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思想与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级阶段论文,文化建设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03)04-0050-04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伟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文化建设，并致力于使中华民族“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为此，他站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紧扣时代的脉搏，以开放的胸襟，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构想，并努力付诸实践。在他晚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偏离了自己的正确思想，把中国文化建设引入歧途，使我国的文化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当今世界已步入经济文化一体化时代，即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1](P163)文化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文化力，因而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五大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并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基本纲领，足见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文化建设要与新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作过明确界说。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社会意识具有能动作用的原理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P663)毛泽东对“文化”的界说，深刻阐述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政治生活一旦发生变化，反映这种政治、经济生活的文化形态也相应地发生转变，建构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新文化。这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必然对某一特定的文化体系予以巨大冲击，并要求它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政治要求，在新的环境中实行三者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预言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他提出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要相适应的思想无疑具有前瞻性。弗朗索瓦·佩鲁指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3](P15)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经济已呈一体化之势，并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日益为各国所重视。我国从改革开放起，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站在当今世界发展的前沿，十分重视文化的能动作用及其与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1979年9月，叶剑英首次明确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论题，并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位一体作为奋斗目标。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论断。这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大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向深层次掘进，文化建设滞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其与新经济、新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我国已加入了WTO，文化建设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结合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构与WTO相适应、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的新文化，进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适应这一要求的。
2.中国文化建设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努力创新，并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P585)恩格斯在论述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发展时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5](P703)列宁也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无疑是对文化传承规律的深刻揭示。文化发展的传承性说明，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总是以其母体文化为基础，抛弃母体文化等于毁灭新文化形成的根基。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不是无根的浮萍，它的建设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为基础。中华文化有着几千年来未曾中断的历史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心灵之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性格，它是一座资源丰富的宝藏。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新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我们应取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P533)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含有大量封建主义的因素，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民主性乃至反封建性的东西，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因此，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立足于时代精神和现时中国的发展要求，“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即对那些“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加以根本改造和吸收，转化为新文化的养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从而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传统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海内一统”、“天下一家”的凝聚力意识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因此，弘扬、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不同文化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着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向外来文化学习，为中国古代文化注入了新内容，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在西方，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幕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经过这样长时期的相互学习、借鉴和摹仿，再经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了近代两方文化的格局。中外文化发展的历程说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文化的发展具有开放性、互补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7](P285)毛泽东深谙此理。在领导中国人民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业中，十分重视向外国文化学习，提出新文化建设要努力学习并融汇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他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8](P81)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是错误的，要放下架子向外国学习。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优良文化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朝代，汉朝、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现在，我们落后了，更应向外国学习以提高自己。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自身湮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在对外开放中加强同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因此，“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这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一切真正好的东西。“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P706)向外国学习，要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有分析、有批判的学，当然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决不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移植，主张以“全盘西化”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递嬗是错误的。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其政治家的深邃洞察力，提出要警惕西方文化中腐朽东西的侵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思想麻痹我们的斗志，实施和平演变。所以，在文化交流中若不把握住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会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败北。他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8](P43)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所在。对传统的继承上，毛泽东主张“推陈出新”，学习外国文化要与独创相结合。他指出：“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9](P312)他赞成后者，把外来文化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创新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在新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问题上，坚持并发展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明确指出，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要注意防止把腐朽当神奇，把痛疽当宝贝”。“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10](P419)“要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11]在创新问题上，江泽民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初级阶段，只有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整合和对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不断创新，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3.中国文化建设是民族与时代性的统一。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形成、演变，因此任何文化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每个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本民族人民所喜闻乐见。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是一个民族文化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它在本民族内有着广泛的认同性、易理解性和易交流性，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的具体体现。因此，文化一旦失去了民族性，就意味着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文化的迷失也就是民族生命的丧失。同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对外交流中融汇提高，随着时代的列车前进，以避免被淘汰的厄运。毛泽东放眼世界，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提出中国文化建设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把外国好的东西和中国好的东西都学到，要敢于“标新立异”，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从而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而是具有现代中国独特风格的“新东西”。
毛泽东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我国文化的民族形式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为中华民族所认同，历来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是不能抛弃的。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充实自己。然而，借鉴的东西必须民族化。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从文化的一个方面——艺术的民族化问题作了深刻论述。他说，由于“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若在中国艺术中生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中国的艺术要发展，当然要学习外国艺术中好的东西，但要民族化，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8](P77)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不断吸收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外来文化若不民族化，就难以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终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接受、掌握，进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壤中找到了生长点，并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同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弗洛伊德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进化论、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由于它们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经过一定的民族化而无法在中国扎根，为时不久，便成过眼烟云。现代化决不是西化，它离不开各国历史、特点及传统，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取于外以资于内”，即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使之有机结合，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即如鲁迅先生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之固有之血脉”。[12](P56)
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要坚持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要大量借鉴、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来加快文化现代化的步伐。为此，江泽民提出：“我们必须积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溶铸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但外来文化的民族化问题仍要格外注意，决不可采取盲目的“拿来主义”，而要立足当代，结合我们的民族特点，对它加以改造，使之民族化，做到现代与民族化的统一。他还说：“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命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只有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4.中国文化建设的多样性与大众性。在文化建设的形式上，毛泽东通过探讨文化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收我党及其他国家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中国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造成繁荣文化的多样化局面。
毛泽东认为，文化的多样化符合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繁荣新文化的必然要求。真、善、美的东西总是与假、丑、恶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真理可能蒙难，它需要考验的时间，需要通过“百家争鸣”才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发展。因此，他主张，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对待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持慎重态度，不要轻易下结论，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如果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其他风格和学派，就会窒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既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不利于文化建设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只要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13](P787)但由于在毛泽东的思维构架中“百家”实质上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家，加上“左”的思想影响，使我国文化建设未能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历史已经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就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什么时候偏离或放弃了这一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就发展缓慢甚至于枯萎凋零。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提出要创造“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4](P210)重申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自由争鸣，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从而摆脱了过去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文化的多样化成为现实。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建设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于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和有关规定，一切思想上无害。艺术上可取、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和娱乐的作品，都允许存在。可见，它不仅是“形式和风格”及学派的多样化，而且包含不同的内容和观点的多样化，包含着人们自由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讨论的民主权利，突出体现了艺术民主与学术民主的精神。提倡多样化使得我们的文化园地日益色彩斑斓。
毛泽东所向往和追求的新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化，它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他深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因而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6](P708)“他郑重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使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他们所掌握，他提出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热衷于群众事业的文化队伍，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接近民众，“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创作为人民大众接受的好作品。毛泽东提倡文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很重视文化的提高。普及是促进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迈向新水平所必需的，而提高则是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他反对割裂普及与提高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要“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起来”，提高应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而普及则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和提高离不开人民。毛泽东的人民文化思想对指导初级阶段中国大众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91年党中央进而把它确定为整个文化工作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人民文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实践中，要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努力创作健康活泼、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又能陶冶人性情、提高人思想水平的作品，同时也要扶持和发展高雅文化，使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在文化建设中共放异彩。
5.中国文化建设的科学性。毛泽东指出，中国文化建设应该是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一句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作为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旧政治、旧经济的传统文化，既积淀着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刚健有为、奋发图强、以天下为己任等民族精魂，同时也夹杂着因循守旧、排斥变革等封建文化最腐朽、最愚昧的劣根性。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对此早有深刻认识。他指出，清理中国传统文化，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不能割断历史，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6](P708)对待传统文化如此，对待外来文化也是一样。
在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中坚持科学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弘扬科学思想，反对封建迷信，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几度出现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伪科学和西方文化中腐朽没落东西的泛滥，甚至于出现“法轮功”这样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诱发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放松、忽视对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导，科学知识的不普及、科学精神的弘扬不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初级阶段文化建设要坚持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教育，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普及科技知识，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鼓励创造发明。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活动。”[11]要严格执法，对利用宗教信仰、打着科学幌子而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要予以彻底揭露和依法打击，有效防止各种封建思想、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抵制西方文化中腐朽东西的渗透，使我国的文化建设在科学、健康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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