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取外来文化的迭合与偏离——茅盾、巴金艺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金论文,茅盾论文,艺术论文,外来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新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来文化的大千世界，茅盾与巴金都是根据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敞开胸怀尽情吸纳，都呈现出一种博采众长的大家风度与贪多务得的巨大海量。耐人寻味的是，在茅盾与巴金的文化涉外精神活动中，既有相同的取向目标，又有互异的选择对象，而在对相同作家的摄取中也呈现出见仁见智的相异视点。因此本文的比较也就尽量在其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上作较为深入的探究。
一
面对思潮迭涌、流派纷呈的世界文坛，茅盾与巴金都把俄罗斯现实主义作为选择与弘扬的重点对象。俄国文学对茅盾与巴金的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潜在影响。
早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茅盾就以理论批评家的身份评价与弘扬追求人生意义的俄罗斯文学。茅盾早期对高标“为人生”的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主要是得益于别林斯基、克鲁泡特金等人的理论阐释与弘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著作虽然在三十年代才开始被直接翻译过来，但他们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五四”时期就已被介绍到国内。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尖锐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倾向，要求艺术对生活积极介入和影响，强调“艺术的目标就是解释人生，注疏人生，并且发表关于人生的意见”（注：《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英文版。）。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理论与俄国近代文学的启示下，茅盾不但体悟到文学是“民族的秦镜，人生的禹鼎”，而且明确提出了文学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主张，从而确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弘扬，是结合俄国作家的创作实践而阐发的。茅盾对这些美学家的艺术信条的接受也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的认知，而是依据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而感悟的。在众多的俄国优秀作家中，茅盾最为推崇的无疑当首推托尔斯泰。在毕生的文学活动中，茅盾一直把托尔斯泰视为自己的楷模。托翁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学思想而言，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得较为突出：
首先，是张扬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茅盾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为人生”的肯定，集中体现在对托尔斯泰的张扬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赞颂上。在《俄国文学杂谈》一文中，茅盾强调指出托尔斯泰的“最大特点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人生”。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托尔斯泰强烈追求文学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对社会人生的积极参与。为了实践这种文学主张，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他不仅曾投身于塞伐斯托波尔保卫战，还对教育、庄园体制进行改革实验，甚至曾走上法庭为一个士兵辩护。茅盾在青年时代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渴望在社会运动方面创建功业。这种从政经历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追求，使他对托尔斯泰上述文学主张深表赞赏。他一再表白自己“未尝敢忘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确非是夸饰之词。
其次，是倾慕“主义的写实主义”。热爱人生的托尔斯泰对现实的反映决不采取冷漠、超然的审美态度，而是把他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思考鲜明地融入作品中。茅盾在评介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创作时强调指出：这种写实主义所重的已不是“客观描写”，而是标示作者的“一种主义”。（注：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号。）茅盾把这种现实主义称为“主义的写实主义”。在西欧的“纯粹的写实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主义的写实主义”之间，早期的茅盾更推崇后者，所以强调文学对社会人生的介入与指导，要求文学“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确立，茅盾在继续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保持精神联系外，还特别关注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在苏联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中，茅盾对高尔基的创作更为关注。他在日本写的《关于高尔基》一文中，指出普罗文学并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而应该象高尔基作品那样血肉丰满。茅盾后期重视文学的“指南针”作用，强调深剖社会历史的规律与表呈深厚的生活内容，显然也是从高尔基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中受到启示的。
与茅盾的取向目标相一致，巴金也从俄国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价值观念中受到感悟。巴金一再强调“探索人生”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巴金这种坚持“为人生”而探索的目的取向诚然是受到多种国别文学的启迪的，但执着地探求人生要义的俄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与茅盾的接受对象相一致，在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群中，对巴金影响最大的也是托尔斯泰。巴金在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始终与托尔斯泰保持着最密切的精神联系。由于思想素质与审美心理的不同，巴金从托尔斯泰那里所吸取的精神营养与美学思想也就不同于茅盾。从思想道德与美学观念角度看，托尔斯泰给予巴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托尔斯泰的博大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身居优裕富有的贵族爵位，心灵却始终同贫苦农奴息息相通，并苦苦探索解放农奴的社会道路，为了体察下层疾苦与完善自我人格，甚至不惜放弃贵族爵位，把自己置于悲苦的精神体验之中，托尔斯泰这种苦人类之苦的博大胸怀，使巴金深为敬佩。巴金不仅深情地称颂托尔斯泰为“十九世纪人类的良心”，并以托翁的这种精神激励自己：“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注：《〈复仇〉自序》，《巴金专集》第1集第199页。）
其次，是托尔斯泰对艺术职能的见解。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托尔斯泰的这种艺术职能观：“只有沟通人类的同感，去除人类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有价值的作品。”（注：转引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巴金专集》第2集第34页。）巴金对此深表赞赏， 并且直到今天仍然铭记着托尔斯泰的另一句含意相似的名言：“凡是使人类联合的东西都是善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注：《〈巴金论创作〉序》，《巴金论创作》第4页。 ）这种“沟通人类的同感，去除人类的隔膜”的艺术目的，是巴金文艺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推断，如果说茅盾是把托尔斯泰尊为“艺术的偶像”，那么巴金则是把托翁奉为“精神的偶像”了。同是一个托尔斯泰，在茅盾与巴金的心灵上却留下如此不同的精神投影：一个侧重从革命文学家的角度，吸取其参与社会人生的功利意识；一个则偏于从道德家的身份，弘扬其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且同是面对着托尔斯泰的社会实践活动，茅盾体悟到的是文学与社会血肉联系的品格，巴金感受到的则是作家同人类共甘苦的“良心”。
与茅盾截然不同的是，巴金对俄国的某些非纯粹作家的作品颇感兴趣。具体说，就是他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派作家的作品，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偏爱心理。这类作家的作品并无多大艺术价值，但对巴金的世界观乃至美学思想却有着重大影响。其中与巴金精神联系较为密切的有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高德曼、柏克曼、捷斯普尼克、阿尔志跋绥夫等。他们所阐发的思想信仰和对艺术品性的独特见解对巴金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他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艺术功利性的强调，对巴金的影响是至深至切的。
从文学思想角度看，高尔基给予巴金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与茅盾不同，巴金不是从高尔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上得到启悟，而是从高尔基的“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的文学主张及其作品中的“人格的力量”方面受到感染。由于审美心理不同，所以巴金更喜爱高尔基初期的阐发“人格”光彩的作品。巴金反复表示，他把高尔基《伊席吉尔婆婆》中勇士丹柯掏出的那颗“燃烧的心”，视为自己人生奋求的一盏“红灯”，也看作自己创作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并以此激励自己和读者向崇高的人生目标奋力进取。
二
西欧文学是茅盾与巴金捕获信息的又一中心。在涵容国别众多的西欧文学大潮中，尤以法国文学对茅盾与巴金的影响为最大。所以我们着重探究的是法国文学与这两位中国作家的精神联系与内在机缘。
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曾一度成为茅盾探求西欧文学思潮的中心。因而自然主义的艺术信条对茅盾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
其一，突出了真实品性。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谈到自然主义的特点时强调指出：“我们都知道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的就不会美，不算善。”茅盾早期由于强调文学的“指导人生”的思想倾向，因而把“善”的阐发放在首位。随着对自然主义真实观的吸取，茅盾的价值取向开始出现新的倾斜：对倾向性的追求逐渐被对真实性的强调所取代，“真”不仅被视为“善”与“美”的基础，甚至被看作衡量文学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准。通过对自然主义真实观念的探究，不仅使茅盾调整了早期的文学价值观，提高了真实性的地位，而且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真实观：对大背景、全社会的宏观表呈与对具体细节的逼真描绘。
其二，重视了科学精神。对自然主义赖以生存的近代科学，茅盾开始是不以为然的，经过深入探究之后，则明确主张：“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94、95页。）并且强调应吸取自然主义追求“真精神”的科学态度。他在《“左拉主义”的危险性》一文中指出：“自然主义的真精神是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这是他们共通的精神。”这种“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的写作原则，是茅盾从自然主义中吸取的最有价值的精神因素。正是通过对这种科学精神的吸取，使他早期对倾向性的追求有了客观规定性。
对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茅盾早期也曾一度大力提倡，茅盾认为“新浪漫主义”是“重理想重理智”的，它能做到“兼观察与想象，分析与综合”，不仅“表现过去表现现在”，并且“开示将来给我们看”。这里我们着重阐述一下茅盾与罗曼·罗兰的文学机缘。罗曼·罗兰一生跨越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并且完成了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巨大转变。茅盾对罗曼·罗兰这位文学大师一直是关注与倾慕的，并注重从其文学活动中吸取精神营养。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罗曼·罗兰在较长时期内曾是一个“新理想主义者”。所谓“新理想主义”，是指介于旧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一种“主义”。茅盾对罗曼·罗兰的“新理想主义”，早期曾加以提倡，后来有所保留，当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观后，又批判了它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内涵。不过对罗兰本人那种执着地追求真理的探索与奋斗精神，茅盾则始终予以肯定，并吸取融化于自己的思想与创作中。他扬弃了“新理想主义”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内涵，保留了用理想观照现实的思维方式，注入了科学的思想因素，从而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观。
巴金深受影响的法国作家，与茅盾相比较，既有相同的，又有互异的。从巴金的思想成长与创作历程看，对他影响最早的法国作家当首推卢梭。巴金多次表示他为人、为文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卢梭给予巴金的最大影响就是“讲真话”的做人与创作的准则：“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注：巴金：《〈探索集〉后记》，《讲真话的书》第530页。）作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 卢梭不但大力张扬“天赋人权”的思想观念，而且以“诚实”作为自己生活与创作的信条。他在《忏悔录》里明确宣告了自己的写作态度：“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这位曾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启蒙思想家，以他的崇高人格赢得了巴金的极大敬仰。巴金终生以“讲真话”规范着自己的生活与创作。“讲真话”，通俗而又简括地标示了巴金对真实的追求，成为他真实观的一个重要内核。
罗曼·罗兰的人生追求与美学思想对巴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代宗师，罗曼·罗兰的人品与文品强烈地感染着巴金。罗曼·罗兰那种追慕艺术与人生“一致”的审美风范，使巴金深为敬佩。巴金一再表示，他所追求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注：《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论创作》第10页。）甚至宣称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这显然是从罗曼·罗兰的创作风范上受到感悟的。他在《〈激流〉总序》中强调指出：“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巴金一生在“激流”中勇进，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情绪融注于创作中，这不能不说是受到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感召。思想观念的限制，使巴金未能站在后期茅盾的思想高度辨析罗曼·罗兰“新理想主义”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倾向，但在人格上却大大弘扬了罗曼·罗兰那种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品性。
左拉对巴金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与茅盾不同的是，巴金并没有象茅盾那样热衷于介绍与提倡左拉的自然主义，而是对左拉那种伸张正义的精神品质深为敬佩。左拉在轰动欧洲的“德来菲斯上尉冤案”中仗义执言，为受害者申冤鸣不平，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使巴金深为感动，并在左拉这种精神的激发下投身于营救萨柯和凡宰地的活动中。在美学思想上，巴金显然不赞同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但在审美角度与创作体式上，对左拉那种以多卷系列小说通过家庭反映社会的创作机制，却颇为赞赏，并加以借鉴。在从法国归国途中，巴金在马赛阅读了左拉的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激起强烈的创作冲动，并决心效仿左拉，以家庭为题材写作反映封建大家庭衰败史的系列小说。这个最初以《灭亡》为基本框架的五部曲，后来改制命名为《激流三部曲》。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吸取了左拉以家庭为窗口的审美机制，而扬弃了左拉小说中渲染遗传基因与两性关系的自然主义色彩。
三
以上我们着重从美学思想与精神品格方面阐释了茅盾与巴金对外国文学的不同择取，下面就文学作品的具体创作上评析比较这两位作家的不同借鉴。
在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对茅盾小说创作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庞大的构架和宏伟的气魄创建了史诗的品格。他的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格局之宏大，视野之开阔，已为人叹服。《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其他长短篇小说，也大都展呈了波澜壮阔、变幻多姿的生活画面，显露着恢宏的气势和宽阔的界域。茅盾对托尔斯泰这种宏大的艺术构想与全景式观照推崇备至，并引入自己的创作机制。茅盾在小说创作中，总是以开放、发散的艺术思维方式，涵括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全貌，尽力展现“全般的社会现象”与“全般的社会机构”。他的长篇小说和多数中短篇小说，都是反映了错综复杂的时代风貌和博大精深的社会内容，显示着史诗性作品的艺术魅力。
茅盾对托尔斯泰艺术手段的学习和借鉴是多方面的。他曾谈到：“我觉得读托翁的大作至少要做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注：《爱读的书》，《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第1004、1005页。）吸取与消纳托尔斯泰精密的结构艺术，这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是有充分体现的。茅盾对托翁结构艺术的借鉴，首先是在结构体制的营构上仿效了托翁长篇巨著的史诗性结构体制。托翁的巨著多采用多线交织的网状结构，如《战争与和平》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家族生活为主干，并通过四个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情、婚姻关系的横向联结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状体，从而涵括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生活风貌。茅盾的《子夜》也是采取了与此近似的审美组织形式：既有明显的主线，又有多条分线，主线与分线密切交织构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其次是对托翁作品结构技巧的吸取运用。茅盾在谈到托翁的结构艺术时指出：“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可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了全书主要人物与中心的故事，其后徐徐分头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大的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纭的故事，始终无冗杂，无脱节。”（注：《爱读的书》，《茅盾文艺杂论集》下集第1004、1005页。）茅盾创作《子夜》显然是借鉴了《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技巧。《子夜》第二章借用给吴老太爷办丧事的热闹场面，让作品的重要人物纷纷出场，并通过人物的交谈议论，点出全书的中心事件和几条矛盾线索；其后笔触时而公债市场，时而吴公馆，时而裕华丝厂，时而乡村，而这一切又紧紧围绕着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与吴赵之争这条中心线索，线索繁复却又无懈可击，与《战争与和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茅盾对托尔斯泰的借鉴主要指向于审美表达方式与手段，那么在审美感应态度上，契诃夫的清醒、冷静的审美心态对茅盾是有着潜在影响的。从创作取向看，茅盾对契诃夫热衷于凡人小事的描写并不认同，在小说作品中也无迹可寻，但从创作心态而言，崇尚理性的茅盾那种注重冷静剖析的风范，与契诃夫却是接近的。茅盾的创作向来以不露声色的解剖而著称，这与契诃夫的审美心理是相一致、互沟通的。
在法国作家中，对茅盾小说创作影响较大的是左拉与巴尔扎克。茅盾前期曾介绍与提倡左拉的自然主义，在创作上受其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只不过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效果，又有负面效应。自然主义对茅盾小说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茅盾注重对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的展现。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泰纳认为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要素。茅盾并不看重“种族”，而重视“环境”和“时代”的重要作用，并对它们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强调了它们的社会性内容。茅盾小说极为重视社会环境和时代气氛的呈现，许多论者已指出这一点，这里不再赘述。其次，高度重视“客观描写”。茅盾的小说创作一向注重客观真实性，尤其谨防“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无论是《幻灭》中对当时革命队伍内部消极现象的揭露，还是《动摇》中对大革命时期混乱现象的描写，虽曾遭到一些人的指责，但这些都是作者亲身感受到的客观生活的真实再现，决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子夜》在动笔之前，茅盾特意到交易所和丝厂进行实地考察。这些都体现了自然主义高度“求真”的客观描写原则。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对茅盾小说创作也确曾带来某些消极影响。比如，有些作品细节描写过于琐碎，缺乏必要的提炼。前期某些作品性欲描写缺乏必要的节制，个别作品在这方面的描写更过于显露，这与自然主义追求性欲描写不无关系。
在小说创作上，茅盾对巴尔扎克的倾心效仿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同托尔斯泰一样，巴尔扎克追求反映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目的取向，使茅盾受到启悟。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曾谈到，他的创作目的是要“摹写整个社会”。就作品单体而言，巴尔扎克的小说也许缺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恢宏气魄与阔大框架，但就整体来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涵容万象，囊括时代，是社会生活整体的高度浓缩。茅盾小说对社会人生的全方位展现，应该说也是取法于巴尔扎克的宏大艺术构思的。其次，巴尔扎克小说的前后互补的体制与编年史的样式，在茅盾小说创作中也有体现。茅盾的《蚀》三部曲与后延的《虹》、《路》、《三人行》三部小说，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此外，茅盾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如资本家形象系列，在每一历史阶段中交互出现，从而形成人物心灵历程与生活命运的编年史。
在俄国作家中，巴金在小说创作上的借鉴对象与茅盾呈现出鲜明的离异，并且也同茅盾在美学观念上的择取目标发生偏离。如上所述，在文学思想上，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使巴金更倾心于托尔斯泰，然而在审美创作上，主观抒发的强烈追求却使他同追求客观再现客观世界的托尔斯泰拉开了距离，而投向了屠格涅夫。巴金小说所受屠格涅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如下：其一，是主题与题材的选择。《家》反映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从新旧势力的冲撞看，可以说是屠格涅夫《父与子》两代人斗争的一种折射。其二，是人物性格的塑造。巴金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往往有着屠格涅夫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投影。如《爱情三部曲》中的懦夫周如水身上分明有着“多余人”罗亭的影子，《海的梦》中的里娜几乎是《前夜》中爱伦娜的化身。其三，是叙事角度的选取。巴金小说习惯于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方式，这显然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启示。
对契诃夫的创作，巴金在理解与接受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在青年时期，巴金虽然读过不少契诃夫的作品，但由于社会阅历不深，所以对契诃夫那种鞭辟入里的揭露感到“不了解”。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深化，巴金对契诃夫虽然有点“了解”，但仍感到隔膜。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社会现实体察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创作风格的变化，巴金才成为“契诃夫的热爱者”。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巴金艺术表现的重心已从热血青年的激昂抗争逐渐转变为小人物的平凡琐事。这种题材取向的变化无疑是受到契诃夫作品的启迪。《第四病室》的艺术构思也显然是得之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的引发。在审美表达方式上，巴金后期创作注重了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使强烈的主观感兴隐含在客观生活的细致描写之中，这同契诃夫的“观点隐蔽”的创作方式是相接近的。
如上所述，在法国作家中，对巴金创作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卢梭。卢梭对真诚的追求及其高尚的人格，一直是引领巴金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精神力量。这在巴金晚年写的《随想录》中体现得尤为充分。《随想录》可以说是巴金毕生探索人生的深刻总结，它充分显示出巴金晚年所达到的心灵高度，标志着巴金崇高人格的完成。在《随想录》中，巴金以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为指向，并以无情的自我解剖为见证，启示人们从时代的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随想录》是一部《现代忏悔录》，它的反思最为深刻的是“巴金与民族共忏悔，先民族而忏悔”的精神。（注：张新颖：《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2 期。）《随想录》可视为《忏悔录》在新时代的深化或升华。
左拉对巴金创作的影响也是不难体察的。左拉那种勇于“控诉”的大无畏精神，有力地促动着巴金去宣布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巴金创作《家》的思想动因，就是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发出“我控诉”。（注：《〈家〉十版代序》，《巴金论创作》第104页。 ）巴金以左拉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我控诉”作为表达他内心感受的引证，这充分表明左拉的批判精神对他的强烈触动。巴金对左拉描写矿工命运的《萌芽》深感兴趣，并仿效《萌芽》创作了表现矿工苦难与斗争的《雪》（原命名为《萌芽》）和《砂丁》。两部作品中对矿工的富于原始野性的性格描写，分明显现着左拉《萌芽》的影子。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茅盾与巴金都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审美特征出发吸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并且都是坚持取我所需、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的。在这种相同的取向原则下，他们之间的歧异也是明显的。茅盾往往以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家的眼光辨别取舍，并能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与美学高度评析是非曲直，择取中心则是集中在文学思想与艺术技巧方面。巴金则是以一颗善洁的心灵评辨美丑，感悟善恶，在取纳表现技巧的同时，着重吸取善美的精神营养，从人格的魅力方面充实与完善自我的心灵。通过这种不同的吸取消融，使茅盾与巴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艺观和文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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