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数与修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同声韵、乐律等对象相似，数亦有其自然的规律性和人类历史中长期积淀的人文性，那么，在言语行为中，基于某种表达的需要，着意模拟自然数列或比附特定的文化数，以求得形式上与相应数和合、一致的数类谐和式表现，就是所谓的谐数[①]。
从所谐对象的性质及谐和的基本方式上讲，谐数大致有两类：
（一）对自然数列的着意模拟。首先就模拟对象而言，大致以个位形式的自然数列一至十较为典型，例：
（1）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传说该诗为北宋邵雍所作）
（2）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加油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咏老爷车》）
（3）一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九窝十窝窝连窝，凤凰何少尔何多。（《燕窝诗》，（2）、（3）均转引自方师锋《国语结构语法初稿》中册339—340页）
（4）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清人独逸窝退士编《笑笑录》）
（5）一叶孤舟，坐着二三个骚客，启用四桨五帆，经由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
（6）十年寒窗，进过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二次，今天一定要中。（（5）、（6）均转引自博览知识台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7）一见如故，两小无猜，三载同窗，四游旧水，五登湖峰，六比书法，七战球场，此中情谊，八拜不及，九鼎难量，十里长亭，情深意切。（《语文学习》1990年第4期39页）
（8）（傅抱石）对石涛的神交默契的相思之苦真可算是：一生订交，两代情深，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新文艺大系1976—1982年散文选》229页）
（9）新郎官十大件：一套家具，二老不在，三件齐转，四季服装，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工资，八面玲珑，洒烟不沾，十分听话。（《苦海沉浮》198页）
（10）一声炮响，义律埋城，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打烂，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七七礼拜，八千斤未烧，九九打吓。十足输晒。（《三元里抗英歌》）
自然数列一至十以外，不一定十数全备或者超过十数的亦不乏其例。传统超过十数的排列方法，大多是在“十”后接递增的位数词。该类用例如：
（11）一张桌子、两杆秤子、三把椅子、四部车子、五条汉子组成的大富农副产品推销联合体一夜之间应运而生了。（《新观察》1986年16期8页）
（12）遇见人就得打招呼，就得大爷二婶子三哥四嫂的罗罗嗉嗉地叫人心烦[②]。（《小说选刊》1987年5期62页）
（13）看，站起来／你一个雷锋，／我们跟上去；／十个雷锋，／百个雷锋，／千个雷锋！……／升起来，／你一座高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条山脉呵，／万道长城！……／（贺敬之《雷锋之歌》）
（14）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日，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念，千系念，万般元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七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把未黄，我欲对镜心里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儿断线；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相传该诗为西汉卓文君所作）
其次就参加模拟的语言单位而言，位置上，它们有的安在词句的开头，有的嵌在句中。性质上，则大致有两类情况。第一是数字的谐音字。如（9）中的“酒”，是“九”的谐音字。（10）中的“义”，在创作出《三元里抗英歌》的粤方言中，是“二”的谐音字。第二，是数目形式。它又可下分为两类，其一是独立的数目形式。该形式，大多不是实数。其中，有的是虚数中的约数，如（1）中“二三里”的“二三”；多数，如（13）中“万道长城”的“万”。有的业已转化为他类词，如（1）中“一去”的“一”即转化为副词。其二，是固定语词形式的数目部分，它们有的是词，如（8）中“三生有幸”的“三”，“八拜之交”的“八”。有的是词素，如（8）中“十分”的“十”，（4）中“三十”的“三”。
（二）对特定文化数的比附。数本是通过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量度，一经拥有玄妙、神圣等文化属性，便成了人们言语行为中常比附的对象。对“三”、“五”、“七”、“九”等单数的比附，人们早已习见，这里再举一多数联缀形式的比附例。
（15）展禽言曰：“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川山泽，所以出财用也，”（《国语·鲁语》）
以上“三、五、九”常被视为较早且较实的玄数，相应地，以下对应数则是对它们的比附。“故务其三时，修其五祀，弃其九族，以致其礼禋，于是平民和而神降之以福。”（《左传·桓公六年》）“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名，则危而无害，穷而无难，”（《管子·兵法》）关于这一点，彭仲铎曾有过相关的论述：“自战国以降，乃纷起效尤，人也，事也，本无一定之数可指者，纷纷套此三数，而强云某也三，某也五，某也九。”[③]
二
同语言范畴的谐音、谐韵等谐和式表现相似，谐数的表义，具有修辞色彩，在言语活动中，它亦常给人们带来特定的表达效果。具体地说：
第一、从语义内容上讲，它常使语句表义清晰，词义含量增大。其中，表义清晰，主要是就自然数列的表义功能而言的。在语义的关系性表述中，类型、次第等错综复杂的语义关系，借助数列所特有的逻辑性有效地加以贯穿，条分缕析，等次相别，自然能收到内容上清晰明白的表达效果。这一点，在（9）、（11）、（12）等例中得到了较充分地体现，尤其是（9），将当时情况下新媳妇对新郎官的诸多要求有效地串了起来，而且，还大致可见其轻重等次，让人见了一目了然，清楚明白。含量增大，主要是就比附中的文化数及自然数列的模拟过程中参加模拟的固定语词形式的数目部分而言的。被比附的文化数，是人们尊崇的对象，因而，比附的结果，反映在比附数的语义上，使除字面义外，还常蕴含有一种深层的褒义色彩和文化情感——人们对文化数深深的崇敬和喜爱。（15）中的“三、五、九”是这方面的代表。参加模拟的固定语词的数目部分，有着较为特殊的属性。一方面，它是以数目部分参加模拟的，另一方面，数目部分与固定语词形式又是不分的，而固定语词中的数目形式，本身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义。这样，该数目部分模拟的结果，使数目形式在字面数目义基础上，就增添了一重相对独立的社会义。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义，大致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两小类。其一是关联性虚数义，即，与字面实数义相关联，并融入其中的固定语词形式中的虚数义。如（6）中现成说法“十年寒窗”、“七情六欲”、“五经四书”、“三番两次”的数目形式[④]，正与字面被模拟的实数相关联，那么，这些说法中因关联关系而融入例中相应实数义的诸多数义，就是例中相应实数义的关联性虚数义。在前述诸例中，（7）中“两小无猜”的“两”、“十里长亭”的“十”，（8）中“三生有幸”的“三”、“八拜之交”的“八”等，都增添有该类数目义。其二，是通常性他类非数义。如前述诸例中“一去”、“一见”、“一定”、“一生”的“一”、“十分”、“十足”的“十”，从模拟的角度看，表示的是数目义，但从语境上看，则蕴含着浓厚的语词形式在通常情况下所表示的非数目义，如“一去”、“一见”的“一”蕴含有“动作短暂”义、“一生”的“一”蕴含有“全、满”义、“一定”之“一”与“定”凝固后，蕴含有“坚决、确定”义，与“一定”相同。从对意义的接受角度讲，当我们从模拟的角度感受这些数目形式的意义时，其蕴含着的他类非数义并不因此而消失，那么，这些同时并存的蕴含义，即是数目形式的通常性他类非数义。
第二、从语表形式上讲，它常使语句形式整齐，且情趣盎然。整齐、匀称，是形式上极易感受的，如（4）、（7）、（8）、（9）、（10）、（14）诸例，差不多每一句的首字皆是按固定顺序排列的数目，对应工整，排列有序，极富整齐、均衡的美感。
谐数所具有的情趣，主要有二。其一是双关。（9）中以“酒”谐“九”，（10）中以“义”谐“二”，从而构成谐音式双关，而前述固定语词形式的数目部分一身兼含显隐二义的情况，亦可从隐显双重角度说成是隐显双关。其二，是排比，即与形式上整齐相关的诸数目引导句的并列式组合。而排比用得好，还可以形成特殊的数字式回环。如（14）中西蜀才女卓文君的倒作诗。诗中从“一”到“万”，又自倒过来，从“万”到“一”。一气呵成，形成了一种回旋往复的形式。传说司马相如在长安作官后，本欲休掉卓文君，但当见到卓文君托人送来的此诗，不禁汗颜，速将妻接到京城相聚。该诗的力量，与其回环往复的书面形式密不可分。
谐数的特殊表达效果是不应忽视的。作家秦牧曾说：“诗歌中适当引用数字，有时的确情趣横溢，诗意盎然。”[⑤]唐代诗人骆宾王因其诗中善用数字而被时人称为“算博士”，一联“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享誉古今。这一些，足见们对语言中数字运用艺术的肯定，当然，也包含有对数字运用艺术的较高境界——谐数的肯定。
注释：
①从字义上讲，谐数的“谐”是“谐和、和合、协调”的意思，这在古汉语中不乏其例。如，《周礼·天官·大宰》：“以知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清史稿·蒋益澧传》：“少不羁，不谐于乡里。”清代戴名世《（野香亭诗）序》：“而举其所阅历与睹记者，往往即事以征情，取之于声而谐之于韵。”谐数，即谐和于数，类似于“谐律”之于“谐和于音律”。又，如果我们荡开来，将谐音、谐韵、谐律、谐俗、谐度、谐振等内容集中起来作方法论角度考察的话，便不难发现，谐和，可视为一兼及自然关系、社会生活和语言领域的普遍性协调手段，谐数、谐音和谐韵，只是该手段在语言领域里的一类表现。
②以上例中以“两”代“二”，以“大”代“一”，是现代汉语基序数表示中的惯式。
③见彭仲铎《释三五九》，《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又，彭氏所谓套用，实为今天的比附。
④（6）所载诗歌，相传是苏轼所作，据考，这应是后人的假托。因为“四书”之名始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儒生苦读以应科举考试的读书，更是晚于元以后，而苏轼，则是北宋神宗年间人，显然不可能苦读“五经四书”。这样，从年代上考证，“十年寒窗”、“五经四书”等，皆是现成说法。
⑤转引自金志和《数趣》，《环球》1989年第4期。
标签：四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