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扶贫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1 月， 国务院公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要在2000年前的最后八年内使农村剩余的约8000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 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注意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能超过其再生能力，经济的增长要走资源节约型的路子，人口的增长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表明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兼顾子孙后代和未来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前后两者均立足于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基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近期行为取向和长远战略安排。然而这一有利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相统一的内在完整体系，在人口素质低下、生存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滞后的贫困地区，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资源导向的脱贫困境：贫困地区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非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力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到199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4200万， 使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70年代末的四分之一减少为90年代末的不足二十分之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自1978 年以来， 我国贫困人口以平均每年1000万速度减少的地方，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综合因素相对较好的地方，它们在自身的艰苦努力下，借助外部扶贫力量的催化，不仅实现了稳定税贫，而且正逐步走向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之路。而被列入本世纪末扶贫攻坚对象的地方，基本上是基础薄弱、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恶化、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的地方，尤其典型的如岩溶地貌广泛发育的西部贫困山区，“人增——耕进——林退——土地石化”的恶性循环，注定了其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绝对贫困格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信条铸就的资源导向就地开发脱贫模式，注定了其环境更加恶化，人们更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贫困陷井”的境遇。在这里，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难以实现。请看来自贫困地区的报告：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桂林市的临桂、阳朔等地，陆续出现了不少根雕户、根雕村。一些村甚至为此成立了“寻根队”，走南闯北到邻村、邻乡、邻县甚至邻省寻找根材。根雕这一典型的“靠山吃山”的脱贫途径，在把一些吃“根雕饭”的农民导入脱贫之路的同时，也埋下了极大的生态隐患。根雕即把无生命甚至有生命的树木砍掉，取其树根，雕凿出有形象的物体。据行家介绍，能用来制作根雕的树根，是南方丘陵石山地区特有的产物，适应于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树根自然生成千曲百转的形态。在喀斯特地形发育典型的桂林，就盛产杜鹃、樟树等优质根雕材料，随着吃“根雕饭”农民的不断增多，大量树木被砍伐，不仅死树的根挖掘殆尽，就连能用来做根雕的活树也很少能幸免。为了延续这种脱贫“捷径”，有的村甚至成立“寻根队”走南闯北四处寻根，有的人干脆带着一身根雕手艺到根材丰富的地区开辟新的“战场”，使“根雕热”在呈辐射漫延之势的同时，森林的破坏面不断扩大，生态的破坏度不断加深。南宁市武鸣县的大明山风景区、伊岭风景区、隆安龙虎山自然保护区都因此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贵州的一些山区，也潜伏着因不少“寻根”农民的闯入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的隐患。（注：参见刘昆等：《“根雕热”上演生态惨剧》，《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
发生在贵州省盘县红果镇纸厂村的悲剧更令人瞠目。纸厂村地处深山区，从前到处都是竹林，竹子是村民们最宝贵的资源，他们靠编竹筐、竹箩、打竹席、竹帘，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1986年，村子一公里以外发现了一个煤矿，该矿埋藏浅、煤质好、易开采、产量高，急于脱贫的村民们便转移了注意力，把自己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于随意开矿挖煤的简易途径上。于是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竹林惨遭破坏，后来人们甚至砍竹子烧火做饭，靠近村边的一座山上的竹子很快被挖光砍光。村中一位靠挖煤致富的大户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在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一座两层小楼，把祖辈们在多少代脸朝黄土背朝天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变为了现实，还买来一台彩电，常常引来许多村民集中在这里看电视。1997年7月4日晚上9时30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100多米高的山体发生滑坡，泥石流顷刻间将31位聚集在大客厅内观看电视节目的村民连同两层小楼冲剧殆尽。（注：参见林英：《地质灾害能够防治》，《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在明代以前曾是林草茂盛，以牧为主亦牧亦农的地方，在50年代还曾是宁夏的“油盆”和肉蛋禽基地。随着人口的剧增，垦山造田加剧，青山变成了光山秃岭，十年九旱，人畜饮水困难，成了“贫甲天下”的贫困山区。（注：参见宋志斌：《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而为了解决吃饭这个最基本的脱贫问题，垦山造田仍然是其难以突破的模式。于是，“人增——耕进——林退”，“山光、水尽、人穷”，使这里的人们深陷贫困与生态恶化相互强化的多重灾难而难以自拔。
探究这些悲剧产生的根源，资源导向的脱贫模式使贫困地区步入了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非协调困境。资源导向的脱贫模式即以当地资源确定脱贫的途径及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显然严重背离。首先，它不利于贫困地区资源的持续合理利用。对于不可再生资源来说，乱开滥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影响了整体开采的效益；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由于资源的再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因而短期的效益影响了长远利益和宏观效益。同时不管对于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资源来说，无节制地开采都必然带来生态灾难。显然，以此为基础的脱贫，必须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的结局。其次，它不利于改变贫困地区在区域分工和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资源输出区的不利地位，使其环境人口承载力低下的局面难以改变，以致有限的经济增长消耗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而失去治贫的动力，更失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贫困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现代经济成长所必不可少的矿产资源，使其在既有的国内地区纵向分工格局中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加价值含量低的资源输出地区，能源和原材料以极其简单原始而又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参加区域流通。以资源为导向的脱贫模式，不仅无助于改变这一扭曲了区域利益关系的分工格局，而且会使其在进一步的区域分工和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资源输出区的不利地位而难以改变，从而使这些地区很难形成依靠科学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内在动力与活力，环境人口承载力低下的局面难以改变，以致有限的经济增长在强大的人口压力下难于形成脱贫与持续发展的动力。再次，它不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会妨碍贫困地区通过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贫困地区尽管大都以自然资源丰富著称，但大部分自然资源长期以潜在形式存在，就是已经开发的自然资源，也基本处于低层次的初级利用阶段。这种自然资源的大量闲置和对自然资源的低层次利用，造成贫困地区资源闲置与资源浪费并存，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地区持续发展的经济优势。而以资源为导向的脱贫模式，始终贯穿了一条资源—产品—市场的发展轨迹，这种资源在先、市场在后的典型的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发展思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往往造成产品脱离市场，资源无法转化为附加值高的商品，贫困地区也就无法通过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生态重建与发展：贫困地区实现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内在统一的从优选择
贫困地区如何突破资源导向的脱贫困境，实现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显然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的启动，为我们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带来了曙光。
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朵贝片区，是“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的启动地。“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是北京宏基兴业技术发展公司通过地方政府启动贫困地区进行重建生态、反击贫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大项目。它采取“专家+政府+企业+投资者+农民”五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围绕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依靠现代企业的运作，走出一条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路子，实现区域生态重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达到农民增收、财政增收、企业获利的目的。作为北京宏基兴业技术发展公司谋求建立“全民珍惜共同资源，爱惜共同未来”的生态经济社会体系的一项有益探索，项目从1996年底发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包括前期的分析、论证，项目实施地考察以及具体在贵州针对该项目运作的“贵州生态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到1997年11月28日，其先导试点工程在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朵贝片区顺利启动，同日作为运作主体的“贵州省普定县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挂牌运作。而作为上承北京宏基兴业技术发展公司，下启普定县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贵州生态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也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项目自启动以来，历时一年多，完成了8000亩经济林基地建设，与普定县政府共同组织实施了20000 亩生态林建设（含部分经济林），累计完成28000亩林业种植。目前正在有步骤、按规划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启动以来短短一年多时间，实施之顺利，成效之显著，是以往项目远远不及的，这除了由于在一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得到了自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这一重要的起动外因外，更直接的内因则在于它正好谋合了贫困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内在统一的目标。它既不是那种带有行政命令性质的单一生态项目的启动，也不是一种简单经济项目的开工，而是谋求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一项重大实验方案的开始，是贫困区域摆脱贫困进而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与国际力量有机整合进行生态和经济建设的尝试。所确定的“专家+政府+企业+投资者+农户”五位一体的运作模式，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体制重构基础上的运作模式。它通过“将耕地和非耕地价值量化，以现代企业为组织载体，建立规范的耕地和非耕地产权流动机制，建立起现代企业的资金、技术与农民的劳动力、土地相联合的农村股份制合作经济”，进行生态重建与脱贫发展。“农民以土地入股和劳动投入获得报酬，并且逐渐转变为绿色产业工人”，成为从事于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绿色产品的创造和生产的生力军。这一建立在社会经济体制重构基础上的新型运作，在生态意义上体现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经济意义上体现了满足农民脱贫致富切身需要的特性。在社会意义上体现了现有经济条件下农村改革的趋势。总之，它体现了贫困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希望。
在朵贝启动的“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所取得的初步成功说明，生态重建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内涵和市场化原则决定了它是贫困地区实现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内在统一的从优选择。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发展概念是指可持续性发展，具体体现在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上，并导入市场经济的轨道。正是这种可持续性内涵和市场化原则决定了它在朵贝启动的成效，进而决定了它可望成为贫困地区实现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内在统一的途径。
第一，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资源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降低资源导向脱贫的生态代价。资源可持续性发展是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许多非持续现象的产生正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引起的生态系统衰竭而导致的“并发症”。贫困地区资源导向的脱贫模式决定了其短期的脱贫效益是通过资源的高浪费、高消耗取得的，同时也是通过环境和生态的巨大破坏取得的，因此其生态代价沉重，造成贫困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矛盾。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资源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降低资源导向脱贫的生态代价，势必促进贫困地区实现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
第二，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消除脱贫面临的两难选择。贫困地区的贫穷不是单纯的食物供应不足，“山光、水尽、人穷”是其难治的并发症。一些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本应让其充分的休养生息，一些生态环境虽不很恶劣但却十分脆弱的地方，也理应禁止人类的大量索取，而这些地方却恰恰又面临解决最基本的吃饭穿衣这一生存需求的压力。倘若仍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信条去就地开发，以解决现实需求，只能是环境更加恶化，人们陷入更难以解脱的“贫困陷阱”。开发难，不开发也难，这恐怕已经成为目前乃至今后消除贫困的攻坚战中，许多地方的一种两难选择。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作为生态产业着陆的原动力，选择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产业作为脱贫致富的产业，坚持发展是第一位的，把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实现生态重建与发展中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进行生态重建。这对于消除贫困地区脱贫面临的两难选择，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目标。贫困地区的脱贫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近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协调问题。近期利益，即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长远发展目标，即按照《中国21世纪议程》的要求，谋求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的全面持续发展。贫困地区要实现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就要兼顾好近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目标。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关注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且还关心发展中的公平性问题，提高人们对当今社会及后代的社会责任感。这显然有利于兼顾好贫困地区的近期脱贫与长远可持续发展。
第四，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有利于改变阻碍贫困地区脱贫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环境人口承载力低下的状况。生态重建与发展中的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维持与保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发展生态的服务功能，而且强调这种维持与保护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是追求一种较低交换层次的原始平衡，而是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与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坚持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结合系统最优化方法设计多层分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在生产、增益、减耗和加工上，联结相对独立与平行的一些生态系统为共生网络，调整内部结构，充分利用空间、时间、营养生态位，充分发挥物质潜力，减少废物，根据自然、经济、市场和社会情况，因地制宜地促进良性循环，使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得以重建与发展。这种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将有利于贫困地区形成依靠科学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内在动力与活力，使一定量的资源能够承担的人口数即环境人口承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确保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断形成脱贫与持续发展的动力。
第五，生态重建与发展的市场化原则，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在生态重建与发展的五位一体的投资模式及整体构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建立了一种利益驱动机制，即将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导入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的导向作用，在更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及专家的指导作用的同时，改变农民的利益取向和生产模式，变农民传统的单纯种粮为农、林、牧、副、渔、种、养、加全面发展，使农民的利益取向和谋生方式进行分流，在限制和杜绝对生态有害生产选向的同时，充分利用多种资源优势及市场潜力，提高商品生产总量，最大限度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形成加速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而步入可持续发展良性轨道的内生力。
三、制度创新：贫困地区生态重建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自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重新确立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到流通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我们每一步改革的成就，无不闪现出制度创新的光环。而今，当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并衍生出脱贫领域的生态保护与农民垦荒等矛盾时，制度创新同样是我们实施有关对策的保证。贫困地区要实现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必须走生态重建与发展之路，而生态重建与发展，必须有制度创新的保证。
一方面，只有制度创新，才能确保农民成为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必需的实施者。以资源为导向的脱贫模式之所以步入困境，最关键的在于它无从解决生态利益与农民利益的矛盾。要么生态利益以农民利益的损失为条件，要么农民利益以生态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农民成为实施生态工程的阻碍。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的成功，关键在于它可使农民的利益在生态重建与发展中得以体现，使它们成为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的积极参与者和实施者，但这离不开制度创新的保证。朵贝先导试点工程的启动成功，便是最好的例证。它所确定的“五位一体”的创新模式，通过企业与农民的联结，将农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三者联结成为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向第二、三产业延伸，扩大农民经营的外部规模，实行“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采取系统内非市场安排与系统外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保险机制，突破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瓶颈，通过发挥产业协同和组织协同的效应来形成农业经营的聚合规模，产生新的经济增量，实现农户的规模效益，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创造农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动力。使农民的利益在生态重建与发展中得以体现，使农民成为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的积极参与者和实施者。（注：参见杨雪山在普定生态林业工作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另一方面，只有制度创新，才能确保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的资本来源。生态重建与发展工程成功实施的另一关键要素，是资本来源的保证。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出路何在？制度创新是唯一的途径，即建立一种全民参与生态建设的投资体系，进行一种生态建设投资融资体制的探索。吸引投资者首先要建立规范的“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关系，确保投资者的安全性。其次要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企业带动发展规模经营，使投资者的生态建设投资回报有保证。再次要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在界定产权，规模管理，量化标准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合作秩序，确保生态建设产业化的规模效益在合作各方公平分配。（注：参见杨雪山在普定生态林业工作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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