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的起源”探源广东道教宗族的“书龙”--金代避道的新证明_金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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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遼朝紀年，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着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據《遼史》記載，遼道宗行用的最後一個年號爲“壽隆”，然而從遼代石刻及宋代文獻提供的大量證據來看，這一年號實爲“壽昌”。儘管自錢大昕以來，學者們早已認定《遼史》所見“壽隆”紀年當爲“壽昌”之誤，但皆不知其所以然。筆者認爲，要解開“壽隆”年號之誤的謎團，恐怕不能僅就遼史論《遼史》，而應廣徵遼宋金文獻加以比較分析，方能徹底解決這一難題。本文基於這一思路加作考索，發現這個問題的謎底原來出自金朝。

       一 “壽隆誰辨壽昌年”：壽隆、壽昌之紛歧

       關於遼道宗的最後一個年號，傳世及出土文獻有兩種不同的記載。《遼史·道宗紀六》明確稱遼於大安十年(1094)之後即改元“壽隆”，①諸志、表、傳所見皆同，惟《曆象志中·閏考》記作“壽昌”，②似爲孤例，然而這一“壽昌”紀年在遼代石刻及宋代文獻中卻屢見不一見。

       對於文獻所見“壽隆”、“壽昌”年號之歧異，清前期學者已感到困惑不解。康熙間，朱昆田見京郊普會寺所立遼《駐蹕寺沙門奉航幢記》有“壽昌二年”之文，遂謂“《遼史》紀年只有壽隆而無壽昌，是碑書‘隆’作‘昌’，未得其詳也”。③乾隆初成書的厲鶚《遼史拾遺》，亦稱道宗年號“壽隆”在洪遵《泉志》等宋代文獻中作“壽昌”，“未詳何據”。④二人均對“壽隆”、“壽昌”兩種記載抱有疑惑，但均未予深究。

       乾嘉時期，關於“壽隆”、“壽昌”年號的孰是孰非問題，論者見解頗有分歧。因受《遼史》這部官修正史的影響，有不少學者采信《道宗紀》的記載，以“壽隆”爲是。如四庫館臣在校定《文獻通考》時，即明確指出《四裔考》所見之遼道宗“壽昌”紀元當從《遼史》作“壽隆”，又于敏中等奉敕纂修《日下舊聞考》，引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作“白塔寺建自遼壽隆二年”，其下有館臣按語云：“‘壽隆’，原書作‘壽昌’。按《遼史》，壽隆爲道宗年號，而無壽昌紀年。‘昌’字蓋‘隆’字之誤也，今改正。”⑤亦以“壽隆”校正“壽昌”。甚至後人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猜測，遼代石刻之所以將道宗“壽隆”年號記作“壽昌”，可能是民間避遼聖宗“隆緒”名諱所致。⑥

       然而同樣是出於避諱的考慮，周廣業卻對《遼史》中的“壽隆”紀年提出了質疑。他在嘉慶二年(1797)成稿的《經史避名彙考》一書中，指出《遼史》屢見之“壽隆”，與《閏考》及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董逌《錢譜》等宋代文獻所見之“壽昌”，二者必有一誤。而遼聖宗諱“隆緒”，儘管聖宗弟名隆慶、隆祐，又賜韓德讓名隆運，皆不避“隆”字，但道宗“以廟諱爲年號，恐無是理”，⑦故而對“壽隆”年號深表懷疑。不過，周氏對於“壽隆”、“壽昌”究竟孰是孰非並未作出明確的判斷，至於《遼史·閏考》何以獨見“壽昌”的問題，更是令他疑惑不解。

       其實，早在周廣業之前，已有學者明確指出《遼史》“壽隆”年號之誤。乾嘉史學巨擘錢大昕在撰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有一段關於“壽隆”、“壽昌”年號的辨證。他注意到其家藏遼《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拓本有“壽昌初元次乙亥(1095)”之文，遂有跋語云：

       按洪遵《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今《遼史》作“壽隆”，不云“壽昌”，或疑《泉志》之误。⑧予見遼時石刻，稱“壽昌”者多矣，無有云“壽隆”者。《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之書也，亦稱“壽昌”。其以爲“壽隆”者，《遼史》之誤也。遼人謹於避諱，光祿卿之改崇祿，避太宗諱也；改女真焉女直，避興宗諱也；追稱重熙爲重和，避天祚嫌名也。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畫，或作

，此碑亦然。道宗者，聖宗之孫，而以“壽隆”紀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者矣。⑨針對文獻所見“壽隆”、“壽昌”之紛歧，錢大昕明確斷定《遼史》“壽隆”紀年爲誤，其理由有三：第一，作爲第一手材料的遼代石刻皆稱道宗年號爲“壽昌”，而絕無作“壽隆”者。關於這方面的證據，除了此處提到的壽昌元年《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之外，亦見於《金石文跋尾》的壽昌四年《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及壽昌五年《興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第二，遼道宗“壽昌”紀元可得宋代文獻的旁證。如成書於紹興十九年(1149)的洪遵《泉志》即著錄有遼“壽昌元寶”錢，且該書所引南宋初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及《北遼通書》也均作“壽昌”，⑩此外《文獻通考》等書亦同。第三，“遼人謹於避諱”，道宗乃聖宗之孫，其年號不應犯聖宗諱。綜合以上三個因素，錢大昕最終認定《遼史》“壽隆”必爲“壽昌”之訛。錢氏此說後又見於《廿二史考異》及《十駕齋養新錄》，(11)遂廣爲學界所知。

       因受錢大昕的影響，乾隆後期學者對於“壽隆”、“壽昌”紀年問題的看法很快發生了轉變，大多否定《遼史》“壽隆”年號的記載，而以“壽昌”爲是。譬如，《四庫全書總目》之《遼史》提要即援引錢氏之說，明確指出“壽隆”年號爲誤，並將其歸爲《遼史》“舛漏”之一證；《契丹國志》提要又稱“道宗壽隆紀年，此書實作‘壽昌’，與遼世所遺碑刻之文並合，可以證《遼史》之誤”。(12)畢沅主持編纂的《續資治通鑑》亦采納錢大昕的意見，一改元代以來各家續《通鑑》著作皆因襲《遼史》本紀舊文的做法，而直接在正文中將遼道宗年號“壽隆”訂正爲“壽昌”。(13)嘉道以後，錢氏之說逐漸成爲學界的主流觀點，許多文人學者皆踵其說，紛紛指證《遼史》“壽隆”之誤。(14)

       近代以來，錢大昕有關“壽隆”、“壽昌”年號正誤的見解同樣得到了遼史研究者的普遍贊同。松井等、馮家昇、羅繼祖等人勘正“壽隆”紀年，即全盤因襲錢氏成說，僅補充了若干新出遼代石刻的證據。(15)後陳述先生點校《遼史》，又將錢說寫入校勘記，(16)由此《遼史》所見“壽隆”紀元當作“壽昌”已成定讞。

       綜觀以上學術史，清代學者對於文獻所見遼道宗“壽隆”、“壽昌”年號歧異問題的認識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從早期的未知孰是，到乾嘉時期見解之分歧，或以“壽昌”爲非，或疑“壽隆”之誤，再到清中期以降錢大昕“壽隆”訛誤說之盛行，從而基本釐清了兩者的是非問題。饒有趣味的是，嘉慶中翁方網曾見一座遼壽昌五年陀羅尼經幢，遂題詩曰“隸楷猶追北宋前，壽隆誰辨壽昌年”，下有小注云：“遼道宗壽昌年號，史訛作‘壽隆’，兒子樹培每援洪氏《泉志》‘壽昌元寶’以證此。”(17)詩中“壽隆誰辨壽昌年”一語正是指的這樁學術公案，而注文所表達的觀點則是歷經學者考據之後得到的最終答案。

       經錢大昕等人考證，我們對於“壽隆”、“壽昌”年號問題已知其然，但若仔细追究起來，這其中還有一個更大的疑問尚未解開，即今本《遼史》爲何將“壽昌”年號記作“壽隆”？關於這一問題，包括錢大昕在内的先賢時彥似乎都不知其所以然，只是簡單地將其歸咎於《遼史》之訛誤。據筆者所知，惟馮家昇先生曾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力圖探究此中緣由，他在《遼史初校》中曾寫下這樣一段按語：

       道宗改元壽昌之說信矣，碑石所見，均作“壽昌”，未有作“壽隆”者，諸家《泉錄》、《泉志》、《泉匯》等書亦然。而《遼史》作“壽昌”者，只見一處，《閏考》“壽昌三年”是也。予嘗竭力探其故，假設雖有種種，至今猶未敢自信。(18)顯然，馮氏曾對這一歧異之緣由作過種種猜測，但始終未能找到合理的解釋，未免令人感到遺憾。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的考索，希望徹底揭開“壽隆”、“壽昌”歧出的謎底。

       二 解開“壽隆”年號謎團的鑰匙：金代避諱“壽昌”考

       通過以上學術史的梳理，我們知道，自錢大昕以來，學者們普遍認爲《遼史》中的“壽隆”年號乃“壽昌”之誤。然而“壽隆”見於《遼史》者不下四十餘處，僅《閏考》記作“壽昌”，這顯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爲文字之訛誤，而當另寻他解。筆者徵諸遼宋金文獻，發現要想破解“壽隆”、“壽昌”歧見之謎團，需要去金朝史料中寻找問題的答案，因爲它牽涉到一樁久已湮沒無聞的金代避諱史事。

       關於這一金朝史諱，首先要從張棣《正隆事迹》提供的一條關鍵史料說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三所引《正隆事迹》，謂金世宗完顏裦(後更名雍)即位後，追謐“父宗輔爲懿宗，裦以父名輔，非帝王稱，改名曰宗堯，母壽昌爲欽慈皇太后”云云。(19)張棣是金章宗明昌年間入宋的歸正人，(20)其所述金朝史事多有可靠的文獻依據，以上記載就可以得到《金史》的印證。據《世宗紀上》，大定元年(1161)十月，世宗即位於遼陽，十一月甲申(十六日)，“追尊皇考豳王爲皇帝，譜簡肅，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21)《禮志五》所記略同。(22)此處皇考“簡肅皇帝”即世宗之父宗輔，皇妣“欽慈皇后”蒲察氏當即張棣所說的世宗母“欽慈皇太后”。另外，宗輔更名宗堯一事亦見於《金史·世紀補》。(23)由此可見，《正隆事迹》所記追尊世宗父母事與《金史》基本吻合，(24)說明其可信度是很高的，而其中不見於《金史》的記載尤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筆者注意到，上引《正隆事迹》中有“母壽昌爲欽慈皇太后”一語。據《金史·后妃傳》及前引《世宗紀上》、《禮志五》，世宗之父宗輔共有二妃，元配蒲察氏，後尊爲欽慈皇后；次妃李氏，後尊爲貞懿皇后。其中，李氏爲世宗生母，而《正隆事迹》提到的這位“欽慈皇太后”則是世宗嫡母欽慈皇后蒲察氏。關於這位皇后的名字，現存金代文獻均付之闕如，而《正隆事迹》卻提供了一條珍貴的獨家史料，其所記“壽昌”當即蒲察氏之漢名。

       那麽，欽慈皇后蒲察氏漢名“壽昌”究竟能给我們帶來什麽樣的歷史信息，又與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有何關係呢？且看《大金集禮》卷二三“御名”的這條記載：

       大定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御前批送下御名、廟諱、欽慈皇后、貞懿皇后諱并萬春節。二年閏二月十一日，奏定御名、廟諱并欽慈、貞懿皇后回避字樣，合遍下隨處外，御名、廟諱報諭外方。(25)結合上引《金史》所記追尊世宗父母事可知，世宗於大定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册其父宗輔爲簡肅皇帝，其母蒲察氏、李氏爲欽慈、貞懿皇后，並於當日頒下御名、廟諱及欽慈、貞懿皇后諱，至次年閏二月十一日，奏定以上回避字樣，通告全國。其中，世宗御名及父祖廟諱另需告知宋、西夏、高麗等外方回避，而欽慈、貞懿皇后諱則僅避於金朝本國。雖然《大金集禮》已明確記載大定初避御名、廟諱及兩皇后諱這一基本史實，但上述這段記載並未具體列出諸回避字樣。由於金朝歷代皇帝的名諱皆見於《金史》及多種宋代文獻，故易於知曉，但欽慈、貞懿皇后之名則因罕有記載而長期不爲人知，故如陳垣《史諱舉例》等諸多避諱學論著均無欽慈、貞懿皇后之諱例。而據上引張棣《正隆事迹》提供的關鍵史料，知欽慈皇后蒲察氏漢名“壽昌”，故《大金集禮》所記載的這道大定二年避諱詔令，當即包括欽慈皇后“壽昌”諱，(26)這引發出了此後金人刻意回避遼朝“壽昌”年號的種種事例。

       以上通過對宋金文獻的考索，揭出了一個不爲人知的金代諱例：金世宗曾於大定二年下令避其嫡母欽慈皇后“壽昌”名諱。那麼，這一法令在金國朝野上下究竟是如何被貫徹執行的，尤其是當金人談及前朝“壽昌”年號時又是如何加以回避的呢？關於這一問題，筆者通過搜尋金代石刻及宋代文獻，幸運地找到了若干金人避諱“壽昌”的實例。從這些例證來看，金人對“壽昌”一名的避法可謂五花八門，歸納起來，至少有以下四類情形：

       (一)缺筆

       在金代石刻中，最爲明顯的一種避諱“壽昌”年號的方法是缺筆。《金文最》收錄一通大定十二年趙攄撰《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其碑文稱大天宮寺於遼“壽昌三年賜極樂院額”，(27)僅從此錄文似乎看不出避諱“壽昌”年號的任何迹象。但經筆者核對該石拓本，發現“壽昌”之“昌”字實缺末筆作“

”(見圖一)，而見於同一石刻的建碑人“趙敬昌”之“昌”則不缺筆。(28)按此碑作於大定二年金朝下令避“壽昌”諱之後，碑文中“壽昌”缺末筆，顯然就是時人避諱所致。

      

       圖一 《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清拓本(局部)

       (二)省稱

       金代石刻所見避諱“壽昌”年號的另一種方法是省稱。羅福頤《滿洲金石志别錄》有一通金代《妙行大師和尚碑》。此碑碑陽題爲《大昊天寺建寺功德主傳菩薩戒妙行大師行狀碑》，由妙行大師門人作於遼乾統八年(1108)，至金大定二十年始由其第四代門孫刻碑上石；碑陰題爲《中都大昊天寺妙行大師碑銘并序》，當作於大定二十年。(29)這兩篇碑文追敍妙行大師事迹均提到“昌六年”(見圖二)，據上下文推斷，當指遼壽昌六年、

       按金代碑刻中確實存在着省稱年號的現象，但僅針對本朝年號，如稱“天會”爲“會”，“大定”爲“定”等，而未見省稱前朝年號者，故這通《妙行大師和尚碑》所見兩處“昌六年”恐怕不能簡單地歸之於這一通例。筆者注意到，碑陽《妙行大師行狀》先後出現了“重和”、(30)“清寧”、“咸和”、“大安”、“(壽)昌”、“乾統”等六個遼朝年號，碑陰《妙行大師碑銘》亦先後提及“清寧”、“大安”、“(壽)昌”三個遼朝年號。在這些紀年中，惟獨“壽昌”被省稱爲“昌”，而其他幾個年號則無一作省稱者，想必這就是避欽慈皇后“壽昌”諱的緣故。需要說明的是，碑陽《妙行大師行狀》雖作於遼末，但省稱“壽昌”爲“昌”當是大定二十年上石時所改。其實，在這篇作於遼末的《行狀》中還能看到另一個因避金諱而追改遼朝年號的例證，文中提到的遼朝年號“咸和”本作“咸雍”，顯然是因避金世宗名諱而改，(31)這自然也是大定二十年上石時做的手腳。只不過避世宗諱采用改字的辦法，避欽慈皇后諱則借用省稱本朝年號的習慣做法，將“壽昌”簡稱爲“昌”而已。

      

       圖二 《妙行大師和尚碑》拓本(局部)

       (三)改字

       金人諱改“壽昌”年號的另一種辦法是改字。宋孝宗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1170)，范成大出使金朝，據其行程錄《攬轡錄》記載，他曾見到當時通行於金朝民間的一種小本曆，這種小本曆在金朝建國之前皆采用遼朝紀年，稱“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太(大)康、大安各十年，盛昌六年，乾統十年，大(天)慶四年”。(32)《攬轡錄》原書已佚，上引文字出自《三朝北盟會編》，其中“盛昌六年”諸本皆同，然岳珂《愧郯錄》所引此段文字卻作“壽昌六年”。(33)這麽看來，《會編》所引《攬轡錄》，其“盛昌”年號似爲“壽昌”之誤。

       但問題恐怕並非如此簡單。筆者注意到，王應麟《玉海》卷一三《律曆》有《歷代年號》，其中所記金朝年號例皆注明所屬君主，如“天眷”注曰“金虜亶”，“泰和”注曰“金國璟”，意謂“天眷”、“泰和”分别是金熙宗完顏亶及金章宗完顏璟所行紀年；但“太康”、“盛昌”、“大慶”三個年號下僅注曰“金虜”，(34)而不言金主名。其實，此三者皆非金朝年號，那麽王應麟爲何要將它們繫於金朝之下呢？筆者發現，這三個年號均見於《會編》所引范成大《攬轡錄》，除“盛昌”《愧郯錄》引作“壽昌”外，“太康”當作“大康”，“大慶”乃“天慶”之誤(此二者《會編》、《愧郯錄》同誤)。據我推测，《玉海》中的這三個年號應當就是輾轉來自《攬轡錄》，因范成大自稱其所見乃金朝小本曆，故王應麟誤將此三者皆當作金朝紀年加以標注。既然《玉海》所記“盛昌”年號同樣是源自范成大《攬轡錄》，這就可以間接印證《會編》所引《攬轡錄》不誤，而岳珂《愧郯錄》作“壽昌”，則很可能是作者根據其他文獻加以校改的結果。

       如上所述，范成大所見金大定十年前後民間通行的一種小本曆，將遼道宗年號“壽昌”記作“盛昌”，這無非也是金人爲避欽慈皇后“壽昌”之諱而有意改字的結果。

       (四)倒置

       金人還有一種諱改“壽昌”年號的辦法，即倒置法。王稱《東都事略》附記遼朝歷史，稱遼於“紹聖三年(當爲二年之誤)改元曰昌壽”。(35)此處“昌壽”二字諸本皆同，錢大昕認爲當係“壽昌”之倒誤。(36)

       然而在看了下面這個事例之後，我們或許會對《東都事略》的這條史料有不同的理解。皇統二年(1143)宇文虛中撰《時立愛墓誌銘》謂立愛字曰“壽昌”，(37)但大定二十八年李晏撰《時立愛神道碑》及《金史·時立愛傳》卻皆作“昌壽”。(38)爲何時立愛本人的碑誌及本傳對其表字會有如上兩種不同的記載呢？按時立愛卒於皇統三年七月，其墓誌即作於十二月下葬之前，是目前所見有關時立愛年代最早的原始傳記資料，所以它對墓主名字的記載應當是最爲可靠的。因時立愛致仕及卒年皆在熙宗朝，可推知《金史》本傳史源當爲《熙宗實錄》之附傳，而《熙宗實錄》成書於大定二十年，(39)已在大定二年避欽慈皇后“壽昌”諱之後，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测，史官在纂修《熙宗實錄》時，有可能將時立愛表字“壽昌”諱改爲“昌壽”。後來，曾長期供職於翰林院的李晏在撰寫《時立愛神道碑》時，亦采取同樣的處理方式，遂改稱立愛字“昌壽”。總之，通過時立愛的這個例子可以知道，金人爲避欽慈皇后“壽昌”諱，有將“壽昌”二字倒置的做法。

       在了解這一情況之後，我們理應對《東都事略》的記载重新加以解釋。筆者認爲，王稱將遼道宗年號記作“昌壽”，恐怕不是簡單的文字倒誤，而是自有文獻依據。按《東都事略》成書於宋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40)或許王稱曾見過某種編纂於大定年間的金代文獻，因避諱而將遼道宗年號“壽昌”改作“昌壽”，故《東都事略》有此記載。

       綜上所述，金朝雖於大定二年下令國人避欽慈皇后“壽昌”之名諱，但對於具體的避諱法，並沒有統一的規定，以致金人想出了各種各樣的回避方式。根據“二名不偏諱”的原則，若應避之名爲兩字，只需二字連稱時避諱，且僅避其中一字即可。(41)在以上舉出的四種避諱“壽昌”的實例中，前三種無論是缺筆、省稱還是改字，都符合“二名不偏諱”之通例。而第四種倒置法雖與古例不盡相符，但既然見於金朝官方文獻，想必也是當時所認可的一種避諱之法。

       以上通過文獻考索及實例分析，論證了金朝避諱“壽昌”的基本史實。這一發現不僅爲金代史諱增添了一個新的例證，更爲解開《遼史》“壽隆”年號的謎團提供了一把關鍵的鑰匙。

       三 傳世文獻所見“壽隆”年號之來歷

       上文提到，對於傳世文獻所見遼道宗“壽隆”、“壽昌”年號之纷歧，自錢大昕以來，古今學者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随着金代避諱“壽昌”一事的揭出，我們有望徹底解決“壽隆”年號的來歷問題。

       遼道宗所謂“壽隆”年號之廣爲人所知始於元修《遼史》，那麼這一年號究竟是怎麼來的呢？這就需要從《遼史》的史源上去加以分析。據馮家昇先生研究，元修《遼史》主要取材於遼耶律儼《皇朝實錄》和金陳大任《遼史》。(42)今天看來，這一認識似乎還可以進一步深化。筆者在研究《遼史·朔考》中的月朔記錄時發現，今本《遼史》本紀主要源自陳大任《遼史》。(43)這一迹象表明，元人纂修《遼史》時很可能是以陳大任《遼史》爲藍本，並參之以耶律儼《皇朝實錄》。具體就“壽昌(隆)”年號問題而言，道宗以後直至遼末的碑銘石刻屢見“壽昌”紀年，直至金朝前期，熙宗、海陵朝石刻追敍遼事亦皆作“壽昌”，(44)故所謂“壽隆”年號不大可能出自成書於天祚帝乾統間的《皇朝實錄》。上文指出，大定二年世宗下令避欽慈皇后“壽昌”諱之後，纔開始出現了各種回避“壽昌”的事例。而陳大任《遼史》始修於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之後，初由党懷英等人負責編纂，至泰和六年(1206)又命陳大任專修，次年成書。(45)據此推斷，今本《遼史》中的“壽隆”紀年應是陳大任《遼史》諱改“壽昌”年號的結果。

       其實，在今本《遼史》中我們還能找到陳大任因避金諱而追改遼朝年號的類似例證。《遼史·公主表》記載道宗長女撒葛只“封鄭國公主。咸和中，徙封魏國”。(46)按“咸和”年號僅此一見，陳述先生校勘記指出此“咸和”當作“咸雍”，係“陳大任避金世宗雍名改”，而爲元朝史官回改遺漏者。由此可見，既然陳大任《遼史》因避世宗御名而改“咸雍”爲“咸和”，(47)那麼爲避欽慈皇后諱而改“壽昌”爲“壽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陳大任《遼史》避欽慈皇后“壽昌”諱采用的是改字法，這比上文舉出的缺筆、省稱、倒置等避諱方式都更爲合理，且改“壽昌”爲“壽隆”也比大定間小本曆將“壽昌”改作“盛昌”更接近此年號之本義。元修《遼史》係以陳大任《遼史》爲藍本，對其中經過陳大任諱改的年號例皆加以回改，如上文所述將“咸和”回改爲“咸雍”即是如此，但對於“壽隆”年號，元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出於金人諱改，故皆一仍其舊。惟《閏考》所見之“壽昌”紀元因直接采自耶律儼《皇朝實錄·閏表》，從而保存了道宗年號的原貌。(48)以上就是筆者對今本《遼史》所見“壽隆”年號來歷的解釋，如能成立，可爲陳垣《史諱舉例》“避諱改前朝年號例”增添一個經典案例。

       最後，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需要加以說明。儘管所謂“壽隆”年號是因元修《遼史》而廣爲人知的，但實際上早在南宋時期，這一年號就已見於文獻記載。南宋餘姚人孫應符撰有一部專記歷代帝王世系年號的《歷代帝王纂要譜括》二卷，(49)此書成書年代不詳，且早已亡佚，但其中有關遼朝世系年號的部分今仍保存於《永樂大典》殘卷之中。該書記載遼道宗紀年稱“清寧十，咸雍十，大康十，大安十，壽隆七”，(50)與今本《遼史》完全吻合。那麽，這部宋人著作中的“壽隆”年號又是由何而來的呢？孫應符生卒年不詳，僅知其爲姚江學者孫介之子，其兄弟應求、應時皆爲淳熙中進士。據樓鑰所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銘》，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1207)，孫氏母張氏卒，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樓鑰，(51)知當時孫應符仍在世，故推测其卒年當在嘉定以後。孫氏《歷代帝王纂要譜括》或係其晚年所作，書中所見“壽隆”年號應是源自某種金朝文獻，或許就是陳大任《遼史》，但也不排除有更早的金朝文獻依據，若果真如此，則諱改“壽昌”爲“壽隆”或許並不始於陳大任《遼史》。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劉浦江先生悉心指導，康鵬、林鵠、陳曉偉、任文彪、苗潤博、趙宇等先生提供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註釋：

       ①《遼史》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07。

       ②《遼史》卷四三，頁560。

       ③朱彝尊《日下舊聞》卷二一郊坰門朱昆田補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葉2B。

       ④厲鶚《遼史拾遺》卷一五《食貨志下》“鼓鑄之法”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89册，頁1000下。

       ⑤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五二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825。

       ⑥黄本驥《避諱錄》卷四“遼”，《叢書集成續編》，56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74上。據作者自序，知此書成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

       ⑦詳見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二二《帝王一九·遼》，《績修四庫全書》，8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04上。

       ⑧如乾隆十五年(1750)梁詩正等奉敕纂《欽定錢錄》即取《遼史》“壽隆”之說，以《泉志》爲誤。見《欽定錢錄》卷一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44册，頁144下。

       ⑨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六，《續修四庫全書》，891册，頁452下—453上。

       ⑩洪遵《泉志》卷一一《外國品中》，《續修四庫全書》，1112册，頁245下。此書前有紹興十九年作者自序。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僅見《宋史·藝文志二》，而《北遼通書》未見著錄，推测兩書皆患成於南宋初年。

       (11)《廿二史考異》卷八三《遼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1136；《十駕齋養新錄》卷八“壽隆年號誤”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77。

       (12)詳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遼史》提要及卷五○《契丹國志》提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413中，450上。“遼世”，浙本誤作“遼史”，今據殿本校正。

       (13)詳見《續資治通鑑》卷八四宋紹聖元年十二月乙酉條“考異”，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2131。

       (14)如周春《遼詩話》卷上，《續修四庫全書》，1710册，頁18下；倪模《古今錢略》卷一三《古圜錢七》，《四庫未收書輯刊》(6)，1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441上；王鳴盛《蛾術編》卷一一“遼史所采取”條迮鶴壽案語，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頁157；梁章鉅《浪迹三談》卷二“壽昌”條，《續修四庫全書》，1179册，頁346下。

       (15)松井等《遼代紀年考》，《滿鲜地理歷史研究報告》(3)，1916年，頁399—400；馮家昇《遼史初校》，氏著《遼史證誤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51；羅繼祖《遼史校勘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84。

       (16)《遼史》卷二六《道宗紀六》校勘記[一]，頁315。

       (17)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六一《石晝軒艸四》“遼壽昌五年陀羅尼幢爲秦敦夫編修題二首”，《清代詩文集彙編》(38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571上。據書中繫年，此詩作於嘉慶十二年(1807)。

       (18)馮家昇《遼史初校》，頁151。

       (19)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三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八日引張棣《正隆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頁1676下。“裦”原誤作“裒”，據明湖東精舍抄本、史語所藏抄本及清白華樓本改。

       (20)參見孫建權《關於張棣〈金虜圖經〉的幾個問題》，《文獻》2013年第2期，頁131—137。

       (21)《金史》卷六《世宗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24。

       (22)《金史》卷三二《禮志五·上尊謚》：大定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册皇考曰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欽慈皇后，皇妣李氏貞懿皇后”。頁779。

       (23)《金史》卷一九《世紀補·睿宗紀》謂其“諱宗堯，初諱宗輔……大定上尊謚，追上今諱”，頁408。

       (24)惟宗輔廟號兩書記載有所出入，《金史》作“睿宗”，而《正隆事迹》作”懿宗”，此容另文討論。

       (25)《大金集禮》卷二三“御名”，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雅書局刻本，葉1A—1B。

       (26)關於贞懿皇后李氏之名，據《通慧圓明大師塔銘》，知李氏本名“洪顥”，見鄒寶庫《遼陽市發現金代〈通慧圓明大師塔銘〉》，《考古》1984年第2期，頁175—177。則上述大定二年避諱詔令亦當包括貞懿皇后“洪顥”之諱例。

       (27)張金吾《金文最》卷七一趙攄《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041。

       (28)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清拓本。《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46)亦收錄有此碑拓本，但文字漫漶，不甚清晰。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11。

       (29)羅福頤《满洲金石志别錄》卷下《妙行大師和尚碑》，《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23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頁17449下，17452上，17454下。此碑拓本見《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13本中教出版株式會社，2000年，頁219—221。

       (30)“重和”，本作“重熙”，遼人避天祚帝嫌名改。

       (31)金世宗於大定十四年更名雍，詔令中外迴避，見《金史》卷七《世宗紀中》，頁161；《大金集禮》卷二三“御名”，葉1B—2B。

       (32)《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引范成大《攬轡錄》，頁1761下。“乾統”原誤作“乾通”，據明湖東精舍抄本、史語所藏抄本、清白華樓本及光緒四年(1878)活字本改。

       (33)岳珂《愧郯錄》卷九“虜年號”條引范成大《攬轡錄》，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葉13B—14A。

       (34)王應麟《玉海·律曆·歷代年號》，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刻明南監遞修本，葉24A，26A，36B。

       (35)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三《附錄一·遼》，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宋光宗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1991年，頁1909。清振鷺堂影宋刻本及光緒九年(1883)淮南書局重刊本皆同。

       (36)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八“壽隆年號誤”條，頁177。

       (37)石永士等《河北金石輯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錄文見頁281。承張國旺先生惠賜拓本照片，謹此致謝。

       (38)《時立爱神道碑》拓本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46)，頁29。據碑文可知，此碑銘撰於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章宗明昌六年(1195)刻石；《金史》卷七八《時立愛傅》，頁1775。

       (39)見《金史》卷八八《完顏守道傅》，頁1957。

       (40)參見何忠禮《王稱和他的〈東都事略〉》，《暨南學報》1992年第3期，頁55—64。

       (41)參見范志新《避諱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年，頁136—140；王新華《避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207—209。

       (42)馮家昇《遼史源流考》，收入《遼史證誤三種》。

       (43)參見拙作《〈遼史·曆象志〉溯源——兼評晚清以來傳統曆譜的系統性缺陷》，《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4期，頁259。

       (44)如皇統三年《時立愛三夫人合祔記》，拓本見《河北金石輯錄》，頁442；正隆元年《陳思度幢》，拓本見隙亞洲編《房山墓誌》，北京市房山區文物管理所(內部資料)，2006年，頁70。

       (45)參見《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傅上·党懷英》，頁2726—2727；卷一二《章宗紀四》，頁277，282。

       (46)《遼史》卷六五《公主表》，頁1008。“咸和”，點校本已改爲“咸雍”，參見校勘記[六]，頁1012。

       (47)又今本《遼史》所見之“承奉”官名，遼代石刻均作“供奉”，陳述先生指出此係金人避章宗父允恭嫌名而改(《遼史》卷四七《百官志三》校勘記一○，頁777)。此亦當，出於陳大任《遼史》。

       (48)參見拙作《〈遼史·曆象志〉溯源——兼評晚清以來傳統曆譜的系統性缺陷》，頁260。

       (49)陳振孫《直齋書錄绿解題》卷四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2。

       (50)《永樂大典》(57)卷五二五二引《歷代帝王纂要譜括·遼》，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葉22B。

       (51)孫應時《燭湖集》附編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66册，頁773上。又見樓鑰《攻媿集》卷一○七《承議郎孫君墓誌銘》，四部業刊縮印本，245册，頁105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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