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光辉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辉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解放为之先行。当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迅速积聚，变革的形势逐渐形成，先进之士会敏锐地感觉到变革运动的即将来临，为之奔走，为之呼号，向着妨碍变革的旧思想、旧势力冲锋陷阵，摧毁廓清。这种思想战斗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社会变革就越益胜利开展，越益广泛深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获得横扫欧洲中世纪堡垒的伟大战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大革命以来以前，法国发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先进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抨击专制制度，反对旧教会，反对封建压迫和迷信专断，在群众中散布了理性精神和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法国大革命因此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八十年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社会变革作思想准备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革命的兴起很迅猛短促，思想准备不充分，与帝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未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统治着中国，政治上的专制、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人民的贫困、落后、愚昧依然如故。故袁世凯得以称帝，张勋借此复辟，军阀连年混战，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欲以腐朽的封建纲常伦理作为治国的根本。一时社会上黑云压城，乌烟瘴气。先进分子为之痛心疾首，他们关心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挽救被侵略、受压迫的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革命派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就因为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决心投身于思想领域的战斗，呼唤新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到来。他们进行战斗的口号有两个，就是“民主”和“科学”，即“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见，陈独秀等进行这场思想革命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对提倡三纲五常、尊孔读经的旧势力进行了猛烈抨击。五四时期的战士们指出：传统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纲常名教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合，此类封建教条形成于古代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已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必须粉碎。今天的人格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前期，陈独秀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信奉法兰西的模式，强调自由平等。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因而封建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奴隶的道德”，只对少数君主、贵族、统治者有利，和民主、共和背道而驰。他热情歌颂“法兰西文明”，对民主和自由十分憧憬，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但是，儒家的伦理精神年深日久，积淀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立身处事之中，凝集成积久难化的国民性格。陈独秀、鲁迅等十分重视改造旧的国民性格。陈独秀说：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其他像李大钊、吴虞、鲁迅等都激烈反对封建礼教、儒家伦理。李大钊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吴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笔触，借着“狂人”的口，愤怒地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
这种描写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唤醒了千万青年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
五四的战士们反对儒家学说，锋芒甚锐，凌厉无前，但他们并不是对孔子学说一概否定。被称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反孔者吴虞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当年的思想家们面对着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庞然大物，不进行迅速而强有力的攻击，则新思想不能占领阵地，民主与科学也不能生根。他们在抨击儒家思想时，有的话可能说过了头，在激烈的搏战中，一刀一枪并未都能击中要害，这是在总的正确方向下表现的某种片面性，这种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应苛求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都能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因为这是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到的。
和民主相伴随的是科学。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得不到发展，人民受不到教育，普遍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这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封建意识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社会上流行着祭天、请神、祀鬼、修仙、扶乩的风气。有人组织灵学会，出版《灵学》杂志，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还胡说什么“灵学者，即谓之圣学可也”，“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等等狂言。
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这种装神弄鬼的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揭露他们的骗局。陈大齐说，绝诗、律诗始于唐代，而乩坛上的先秦诸子居然能作七绝、七律；草书始于东晋，而乩坛上的孟子居然大写草书，这是乩坛上骗子们露出的马脚。易白沙举出历史上王充、范缜的无神论，驳斥灵魂之说。陈独秀撰写《有鬼论质疑》，提出许多有鬼论者无法回答的问题。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鬼论与科学的对立：“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什么是科学？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回答：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他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工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工夫”。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提倡科学，赞美科学，认为科学能使社会进步。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当时的留美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胡适等在美国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1918年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至国内。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家团体。这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各地，中国科学社在短短几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22年社员发展到500余人，遍布国内十七省，都是“受专门高等教育，或在社会上办事著有成绩之人”。我国第一代科学人才在五四运动时期蔚然兴起。
五四时期，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又掀起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提出写文章应通顺流畅，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话，讲究文法，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他说：“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的号召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新青年》从1918年1月改组以后，全部刊载白话文，不再刊载文言文。文体的改革实际上不仅是文体形式，也是文章内容的问题。文章的形式和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传统的文言文难以反映现代生活，难以准确表达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内容。因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深入，就不可避免地把文体改革提上了日程。白话文运动使文字和语言归于一致，改变了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字相脱离相割裂的现象，白话文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故五四以后，白话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逐步取代了文言文。当然中国的文言有几千年演变的历史，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均以文言为载体，学习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了解和精通文言。但现实生活中，以白话代替文言，以明白晓畅的大众化语言代替佶屈聱牙的古文，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进步。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是一场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进行分赃，弱肉强食，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却受日本的欺压，丧失了在山东的许多权力。这一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北京的学生们首先在天安门集会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们纷纷响应。五四爱国运动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先后发生，平行发展，并且相互交汇融合。由于两者的融合，使文化变革得以深入人心，也使爱国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形成持久而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使得正在探索拯救中国方案的先进分子翘首北方，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当时，李大钊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讴歌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并指出：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应该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样，中国人民企慕十月革命，选择了俄国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恪信它是唯一的救国真理。五四运动向着纵深发展，从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领导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把这场伟大斗争引向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中，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倡导民主、科学作了不懈的努力。党建立的初期，努力唤醒工农、组织工农、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各地设立工人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启蒙。党一直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工作的指针，大力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在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实行土地革命、二五减租、民主建政，抵抗帝国主义，削弱和限制封建主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实行了旨在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改革，又颁布婚姻法，保障妇女的权利。1954年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行民主、发展科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极大成绩，但由于中国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又受帝国主义的多年统治，封建残余势力十分顽固。尤其是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封建残余的影响还不可能很快消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一度沉渣泛起，林彪、“四人帮”宣扬封建迷信、个人崇拜。他们践踏民主，抛弃科学，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得人民和国家遭殃。这一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遗毒，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实行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伟大辉煌，有目共睹。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的时候，深深感到弘扬五四精神，发展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民主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人民当家做主，有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协调进行。邓小平同志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至于科学技术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建设能否搞得更好更快，要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教兴国是根本的国策。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残余影响浓重而又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中，要实现民主，发展科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非常艰巨而长期耐心的工作。民主并不能招之即来，科学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拔高，实现民主和发展科学需要人民群众总体素质的提高。民主需要有制度作保证，需要有操作的程序和监督的机制，需要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和法制不可分。只有坚持民主精神才会有健全的法制，而日益完备的法制建设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这一切都需要长期努力和精心培育。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广泛实行民主，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相适应。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法制工作的进展，正是实现更广泛民主的途径。
科学的提高更和教育相联系。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比西欧晚了几百年。近代中国深受科学不发达之苦，文盲遍地，迷信流行，落后的风俗习惯统治着中国的许多地方。要克服愚昧迷信，发展科学技术，必须长远规划，普及教育，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重视高、精、尖科学技术。要破除非科学的思想，提高科技水平，只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来解决。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就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学好邓小平理论，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热爱祖国，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全体人民既富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意识，又富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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