进行罗列,并依次列出其对应的页码。如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按其主要内容分为日机轰炸篇、川军血战篇、川人贡献篇等,然后在每一篇下列举所属的档案文献标题。多册档案汇编目录排列与单册档案汇编目录排列相比较为复杂,但两者的主要目的均是将排列好的档案文献的名称及其所在的具体位置展现出来,以便读者更好地利用该成果。多册档案汇编目录排列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第一册或第一册之前列出全套档案汇编的总目录,并在每一册档案汇编中列出各分册的目录。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共12 册,在第一册列出总目录,并在各册列出各册的分目录。另一种排列形式是没有总目录,仅仅是在每一册列举各册的目录。如贵州省档案局(馆)编的《贵州省抗战损失调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侵略上海史料汇编》、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受降档案》等均是各册列出各册的分目录,没有总目录的存在。该目录排列形式也较为普遍,多存在于册数较少的抗日档案汇编中。这些已经出版的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具体信息可参阅《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编纂沿革考》一文,该文详细梳理了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编纂历史沿革[28]

总之,我国档案馆对于抗日战争档案的编纂均是依据科学的编纂方法进行的,档案汇编的质量也是极高的。虽然各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中校勘符号的使用、标题的选用、编排体例的选择等不同,但均能准确说明其编纂内容和编纂格式规范要求。而对于档案内容校勘符号的使用、数字的著录形式及档案编排方法的选用不相同的主要原因是编纂者的编纂习惯和编纂宗旨不同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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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Methods of Anti-Japanese War Archives in China's Archives

Zhao Yanchang, Su Yayu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archives have begun to collate and compile the archives of Anti-Japanese War,and have published hundreds of high-quality archives collec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ilation methods of Anti-Japanese War archives,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topics, naming of results, processing and arrangement of contents and writing of auxiliary text,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archives.

Keyword the Anti-Japanese War; archives collec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compilation method; archives compilation

中图分类号 G273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6-24

DOI: 10.16565/j.cnki.1006-7744.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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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馆馆藏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方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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