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变革的系统探索——评王凤彬博士新著《现代企业的组织与再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现代企业论文,新著论文,博士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组织作为企业制度研究和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正日益引起管理学界、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外已经形成了组织管理理论流派、经营经济学流派和制度经济学流派三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在我国，企业组织理论还是个待开拓的前沿研究领域。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有比较宏观或中观层次的“产业组织理论”，也有真正微观层次的研究组织成员个体和群体行为的“组织行为学”，但是企业这一层次的组织理论尚有待建立。
最近有幸读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凤彬博士的专著《现代企业的组织与再组织》（以下简称《再组织》）。该书堪称为一部反映我国学者对企业组织与再组织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难能可贵研究的优秀成果。这部著作是王博士在承担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国有企业管理组织变革研究”过程中经过刻苦探索而写成的，是继《企业管理组织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专著之后，作者对企业组织问题进行更深入、系统思考的最新科研成果。
区别于西方现有的较成体系的组织理论方面的著作，《再组织》不是宽泛地以一般性的组织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针对“企业”这一特定的客体，围绕企业组织得以建立和运营的各种因素的“合成”这根主线，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基本理论与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于组织设计与变革的认识融合起来提炼形成的，是一部内容比较完整全面，观点阐述透彻有力，具有独特的框架结构和逻辑体系的企业组织学著作。
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研究角度上的创新与综合。组织作为与人、财、物三要素并重的“第四大生产要素”，已经在企业的兴衰成败中日益显示出重要性。对组织问题展开专门化的密集研究，这在国外也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在西方国家已形成的三大研究流派中，以美国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流派，是以包括工商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构和教会等一般性组织作为笼统对象展开研究的，主要关注管理组织问题；与之不同的，流行于德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及日本的经营经济学流派，则不以一般性组织而是针对企业这一特定对象展开研究，他们在考察企业组织问题时注意到了作为管理客体的生产活动的过程组织以及企业本身的法律组织形式问题。组织理论作为管理理论的一大分支，国际上的研究也如管理学中的研究那样，存在着侧重管理主体和侧重管理客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足点，就像企业管理学科应该隶属于经济学还是独立成为管理学一直存在分歧的看法一样。但实际上，世界管理学当今正在朝着管理客体与管理主体有机结合的方向迈进，经济学与管理学两个角度的研究需要揉合起来。日本和法国一些学者目前正在管理理论研究中作这样的努力。而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过其结合点主要是放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的分离以及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内部化上。
《再组织》一书是在综合各种流派观点的基础上，循着管理客体与管理主体相揉合，财产组织、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相统一的思路，系统而富有创新性地探讨企业组织模式的设计与变革。此可谓是这本著作的最主要特色之一。
这部著作的第二个独到之处，在于其理论体系上的有机整合。在北美工商管理教育中，组织理论课程所设定的考察对象，通常是“一般性组织”，而不是特定的“企业”。达夫特教授撰写的已经多次再版的《组织理论与设计》就是典型代表。这种立场导致其研究内容要么过宽，涵盖了一个组织在运行中的全部问题，包括环境、目标、规模、技术、结构、人员、权力、沟通等；要么又过窄，仅研究管理组织结构的设计、运作与变革，相应地将环境、目标、规模、技术、人员等作为组织结构设计中的影响因素对待。前一种“大”组织理论的研究与管理学领域几乎相当，后一种“小”组织理论只是管理组织结构论而已。《再组织》一书则是紧扣企业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围绕企业中的组织议题构筑了其独特的研究理论体系。它不局限于探讨企业内部依赖权威来运作的“管理组织”的模式选择与设计安排问题，而将研究扩大到了这种权威所控制的对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业组织”，以及这种权威的来源——企业对外部体现公平性要求的产权结构及内部治理结构等与“财产组织”相关问题的联合研究上，并且从通常浮于表面层次的“组织结构”研究，伸展到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内容方面。比如，该书在第9、10章探讨了管理组织结构之后，第11、12 章紧接着分析管理组织体制，而第8章则是一种结构与体制融合的研究。在作业组织中， “结构”内容无疑要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网络型组织模式的引人就体现了“体制”上的变革，并由此引起管理组织发生改变。在财产组织中，“体制”内容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但体制变革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组织的变革更需引人深思。而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体制方面的设计安排，它们都经历转换、变革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只是顺其自然的演变，更体现了企业经营者和外部有关力量对企业组织所施予的主动思索。不管组织变革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内部引发的还是外部促成的，是结构上的变革还是体制上的创新，它们都导致企业组织形态发生变化，即“再组织”。“组织”与“再组织”成为贯穿《再组织》全书研究始终的红线。内容体系上的这种综合与创新，使作者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作业组织、管理组织和财产组织这三者必须配套改革，才能使企业组织发挥整体最佳的合成效果。取得合成效应是组织工作的基本目标，也是该书研究的主旨。
这部著作的第三个独到之处，是其具体内容阐析上充满新意。作者认为，“交易费用论”和“管理革命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企业或大企业为什么有必要也有可能将一系列市场交易内部化、一体化到企业内部进行的这种现象和行为的理由，但却把企业仅当成是一种替代市场的交易组织和管理协调机构。而事实上企业不仅具备对内部交易进行管理协调的功能，而且具有使用和转换资源的生产或作业功能。企业甚至首先主要地是一个需要管理和协调的生产组织，而并非单纯地是由“管理层级制”取代市场机制进行协调的交易组织。大企业或现代企业，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技术和市场变革的需要而产生、因管理结构的完善而得以实现的。过分强调交易内部化而忽视生产和技术本身的作用，这正是造成美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力日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非凡表现，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产作业的组织在企业生存发展中同样具有战略性的地位。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结合与随后产生的管理革命的“巧合”，恰恰说明了财产组织变革与管理组织变革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上论述说明，《再组织》作者对微观经济理论和管理思想史等各门学科具有较强的驾驭能力，其理论综合对现代企业不仅更具有解释力，而且也是一种学术上的创新。理论综合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此外，书中关于企业责任中心体制、职务和工作设计方法以及网络型组织等内容的阐述也是颇有新意。
这部著作的再一个特色，表现为学术性和实践性并重。作者基于为实践者们进行企业组织变革提供切实指导的目的出发，特别注重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如对美国幸福500家大公司中曾有70 %的公司都不同程度采用的但成功率只有30%的业务流程再设计的特点和局限性的分析，对美国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组织结构改组及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一个流”生产组织形式的深入详尽阐析，这些都为本部著作增色许多，使著作更具有可读性和可信性。研究所揭示的理论问题对我国企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其现实之处在于，它以富有说服力的论证，指明了我国企业目前正在推行的公司化改革，不但要对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进行改建，还要有内部管理组织和作业组织的相应变革予以匹配。
近年来，我国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虽然也从各自的学科领域或业务工作的需要出发，对企业组织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推动企业组织改造和企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这种以学科领域分工为界限的研究把原本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企业组织与再组织问题人为地分割开来，因此不仅在理论上难免造成一些片面认识，如有的学者强调企业产权制度和财产组织改革的重要性，有的学者专门强调企业内部管理及管理组织变革的重要性，由此产生了企业改制与加强管理孰重孰轻的争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实业界犹如“追星族”般地追赶着诸如机构精简、划小单位、结构重组和企业再造等种种“浪潮”的行为。理论上的不足，给致力于组织变革的企业家们带来了许多疑难。
理论和实践证明，对企业组织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再组织》一书的突出意义，就在于它在理论上所进行的创新和这种创新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当然，创新本身就意味着不完善和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如书中对现代企业作业组织变革中所涉及到的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学习型组织的内容等还没有来得及做系统的阐述和分析，这也为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企业组织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