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着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301(2001)03-0016-(07)
作为古典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在先秦时期就丰富多彩，产生的时间不比古希腊哲学晚，思想内容也不比古希腊哲学逊色，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作为系统化、知识化或专业门类的哲学，在中国却是20世纪形成的。就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而言，20世纪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开头就说：此书“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先生在《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又说：“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张立文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文章，拜读之后，受益匪浅。笔者受冯、张先生的启迪，把20世纪中国哲学分为“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三个时期，并把21世纪定位为中国哲学“自己讲”的时期，以求教于学界诸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最大特征是向西方学习。中国学人是从“学着讲”经过“照着讲”走向“接着讲”，只有在21世纪才有望“自己讲”。“学着讲”的是学徒，以西方哲学为师，参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分析传统学术思想史中的内容，建立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和哲学史。“照着讲”的是宣传者、文化仆从或教条主义者，自以为找到了绝对真理，于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比着葫芦画瓢，忘记了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道理，嘲弄哲学的结果是哲学嘲弄了生活。“接着讲”的是发挥者、发展者、后继者，只有“自己讲”的才是划时代的哲学家。“学着讲”精神可嘉；“照着讲”是拙劣的模仿；“接着讲”是光荣的；“自己讲”才是值得骄傲的。
一、“学着讲”时期
中国的哲学思想尽管非常古老，但是到19世纪末仍然没有“哲学”这个名词，更没有哲学这个学科，哲学思想与其他学术思想浑然一体构成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中国人学着引进“哲学”概念，学着讲中国哲学史，学着讲西方哲学，学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
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翻译"Philosophy"一词。1898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出版，把“哲学”一词引入中国。1902年，《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哲学”这一译名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哲学”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开始了西方意义或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哲学”概念的形成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并且这种学习在最初还是跟着日本人学的。
20世纪以前，既然中国没有哲学概念，那么也就没有哲学学科。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标志着作为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的一个专业门类“哲学学科”在我国正式确立。1929年留学美欧的张颐先生回国主持北大哲学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至此，中国才有了象西方国家大学中那样的哲学系。这说明，作为一个专业学科门类，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中国哲学”是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的涌入过程中产生的。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产生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人学着讲哲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涌入中国，它们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相互冲突，也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冲突、融合、会通，形成诸多学派自由创立、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是由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分裂与经济上、文化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化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冯友兰在这个时期即将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尽管看起来很混乱，可是中国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哲学思维，却有了伟大的进步。这并不出人意料。中国的混乱，是中国社会性质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这场转变中，造成了新旧生活方式的真空，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古老废弃，新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待于采用。这样的真空，十分不便于实际生活，但是很有利于哲学。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者成规结束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冯友兰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4页）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哲学领域的活动有两大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和改造，即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内涵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二是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大量引进与选择。
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改造表现为编写中国哲学史，即学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史。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是谢无量在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主要是文学史家，他的哲学史内容简单，也没有什么特点。胡适从美国回来，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1919年把讲义整理后出版，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用西方哲学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只好使古人之“足”适洋人之“履”了。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指出，治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一是材料问题；二是形式问题。材料的取舍方面必须有“汉学”的功夫，而形式上中国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与胡适相比，冯友兰更彻底地仿效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即参照西方哲学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材料进行取舍和诠释。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所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期内，出版了几十种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其底色都是来自西方哲学。张岱年在30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这都说明，中国人是在学着西方人讲自己的哲学史。
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引进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哲学“学着讲”的过程，亦即外国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最早引进英国经验论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严复，最早引进欧陆理性论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最早引进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五四运动之后，大量西方哲学思潮涌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验主义、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新实在论、马克思主义等。面对西方哲学的大量涌入，中国哲学家作出了回应，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学者力图在中国原有哲学的基础上去吸收外国哲学从而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援西入儒”，企图“华化西洋哲学”或“儒化西洋哲学”。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哲学是中西哲学精华的融合，但事实上都是中西唯心主义的相互诠释和重新组合，并不代表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与主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新道论、贺麟的新心学，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大树上开出的鲜艳然而是没有结果实的花朵。总的来说，他们的尝试并不成功，只是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人都是参照西方哲学系统，用中国哲学史的素材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视为一种练习。因此，他们的哲学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也没有获得哲学界的认同，更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在众多的五光十色的西方哲学流派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空前大革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获得了当代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此中国革命为之面貌一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学习、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这是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在哲学中所作的革命变革之所在，当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注重唯物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潮流，吸引着千百万青年学子。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是李达、艾思奇等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论资料。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两篇哲学著作，以其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语言表述的生动性和通俗性，语言风格方面的民族气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20世纪上半期，在各派哲学的论争中还有国民党官方哲学。它本质上是孙中山哲学的向右发展，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和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它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戴季陶的“民生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它们虽然由于国民党官方的大力支持和宣传，曾产生很大影响，但学术理论价值并不大。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历史、时代全部问题、矛盾的空前会聚，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中国哲学也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绚丽多彩的全新时期。尤其是建国前30年哲学的发展姹紫嫣红，百家争鸣，流派纷呈，波澜壮阔。西方哲学大量涌入中国，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理论思维及价值观念的转换；传统哲学逐渐迈向现代化，中国哲学开始面向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只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从而陷入了极端的片面性；现代新儒学虽然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民族性，但没有找到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途径，也没有做到平等、公正地看待中西哲学文化的价值，从而背时离势，陷入泥古的状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急切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特别强调革命战争条件下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传统哲学中的宗法封建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泛道德主义缺乏应有的批判，对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缺乏应有的采纳。因此，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哲学没有真正解决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虽然站起来了，但中国人的哲学却是“学着讲”的。
中国人在学着讲哲学的时期，也接受了第一次全球化中的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苏联30年代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作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对这一体系正确性的论证或说明。任何超越这一体系的提法都被视为异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世界背景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发源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而是经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再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蓝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实践来证明俄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其对实践的丰富研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坚持了多样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无法摆脱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包含着单一性思维方式。这种单一性思维方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教条化的一个前定的内在因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着它将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单一思维方式膨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僵死的教条；彻底发挥多样性思维方式，走向的新创造性。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是前一种可能性的充分实现，70年代后期以来是后一种可能性的充分实现。
二、“照着讲”时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哲学“照着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只剩下了一种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台、港、澳除外），中国传统哲学和其他外国哲学都成了批判的对象且逐渐被人们遗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含的单一性思维方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巩固下来，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教条主义。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照着讲”。即照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部分条文讲，照着苏联教科书讲，照着毛泽东同志的语录讲。
建国之初，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全国掀起了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为了推动这一学习运动的深入发展，有计划地出版和再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列宁全集》3卷、《列宁文集》（两卷集）、《列宁文选》（共七册）、《斯大林全集》13卷，《毛泽东选集》1-3卷，单行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和教科书，如米丁编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提纲》、《辩证唯物论》、《新哲学大纲》、《历史唯物论》，阿里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康士但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等，从而为“照着讲”提供了底本。
这一时期各大学哲学课都讲一本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六亿人民只有一个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教条主义笼罩了一切。全国人民照着马克思讲的讲，照着毛泽东讲的做。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的科学走向实际上的空想。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生产力。具有旧唯物主义特征的苏联教科书，通过教条主义转化为实际上的唯心主义，竟然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从而杜撰出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现代神话。全国各大学所使用的哲学教科书虽有不同版本，但内容都是一样的，千篇一律，全是照着苏联教科书编译的。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虽然在社会发展动力、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性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等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但基本观点都是以苏联教科书为底本。1958年掀起了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虽然搞的轰轰烈烈，在哲学普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最终演化成“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庸俗化、简单化、实用化的学法，歪曲了哲学的世界观和爱智之学的性质，实质上是对哲学的嘲弄。工农兵学哲学的结果是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讲坛上走出来，来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部队军营，似乎人人都成了哲学家。但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神话不能当饭吃，到头来还是全国人民饿肚子。
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论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论争，实质上是人们对经典作家观点的理解有所差异，并没有新观点提出，论争实属细枝末节。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几乎只剩下“红宝书”了，大家都照着毛泽东讲的讲，“照着讲”发展到顶峰。“文革”期间，“老三篇”发行了10亿册，仅1967年就出版《毛泽东选集》8640多万部，《毛主席语录》3.5亿册，《毛泽东著作选读》4750多万部，《毛泽东诗词》5700多万部。报纸右上方均是毛主席语录。顶峰论、天才论、三个里程碑、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忠字舞、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不一而足。领袖的意志成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只有领袖一个人思想，全国人民都停止了思想，全国人民都唱一个调子，是地地道道的鹦鹉学舌，人人“照着讲”。
由于“照着讲”，哲学全部成了公众的话语，没有了私人的语言，除了马恩列斯毛是哲学家，中国没有了其他哲学家。大家没有创新的权力，也没有创新的资格，以马恩列斯毛的是非为是非。只要他们讲过的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是正确的观点，不管是谁提出的，都要划归于导师、领袖名下，其他个人没有发现真理、占有真理的资格和权力。哲学思想也象那个时期的生产资料一样实行了公有制。由于“照着讲”，哲学成了僵化的教条，作为教条的哲学似乎不是产生于实践，也不需要实践的检验，只是来自天才的头脑。哲学在马、恩、列、斯、毛那里已经发展成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代永不变。因此，只有实践需要哲学，哲学已不再需要实践。这种教条主义忘记了真理是具体的，也忘记了真理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道理。然而，真理是现实的，历史上的真理只是说明它曾经是真理，并不等于现在还是真理，更不等于将来还是真理。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条在革命时期是对的，在建设时期就很难说对。共产党掌权了，你再造反，造谁的反呢？只能造共产党的反。“文革”十年动乱就是这种错误理论指导的结果。由于“照着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变成了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两个凡是”是“照着讲”的尾声，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照着讲”的终结和“接着讲”的开端。
三、“接着讲”时期
从1978年实践理性的觉醒到20世纪末多元性探索是中国哲学“接着讲”的时期。“接着讲”是从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典，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实际，并汲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接着经典作家的思想讲下去，而不再照着经典作家的某些条文讲下去。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现了返本开新，即破除了教条主义，走向了多元的探索，实现了全面的开拓性和开放性发展。
“接着讲”时期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它们既是时间上的递进，又是逻辑上的深化。其主旋律是主体精神的觉醒。
第一阶段：1978-1980年，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时期。经过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把过去这一切都诉诸实践法庭加以评判，冲破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为“接着讲”奠定了广阔的思想的基础。
第二阶段：1980-1984年，是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时期。从1980年开始，哲学争论的重心由真理标准问题转向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这意味着由对“两个凡是”的反拨，转向了对十年文革的反思。标志着人们的目光由外在的偶像转向人自身，从而发现了作为精神主体的“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得到确认。这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合乎逻辑的深化，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精神的自我觉醒。
第三阶段：1984-1990年，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时期。这一时期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被提上哲学的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回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哲学通过自我反思，使人的主体性获得了本体论承诺，甚至有人提出“实践本体论”的观点。这当然在学理上是立不住的，但也反映了人的主体精神力图在元哲学层面上得到表达的愿望。
第四阶段：1990-2000年，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时期。这一时期，发展研究与现代化理论成为显学，这是哲学反思回到实践的结果，也是觉醒了的主体精神必然内在地要求人们把握和观照自身的存在及其历史展现的表现。
“接着讲”的前提是“返本”，即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唯其如此才能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讲下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1978年以前，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只是停留在对少数经典的学习、解释和宣传的水平上，并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这门学科。因此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来研读，从而把经典作家的某些条文或精彩论述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或全体。1978年以后，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从过去的简单学习转向深入研究，并从单篇的研究转向历史的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些经典，而是广泛涉及马、恩、列、毛等人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尤其是他们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列宁的晚年著作；毛泽东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等。这种研究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部著作看成分散、无序的，而是将其置于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中，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这样就可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就可以“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从而为“开新”即“接着讲”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础。
“接着讲”首先表现为接着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讲下去。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并对实践进行了认真的、多方面的研究。最初，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实践与认识、实践与民主、实践与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从而使哲学的范式发生了转换。也就是说，通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通过文化问题、实践本体论的研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认识论范式转换成人类学范式。哲学工作者不仅从认识来源和真理标准层面去考察实践范畴，强调实践的认识论意义，而且从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层面去考察实践范畴，强调实践的人类学意义。到90年代，我国哲学界对实践进行人类学研究首先在历史观方面展开，进而延伸到本体论。在历史观、本体论层面上开展对实践研究的最重要意义，就是建构人类学模式。实践不仅要说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而且还要说明认识的价值合理性问题。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运用多种方法接着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继续讲下去：有的学者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讲实践；有的学者用现象学的方法讲实践；有的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讲实践。这些讲法都更新了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阐释和定位，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接着讲”还表现为接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讲下去。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开端，我国社会发展理论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在发展评判方面，从“两个凡是”向“实践标准”转变；在发展目标方面，从“一大二公”向“实现四个现代化”转变；在发展动力方面，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转变；在发展模式方面，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发展研究的理论视角方面，从单纯把社会发展看作历史观问题向真理观、历史观、价值观三者统一的研究方向转变。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讲话之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研究理论已基本形成。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支撑性理论体系。学者们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主体、价值、战略、模式、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评价社会进步的尺度和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讲话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我国的发展研究也进入深化提高的新阶段。诸如，在发展本质的研究方面，结合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及全球化发展问题，提出了对于发展概念、发展本质的全面反思性认识，并对国外发展观和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发展动力的研究方面，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之间关系的探讨；在发展主体的研究方面，开展了对科学价值、人文价值、技术价值、信仰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本位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转型期社会价值取向、生态环境价值等问题的研究，并最终提出要从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相统一的角度进行价值问题研究的思想。总之，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的重大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在“接着讲”的时期，除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哲学外，价值哲学、人的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等也有长足的发展。自然哲学、经济哲学、科技哲学、医学哲学等应用哲学也以新的形态纷纷出台。此外，当代新儒学，当代西方哲学也十分活跃，哲学舞台出现了五彩缤纷、诧紫焉红的新局面。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或哲学在20世纪的中国，中国人并没有独立的自己的哲学，整个世纪从“学着讲”开始，经过“照着讲”的曲折，以“接着讲”而告结束。21世纪的中国哲学或哲学在中国的21世纪又将如何呢？是继续“接着”讲下去呢，还是自己讲自己的哲学？可以说，中国人在哲学上当一个世纪的学生，到21世纪应该毕业了，有资格、有条件、有必要“自己讲”哲学了。在上个世纪之交，国外有可依傍的哲学，众多流派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之交，国外已没有可依傍的哲学。苏联哲学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解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沦落为诸多流派中的一支，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在马、恩、列那里找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理论的原型。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停留在理论阶段，主要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西方哲学各流派虽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很有见地，但毕竟各执一偏，且均不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而发，所以不值得中国人依傍。既然国外已无可依傍的哲学，那么中国人就只好自己讲哲学了。
中国人自己讲哲学的前提是自己独特的实践。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社会主义事业成功道路的伟大创举。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本身来自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新的哲学思想，是世界上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人在新世纪自己讲哲学的理论基础。近20年来的学术成果在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上都远非前80年可比。20年“接着讲”的历程，可视为由“照着讲”到“自己讲”的过渡。
在21世纪，中国人能不能“自己讲”哲学，取决于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21世纪的哲学或者说中国人在21世纪能不能创造出新哲学。目前，对中国人最有影响的哲学无非三大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单讲其中的任何一家都不能算当代中国人讲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家必须做一次“三源合一”的工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精华结合起来，形成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的哲学并不必是统一的哲学体系，它也可能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但在某些方面必须是在世界上领先的哲学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最有生命力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当代西方哲学开辟了许多研究的新领域。生命力是生存之本，精神家园不能背离，新领域、新问题必须研究，所以“三源合一”势在必行。“三源合一”不是机械相加，也不是简单地会通、融合，而是突破和创新、涅槃和新生。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然是三源合一”的新哲学。这新哲学不再是某种形而上的体系，而只是一系列先进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以及对智慧的爱。
[收稿日期]2001-02-21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冯友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