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战略与中国第四经济增长区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将以协调发展的H型新格局展开， 长江中游沿江地区为主的中部地区将迅速崛起，并同沿海三大增长区一起担当中国经济核心地区重任。
一、中国区域经济H型格局演化与经济重心内移化趋势
根据中国地域经济特征和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中国区域经济形成了由C字型的西部高原经济、I字型的中部河川经济、S 型的东部沿海经济三种不同类型、自然组成的CIS型空间型态。 这种空间经济的融合发展走势，基本是以河川经济为轴心，东结西联，南北展开，形成融高原、沿海经济于一体，即具有地域经济的中介继起特征，又兼融东西聚集发展优势的H型发展格局。实践证明，在不同时期， 发展重点尽管不同，但以中部河川经济为主体，兼融东西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近代以来，由于近代西方殖民入侵， 破坏了河川主导的H型协调发展格局，导致了全国经济偏集东部沿海的不平衡发展局面。建国后，为了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消除沿海经济畸形，平衡全国发展，开始把建设重点移到内地。在“三五”以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时期，由于急于求成，经济建设进一步大规模西移，从而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西向大摆动，因而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和矛盾。“五五”以后，重心又东移沿海，尤其是1978年以后，由于实施沿海战略和特区政策，使东部沿海重心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先后形成了华南、华东、环渤海增长区鼎立之势。但因为过分强调先东后西，先沿海后内地，边缘起步由东而西发展，忽视了内地、西部，忽视了兼顾与协调，导致了东西差距拉大，使全国经济格局在区域发展上再次出现大摆动、大偏移变化。针对东西差距扩大，党和国家在“八五”基础上制定的“九五”和2010年规划中，及时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总方针，强调在提高东部沿海发展水平、转变增长方式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和重心内移步伐，并在原有三大地带划分基础上，把全国地区经济进一步划分为三区两带七区块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三个发展层次，形成以京广线以东为增长核心区，以内地沿江、沿边地带为增长轴体，以西南、西北、东北重点产业区为增长点，东西结合纵横交错，融为一体的H型发展新格局。这种格局， 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思维的非东即西旧格局，而且将造就出以内地为增长主体，以沿海、沿边为两翼，三沿开放内移发展的新态势。即在体制上，经济改革由特区试点转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发展阶段，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把目标转向内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把沿海经验引向内地，大力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开放上，由实行沿海倾斜、有限区域开放，向全方位开放拓展，进一步放开内地市场，实行地区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加强投资内向引导的力度，使外资投向转向内地；在经济发展上，内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中国区域经济H 型新格局的形成与内移化的势态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首先是由我国现代化特色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是以内需为主，不可能全国各地都发展外向形经济，必须有重点地在地缘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建立基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沿边地区具有这种条件，尤其沿海地区，临海通洋、口岸众多，经济发达，经济技术、开放意识强。因此，以沿海为主发展高水平的出口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带动我国走向世界，促进我国现代化，无疑是一种捷径。沿边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有较长的边境线，较多的口岸，历史上同众多周边国家交往密切，实行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自己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可为内地提供外贸口岸和对外服务。内陆地区开放条件不如沿海、沿边地区，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内需上。当然，满足内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也要开放，也要引进先进技术和外资，但内地开放应以国内急需和进口替代为前提，在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如汉、渝、西等地区集中引进技术和投入，形成增长中心，产生聚集效应，带动整个内地经济发展。这种内外需结构和开放发展特色奠定了中国21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内在基础。
其次是由经济重型化趋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决定的。过去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于80年代前，建立的重工业基础支撑的轻工主导经济发展过程，随着经济轻型化扩张，原来超前的重工基础产业优势已消耗殆尽，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开始由轻工业主导阶段转向重工业主导型发展阶段。我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千差万别，很不平衡，加之内需旺盛，在产业多元化发展并存下，重化主导型增长将是今后一个长期趋势，在这一新经济增长时期，内地经济有明显优势，无疑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区。因为，我国资源优势在内地，重化工建设基地在内地，由轻型化转入重型化发展，必然导致经济重点的内地化集中；从产业特征看，重化工业主要是资源依赖性工业，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带动度、拉动力强，这种产业特点，必然会带动内地经济发展，成为经济重心；从比较看，沿海发展重工业，即使以内地原材料开发支持沿海重化工业发展，也意味着内地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开发建设的加强，其作为重化工产业发展重心的地位，不会改变。
其三是由经济发展的轴化趋势决定的。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三级架构，原设想经济重心转移，由东而西，首先建好东部沿海核心区，然后通过沿海转向周围地区，采取波浪平推方式，逐步向中西部发展，形成全国整体发展波浪推进态势，但实践证明，东部沿海影响和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十分微弱，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产生波浪效应、双重追逐态势，相反扩大了东西差距，加剧了不平衡。沿海带动的关键是东西产业关联度要大，经济联系要紧密，交通基础、市场设施要完善，但在当前难于产生以东带西的效应，必然会发生嬗变，向轴化方向演变。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虽然客观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水平梯度，但这种梯度并不是绝对的，由于地域自然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在中西部区域内生产力水平明显地存在着层次性，一方面有广大地区的贫困与不发达，一方面有十分发达的沿河、沿线的中心城市和大、中企业群落，以这些城市为依托连结沿河、沿线的大、中企业城镇，形成轴状带动态势，必将大大优越于东靠西移、波浪平推方式，而成为不可避免的主要推动方式和选择。
二、中国新增长区的区域选择与长江优势
一国经济增长中心区的位移变化与区域选择，是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建国后，中国经济重心所以由北而兴，资源分布虽是个重要因素，但也与北方先于南方解放有关；进入6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建设布局由东转西，从而使中西部发展大大加快；70年代后，特别是80年代，趋于缓和的国际环境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实施，为南方发展、沿海崛起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全国经济增长中心迅速南移和东倾。中国经济重心区的三次重大变化，形成了沿海珠三角、长三角和环勃海地区三大增长中心，而60年代的西移虽未能形成内地增长中心，但也造就了新兴的“三线”工业带，为内地经济增长中心的发育成长打下了一定基础。随着沿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以中部地区为中心的H 型格局展开，紧靠东部的中部地区，在继沿海三大增长区之后，必将形成新的第四增长中心区。根据联结东西部地区的几大轴线地带发展看，可以作为新增长区对象的大体有三个：一是联结环勃海增长区的黄河——陇海沿线地区；二是联结华南珠三角增长区的珠江——南昆沿线地区；三是联结华东长三角增长区的长江沿线地区。在这三个增长区中珠江——南昆地区虽占开放优势，有港澳台侨及南陆桥、海上丝路之利，但偏居中国南方一隅，远离全国中心，加之滇黔为不发达地区，难于作为主要对象区，挑起东西，振兴全国。黄河——陇海地区，虽位居东西中轴，东联环勃海发达地区，西结欧亚陆桥，内居京津、连沈经济中心，但这两大中心偏集华北关外有南辕北辙之悖，难以触及南国半壁及广大内陆腹地；连云港及相连诸港，虽有陆桥东桥头堡之利，但基础较差，短期难于改变；黄河——陇海沿线资源虽富，但为发展谷地，自然条件，开发基础较差，因此，以此为主要增长中心区也是不理想的，而长江沿线地区则与以上两地区根本不同，有着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开放条件优越等明显的巨大优势。
三、长江战略发展态势与第四增长区定位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新增长区继沿海三大增长区之后将在长江地区崛起，根据长江战略目标特征、功能性质、发展态势分析，我们认为随着长江战略的实施拓展，重心内移，新增长区将定位于长江中游沿江地区。
首先，从长江战略目标看，长江的战略目标是要形成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增长区，其构成，主要包括，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下游沿江地区，一是干流沿江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属于华东沿海增长区，已先行发展，作为长江最大增长区构成业已形成现实；重庆以上的干流沿江地区，属于西部待开发区，暂未纳入长江最大增长区构成范围之内，所以南京以上重庆以下的干流沿江地区既是未来长江最大增长区构成的主要对象区，也是中国第四增长区的区位指向，而这一地区恰恰是以长江中游为主体的沿江地区。
其次，从长江战略特征看，长江战略具有不同于沿海战略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兼容侧重性。长江流域横贯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上游地区属于西部地区，下游地区属于东部地区，在区域发展上兼有沿海、内地与沿边的特征，这种地域特征决定了其战略发展不同于沿海与沿边战略的单一性，而具有兼顾东西，双向交流，开放开发发展特征。由于这种战略兼容性，使其战略发展方向的重点在沿江内地而不在沿海地区，因为长江下游河口地区既是沿江又是沿海，在沿海战略中下游临海地区已作为重点先行发展，如果重点仍是下游沿江地区而不移向内地沿江，那么沿江战略就同沿海战略没有差别，只有在发展空间上有所侧重，并侧重沿江内地，才能体现出长江战略特色来。二是攻坚性，从战略比较看，沿海战略是先富战略、窗口战略，具有试验性、开创性和局部性；沿江战略是后富战略、进屋战略，具有纵深性、规模性和全局性，如果说沿海战略有启迪开先之难，那么沿江战略则具有拓展决胜之艰。它作为后富战略，所达目标的全国规模性，就更为重要和关键了，其攻坚程度是沿海战略所不可比拟的。从地域范围看，长江流域国土面积180 万平方公里，如果加上干流所达18省市区面积，就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人口达全国的60%以上，这样大的国土，这样多的人口实现共富，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从资金需要量看，长江地区的产业特点是属于资金拉动型产业，是通过高投入实现高增长快速发展的经济，如果没有巨大资金投入和产业倾斜作保证是不可能的，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各地各部门各方面都要建设资金，靠国家投入有限，而这种少投入与大量资金短缺的矛盾，自然也就会增加长江战略实施的难度和艰巨性。长江战略的这种攻坚性特性，一方面决定了长江战略实施的长期性，发展的阶段性和选择重点的有限性和空间发展的趋优性；而另一方面这种攻坚发展趋优性与兼容侧重性相结合，就决定了中国第四增长区定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必然性。
其三，从发展态势看，一是长江中游地区发展水平高于内地其他地区。地区发展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果，又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通常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现代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资源可供程度、基础设施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衡量，从1996年度这几种指标地区排序看，长江中游沿江地区明显优于关中、成渝、郑太等几个重点发展区，如人均GDP高于郑太2个序列、高于关中12个序列、高于成渝6 个序列；产业现代化程度以工业消费品和资本增加值衡量，中游流域地区分别高于郑太、成渝、关中地区3—4个百分点；市场化程度以非国有化度和对外依存度两方面衡量，中游沿江地区开放度滞于郑太0.65个百分点，而高于成渝和关中地区；非国有化度达到66.56，高于上述地区4—30个百分点；资源可供度方面，中游地区每千人拥有高中等在校人数、科技人员数，分别高于上述三地1.1—3.3人和2.7—4.3人。二是发展速度加快。96年鄂赣皖三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别为10.8，11.1，10.8，高于全国1—1.4个百分点，高于东部0.9—1.02个百分点， 高于成渝 1.0—2.1个百分点，高于关中2.2—3.5个百分点，高于郑太0.8—1.7 个百分点；乡以上工业产值中游三省分别增长24.8和20，高于全国3 — 7.8个百分点，高于东部2.87—7.67个百分点，高于成渝4.5—9.5个百分点，高于关中8.7—17.8个百分点，高于郑太9.5—11.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游三省增长20.8—8.18个百分点，高于成渝2.5 — 4.4个百分点，高于关中2—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游三省高于全国1.6—3.6个百分点。三是国家把中部沿江地区作为新增长热点的意向日趋明显。90年代初，国家开放开发浦东后，即作出建设三峡、开放沿江、建设大京九的决策，此后在“九五”和2010年规划中，正式把沿江地区的建设开放问题与沿海三区并提，并在国家职能部门的具体规划中，把中部沿江地区作为紧随沿海三区之后的重点区。如国家计委构划的全国七大经济核心区，中部沿江地区排在第四位和中西部发展之首；建设部对全国八大都市圈设想中，中部沿江地区都市圈又排在沿海三大都市圈之后，居第四位；在国家规划安排的全国十六个资源和经济重点开发区中，仅有的4个重点开发区都分布在湘鄂赣皖四省沿江地区。 四是在投资比重上日渐向中部沿江地区聚集。据资料，1996年沿江四省投资总额达2546亿元，占全国11%以上，占中部的50 %左右， 占西部的90%，占沿海长江三角洲的42%，占闽珠三角洲80%，占环勃海地区的72%。据预测，1997年将达到3131.4亿元，其在全国的比重，将再提升0.5个百分点，将突破中部一半并相当于西部投入的总水平， 而且占沿海三区的比重亦分别提高到44、89和78，其集聚化趋势将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说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历了两次区域发展高潮，形成了沿海三大增长中心区的话，那么，随着沿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经济内移走势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第四增长区一定会在华中内地的中游沿江地区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
其四，从战略析疑看，当前对第四增长区定位中部沿江地区有三种岐见，一是经济重心不可内移论，二是长江经济带未定论，三是两头硬中间软论或绕过中部论。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东部沿海地区则处于亚太经济结合处和由东太平洋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的兴奋点上，中国要在21世纪占据亚太中心位置，就不可能转移重心，放弃沿海。这种观点从全球战略高度看有道理，从国家整体战略和区域发展看则有失偏颇，因为一是混同了国家战略层次，以局部战略、层次战略替代整体战略，以全球战略替代国家区域战略。从全球战略讲，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占中心位置，沿海发展地位重要，但沿海中心的形成发展和保持，不只取决于其在亚太的区位优势，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地区繁荣，取决于国家战略各个层面协调结合与功能作用的共同发挥，用国家一种战略重心去规定和取代另一种战略重心的作法显然是不对的。二是混同了重心与中心，发展与增长之间的界限，重心是指一个时期的重点，既含有市场指向性，但主要是政策导向的行政性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使某一区域成为增长热点区，以改变原有的区域结构，而中心是指一个区域的功能地位，前者是一种量的变化过程表现，后者是一种质的保持状态，前者同经济增长相联，后者同经济发展、经济辐射扩散相联，它反映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不会因重心内移，新中心兴起，就意味着老中心被取代和沿海的衰落，两者是一种继起呼应关系，所以那种把重心内移看作是沿海中心的否定和被取代，而反对重心内移是不当而有害的。
对长江经济带建设持怀疑态度的症结有两点，一是误解了经济带建设范围，把流域地区当作经济带建设范围，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其实长江经济带反映的是重庆以下的干流沿江地区，既不是整个流域地区，也不是整个干流沿江地区，从这一地区的发展条件看，虽有难度，但建成经济带是完全可能的。二是对长江优势认识的误解，认为在现代交通条件下，水运优势已被铁、公路交通方式所取代，长江交通优势已变为长江交通劣势。的确，水运交通随着铁路现代交通方式的出现，其昔日风采已不存在，但在综合交通方式时代，水运方式并不因其他方式的兴起而被取代，依然作为一种主要运输方式发挥着别的交通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多一种交通方式的地区总比少一种交通方式的地区要占优势，长江地区并不因为有了水运而就不发展铁、公路交通了，相反，在无水的地方想发展水运交通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现代交通的多元发展来否定长江经济带形成的可能性是似是而非的，无根据的。
至于抓紧两头、绕过中间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当前由于东西差距的急剧拉大，西部地区又是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集聚地区，从全国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大局讲，国家采取一定措施，选择适当的地区建设西部发展极并适当加快西部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措施只是对梯度发展战略的补充和完善，使这一战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而不是战略改变或以东西结合战略取代原有的东靠西移战略。所以如是说，一是资源重心西移虽会对经济活动产生牵动力，但受多因素影响抵消，未来我国经济重心不可能产生绕过中部地区而直接随资源重心转移而移向西部。二是产业结构方面，由于主要优先增长行业的优势区位大都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结构变动的结果，将会在强化东部的基础上，逐步向中部地区集聚。三是在非均衡经济中，经济的理性配置并不以某地区收益是否边际化为依据，而直接由比较行业间、地区间的边际收益水平来决定，我国东西部的效率绝对差距是非常大的，没有中部中介，是不可能靠直接结合来缩小的，绕过中部的说法是一厢情愿、经不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