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三条论文,命题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世纪比较文学的创立，特别是自1955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成立以来，比较文学学科取得了巨大成功。比较文学系在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也就是继中国比较文学协会成立后，比较文学学科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这一拓展不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也是向其他学科领域的扩张：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交流并非总是单向的。为应对比较文学取得的成功，美国各大高校的英文系挪用了由比较文学系首先提出来的理论问题。从传统意义上看，比较文学自然包含了文学比较以及文学的一般性和理论研究。比较文学，亦即从国际视角出发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导向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概念以及它们异同之处的理论探讨。艾田伯（Rene Etiemble）提出研究文学常量，或者说西方和东方传统中文学和诗歌的共同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比较文学连同文学研究整体都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里，在西方和中国，我们都看到了学术兴趣和潮流的迅速更迭，这些更迭经常导致误解和困惑。俄国形式主义发展成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新批评理论被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颠覆。后结构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前者来自于对整个分类系统的哲学怀疑，它质疑了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事实性报道、文本与语境的区分。后结构主义的怀疑论无法与系统的文学研究共存。后殖民主义则受到了政治的激发，它批评了殖民势力利用文学向读者灌输压迫者意识形态的做法。后殖民主义试图颠覆排他性西方标准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但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几乎没有研究过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或者真实读者的反应。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质疑了“文学”的概念，认为其受限于不可信赖的成规。这样，文学研究就与先入为主的判断、解放边缘群体的企图、社会责任混为一谈。当然，笔者不反对社会变革或者边缘群体的解放，这两项事业绝对有必要。但是，笔者怀疑，让社会责任和政治利益来决定学术研究规则之举是否明智。因为要想富有成效的话，社会变革、女性主义或者后殖民解放的企图都必须基于可靠且独立的研究之上。
下面，笔者将澄清上述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探究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中是否存在某种连续性。先列举9个命题，后提出3条建议。
1.有可能从事独立的研究吗？
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和语境不可分割，我们有着自身的兴趣、关注和偏好。我们不能宣称自己是完全独立的，或者期待别人是完全独立的。但是，研究者可以通过清楚地阐明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结果大体上总是暂时性的）来增加其研究的有效性，从而有利于他人对其研究进行批评和修正。这就是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称的研究的证伪性。只有在准确的研究问题、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所得结果以及主要反对意见统统得到发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科学批评和公开辩论。在此，发表途径主要指出版物、书籍或双审制期刊。
第一个命题意味着，笔者不认为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歧。
2.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不存在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歧。
对任何科学或学术研究的有效性作出判断的是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科学。科学研究的标准可以被重复，并得到验证。文学研究有时候会区分分析和阐释这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分析理当中立，可以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研究者重复使用。阐释则是对现有资料的赋意行为，因此阐释总是与具体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紧密相连。撇开阐释性论述的分析成分，阐述就不成其为科学。一般来说，研究者都承认科学分析结果的普遍有效性，但是阐释的有效性却局限于某一文化群体或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兴趣相投的个体。因此，从事文学研究，我们必须区分个体读者、批评家与研究者，前者将他/她正在阅读的东西和自身的生活世界以及阅读知识联系起来，而后者则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文本或者文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
3.必须把个体读者或批评家与研究者区分开。
这一区分关乎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的外部世界和个体读者的内在心理世界之分。个体读者试图搞清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的自我的意义。德里达（Derrida）反对这一区分。在他看来，我们能够进入共同外部世界的假设会导致“在场的形而上学”。德氏怀疑论已经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驳斥。普特南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两个（或者更多）人多少有可能同时谈论同一个世界的话，就没有必要接受“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假定使用相似措辞的两个人都指涉“彼处（out there）”的、两人都认为相同的某种事物：一块下落的石头、一次日落、一个小孩的死亡或者扉页上的词语。也许有理由怀疑，这两人确确实实在谈论同一件事物，但是同样有理由发现他们的信念（belief）合情合理。普特南令人信服地说，“怀疑和信念一样需要加以说明”[1]。怀疑为什么总是胜过信念，这毫无根据。
关于读者和研究者的作用能否被区分开来，另一些人用不那么哲学化的语言发出疑问。这些人经常使用反问句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研究者难道不同时也是读者吗？读者难道不可以从事研究吗？这种反对意见应该得到驳斥。比如说，如果我们假设自己在研究比较文学，也就是说从国际视点来研究文学，那么对专注投入的个体读者和与作品保持疏离的研究者的区分就变得合乎情理。原因是，我们如何能将自己想象成专注投入的读者，去阅读那些并不亲切、生产于遥远文化和古老时代的文本呢？当然，我们总是可以采用分析法或经验性方法来研究那些文本以及它们生产与接受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同时希冀那些文本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同样富有意义。
实际上，读者/批评家和研究者碰巧有着大相径庭的兴趣。让读者/批评家感兴趣的是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在相关语境中的重要性。同样，他们还参与文化争论。然而，研究者则研究这一由不同读者赋予文本以重要意义的过程，而自己又不成为专注投入的读者。研究者还研究文化争论。他们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中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解读。这种研究通常是打着接受研究的旗号进行的。研究者也可以研究文本的形式特征和文本成功或不甚成功的接受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会寻找接受文献中审美鉴赏的痕迹，并试图把这些文本特征和具体的读者或读者群的阅读知识和生活经历联系起来。此外，研究者还对文本的生产和流通、社会影响、历史和政治意义、经典化（谁的经典？）以及以后可能的去经典化过程感兴趣。几乎没有什么关涉文学文本及其语言、生产和流通的问题不可以被研究，而阐释却总是关乎赋予文本以意义的过程。
4.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区分如同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区分一样，是基于成规（convention）的。
在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和其他人看来，成规是对协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刘易斯还强调成规的任意性。成规不是由事实导出的不可回避的逻辑性结论，也不是生物必然性。成规是人们所达成的具体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协议，而其他方式照样有可能成为成规。
很多成规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为什么人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要握手？为什么法国人握手的次数比英国人多？这些成规的确是任意的，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比如出现传染病时，可以不费力地被其他打招呼的方式所替代。
但是，有些成规看上去具有更加理性的基础，从表面上看发端于某种论点，它有充分的理由导致某种具体的结果，尽管基于另外一组理由的某个不同的结果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成规。同理，这些成规至少具有部分任意性。
作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协议，成规的一项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组织社会，组织我们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如：交际。那些相信应该怀疑文学和非文学、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传统区分的批评家实际上质疑所有成规的本质。但是，如果没有成规的话，一个社会就无法存在。当然，成规是可以被批评和代替的，但是对文学与非文学加以区分的成规并非是完全随心所欲的，它得到了不同阅读法、文本不同语言和风格特征的支持。有鉴于文学批评和教学、书本发行和世界各地图书馆对这一成规的广泛支持，传统的文学类别不大可能消失。当然，传统上被视作文学的文本也可以用非文学的方法来得到研究，如历史、政治、社会学或者心理学的方法。但是，我坚持认为，通常由读者和批评家作出的文学与非文学、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区分既有趣又有道理，因为该区分指涉不同的阅读和交流方式。各类交流中的传统性区分可以提高交际的质量和效率。
5.尽管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还有政治批评家都可以把文学文本当作原材料，用于各自的目的，但是文学也可以被当成一门艺术来研究。文学研究的一个首要目的是探明文学文本本身和在生产、流通以及接受过程中哪些因素使得文学文本不同于其他文本。
把文学视作艺术在文学研究中有着很强的传统。显然，尤里·劳特曼凭《艺术文本的结构》（1977；俄文版发表于1970年）一书跻身这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梯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1928）所总结的俄国形式主义方法的发展。乔治·列文（1994）、哈罗德·布卢姆（1994）、温迪·斯坦纳（1995）、约尔特和莱佛（1997）以及艾莫里·爱略特（2002）等人都主张文学的审美阅读。大量普通美学著述也支持这一发展趋势，比如说彼得·德伯拉的《艺术要紧》（2001）。中国的朱光潜和钱锺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来祥和钱中文等人都坚持使用审美的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
什么是文学的审美阅读，如何研究文学的审美阅读？对一个文本的审美反应并非仅仅受到文本的激发，而是由读者的气质、能力以及得天独厚的社会语境共同决定的。尽管至少有三重因素牵涉其中，但是文本特征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经验性研究表明，有些文本比其他文本具有更强的文学性。为什么某些文本更易于接受文学—审美阅读，这是一个数百年来中西一直在反思和争论的问题。难就难在对这个问题很难进行抽象的解答。
然而，一些导致文学—审美接受的条件已经熟为人知。
（a）和读者相关的条件：读者意识到审美成规的存在。该成规隐含着，个人可以不重视事实信息的吸收或者实际应用方法，阅读（或者聆听）文本，而其他类型的阅读，比如说，在阅读报纸、科技文献、说明书、工业产品使用指南、诊断书或者菜谱时就要注重事实信息的吸收或者实际应用。相反，文学读者着力于寻找故事、诗歌、戏剧文本中间接表现出来的一般信念和一般行为模式。由特殊见一般，这一思想可以回溯到德国理想主义，甚至可以追溯至亚理斯多德。我想到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中的一篇著名文章，其间他提出历史关涉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歌则关涉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最后，亚氏下结论道：“因此，诗歌是比历史更有哲理和更高级一些的东西：因为诗歌试图表达普遍性的东西，而历史则试图表现特殊的东西。”[2]这一思想为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Belinsky）吸收。别林斯基还汲取了德国理想主义的一些思想，特别是他的典型思想。文学典型寓普遍性真理于具体的、绝无仅有的个体中。他使用了一个很鲜明的隐喻将果戈理（Gogol）小说中的某个文学典型描述成“一个符号，一个神秘的故事……一件裁剪奇妙得可以适合一千人肩膀的长袍”[3]。众所周知，别林斯基的典型概念对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扬赞同别氏的观点。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亦表示支持，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样一种思想，即从特殊中读出一般，想象创造力应该填平具体措辞和一般推论之间的逻辑沟壑，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中得到传播。一个对文学—美学阅读方法闻所未闻的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出对一个文本进行文学—审美阐释。这是自明之理，但常常被人遗忘。
（b）和社会语境有关的条件：如果社会语境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安静的阅读空间的话，文学—审美接受得以实现的机会将会大大提高。文学阅读要求没有紧迫现实问题的环境，类似于进入博物馆或音乐厅。
（c）和文本相关的条件：有许多文本特征可以被认为容易引起读者对文本的文学—审美阅读。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在故事之初还不清楚被描述的行为何时发生，而且有时候从来不对被描述的行为进行充分的解释。这种事实信息的模糊性说明，文本应该得到文学—审美阅读。其他标志是文体特征，如：内心独白和自由间接话语、明显的叙述结构以及诗歌中的音步和押韵。进而言之，另一个标志是对常识性现实的背离，这在文学—审美阅读中可以为读者接受，就像柯勒律治（Coleridge）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4]。类似地，不寻常隐喻的出现也是一种要求文学—审美阅读的标志，而这种阅读方式可以促进对这些隐喻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特征，对著名前文本的模仿或者仿效、戏写、讥讽也应该被提及。下文将讨论互文概念。
如上所述，这些文体和语义特征的出现尚不足以决定对一个文本的文学—审美接受，但是综合有利的读者气质和社会语境，文学—审美接受就非常有可能产生。
6.对文本的文学—审美阅读的效果是强化了的感知，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
上文中列举的各种技巧都旨在强化感知。这些工具的共同特征就是对直白信息和陈腐语言的风格化（stylization）或者偏离。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用现在已经经典化的措辞写道：“艺术的目的就是传达对某一事物的即时感受，就像这种感受是亲眼看到的，而不是所认同的；艺术手段就是使事物陌生化手段，就是阻凝形式手段，这一手段增加了感知的难度和时间，就像在艺术中，感知过程是自我导向的，必须得到延长一样。”[5]
劳特曼发扬了这一观点，并且区分了反对美学和认同或趋同美学。反对美学证实了由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对占主导地位的标准或者规范的偏离思想。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一偏离思想仅适用于当代，而认同美学适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传统文学观念强调对某一规范的遵从或者轻度的（而且中规中矩的固定规则）变化，如在唐诗和京剧、西方中世纪文学、古典主义、通俗文学和民间传说中那样。但是，劳特曼对这两种美学作出的区分和不同文化类型相关：一种是现代的、工业发达的，拥有丰富的信息源和无数书面文本；另一种是传统的，部分由口头传递的文化，有很高的文盲率，社会也很不稳定。事实上，在两种文化类型当中，对占主导地位规范的偏离和遵从都是而且一直都是强化了的感知，一种是意料之外的惊奇，另一种是基于一半在预料之中却总还令人惊讶的认同所带来的快乐之上的（而非什克洛夫斯基在前面的引文中所提到的单纯认同）。
文学—审美交际中意料之外的惊奇和总还令人惊讶的认同是由词语引发的，由在语言作用下的知识和经验引发出来。就像声音是音乐的材料一样，语言是文学的材料。
7.语言艺术（文学）的材料不是一般语言，而是使用过的语言，也就是在早些场合中说过或者写过的语言。
这样一来，文学的材料就包含了前文本，而且不一定都是文学类前文本，前文本中有宗教传单、科学出版物、政治观点、文化套语、通俗谚语、谚语智慧、广告标语等等。麦克尔·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大胆地说“文本总是指向在另外的情况下和另外的时候说过的事物。”[6]文学构造的一般方法是“互文”。显而易见，笔者对这个术语的使用稍异于克里斯蒂娃发明这个术语的初衷。
如果使用的语言材料是现存的故事、诗歌或者戏剧，而且得到认可的话，那么“重写”这一术语就可以被加以使用。重写是互文这一一般方法更为具体的情况。当已知前文本（亦称作“互文本”）属于该文学传统的时候，就多了一条理由对重写文本进行文学—审美阅读了。重写提醒读者注意文学传统，这也使得读者对重写采取审美的态度。对前文本的文学—审美阅读强化了对重写的文学—审美阅读。
重写是欧洲文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技巧。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可以被看作是对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重写。主要的希腊悲剧全部被频频重写，比如说，尤金·奥尼尔（Engene O' Neill）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对《奥瑞斯提亚》（Oresteia）的重写。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84）写了一本以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戏剧为基础的《安蒂岗妮》（Antigone）的多个不同版本的书。但是，中国的文学传统也许可以提供更多重写的例子；对著名前人的模仿或者仿效植根于中国文学系统中。重写这一技巧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也非常普遍。鲁迅在《故事新编》（1935）里重写了古代故事，吴晗的《海瑞罢官》（1961）是重写，刘震云的小说《故乡到处流传》（1993）也是重写。
重写是有差异的重复。它是引起惊讶的差异，是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
8.文学-审美阅读和强化了的感知效果共同提供了关于陌生世界令人愉快的知识，而在说明性文本中这些知识很可能被读者忽视。
为什么要保留和发扬文学-审美阅读这一传统，其中涉及诸多原委。文学提供自我表达的媒介，开启了解他人个体生活的方法，传递关于世界的知识，还有可能鼓励民族思想等等。但是，文学-审美阅读尤其需要加以保存和珍视的原因在于这种方法要求读者采纳柯勒律治所称的“怀疑的搁置”（suspension of disbelief）。读者知道，接受文学-审美阅读的文本不迫切要求他们得出必须付诸于实践的结论，可以不加戒备地接受其观点，而同样的观点若出现在更加直白的说明性文本中就可能被读者忽视。文学-审美阅读法暗示着更加容易接受不熟悉的现实模型。这样，文学-审美阅读法就可以突破刻板的信念和思想障碍。
由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Multatuli）创作的《麦克斯·哈弗拉尔记》（Max Havelaar）是一部严厉控诉对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剥削的小说。这部小说促使荷兰乃至其他欧洲国家改变了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态度。该书被译介成多种语言。中文译本于1987年在北京出版。
正如德国诠释学家罗莎·布莱德拉（Lothar Bredella）所言：我们需要“艺术，以防止我们被刻板僵化的现实概念所束缚，同时又不至于对别人的要求无动于衷。”[7]尽管可以找到许多其他理由来证明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合理性，但是傲慢自大的、可能怀有敌意的不同人群之间可能通过文学-审美阅读进行对话，为文学-审美阅读提供更充分的理据。
9.世界需要文学，需要研究和解释文学-审美写作及阅读的学科，以保证这种交流形式不会不经意地流失。
包括诗学在内的文学研究学科，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很悠久的传统。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特征就是颠覆传统，人们在多少有些本质化的理论争辩上大费功夫。过去20年里中国学者完全参与到这场理论诡辩当中。围绕所谓“理论”而展开的争论通常与对文学的生产和接受所作的经验性的、可检验的观察无甚关联。
梯尼亚诺夫的《文学事实》（1924）和《文学变革》（1927）奠定了文学经验性研究的基础。笔者认为，梯尼亚诺夫把文学研究变成了一门现代学科。该学科通过重点关注文学-审美写作和阅读而显示了其持续至今的连续性。梯氏将文学定义为“一种被体验为建构的语言建构”（a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that is exoerienced as a construction），这非常关键[8]。通过引入文本的文学-审美体验这一概念，梯氏将读者和研究者区分开来。梯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在讨论《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问题》（1928）时，总结出9个命题。笔者曾于1989年试图恢复和更新他们的命题，提出另外9个命题。该文经修改后在俄国由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今天笔者再次试图提出9个命题，用以探讨文学研究学科的基本原则。对梯尼亚诺夫和雅各布森于1928年总结出的命题和笔者今天提出的命题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一些连续性。
除了上述9个命题，笔者有心给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提出3条建议。这些观点仅为一家之言，诸君不必感到压抑。第一条，要获取关于文学研究学科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知识。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始于王国维和梁启超，西方文学研究以俄国形式主义为发端。第二条，要阅读重要的古今文本，既要阅读中国的文本，也要阅读其他文化的文本，阅读得越多越好。但是要集中阅读某一特定时期的多个文本，以期对文学文本的对话性和互文性有所了解，这将帮助我们发现文学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线索。第三条，清楚了解你想要研究什么，怎样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配合前人的研究工作或同行们正在从事的研究。要尽可能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研究问题，选择某种研究方法，并且试着展望可能的研究结果。
学术研究的规则在全世界是相通的。
（本文由张晓红、董方峰根据佛克马2005年6月30在深圳大学的讲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