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式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已经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把它确定为全面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一条总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视角来思考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问题，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内涵
一般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党对国家和社会实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这是把两个概念合起来使用的一种通常习惯。其实它们之间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我们从政党政治的基本原理来看，政党就是搞政治的组织。政治是社会、个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神权政治到民主政治再进到政党政治的长期过程。在封建社会以前的各阶级社会中主要采取的是神权政治。它是指公共权力的神密性，公共权力大于民权，主权在神，君权神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民主政治取代了神权政治。它是由民众交出一部分权力组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和民众权力是一种平衡关系，体现为主权在民。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个“民”有其特指性。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产生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当资本主义及其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运而生。至今为止，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政党政治。不过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是有本质区别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服务，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服务。但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任何政党都是民主政治的工具。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应该有一个共性规律，即政党是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的延伸。
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必然面临着两个关系：一个是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二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执政党在这两个关系的运作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一对不同的范畴，解决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属于党的领导方式的范畴；解决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属于执政方式的范畴。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党的领导方式是指政党联系和控制民众权力和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制度和方法的总称。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集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领导党与执政党合为一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就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主要内容作了精辟的概括，即“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其中侧重于党的领导方式的内容有三项：一是代表全国人民制定大政方针；二是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宣传；三是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侧重于党的执政方式的内容也有三项：一是向国家机关提出立法建议；二是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三是坚持依法执政，保证党始终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当然这六项内容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它蕴含了按照政治运作规律来领导来执政。
二、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依据
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会受到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制约。目前，我国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绝非做给西方人看的，而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由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我们党面临的深层次的挑战所决定的。
1.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党的建设的核心是要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十六大对党的先进性从理论层面或从实践层面都有新认识，一方面确立了我们党是一个具有“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的先进性的党。这是对党的性质的新判断、新概括、新表述；另一方面明确指出了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取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说明党的先进性要在实践中去体现。其中也说明党的性质不能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划等号，但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要有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否则性质再先进的党也会因不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而导致垮台。所以，作为一个执政党要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就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不断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2.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党执政以来为什么长时间采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这与我们选择计划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其无法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为领导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前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过重要作用。高度集权的模式就是靠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计划经济的观念、体制不改，高度集权或革命党模式就有存在的基础。
计划经济是靠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来运行，经济建设也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这跟打仗差不多。这一套在国家资源较紧张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个人利益的不断增加，推动经济和社会前进的动力光靠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或对未来生活憧憬的追求还不够，还必须从经济动因中去激发起人们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白：“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只要承认人们的利益，承认利益的追求是符合人本性的追求，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必然导出市场经济的结论来。实行市场经济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产生。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祈求。于是，民主的要求也就高涨起来。所以，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必须适应这个变化而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
3.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
由于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也就是说我们党面临的执政地位、执政基础和执政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无疑会给执政党提出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面临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否认同的挑战。所谓“合法性”，简单说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以非强制手段维持其统治秩序的能力。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执政党的合法性不在于做对了多少事情，而在于做错了人民会不会谅解。因此，党的执政合法性从何而来，应从执政方式。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不要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或危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愈来愈弱，如果继续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或继续依靠意识形态和领袖的威望，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一个异己的偶然的力量。目前世界上能够比较成功地、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安定与合法性危机的办法，就是依靠一种巧妙的“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党的十六大已经把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了重要日程，并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确立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战略思路，这就是对执政党合法性的深刻认识和积极有效地探索的结果。
二是面临着共产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变化带来的挑战。任何执政党都是想执好政，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都是想方设法执好政。我们从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定位来看，公共权力对政党的影响很大。如果政党与民众相脱离，这时候政党就会变质，甚至垮台。政党错位表现与神权政治相似。苏共垮台就是这种错位而造成的。当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垮台时群众不闻不问，这是最大的可悲！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由此可见，党群关系的本质是体现制度问题，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
三是面临着共产党执政的成本和效益的机战。共产党执政也要讲成本，权力在手就是成本。讲成本不仅要看产出，还要看投入。资产阶级政党在那里扯来扯去，搞“三权鼎立”，成本不低呀！我们党采取“议政合一”制，但与党又扯皮了，党政扯皮的事不少。现在，我们党与政府两大系统的运作成本不低，相互职能交叉、运行混乱；机构重叠、执行不利；职责权力脱节、执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这些都是由于现行的体制、方式不科学，每人要估计许多事情，在决策时难免不扯皮，客观上就增加了执政成本。
三、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许多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新任务、新要求、新举措。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要改革那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部分，绝非改掉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必须要从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入手，处理好一些重大关系，不断推进改革并逐步加以完善。
1.要由代替型民主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会满足包办一切的做法了。市场经济时代就要由代替型领导转到支持和服务型领导。西方领导科学的主流派认为，“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把事情做正确。”我们党的政治定位是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就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也就是说“要做正确的事。”可是长期来，我们习惯包揽一切、代替一切，甚至把能否替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判断党员干部优劣的主要标准。现在我们如果再去包办一切，干一些不该管的事，其结果只能是党的领导的削弱。因此，现在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由代替型民主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句话，共产党执政就是要依法执政。当前，我们正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如在选拔领导干部采取票决制；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等等。依法执政正在朝着十六大确定的方向迈进，但有一个过程，必须一步一步地做下去。
2.要正确处理党政之间的法理关系。
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来处理党政关系。对这个重大问题，自从我们党成为事实上的执政党之后，就一直没有放松过探索。毛泽东同志探索的最后结果，就是采取一元化领导。现在看来这是行不通的。邓小平同志在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要党政分开。政党、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党政职能是要分开的。党政分开是一个程度动作，不是简单理解为把办公楼分开，把人分开，那样理解是错误的。党政分开是要解决由人治到法治的问题，对国家政权怎么领导？对人民怎么领导？现在仍然法理不清，底气不足。我们又用世界眼光来审视国际上其他政党的情况。1919年前苏联作过党政分开的决议，后来斯大林不分了，到了戈尔巴乔夫又分了。起起伏伏，都没有成功。我们也是这样，老是在想办法，老是分不开，千方百计要分开，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在西方许多国家实际上党政没分开。如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开始由各政党推荐总统候选人，展开竞选。共和党推荐小布什，他是共和党的领袖，又是总统候选人，先是党的领袖才有资格当总统候选人；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党政是不分的。再看实行内阁制的英国，先是由各选区选出议员，选议员由各推荐人选，进行竞争；在议会中组成议会党团，也选出议会党团领袖，这个党团领袖也是他那个党的当然领袖。政府元首由国王委任给这个党团领袖。没有执政的党就是监督，专给执政党挑毛病，是“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派”。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挑毛病挑的越多越有功，挑准了还有赏。
由此看出，政党执政活动的界限是政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同时决不能超过政权运作的法理关系。一句话，政党执政活动的边界就是政权运作的法理关系。只要处理好这个法理关系，党政一把手就不在于一个人当还是两个人当了。所以在西方国家党政分开不那么谈了就在这里。在我国书记、市长分不分不在人，而在法理。在书记和市长位置上，谁管谁？在二者交界上肯定要发生矛盾。那么究竟怎么运作，现在绝不能停止在过去对党政分开的理解上，而是要从党政之间的法理关系上去认识、去把握，防止搞形式主义。
3.要处理好法理性和效率的关系。
在经济建设里面有法理性和效率关系问题，在政党建设里面也是如此。党政关系在法理上有合理性才能分开。过去经常提党政要分开；现在又不那么提党政分开了，有人怀疑是不是要搞党政合一了。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强调党政分开是讲党政的法理性问题，现在普遍出现党政主要领导交叉任职或者少数党政一把手实行一人担，主要是为了突出效率问题。讲法理关系是讲权力的授予过程，是谁给？怎么给？程序要有合法性，增加群众的认同感。如果你不按程序，付出的代价是老百姓对你的不信任。民主不能怕麻烦。尤其为了增加合法性更不怕麻烦。用权时要讲效率，办事情要有人拍板，不能老是拖着不办。不论讲效率还是讲法理性都要注意科学，不能只取其一不顾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