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183;哈丁的列宁主义观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主义论文,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4-0029-06
尼尔·哈丁是当代著名的西方“列宁学”研究专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版了《列宁的政治思想》(第1、2卷)、《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等研究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与众多西方“列宁学”家们对列宁和列宁主义肆意进行歪曲、谩骂和诋毁不同，尼尔·哈丁力图对列宁主义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公正客观的评价，他在研究中提出很多不同于西方“列宁学”流行的理论观点和认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后，他又出版了自己的最新论著《列宁主义》，系统地阐述自己对列宁主义的看法。虽然由于其所固有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使得他不可能对列宁主义真正做出科学的认识和公正客观的评价，但其批判性考察和富有新意的理论见解，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列宁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启示作用。
一、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1902年还是1914年？
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之所以成为西方“列宁学”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确立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不同，对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具有重大影响。西方“列宁学”为了达到批判、歪曲、甚至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性质的目的，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在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上大做文章，企图制造列宁主义内部的理论矛盾、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种种对立。西方“列宁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列宁主义于1902年就已经产生了，其标志性的著作是列宁发表了《怎么办？》一文。如西方“列宁学”的代表人物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说：“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列宁在青年时代受到过恐怖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传统的强烈影响；后来直到1899年左右，列宁才成为像普列汉诺夫那样‘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了1899年至1902年，他才最后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变种。”①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也认为：“《怎么办？》写于1902年，接近于这个时期的结尾，表明列宁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政党的基本结构和指导理论。在1902年，列宁主义第一次出现了。”② 应当说，列宁的《怎么办？》是一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献，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本著作并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西方“列宁学”家们之所以把《怎么办？》作为列宁主义的诞生地，并不在于他们要肯定这本著作的理论性质，而是以此作为批判的切入口，把列宁描绘成民粹主义者或者是雅各宾主义者，否认列宁早年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形象登上历史舞台。
与大多数西方“列宁学”家不同，尼尔·哈丁认为，把《怎么办？》一书看成是列宁主义的起源和真正精神是对列宁著作的一种最为严重的曲解。因为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所表明的那样，它所要解决的是党内所面临的问题，这本著作站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对经济主义进行批判。在尼尔·哈丁看来，一些西方“列宁学”家之所以专注于列宁论组织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列宁描绘成一个意志主义者，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一个早熟的极权主义，作为斯大林专制主义的理论根源来加以批判。这实际上“几乎忽视了列宁详尽论述当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的意义，这些著作占用了他绝大多数的精力，并且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成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最为重要的贡献。”③ 尼尔·哈丁坚决反对把1902年作为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他认为，列宁主义作为综合性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意识形态，在1914年之前并不存在：“列宁主义，在其起源和内容方面，被最佳地理解为是对世界大战的反应。”“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完整的批判，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日益临近和不可避免的信念的列宁主义在1914年至1917年间很快形成”④，他说：“正是在分化的战争时期，列宁主义当作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开始被有意识地加以阐发，它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区别并对抗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流派，而且区别并对抗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派别：1914年是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综合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之年。”⑤
尼尔·哈丁之所以把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确定在1914年，主要是基于下述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正是战争促使列宁对国家对立和军国主义发展的经济根源进行分析，这些分析的结论具体地体现在他于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著作之中。哈丁认为，列宁在这本书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垄断的和寄生的，它只有通过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才能生存，它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军国主义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内在本质，战争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破产。“这些结论成为列宁主义在其后的生涯中不变的世界观”⑥。列宁主义就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进行系统批判的一种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分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说明增添了一个最后的阵痛的阶段——垄断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顶点，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达到紧张的顶点，并且同时包含从全球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必要条件。”⑦ 因此，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具有战斗精神的独立的思想实体，它是向资产阶级世界的价值、制度和实践宣战，试图建立起全球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为全面的替代方案。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列宁看来是宣告了资本主义整个时代、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结束，因此在尼尔·哈丁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
其次，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是列宁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极度失望的产物。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投票决定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公然背叛工人阶级，对于列宁来说，“八四事件是使世界坠入混乱的一场政治巨变，正是由于这种创伤，列宁主义作为全球革命的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迅速地产生了。在三年之内，列宁描绘出全球的经济分析、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轮廓，并把它们织入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和好战的意识形态之中。”⑧ 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主义的产生正是出于对昔日同志背叛的深刻感知，开始作为谴责的东西，逐步扩张为一种全面的批判，扩展为对当前形势和社会主义未来任务全面的和新颖的论述。毋庸置疑，列宁主义是自觉地同所有那些试图把社会主义解释成向自由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其他方面进行妥协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开战。列宁主义对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甚至超过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它们的批判。特别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纷纷转向爱国主义的沙文主义，违背了自己长期所宣称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誓言，充当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利润而使工人相互残杀的鼓吹手，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立即宣布第二国际的旧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和破产，它的领导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消除背叛者，净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传统的内部，从其产生到灭亡，主要被用来反对对手(列宁称他们为叛徒)的关于社会主义灵魂的论述。”⑨
最后，尼尔·哈丁认为，列宁转向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对列宁主义的产生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哈丁认为，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转向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证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由于坠落为渐进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而陷入庸俗资产阶级的泥潭。他们之所以要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误解或狡猾地加以否定，“修正主义以其阴险的方法，不断侵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列宁现在认识到，这一灵魂是依附于马克思思想的辩证结构。”⑩ 正是对辩证法的研究，列宁揭示出被第二国际所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思想的根源。辩证法研究的政治意义在于确认社会内部敌对阶级力量之间的根本对立和冲突，从而批判第二国际领导人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时刻强调社会和平与渐进，丧失了革命的战斗精神。在哈丁看来，辩证法既是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它全面替代一切现存意识形态的历史出发点，它“在列宁主义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确立了一条自明的界限。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列宁轻蔑称为陷入到‘沼泽’中的那些渐进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之间划分了一条界线。”(11) 因此，尼尔·哈丁指出：“辩证法对于1914-1917年期间的列宁思想的坚定性和自我确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 而辩证法作为列宁主义的产生的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在1914年才开始具备。尼尔·哈丁不无遗憾地指出，辩证法对于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被许多西方列宁学家所忽略。
应该承认，尼尔·哈丁把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定位在1914年，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在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中，1914年的确是其思想产生飞跃的时间转折点，也是列宁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理论派别，突显自己理论主体性的起点。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尼尔·哈丁把列宁主义的产生仅仅视为是对战争爆发的一种狭隘的激进的反应，似乎表明他只是外在地把握到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起点，而不能真正根据列宁思想的内在发展进程和列宁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来确定这一历史起点。
二、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非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列宁学”的研究中，一种流行的做法就是试图通过歪曲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来制造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尼尔·哈丁指出，在西方“列宁学”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思路是认为列宁作为革命的开拓者，他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作为一名理论家，它的立场却是表现为前后不一，非正统和反复无常，因此在理论上是无足轻重。西方“列宁学”的这种基本立场通过在西方学者大量的著述中不断地被重复和加以条理化。这也就是说，他们把列宁解释成为一个老练的追求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列宁主义也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集权化、训练有素的政党管理的组织规则和动员机制，是一个由少数鼓动家熟练地控制现代信息媒介，操纵民意的意识形态。尼尔·哈丁指出，这正是他们之所以退回到《怎么办？》一书中探求列宁主义起源的基本缘由。与上述基本主张相类似或一致的观点是把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组织和革命运动的思想看作是落后的俄国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从而梳理出列宁主义的理论先驱是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的思想等等，认为历史进程通过具有献身精神、训练有素和无情的少数人的有意识的干预而加以改变，如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恐怖手段来达到。因此，如果说一定要说列宁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汲取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只不过是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它所津津乐道的只是“唯意志主义”的马克思，而更加成熟和决定论的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的马克思对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影响，从根本上说，列宁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及其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在这种解释中，雅各宾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灵魂。”(13)
尼尔·哈丁并不赞成这种西方“列宁学”的主流观点，在他看来，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使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获得新生。尼尔·哈丁指出，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它必须把自己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从而彰显自己理论的独特性和魅力。列宁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通过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揭示所有竞争性意识形态的理论，并为自己的理论提供辩护。从这个角度来看，尼尔·哈丁认为产生于1914年，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加真实的理解，他说：“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高度理论化的产物。”(14) 尼尔·哈丁认为“列宁在1914年以前的著作中是一脉相承的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评论家所声称发现众多偏差，经常是由于断章取义或者是忽视马克思本人著作的模棱两可所造成的。”(15) 尼尔·哈丁指出，列宁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当代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并没有被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没有成为马克思成熟意识的组成部分。列宁主义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或是走向修正主义，或是不断陷入到所谓民主发展的改良主义立场，最终转向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放弃马克思的革命精神这个历史背景下，列宁却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认了阶级之间的革命和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尼尔·哈丁看来，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为重新复兴被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遗忘的时代和主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辩证法的革命性强调事物的内在矛盾性，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与资产阶级科学不同，辩证法关注的不是稳定和永恒，而是内部的斗争和不断的运动。”(16) 在列宁看来，对立阶级的斗争只不过是对立面统一性和同一性的表现。量变质变规律明显地表现在由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过渡，它所展现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把握这种过渡的“临界点”，实现社会发展的质变。正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结构的黑格尔主义根源的重新发现，对形成列宁主义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见解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此，尼尔·哈丁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各种企图把列宁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的各种观点或论据进行了驳斥。例如，针对西方学者夸大列宁哥哥的死对列宁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尼尔·哈丁客观地指出，这种个人悲剧的影响在本质上难以衡量：一是因为列宁对这件事情基本上保持沉默，很少提及他哥哥的死，另一方面也许伤痛太深而难以估价，我们仅仅只能推测这一事件影响的方式。列宁虽然早期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团体保持联系，但这并不能得出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尼尔·哈丁指出，事实上，“列宁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他在18岁那年就已经阅读了《资本论》第一卷，从那以后就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们看到，从20岁多一点时起，列宁作为一名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包括对雅各宾主义进行持续的、见识广博的批判家在当地确立了声誉。”(17) 由于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理论著作《怎么办？》与俄国历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斯基的小说同名，一些西方“列宁学”家就武断地把列宁主义看成是民粹主义的直接产物。对此，尼尔·哈丁正确地指出，列宁对具有坚定信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扬，通常都带有一种明确的和直截了当的论战目的，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丧失革命性和责任感，转变为消极暧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表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理论上对列宁有重要影响，“他不是列宁在理论领域中的主要导师。”(18) 尼尔·哈丁认为，《怎么办？》这本著作“最伟大的部分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陈腐的正统直率地加以批判，这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追溯到并且直接引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普列汉诺夫的公式。”(19) 还有的西方“列宁学”家把1905至1906年俄国革命时期的列宁歪曲为时而是机会主义者，时而是雅各宾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尼尔·哈丁认为这些看法“是陈腐而轻率的”(20)。这种看法没有看到列宁在这场革命中坚持的是一条毫不偏离的连贯的战略路线，有着不可动摇的政治信念。“如果列宁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见风使舵的人，并且像众多评论家所指认的那样对理论学说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他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应当更加温和有益。”(21) 在尼尔·哈丁看来，1905年革命的事件，只是表明列宁是一个强烈的教条主义政治家，他更多地倾向于按照预想的场景来安排事件和演员，而不是根据每次政治场景的巨大变化来更改故事的内容。
三、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是教条狭隘的还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从总体上来说，列宁主义的历史起点、思想来源与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是密不可分的、紧密相连的，确立的历史起点不同，界定的思想来源不同，必然会对列宁主义理论本身性质的认识产生影响，正所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尼尔·哈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抛弃西方“列宁学”流行的偏见，敢于正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承认列宁主义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学说。但是尼尔·哈丁对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理论指认，其目的并不在于肯定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而在于否定它。他在《列宁主义》的导言中强调指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这未必是得到称赞的标志，“不应该设想接近马克思主义就一定受益。相反，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列宁再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教条的和狭隘的主题。”(22) 这样，我们与尼尔·哈丁的理论分歧就在于，客观上我们应该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创造性的、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偏见的制约和影响，尼尔·哈丁不可能真正认识到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本质。
尼尔·哈丁认为，列宁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1914年之前的列宁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坚持的一直是普列汉诺夫所发展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高度理论化的产物。”(23) 实际上，列宁根本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我们知道列宁初步登上俄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就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但并不能因此就指责列宁是教条主义者。即使有理由认为，列宁所坚持和辩护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带有第二国际理论特征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列宁是如何从第二国际这种“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提升到“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度。即使在被尼尔·哈丁指认为只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直率地加以分析的《怎么办？》这本著作中，也突出地体现了列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上的坚定和理论上的创造性。诺曼·莱文不无正确地指出：“列宁没有在教条的意义上把理论与实践解释成相互独立的东西。……对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正如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样。”(24)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并不是孤立的学院式的，而是始终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深入发展过程中，列宁才逐步实现了自己思想的升华和发展。从列宁思想发展的客观实际来说，政治立场的坚定性、理论研究的创造性和实践的战斗精神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品格。
尼尔·哈丁不能理解列宁思想发展的这种内在逻辑，而是把列宁主义简单地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主题的再现。在尼尔·哈丁看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西欧各国，宪政制度、人民的选举权、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快速发展、教育、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通过民主方式、和平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表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学说，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社会主义者必须调整其理论和实践以适应这种形势，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转向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温和主义。与这种理论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宁忽视这一切，仍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尼尔·哈丁说：“他是一种过时的教条主义的发言人，正是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对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所以它是书本的和学究气的，它喜欢重提那些早已被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遗忘的时代和主题。”(25)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既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质，也宣告第二国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彻底破产。面对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特别是由于世界大战所造就的革命形势，正是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时代和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
尼尔·哈丁对列宁主义理论本质错误的看法，源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偏见。一方面，他指责列宁主义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指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他说：“列宁主义的说服力、弱点及其危险来自于傲慢地试图使现实与理论相一致。”(26) 他时而认为，俄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列宁停留在一种与现实相脱节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时而又指责列宁把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落后性强加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列宁是要感到更多的歉意而不是骄傲”(27)。一方面，尼尔·哈丁把列宁主义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在哲学上，方法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融为一体，或者宛如列宁所说的‘是一整块钢铁制定的’，并且毫无疑问这是列宁主义对知识分子具有魅力的地方。”(28) 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作为独特的、综合性的意识形态，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论，而且通过对辩证法的深入研究，确立了自己理论的理论基础，明确地将自身与其他一切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且还具有将复杂理论转变为易于理解的实际纲领和具有特色的口号。但与此同时，尼尔·哈丁又把被他描绘成深入批判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具有深刻理论性、实践性和广泛号召力和魅力的列宁主义看成是狭隘的。不难发现，尼尔·哈丁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视为教条和僵化，而把列宁依据实践和时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视为狭隘，从而歪曲和否定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而这正是尼尔·哈丁僵化狭隘的政治思维的体现。
注释：
①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其起源、发展和瓦解》第2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②(24)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34页、第336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5)(26)(27)(28)尼尔·哈丁：《列宁主义》，杜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第8页、第11页、第9页、第7页、第52页、第77页、第265页、第237页、第17页、第4页、第49页、第231页、第20页、第32页、第48页、第49页、第6-7页、第4页、第51页、第108页、第18页、第279页。
(18)尼尔·哈丁：《列宁政治思想》第1卷，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6页。
(24)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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