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由美国次债风波生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取向论文,宏观调控论文,风波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8月9目，受美国次级债市场信贷失衡风波的影响，全球主要股指纷纷下挫，其中，不少股指接近或达到近3年来的最低谷，各国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第三季度例会上，首次明确表态：要密切关注美国次债危机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冲击，并研究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显然，美国次债市场信贷失衡风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所不能回避和轻视的重要问题。
一、美国次债风波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征、运作机理及发展态势
美国投资风波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以货币市场供需失衡为表象，但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无法根除。(一)美国次债风波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以货币市场供需失衡作为其表象，但其背后是金融资本无限的逐利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继起所造成的
克尔曾指出“当今世界货币总量已经超出货物总量的60倍，实体经济运转只需要其中的3％～4％就已足够应付交易中的支付需要，意味着另外的94％～95％的货币在‘空转’”[1]。由此可以推论，不管起因如何，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首先体现在这94％～95％的“空转”货币的供求失衡上。
实际的情况与这一推论几乎完全一致：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短短的48小时内，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分别向其金融市场注入了620亿美元、1594.5亿欧元(合2135.4亿美元)以及1万亿日元(合85亿美元)的巨额流动性以增加金融市场的货币供给，到9月初，各国向其金融市场注入的流动性总额已达到5500亿美元的庞大规模[2]。同时，各国银行体系也相应地提高了贷款利率并减少贷款数量以压缩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这一增一减的调控措施显示出全球金融市场上货币供不应求、流动性不足所导致的货币体系非均衡的现实状况。但是，认识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全球货币市场的非均衡作为其重要表现还仅仅停留于现象层面，而未深入其发生的根源所在。全球货币供求体系失衡的背后，是金融资本无限的逐利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继起所造成的：由于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这使得某单一市场(如本次危机的美国次级债市场)的利润空间耗尽、风险增大时，巨额金融资本必然会迅速撤出该市场，由于缺少其他资本填补该空缺，这必然造成金融资本流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继起、资本逐利链条发生断裂仅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再加上以美、欧、日为主导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以及投资者的从众性心里预期作用，这种资本逐利链条的断裂必然会以“蝴蝶效应”的模式传导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扩散显然已是题中应有之义。海曼·明斯基[3]在其“金融动荡理论”中对这种以货币市场失衡作为金融危机表象的现象作出了中肯的评述，他指出：即使银行信贷很不稳定，个人和企业用于投机的资金也会促成投资热，从而增加货币供应和扩张活动。投机的欲望拉动人们所寻求的商品或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升，到了投机过程的某一阶段，少数局内人觉得市场发展已达顶峰，于是开始把虚抬的资产换成现金或“有质量的”投资，这一现象加速之后，必然触发大规模的投资者撤退，最终的结果是银行不断停止贷款、引起信贷紧缩，货币市场上出现严重的非均衡现象，衰退与萧条接踵而至。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局限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债市场信贷失衡现象中讨论，更不能为表面的货币市场供求失衡现象所迷惑，而应当从金融资本逐利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继起的逻辑角度来理解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才能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
(二)全球金融市场信贷体系的过度扩张在带来资本市场高度繁荣的同时也不断孕育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全球金融市场信贷体系的过度扩张主要表现在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的迅速膨胀上。朱民(2007)指出，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从1991年到2005年，其容量增加了3倍左右；而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从1998年到现在，增长了3倍多到4倍左右，其中全球75％的流动性是金融衍生产品提供的。[4]而据成思危的统计，目前国际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期权占到90％以上，2000年全球金融衍生品的年末余额达到9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汇率类和股指类的衍生品各占17％，利率类衍生品占到66％，规模是很庞大的。[5]至于本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级债市场则可以说是这种信贷过度扩张的典型产物：它的信贷条件宽松到了把一部分资信不佳的贷款人申请的住房抵押贷款，甚至还可以将其打包成债券卖给投资者，其具体的信贷扩张模式可参见图一。
如图一所示，美国次债市场的信贷扩张如果仅限于次级抵押公司与居民之间的房贷关系，就不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这种信贷关系是单一的、线性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单一线性信贷关系的资产化、证券化，这就使得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也纷纷通过持有ABS(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MBS(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或CDO(债务抵押债券)等资产凭证而加入到这一信贷体系中，从而使次债市场的信贷关系多角化、网络化、复杂化，信用链条、资金链条的中间环节过多以及次级房贷的资金成本(即利率)过高(通常达到10％～12％，比普通抵押贷款利率平均高6个百分点)，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次债体系的脆弱性。
图1 美国次债危机的信贷扩张关系
另外，从投(融)资者资信状况的角度来说，资信状况不佳的投(融)资者在信贷市场、尤其是像住房信贷这样具有高风险的耐用消费品市场是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和融资的，更何况，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上，对投(融)资者资信条件的苛刻要求也是上述国家资本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由于美国2003～2006年经济的强劲增长带动住房市场高度繁荣，在平均房价上涨了50％的条件下，受利益驱动，这个本不应该过度发达的次级债市场却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美国按揭提供商以种种方法吸引人们大胆贷款，甚至前2年以低利率引诱，后28年则利率超过正常利率的3％，这种次级债规模在2006年高达6000亿美元[6]，其信贷条件被人为放松的情况清晰可见。一方面，这种信贷体系的扩张确实融通了资金，为美国乃至欧洲、亚洲的金融炒家和各种投资基金提供了炒作的题材、平台和空间，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炒房投机者的过度炒作，使得房价哄抬上涨，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增加了炒房的成本，市场风险因此成倍增加，潜在的危机不断地酝酿，当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到极限之时，炒房利益链条必然随着部分投机者的“提前上岸”而“轰然断裂”，资金供给方信心严重受挫，买方需求被市场严重打压，市场指数从高位运行到陡然下跌套牢无数世界性的投机资金，信贷过度扩张带来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资本市场也就不足为怪。由此可见，信贷体系的过度扩张在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双刃剑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三)以金融资本全球扩张为特征的金融危机始终受到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利润率普遍下降规律的客观约束
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已经从产业扩张阶段过渡到了金融扩张阶段。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扩张，使得国际债券、股票和基金市场迅速发展，全球资本流动不断加速，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逐渐连为一体。但是，金融资本的流动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价值的创造、利润的获取还得依赖产业资本正常的投入-产出活动来实现。由于产业资本投入-产出活动受市场竞争、规模经济等因素的限制，除非有重大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出现，其长期的资本收益率是下降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换言之，产业资本“做大利润蛋糕”的过程本身受到技术条件、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限制与约束，其利润增量部分不可能极速膨胀，能够保持住线性的利润增长态势就很不错了。然而，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却要求资金的腾挪、转手之间就要赚得呈几何倍数增长的利润，显然，这种利润的极端需求与产业资本利润创造空间的有限性构成了一对不易调和的矛盾，并且，对于目前被视为具有完全内生经济增长能力的主要发达国家，尽管它们通过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能够形成一种规模收益递增的经济结构，能够维持较高的实际利润率、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但上述矛盾依然无法解决，因为具有完全内生经济增长能力的国家其利润实现过程也要经历诸多环节。以技术研发投资到最终收回这种投资赚取利润为例，发达国家95％的研发项目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并且在这些已申请专利的技术当中，只有10％～20％的能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另外80％～90％的技术大多面临因为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而被束之高阁的命运[7]，由此可以看出，实际利润的增长因为技术变革所耗的环节多、时间长而且风险大，实际上根本无法支撑金融资本短期内套取巨额利润的需求。因此，金融资本极端的利润需求与产业资本利润创造空间有限性矛盾的积累、加深，最终只能通过实际利润向账面利润的转化来完成。实际上，当金融资本不断刷新其虚拟利润数据的记录时，泡沫也就不可避免地生成了。因而，当这种不顾及产业资本生产技术条件与市场容量制约的非理性金融资本对利润的狂热追逐突破一定极限时，金融市场的秩序必然会因为其实际利润支撑不足而出现紊乱，导致金融危机的酝酿和爆发。
(四)全球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趋好并不能排除金融危机突然爆发的可能性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美、欧、日等三大经济体内不同国家的股市指数都在2006年接近或达到其历史最高点：其中，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12463.15点历史最高记录。英国FTSE100指数达到6220.8点，较1999年创下的6930.2点历史最高点位相差10.2％；法国CAC40指数达到5541.76点，较2000年创下的6922.33点历史最高点位相差19.9％；德国DAX指数达到6596.92点，较2000年创下的8064.97点历史最高点位相差18.2％。而日经225指数达到17225.83点，较2000年创下的20833.21点前期高位相差17.3％(朱民等，2007)。这些股指数据不仅能够反映出目前发达国家基本经济面良性运行的特征，而且说明其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与空间巨大。应该说，支撑发达国家这种良好经济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上述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在世界贸易格局和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高新技术产业资本的利润丰厚。二是各国主要企业的盈利状况良好，过去两、三年的企业净利润达到20％、30％多，美国的公司盈利也达到12％左右[8]。三是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2006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市盈率在17倍左右，与2000年的22.36倍比起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趋好并不自动解决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问题，例如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赤字和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贸易盈余共存，使得全球的经济失衡不再表现为双边失衡，而且体现为多边、全球性的失衡[9]，实际上，国际贸易经常账户的长期逆差必然要通过资本账户的盈余来抵扣，这无形中加剧了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逐利的冲动，从而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过度自由化，与全球范围内常年保持在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水平的流动性投机资本的存在，成为表面上欣欣向荣的全球经济下涌动的不稳定因素，跨国金融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高速度和投机性使各国政府经常碰到金融流动中的突然变卦，因此常常受到货币投机之害[10]。三是“蝴蝶效应”问题，相对美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次级债市场波动应当是不足为惧的，可就是这个次级债市场上的小小“涟漪”却引发美国道琼斯股指的剧烈震荡，当这股“金融风波”由美国刮到欧元区和亚太地区时，就掀起了更为猛烈的“金融风暴”，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市场联系的紧密度决定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只需要在全球资本市场链条上打开一个“小口子”就足以形成、渗透、发散。综合上述，目前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可能演变成一个不具备明显周期特征、从而突发性极强的随机事件。
(五)全球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各国一定的协同手段加以抑制，但价值规律与资本增值逻辑决定了危机是无法根除的
面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股市剧烈下挫的现实，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加强了信息沟通与合作调控，从各国中央银行紧急注资金融系统到各国政要纷纷出面稳定投资者及公众预期，其协同调控的效果逐渐体现了出来：从危机爆发后的第10天开始，以道琼斯指数为代表的世界主要股指纷纷反弹，全球股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并持续小幅度震荡的迹象。显然，本轮金融危机尚在可控的范围内，危机并未由虚拟经济系统传导到实际经济系统，还不至于引起全球经济系统的崩溃，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实现“软着陆”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无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全球金融市场体系有多么完备，支配其运作的基本规律无非还是价值规律与资本增值逻辑。各种调控措施尤其是注入巨额流动性的做法，只能起到填补资本空缺的作用。在资本增值逻辑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产品长期偏离实际价值的所谓“均衡的供求价格”实际上已经违背、扭曲了价值规律。因而尽管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平，但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同时在聚集与酝酿之中了，金融危机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扩张进程中无法根除与抹灭的阴影。
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应对策略
直到目前为止，美国次债金融危机尚未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实际上，从美国次债危机的发生机理和传导过程的角度，我国可以从中汲取相应的宏观调控应对措施，以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
(一)坚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到过热，以及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经济增长由偏快到过热既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更是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5～11月我国的CPI数据分别达到3.4％，4.4％，5.6％、6.5％、6.2％、6.5％和6.9％(国家统计局，2007)，其中7、8、11这三个月的CPI数据达到历史上的新高。2007年全年的通胀率将可能“坐四望五”，宏观经济的通胀压力较大。总的说来，这一轮经济过热主要是2006年以来宏观经济领域中流动性持续过剩、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过多、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潮涌”现象突出、持续“双顺差”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宏观经济中储蓄—消费环节不畅以及主要粮食产品的结构性短缺等综合因素积累造成的。如果此时我国的资本项目、证券市场以及金融系统完全向国外开放，那么必然的后果是热钱大量涌入并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寻求套利的空间，打破金融市场上的供求平衡，这不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火上浇油”的负面作用，而且在市场逐利空间缩小后这种投机资本的迅速撤出又会造成宏观经济的震荡，最终必将扰乱经济秩序，引发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所以，现阶段逆经济过热风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必然选择：一方面，从供给面来说，应通过重点遏制信贷过多投放、适度紧缩银根、严格控制土地审批、压缩基础货币投放等措施来缓解宏观经济领域“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胀压力，另外，通过增加粮食生产的资金配套供给与补贴，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大未来粮食供给以平抑物价也是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另一方面，从需求面来讲，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网络”比较薄弱，应继续推动以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全覆盖为目标的“新社会契约”签订及落实工作，解除人们在失去旧有(计划时代)契约条件后的后顾之忧，最终降低过高的储蓄率以启动内需；通过财税杠杆调控投资需求、尤其要抑制地方政府及企业对“两高一资”项目的投资热情，使建设资金投向更有利于节能减排、具有高新技术的产业中去，改善宏观产业结构，最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货币政策由“稳中适度从紧”转变为“从紧”的同时，注意增加货币政策工具的多样性、防止单一政策的边际效率递减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向偏热趋势发展的主要诱因，其外在表现是“两市”——股市、楼市的价格指数持续高位运行。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06年就将遏制“流动性过剩”作为货币政策所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从连续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压缩信贷规模、到公开市场操作多次发行各种类型国债与央行票据以回收流动性，再到频繁加息以促使实际利率在现有通胀率的条件下由负变正等措施，其力度与出台时间的密集性都前所未有。
以近年来央行历次调整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为例(见表1)，最近11次的利率调整时间中，2006年以后的占到7次，而存款准备金率的最近11次调整中，2006年以后的占到9次，尤其是，2007年4月以后的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密度达到了每月一次，由此可见当前央行压缩流动性过剩以及防控经济过热的决心。然而，虽然上述货币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流动性、缓解了部分通胀压力，但政策的边际效率还存在递减的现象，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动因未被完全消除。例如，尽管2006年来我国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或降低利息税率)的频繁程度越来越高，但实际利率最终还是没能超过通胀率，负利率的宏观经济背景造成巨额流动性涌入股市、楼市，以至于股价、楼价持续攀高：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从2007年6月初起的3820点升到10月中旬的6000点附近，涨幅接近57.07％(虽目前股市回落至5000点左右，但其热度依然不减)；而楼价上涨幅度过快，也不同程度地给城市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2.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历次调整的时间与内容
次数时间调整前 调整后调整幅度
11 2007-8-15
11.5％ 12％
0.5％
10 2007-6-511％11.5％ 0.5％
9
2007-5-15
10.5％ 11 0.5％
8
2007-4-16
10％10.5％ 0.5％
7
2007-2-25
9.5％
10％
0.5％
6
2007-1-15
9％ 9.5％ 0.5％
5
2006-11-15 8.5％
9％0.5％
4
2006-8-15
8％ 8.5％ 0.5％
3
2006-7-57.5％
8％0.5％
2
2004-4-25
7％ 7.5％ 0.5％
1
2003-9-21
6％ 7％1%
因此，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除了将“稳中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的态势而外，还应当设法提高政策的边际效率。即应增加货币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出台前的“保密性”，尽可能地防止实际货币政策与人们预期完全吻合的情况出现，尽量减少货币政策效应被市场提前“消化”的可能性，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加息为例，加息过多、过频会增大已按揭购房者的还贷压力。因此，应当倡导多样化的货币信贷政策组合措施(关键是遏制投机性的购房、按揭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近期下发的关于申购第二套(含)以上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40％(利率不得低于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利率的1.1倍)的房地产信贷管理措施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不但丰富了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多样性，而且也突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地位，有利于避免单一货币信贷政策措施连续、高强度使用带来的边际效率递减，同时规避政策性危机风险。
(三)加强中央财政统筹能力以调控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缓解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压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的成因很复杂，既有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片面追求“多、快、好、省”战略所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的历史因素，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以“放权让利”作为主要宏观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等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行为因素。但就目前经济增长有速度但欠质量，节能减排与高科技环保项目少，而“两高一资”的政绩性工程多的现实状况而言，地方政府的行为变量在导致宏观经济增长“增量部分”的结构性失衡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例如，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土地批租”、“干预银行信贷”等流动性创造手段，制造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投资、产能过剩浪费、房地产价格高位运行等引起经济过热的隐患，以至于宏观调控的措施往往越是到基层政府，其执行的力度越是被弱化，中央宏观调控的效果不明显。从GDP统计数据来看，地方政府显示出对GDP高增长的强烈追求。可见，“放权让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反之，“集权统筹”倒是新时期新阶段改革实践发展所必需的。“集权统筹”是指适度强化中央的经济权力。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便是增强中央财政的统筹能力，使中央政府在搞好宏观调控、协调区域发展、调节收入分配、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等方面都要起到全局性的整合与指导作用，这样便能有力地约束地方政府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行为，使宏观调控更富效率，使经济增长统筹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最终从经济增长的“增量环节”上逐步缓解当前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压力。
(四)继续贯彻资本严格管制的策略
1996年我国实现了经常账户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目前资本账户下共有60个分账户，有将近30个已经放开了，余下的一半要逐渐放开，但现阶段时机不成熟、还有继续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必要。其原因在于：一是任何国家在面对固定汇率、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独立性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目标权衡时都会遇到“不可调和的三难”处境，政府至多只能同时达到两个，因此必须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而我国现阶段必须突出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放弃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二是资本项目放松管制虽是长远的发展趋势，但国内金融体系的相对脆弱性决定了，重要资本项目放开了很可能就难以回到管制状态，只有先管得住才能最终放得开；三是我国是一个仍需改革其金融系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经济体，并且其经济周期并不能和发达国家同步(余永定，2007)，资本的自由流动将使汇率过分波动，带来金融风险；四是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亦不是当前放开资本管制的最佳时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持续了长达10余年的经常、资本项目双顺差，到2006年底，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两项之和达2600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规模十分庞大，双顺差使得我国国际储备资产继续增长，到2006年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突破万亿美元的大关。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盈余是拿来填补或抵扣经常项目赤字的，这样可以利用外国储蓄实现比单纯利用国内储蓄更高的投资水平，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国际收支均衡态势。然而，目前规模庞大的经常、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同时出现，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骤然增加，使得2003～2006年仅3年时间央行为冲销操作而发行的央行票据总额就达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这样庞大的规模，而公开市场操作仅几年时间就把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售罄了。更为不利的是，美联储在次债危机发生后的9月19日又突然宣布减息半厘，这显然是期望制造美国国内的通胀形势使持有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其他国家为其次债危机“埋单”，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币被动升值的压力就更加巨大，这使得央行的票据对冲操作将带来更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这必然加剧资产价格的泡沫膨胀风险。上述现象还仅仅是我国金融体系账面上看得见的，据报道，即便在现有资本管制约束的条件下，近年来透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流入我国内地的境外资金规模达3000亿元人民币[12]，这些资金正在深圳、广州、上海等地暗自潜行，而且这些境外资本普遍避开我国股市而以按揭的方式购买房产，其实质是以20％或者30％的钱在炒房地产，这自然造成深圳、上海等地房价涨势惊人、资产价格的泡沫成分越来越重。所以，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进行完全自由流通只宜作为远期目标，短期内高筑资本管制“大坝”、提高境外资本进入境内的成本等措施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共同决定的，具有必然性。
(五)调控商业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购买国外信贷资产的取向：减持高风险资产，增持收益相对稳定、风险较小的资产项目的同时，注意控制美元资产的持有额度
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已经被“分割”到全球的金融体系之中，它不仅出现在德国州一级的地区性银行账上，而且使英国北岩银行也深陷“融资难、挤兑急”的境遇之中，以至于英国政府、英格兰银行与英金融管理局不得不发表联合声明授权英国央行向北岩银行提供金融援助以稳定储户的预期、缓解北岩银行的挤兑压力①。显然，北岩银行是受美国次债危机影响较深的第一家美国以外的金融机构，这都是与北岩银行依靠向其他银行借款以及在金融市场上出售抵押贷款证券吸入了过多高风险金融资产的行为密切相关，这一现象提醒我国商业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在选择持有国外信贷资产时，也宜充分权衡“资产收益性”与“资产风险性”，不可只顾收益不管风险。据报道，从2007年6月底中报截止到8月28日，Markit公布的次优级债券指数显示，AAA级、AA级、A级次级债分别下跌了6.8％、30.1％、44％，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MBS上投资规模分别达到89.65亿美元、12.29亿美元、10.6亿美元，据估计，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住房贷款抵押债券(MBS)损失将分别增加人民币88亿元、10.8亿元、9.4亿元，合计约人民币100亿元[13]。显然，中资金融机构减持乃至平仓类似MBS、CDO这类高风险资产的紧迫性已是不言而喻，至少现阶段在次债危机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应当将MBS、CDO之类的高风险资产转换为固定收益率虽低但风险小的资产，同时要注意控制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的持有额度。另外，还要避免中资金融机构使用拆借资金进行高倍杠杆投资的违规现象发生，同时宜加大中资金融机构主要岗位(如海外信贷部)实权人员的管理与监督力度，防止人为的因素带来巨额的损失。
(六)把建立健全而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作为防备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制度保障
健全而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有助于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与创新，而且也是防范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以“单线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作为其运行框架，其监管采用的是“分业监管、提高效率”的模式，这一监管体制总体上运行良好，但也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金融行业间和金融企业间资金流动渠道和中介环节的监管还存在“条”、“块”分割现象，也即是说“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过多地把重点放到“一对一”的行业对应监管上(例如银监会针对银行、保监会针对保险公司、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等)，行业监管过程中的内部稽核与外部稽核偏重于“对象性”而忽视了“渠道性”，尤其是对于资本流动的中间环节与渠道的监管不够，或者即使有监管也存在着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重复监管等问题的出现。单一的、以对象为主的行业监管到位不等于整个金融行业与金融系统的监管到位，这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相关监管部委通过体制创新和宏观监管上的综合协调、统筹加以解决。第二，对金融业附属公司或金融企业的监管不够，尤其体现在对这些企业信贷投放及资本海外流动的监管不足上。加强对资金流动中间环节与金融企业资本海外操作的监管，由重视“对象性监管”到“对象性”与“渠道性”并重监管的很重要，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机构、金融企业形成审慎经营的运作模式，而且在客观上也能防止全球金融危机通过上述资本流通渠道渗入到我国的金融系统。
(七)在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尽可能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外部经济环境，防止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我国
严格地说，美国的次债金融危机是其自身的经济、金融系统出了问题，然而近期美国却出台了一些针对我国对外经贸政策而制定的惩罚性法案。同时，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不断，其论据在于：我国的汇率被低估，我国还在以低的价格向其他各国“倾销”产品，并且这一论调在美国次债危机发生后变得更加被强调。实际上，我国在国际垂直分工格局中仅仅赚取了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加工贸易微薄的“加工费”而已，巨额利润已被跨国公司以购买知识产权、技术设备以及FDI的利润分享合同回收了；同时，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多的是国际投机资本刻意制造的话题，它偏离了人民币真实的升值能力，如果不控制人民币升值的上限，那么，“套利空间”增大、热钱涌入的情势就会越来越严峻，未来人民币对内迅速贬值的风险也会不断增加。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崛起面临着不太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这种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增大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代价，有的时候不得不为了缓解国际摩擦而承担一部分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与成本。应对这种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并防止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本通过贸易或金融渠道转嫁到我国，应当始终坚持国家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至上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往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视外部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有正、负两种效果的话，那么，我国面临着的经济发展道路可分为4种：一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外部经济环境的正效应。二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外部经济环境的负效应。三是经济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外部经济环境的正效应。四是经济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外部经济环境的负效应。可以说，上述发展道路的组合中，经济利益是否受损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充分控制的，而外部经济环境只能通过国际经济协商甚至外交斡旋等方式努力加以改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现阶段我国应以最大化经济利益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石，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本通过贸易或金融的渠道转嫁到国内经济系统，着力塑造一个健康、稳定、持续增长的我国经济。至于外部经济环境可能存在的各种负面影响，则采取尽可能改善的策略，实际上，只有当我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发展、壮大了，那些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才能最终改善。正如这次美国次债危机中美国财长保尔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美)国会针对我国经贸政策而制定惩罚性法案的做法可能危及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并且可能扰乱已因‘次债危机’而面临严重困难的美国市场，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是在玩火”。“对华采取单边惩罚行动可能付出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市场的巨大代价，”[14]。可以看出：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注释：
①实际上英国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只在总体上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负责，一般不会插手具体金融机构的经营事务。然而，从本次危机的情势来看，英格兰银行不仅出面稳定公众预期，而且会同英国政府及金融管理局为北岩银行提供贷款或注资，由此可见，美国次债危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渗透和影响的深远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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