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契约理论——演化论视角的企业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契约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起，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契约理论在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下成为了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但是，契约理论视个人和技术为既定不变，只关注交易成本和组织的激励协调问题，致使企业的生产功能仍然处于“黑箱”状态。对此，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围绕个人与组织的知识、学习、能力等概念，系统、完整地研究了企业的生产及动态演化过程。
一、契约理论的局限
新制度经济学对开启企业“黑箱”的工作始于科斯。科斯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解释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必须在价格理论工具中增加交易成本概念。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存在高度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将这些交易内部化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则通过内部治理的成本进行解释。在科斯之后，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关注的目标是替代性组织结构的相对交易成本，以此在企业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在他们看来，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用一个长期契约来替代一系列市场短期契约，而契约则是创造和调整激励的有效机制。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可以统称为契约理论。
虽然契约理论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但它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而是沿用了静态均衡和最优化方法，所以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第一，个体是既定的，并具有既定的、独立的偏好函数。契约理论将原子化个体间的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所有交易都可根据线性效用水平进行处理。显然，这种简化论处理方法不但忽视了必要的非契约关系，特别是忠诚和信任，而且完全不关心个体的根本性转变与发展过程，尤其是学习过程。第二，企业分析简化为个体间的契约，通常只涉及交易成本最小化。它假定不同治理模式具有统一的技术，这样，在评价治理模式的同时就忽略了对生产成本和技术的解释。第三，集中于比较静态分析，研究焦点变成了静态的交易成本最小化效率，而不是动态效率和长期优势，导致对企业动态因素（学习、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处理不充分或完全忽视[1]。因此，很多批评者指出，契约方法把个人交易或契约作为分析单位，就很难理解交易和契约根植其中的各种社会网络。由于交易关系很容易消失，所以难以解释企业作为一个差异性的、历史性的实体，企业只能通过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微弱粘合力聚合在一起。
其实有些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德姆塞茨认为，契约方法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尽管管理（治理）方面的知识是稀缺的、高成本的，但生产方面的知识则认为是免费的。因此，有关企业边界的决策因素是不可能考虑生产成本的。科斯也指出：“尽管交易成本分析无疑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企业，但是，一旦大多数生产在企业内运转起来，多数交易成为了企业间的交易，而非要素间的交易，那么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层面就要极大地收缩，决定生产的制度结构的主导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将不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同企业在组织特定活动中的相对成本”[2]。显然，这种“组织特定活动的相对成本”主要指的是生产成本。生产和技术的特征与变迁问题显然是契约方法无法处理的，只能在动态演化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即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二、演化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3]。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历时转变，它对“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是由三种机制所构成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但其解释必须考虑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方面，它远比生物演化更为复杂”[4]。福斯指出，这三个概念虽然不是讨论经济演化的必要条件，但通过它们可以得出很多有意义的演化解释特征[5]。（1）遗传。遗传概念在演化解释中的意义在于，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们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例如，在演化企业理论中，企业拥有惯例或能力，惯例具有类似基因的功能，它是组织的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但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遗传还具有拉马克主义特征，即获得的知识可以通过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在代际间实现“遗传”。（2）变异。变异直接关系到新奇创生机制，它是产生多样性的直接来源，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理论对经济主体所做的同一性假定。经济主体都拥有一套由决策规则构成的内在结构，不同主体的决策规则是不同的，这些决策规则也很少是最优的，并会随时发生变化。（3）选择。选择是基于某种标准，对一个群体内变异的多样性结果进行筛选。选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生存率的差异。产业内部的选择机制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不同成长率。自增强机制对选择过程的影响很大，变异产生的新奇事物可以通过开放系统的涨落被放大，进而发展为系统的“主导设计”，最终扩散到整个系统。选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不会产生新古典的均衡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可以中断通向均衡的路径。
演化范式中的企业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学习过程入手，来解释契约理论无法处理的企业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主要包括：企业之间为何表现出较大的收益率差距，甚至产业内部的差距远大于产业之间的差距？这种收益率差距为何会持久存在？为什么即使是产业内部的企业也具有不同的边界、战略和组织结构？从演化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主要存在两个层面的企业研究，一个是系统发生的企业研究，另一个是个体发生的企业研究。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思想，主要是从企业群体或产业层面上分析企业行为，其中没有代表性企业，只有不同企业的分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纳尔逊和温特所做的工作。纳尔逊指出：“……企业在我们的模型中与在新古典模型中的处理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我们的兴趣在于产业或整体经济层面上所定义的变量发生了什么”[6]。因此，系统发生观点中的企业拥有个性特征，它们是带着不同决策规则出现的，而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只具有最大化决策规则，两者有着根本性差别。在演化企业理论发展的中后期，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个体发生的研究，通过更多地关注单个企业成长的演化过程，来理解企业间重要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组织学习方法，另一种是能力方法。组织学习以过程导向研究为主，借鉴了组织行为学的很多研究成果，集中关注个体学习的合作以及组织知识如何从这些学习过程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能力方法则更为关注学习过程的结果，主要从知识的意会性、社会性、路径依赖性和互补性特征入手，来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并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广泛应用于理解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和维持问题。
三、演化论视角的企业研究
演化论视角的企业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资源基础论、（动态）能力论和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它们的研究内容既相互交叉，又各自侧重于不同的方向。
（一）企业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主要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和维持问题，并在战略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的兴起是以20世纪80年代Wernerfelt、Rumelt和Barney的工作为标志，后来又由Barney、Montgomery、Dierickx、Cool、Amit等人进行了不断完善和拓展。
资源基础论的逻辑分析起点源于一些基本的经验性归纳。第一，企业之间在控制资源方面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这些资源是它们实施战略的必要条件。第二，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是稳定的。第三，企业资源禀赋的差异促成了绩效上的差异。第四，企业要努力提高它们的经济绩效。资源基础论的总体目标是要按照企业的资源来解释竞争优势的创造、维持和更新。
由上述的经验归纳出发，资源基础论认为，若要资源产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件。第一，资源的异质性。异质性表示企业间拥有的资源在效率上存在差异，这些效率差异会导致不同的价值创造，进而产生出租金。这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二，竞争前壁垒。这指的是企业购买资源的价格要低于资源的当前价值，这样，才能产生租金。否则，企业赚取的租金就会以价格的形式支付给资源的供应商。这实际上是暗指不完全要素市场。第三，竞争后壁垒。这是指竞争者很难（或是完全不可能）模仿或替代创造租金的资源。模仿的困难是由于在成功的企业中存在很多机制阻碍着竞争者复制这种竞争优势的来源。例如，竞争者很难在一个资源集合中分辨出到底是哪一种资源促成了竞争优势。第四，资源的不完全流动性。资源应当是企业专有的，它产生的租金不会在要素市场的竞争中被资源供应商拿走。这四个基本条件构成了资源基础论研究的基石，后续研究一方面是对上述四种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另一方面纳入了新的决定因素，逐渐拓展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理解。
（二）企业动态能力论
动态能力理论主要是针对契约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缺陷而提出的。交易成本的作用方式是比较两个或多个治理结构，成本最低的结构被认为最有效。威廉姆森也承认，他的理论没有包括从静态效率到动态效率的变动：“研究快速创新体制中的经济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需要更多地研究组织和创新之间的关系”[7]。
理查德森最早用“能力”概念解释了企业活动的边界。他认为，生产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活动。有些活动是类似的，因为它们利用的是相同的一般能力。有些活动可能是互补的，因为它们在生产环节中前后衔接，所以需要彼此协调。不同程度的类似性与不同程度的互补性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反映出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另外，各个企业拥有和控制的生产性知识是不同的。由于生产性知识具有极大的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所以，不仅企业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对方的知识和能力，就连企业自身知道的知识也远远大于契约规定的内容。这样，与潜在合作伙伴或供应商之间进行接触的成本就决定了企业的有效边界[8]。
之后，Prahalad和Hamel提出了企业的“核心能力”概念，用以解释企业的边界和核心竞争力。蒂斯和皮萨诺则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动态能力，它根植于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的高绩效惯例，嵌入在企业的程序之中，并受其历史发展的限制。由于存在不完全要素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可交易的‘软’资产，例如价值观、文化、组织经验，所以这些能力一般不能够购买：它们必须靠自身建立。这可能要花几年，甚至数十年时间。……竞争成功的实现部分地是由于以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程序、结构和已经获得的经验”[9]。
显然，蒂斯等人提出“动态能力”不同于其他战略研究的内容。在他们的动态能力观中，动态能力被定义为建立、整合和重新配置组织内外部资源，以迅速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其中，“动态”指的是企业所面对的环境的变动。由于创新速度正在加快，进入市场的时间和时机变得极为重要，未来竞争的性质和市场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就需要有一种灵活的战略反应。“能力”则强调了企业能够灵活地制定应对外部环境变动的战略。这种能力能够恰当地整合和重新配置内部与外部组织技能、资源，并根据变化的环境做出及时调整和重新部署。这种动态能力无法通过交易获得，必须通过长时间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逐步建立起来。
（三）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
在传统奥地利经济学中，虽然关注经济中的企业家要素，但几乎不关心企业的作用。柯兹纳指出，企业家活动的协调不但要通过市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要以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组织一个企业[10]。既然企业明显与市场不同，那么描述企业家的作用而不包括它与企业的关系就是不完整的。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如Ioannides、Sautet、Tony Yu、威特、福斯等人，则试图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纳入企业家要素。
威特指出，建立企业家理论需要重新构建企业家的认知行为基础。认知结构（frame）决定着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信息。认知结构出现和历时变化的方式受到人们与社会环境交流过程的影响，社会环境赋予人们意会性知识、社会共同的解释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企业组织就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制度环境，个人可以在各自的职位上塑造交流过程，对集体结果施加影响。由于频繁的交流可以引致社会共同的解释模式、意会性知识和行为模式，所以企业家的成功来自于他对企业中交流过程的塑造，特别是企业内部的非正式交流[11]。
企业家理论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企业的创建首先需要有一些关于如何从事商业活动的想法或想象力（imagination），这些想法依赖于企业家的直觉和意会性知识，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主观性，无法在市场中衡量和交易。因此，要由企业家本人把想象力逐渐发展为较复杂的商业观念（business conception）。虽然许多人都有创新技术和商业活动的想法，但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转化为商业上的冒险。通过一个竞争性筛选过程，一部分人鼓动其他人接受他们的商业观念，另一部分人则受到鼓动，跟随前一部分人。前一种人就是企业中的企业家，后一种人则是企业中的员工。另外，企业家具有认知领导地位，他有能力让企业成员接受（至少是暂时地）一个共同的商业观念。运用领导能力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商业观念的性质和吸引力，它可以通过影响员工的物质条件让员工感到满意，愿意接受企业家的商业观念，进而巩固企业家的领导地位，并实现企业决策的内在一致和协调。
四、演化企业理论对契约理论的整合
演化论视角的企业理论对契约理论的超越不仅表现在它对动态企业问题的研究方面，而且表现在对企业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的解释不同于契约理论。
福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比市场更有效地协调集体学习过程”[12]。虽然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但市场中的学习类型不同于企业中一体化的、团体的、基于生产的学习。所以，企业的存在并不是由于它们在某些环境下能比市场更有效地协调激励，企业的效率优势关键在于其内部个人间关系的相对强度和长期性，以及组织内部的学习和能力积累。对于企业的边界，多西指出：“企业的边界不仅要按照交易成本来理解，还要按照学习、路径依赖、技术机会、选择和互补性资产来理解”[13]。在动态的、非均衡的情况下，企业的边界可能是变动的和不固定的，路径依赖在决定垂直一体化和企业边界结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必须通过企业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理解其现在的边界。据此，演化经济学把企业看作一个认知与学习的组织。企业中的个人和团队之间主要不是一种契约关系，更多地是一种互动学习和沟通关系。组织学习是一个试错和积累的过程，学习结果会嵌入到组织的记忆中和组织的日常实践中。组织中的学习不只是分享信息，它要依赖于一种公司文化。在共同的实践中，公司文化提供了方法、情境、价值观和学习的语言，使得个人能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相互锁定，进而推动群体和个人能力的演化。
实际上，演化企业理论并不是要否认交易成本的作用，也不否认交易成本观点的有效性，只不过在契约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仅仅由交易成本最小化这种薄弱的粘合力聚合到一起的”[14]。因此，演化理论不是要否定那种粘合力的存在，而是说这种粘合力过于薄弱而不能解释企业的完整性和内聚性。那么，对企业问题的研究就需要有一种多元解释，而不是单一理论。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多数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待契约理论，认为演化理论与契约理论是竞争性关系，强调用演化理论去替代契约理论。福斯近期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则表明，二者实际上是互补的。尽管两种理论所基于的研究范式是根本不同的，但在分析的目标、解释的内容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深入挖掘其理论内含，相互借鉴，可以充实它们的解释力。例如，不完全契约容许企业中新选择的产生及其实现，它使变异创生和选择过程的工作内化到了企业内部。而个体和组织学习过程中包含着未预见可能性的产生，这样，契约的不完全就与学习概念紧密联结到了一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