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负面影响述评_银行论文

20世纪90年代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负面影响述评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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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迄今,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先后实施了六次经济对策,其费用总额高达66.5万亿日元,桥本执政期间,更是指出了六大改革方案以重新振兴日本经济。但这些宏观经济政策都没有能达到预计效果,始料不及的是一些宏观经济对策对日本经济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日本经济在萧条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1.对银行不良债权问题举措失当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房地产投入了大量信贷资金,房地产价格暴涨。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银行的大量贷款无法收回,从而背上沉重的不良债权的包袱,这成为景气恢复的一大障碍。从大藏省几次公布的信息看,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总规模呈扩大的趋势。1996年3月底,不良债权总额为40万亿日元,1998年1月中旬达到76.7万亿日元。

日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对日本经济影响巨大。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日本自1991年起已出现多家金融机构倒闭,尤其是1997年11月份以来接连有四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这直接引发了日本的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对持续衰退的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首先,为解决银行的不良债权,政府需注入大量资金,从而使财政赤字上升,加重了政府负担;其次,由于不良债权包袱过大,金融机构大多出现了“惜贷”甚至急于回收贷款的倾向,这对包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内的民间的设备投资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不拥有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金融手段的中小企业的消极影响更大。企业获得的贷款减少,则无力恢复生产和科研开发,从而加深生产领域的衰退。

日本政府一直看好日本金融机构的能力,对本国的金融制度抱有很强的信心,将摆脱债务危机的希望寄托在金融机构的自律性发展上,因而很长时间内没有针对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直1995年9 月才在桥本内阁提出的新经济对策中涉及到不良债权的问题。其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动用6850亿日元的国民税金来协助“住专”清理不良债权。由于是动用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解决私人金融公司的呆帐损失,所以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 从而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 致使1996年财政预算未能按期通过。最后预算虽获通过,但其中为解决“住专”不良债权问题的财政拨款却被“冻结”起来。其实“住专”问题只是银行不良债权中的一个小问题,而且“住专”本身不是具有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这种民间公司动用政府资金遭到反对是必然的。以后,不良债权问题不断恶化,这时确实有需要动用政府资金,但政府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冒新的风险,以至迟迟没有对策。

80年代末日本不良债权问题已显现出来,然而有关信息的披露直到1992年底才开始进行。即使已公布的信息,其可靠性也令人怀疑,如太平洋银行在倒闭后公布的坏帐额要比倒闭前公布的金额大10倍。披露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信息确有其难度。首先,对收回债权的困难程度难以评估。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本身都对问题公开化持消极态度。因为一旦披露不良债权,容易引火烧身,容易引起公众追究他们的监管责任和经营责任。但事实证明,不公开不良债权的代价极其高昂。首先是容易动摇存款者信心。一旦个别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不了解实情的存款者对其它经营正常的金融机构也产生怀疑,很容易引发多米诺牌现象,引起金融恐慌;其次是削弱了市场调节的功能。由于不良债权不公开,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无从了解,在金额领域裹足不前,严重削弱了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如1997年4月, 北海道银行曾有意兼并陷入困境的北海道拓殖银行,但因不能准确掌握后者的坏帐情况而放弃兼并计划。

2.长期超低利率政策收效甚微

日本银行自1991年1月第一次降低公定利率以来,多次调低利率, 1993年9月将公定利率由2.5%降到1.75%,已达当时历史最低水平。但这之后,日本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又连续调低利率,原本只是作为权宜之计的这一世界罕见的低利率政策,不仅保持了其“连续性”,而且在1998年9月9日举行的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会议上,又决定引导短期利率从0.4%~0.45%降至0.25%,以防止通货紧缩的加剧。

日本政府的超低利率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刺激作用,1995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上升到2.2%,1996年为3.6%。与此同时,长期实施超低利率政策的负面影响已非常明显。首先是减少了储蓄者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个人消费。据住友寿险综合研究所估算,从1992年到1997年,日本所有家庭的利息收入减少了29.3万亿日元,这必然使个人消费受到极大的制约。个人消费的长期低迷正是景气不振的主要原因。其次,超低利率导致了资金的大量外流,日本有高达12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而美国的利息是日本的10倍,结果导致了日本的资金如潮水般地涌入美国。1998年上半年,外流的资金达到11.84万亿日元。 而日本自身的经济被“釜底抽薪”,增长缓慢乏力。第三,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处境艰难。目前日本的企业养老金由于超低利率政策已有60万亿日元的缺口,而保险公司自从1997年日产人寿保险公司破产后,更是惶恐不安。由于利率远低于寿险公司早已设定的客户收益率,目前七家主要寿险公司的亏损已达1.15万亿日元。再加上日本股市委靡不振,使保险公司的股票价值大为缩水,日本各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正日益枯竭,处境日趋艰难。

3.财政紧缩政策时机不当

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促进内需,采取了一系列特别减税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措施,先后实施六项经济对策,其费用总额高达66.5万亿日元,由于税收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急剧增加,日本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到1996年度,日本公债依存度为28%(美7.7%、英16.5%、德12.8%、法18.2%),公债付息费率为15.6%(美14.7%、英7.6%、德12.3%、法15.0%),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64.4%(美60.3%、英45.4%、德21.6、法22.5%),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对国税收入之比为5.9倍(美5.0倍、英1.9倍、德2.0倍、法1.1倍), 日本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政府债务最沉重,财政危机最为严重的国家。

1997年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政府急于推行财政改革,迫不急待地增税而人为造成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刚有起色的日本经济再次陷于倒退。

日本1996年度经济增长中,个人消费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但这次个人消费的增长很大部分是因为消费税的即将实施而进行的提前消费。这种提前消费给1996年度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刺激,但却把“额外疲软”留给了1997年度。因为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不仅包括提高税率造成的国民负担,增加对消费所产生的抑制作用,而且还包括提高税率之前“寅吃卯粮”式的提前消费所导致的当前消费的减少。然而对于这种提高消费前后的“消费波动”给经济形势带来的影响之大,政府的估计是不充分的,同时公共投资的减少,加剧了对公共投资有很大依赖性的占GDP比重达15%,就业人数达660万人的建设业的萧条,导致建筑投资减少,破产倒闭的建设公司大为增加。

日本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执行不过一年就改旗易帜,但财政紧缩政策对日本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无法挽回。

4.金融体制改革背水一战

1997年6月13日,大藏省宣布“金融体制改革规划方案”。 按照这一方案,到2001年日本政府将撤销金融界的分业限制、银行的长短期资金业务限制、外汇交易限制、金融衍生商品交易限制、场外交易限制及证券手续费的限制等数十种限制规则。金融改革将遵循自由、公正、国际化的三大原则,按照市场原理,实行优胜劣汰方针,并贯彻自我责任原则,到2001年使东京金融市场再次成为与纽约、伦敦金融市场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日本近年来银行的竞争力减弱、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是导致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最直接原因。1985年以来的几年间,日本银行的国际排位一度曾达顶峰,取代了美国在世界银行业的霸主地位。泡沫经济破裂后,据1995年8月美国《幸福》杂志统计,按利润排序的全球500家最大银行中,前20家没有一家日本银行。1996年美国资信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在给日本50家主要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中,只有一家规模一般的地方银行静冈银行获得最高评级B级;其余3家为C+级,10家为C级,10家为D+,16家为D级,3家为最差的E级;平均为D级。 同时日本金融市场出现了严重的空洞化,日本股票交易、期货交易、外汇交易及在东京证券所上市的外国企业等均出现了“海外大逃亡”现象,这也迫使日本政府尽快实施金融体制改革。

实施金融体制改革,必然要开放日本个人金融资产市场。日本拥有12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其中一半左右以储蓄存款形式存在,这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目前美国、法国、瑞士等一批银行都在着手大规模进入日本金融市场。它们进入的形式各异,但真正的着眼点是逐渐开放的日本个人金融资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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