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美国论文,西方国家论文,如何看待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3)06-0005-08
近年来，学界出现“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体现出对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推崇和对我国民族政策的质疑。那么，美加等国的民族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其实践效果究竟如何？这些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我国民族政策的本质区别何在？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对坚持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加拿大民族政策的演进与本质
1.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典型代表
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十分少见，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西方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建构民族认同方面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政策，其中，美国的“熔炉政策”和加拿大等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可以说最具典型性。
美国的熔炉政策主要在于促进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民族属性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融合成为具有“美国信念”的美国人，是要求移民从语言、文化、政治行为到精神完全接受美国传统的“美国化”。美国西部混合民族形成的经验被作为塑造美国体制和民主最为重要的因素，西部边区的“大熔炉”使得不同移民混杂融合成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民族，促进了移民的美国化。[1](P.63)熔炉政策“迎合了当时工业化时期的‘大美国’思潮和移民实现‘美国梦’的幻想”，[2]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关系，成功构建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认同和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新的美国文化，为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多元文化主义最早源于美国对熔炉理论的批判，它伴随着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反映了对少数民族认同的承认，在全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多元文化主义“主要强调的是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有作为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侧重于作为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平等多样与和平共存；有作为族群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强调作为族群的平等共存”。[3]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少数族裔具有权利，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甚至是需要的参与社会的方式，反对少数族裔在地位和待遇上的不平等。[1](P.45)1971年加拿大率先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瑞士、英国等国家纷纷效仿，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影响较为广泛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2.美国、加拿大民族政策的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演进，并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治法律制度会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各有特色。这种演变过程与特点的形成是有其内在规则的，同时是客观的。[4]美国和加拿大的熔炉政策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因国情民情的变化而经历了长期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1)建国初期对土著民族的掠夺残杀、对黑人的奴役和盎格鲁一致性政策。建国之初的美国、加拿大，既要与英国、法国、西班牙展开斗争，又要处理与土著民族的关系。同时，土著民族拥有的大量土地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土著部落的存在被视为对其政权稳定具有重大威胁。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对土著民族的掠夺和残杀使得美国、加拿大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也使得土著民族的人口锐减，濒临灭绝。新开垦的大量土地和南方种植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殖民者对被贩卖到北美大陆的非洲黑人进行了残酷奴役。而且，美利坚合众国(联邦)的建立也是基于北方资产阶级与南方奴隶主的联合。因此，以标榜人权而著称的美国宪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可了黑人奴隶制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没有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资源的情况下，如何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是美国和加拿大所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北美大陆处于强势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文化必然地成为美、加民族同质化建构的基础。在这片大陆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被视为优等文化，所谓劣等民族的文化必须被清洗，每一个移民都必须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美德，符合其价值取向。正如亨廷顿所强调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成为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美国信念”诞生的母体。[5](P.45)
(2)资本主义扩张和“白人至上”论基础上的民族隔离制度。到19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移民数量的剧增，资本主义的扩张趋势造成与土著民族的冲突不断。“现实使美国统治者意识到，印第安人与白人不可能同居一处而相安无事，与其让印第安人无休止地抵抗下去，不如在他们传统的领地上圈给他们一些地盘，既可从中获得大量剩余土地，又可避免与之发生冲突”。[6]于是，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建立保留地制度。此时的印第安人已经无力抗争，被迫走上了“血泪之路”。为了把土著民族纳入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当中，美国和加拿大都采取了强制“美国化”和“加拿大化”的政策。
另外，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但是黑人并没有真正获得经济政治上的自由权利，白人统治集团认为给黑人平等的公民权就会威胁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会使整个民族“非洲化”，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北方工商业利益集团希望投资和开发南方的土地，愿意看到一个庞大的无产黑人工人群体的存在。[7]最终，最高法院的判决承认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合宪性。
(3)移民群体结构的变化与熔炉政策的形成。当美国进入工业化阶段后，西进的步伐加快，同时东南亚百万移民大军进入美国，使美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60-1920年，将近3000万来自中欧和东、南欧的意大利、波兰、俄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新移民进入美国。[8]新移民群体动摇了盎格鲁一致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大熔炉”理念应运而生。但是，“民权运动以前的美国‘种族融合政策’的本质是种族歧视”。[9]同样，为了满足二战后加拿大重建和开发西部的需要，加拿大政府在北美移民潮和美国“民族热”的推动和影响下，也开始了所谓的加拿大化运动，在以英、法裔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试图将各种文化整合为一种新的加拿大式文化。可以说，“在世纪相交之际，作为移民接受这个国家经验的一种反应，‘熔炉思想’根植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之中”。[1](P.72)
(4)民权运动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发展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勃兴。二战后，由于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胜利的鼓舞，以及工业化的推进，大批黑人流入城市，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成为全国性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黑人开展了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这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以集体的形式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民权运动对美国黑人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深刻影响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与观念。一系列法令和法规的颁布使得种族隔离制被废除。民权运动“在思想、组织和取得的成果等方面都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0]受此影响，政府制定了“肯定性行动”政策及相关法令，以期消除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的歧视，这是美国对其民族政策的一种修正，“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与改善”。[11]
另一方面，“由于福利的提高，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劳动力的缺乏，很多艰苦的、收入微薄的或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经济活动交给了外来人员。在这种条件下，维护移民的权利也就成为这些国家吸引和稳定外来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由此也具有了生存的土壤”。[3]正因如此，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马赛克式社会已经取代了熔炉而成为美国经历的本质，新的美国马赛克社会是一个具有种族特点的多元文化混合体。[12]与美国相似，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加拿大民族政策也完成了由“一元同化”、“二元熔炉”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演进。[13]民族成分的日趋复杂，也带来了更加频繁的文化冲突，采取承认少数群体权利的、更为宽容温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有助于西方国家缓和社会矛盾。
由上述考察可见，被一些学人所称道的熔炉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甚至经历了严酷的种族、族群冲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建构，逐渐调整变革而来的。一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不仅与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而且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有关。
3.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本质
对于美国和加拿大而言，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演进都与其移民国家的性质相关。熔炉政策即是要把所有欧洲移民(甚至是黑人和黄种人)熔化，铸造成新的国家公民。从形式上看，熔炉政策似乎是一种强调相互融合型的民族同化，“是一个比较宽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1](P.69)但究其实质，熔炉的产品并不是简单地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合成体，产品的模具仍然是早已确定的WASP型号。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主体地位，新教的伦理规范，英语的广泛使用都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的核心文化，经过熔炉，移民将不可避免地被更新自身的文化和传统。
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对于少数族裔权利的承认与保护、强调不同族裔文化的独特性与平等性、反对排斥和压制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理念，使得美国马赛克社会的色彩更加丰富的话，那么千万不要以为马赛克的主色调已经改变，它仍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盎格鲁至上”依旧是“美国信念”的核心所在。正如金里卡所说，多元文化政策和移民融入是一致的，认为移民群体可能利用多元文化政策形成并维持一个独立的社会这一观念，看似合理，是因为人们忽视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大背景，多元文化主义在总的政策体系中只是一个较次的政策。[14]
多元文化主义只是西方国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同化政策的新形式，它缓和了社会矛盾，也缓和了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冲突。它不同于熔炉政策，而以更加公平的姿态鼓励移民参与到现存社会的主流体制当中，在一定范围内接受和承认了族裔界限的存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形式如何，采取这两种政策的目的都是维护核心文化，体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主义，延续“美国化”、“加拿大化”的民族同化，增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主义、人权、私有制等资本主义价值认同。如亨廷顿所言，“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又是一个同化的国家，这同化的意思就是美国化。”[5](P.135)
4.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争论与分歧
尽管熔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给西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但西方国家内部对于民族政策并没有形成共识，争论与分歧始终存在。
针对熔炉政策，盎格鲁一致性观点认为，美国移民的同化模式是失去原来的民族文化特征而接受盎格鲁主流社会的价值、语言、习俗、制度，美国社会不是“熔炉”，而是“转化炉”。“熔炉之外”的观点认为，美国有多个民族集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游离于“大熔炉”之外。“炖锅”论认为，在美国的民族关系中虽然存在着融合现象，但“熔炉”论夸大了社会的同化和融合能力，各个民族集团在一个“炖锅”里久久没有融为一体。“整合”理论则认为，迄今美国各民族集团并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平等地结合在一起，参与共同的社会生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美国民族关系的客观状况和特点，提出了一些“熔炉”论所没有涉及或难以解释的问题。[15]
而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来说，不管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项政策，既没有完全被美国政府所接受，也没有普遍地被美国社会所接受。反对者认为，首先是其没有解决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为了强调多元而否定了传统的一元，强调独特和差异，忽略了共性和相似，并走向了“族裔崇拜”。二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和实践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和不民主，带来自身的封闭和民族排外主义，导致了新的种族分离。过分的“分”也带来了不同族群事实上的“隔离”、断裂和孤立化，在社会生活中导致了社会分裂。三是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自我界定，造成了认同困境。四是他们断定文化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如果美国接受文化平等论，将意味着美国300年文化及其世界影响的消解，意味着“美国的终结”。而且，现实中存在的某些政治离心倾向似乎也在证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白人数量优势的逐渐消失，危及美国文化认同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曾以提出“历史的终结”而一鸣惊人的福山认为，WASP文化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文化，而正是因为有了WASP的文化霸权，美国才可能充满自信地称霸世界。[16]亨廷顿更是强调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致力于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树立“美国信念”是美国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只要保持这一努力，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5](前言，P.3)
上述观点反映了西方国家自身的争论与分歧，它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其民族政策。
二、西方国家民族关系存在的问题
1.历史问题并未解决
历史上，为了能把各印第安部落限制在一定的区域里，将他们原有的土地最大限度地开放给白人，同时为了消除种族冲突，美国政府实施了保留地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印第安人生活质量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奥巴马也允诺现政府将致力于解决长期忽视印第安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痼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印第安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至今日，印第安人仍徘徊在现代与传统的边缘，其自治权仍得不到有效保障，总体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2012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鲁泰雷指出，纳瓦霍人仍面临严重的种族歧视，无法获得平等的法律待遇和司法救济。[17]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自决的三心二意与印第安人对联邦政府的疑虑重重反映了保留地制度的内在矛盾，更体现了美国主流社会根深蒂固的对于印第安文化的压制和同化思想。
在加拿大，法裔加拿大人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不领情，魁北克独立的阴影始终困扰着历届加拿大政府。虽然1980年和1995年的两次独立公投未获通过，但是为了安抚魁北克法裔居民，加拿大国会在2006年通过了“魁北克人是统一的加拿大中的一个民族(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的动议。由于“nation”这一个名词可解释作“国家”或者“民族”，因而有部分加拿大人表示魁北克有独立了的感觉。加拿大研究学会于2010年底进行的最新国民身份认同调查显示，超过30%的魁北克法裔不承认自己是加拿大人，另有近40%首先认为自己是魁北克人，然后才是加拿大人。而在2012年魁北克省的议会选举中，支持独立的魁北克人党成为议会内第一大党，使得举行第三次魁北克独立公投成为可能。“由此看来，特鲁多政府推行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政策以来，魁北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初特鲁多的国家认同建设目标非但没有实现，魁北克法裔多数人口对加拿大国家的离心力反而更大了”。[18]
2.民族歧视长期存在
虽然美国一贯标榜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平等、法律公平，但是，凡到过美国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美国少数民族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政治上待遇不平等。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为种族隔离和偏见、工作歧视、移民歧视、肤色歧视、媒体、教育及居住歧视、现代型歧视等。[19]
一是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受到限制。美国司法部长也承认，由于少数族裔选举权受到身份证法的限制，部分人在事实上被剥夺了该项权利。二是少数族裔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经济状况恶化。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0月，白人失业率为7.0%，非洲裔失业率为14.3%，拉丁裔的失业率则为10.0%。就业歧视是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人口统计局2012年9月12日的数据显示，2011年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32229美元，不到非西班牙裔白人收入的60%；非洲裔美国人贫困率为27.6%，约为非西班牙裔白人贫困率的3倍。三是执法和司法领域种族歧视严重。跟其他族裔相比，警察更袒护白人。纽约市在2011年68.5万次警察街头拦截检查中，超过85%针对黑人和拉丁裔人群。四是宗教歧视明显上升，侮辱和攻击穆斯林的事件增多。美国穆斯林人口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但是联邦政府调查的宗教歧视案件中，14%涉及穆斯林；在职场宗教歧视案件中，25%涉及穆斯林。美国导演拍摄并在网上播放的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电影更是引发了全球穆斯林的抗议浪潮。五是种族隔离在美国事实上依然存在。有研究发现，美国许多工作场所中种族隔离的情形越来越明显，调查的58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呈现出种族隔离的倾向。六是种族关系紧张，仇恨犯罪频发。2012年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1%的美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较2008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17]
3.移民矛盾日益激化
随着人口老化问题加剧，以及经济全球化加深，西方国家需要移民作为劳动力和人才补充。但是从总体上看，移民的生存状态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大部分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状况相对贫困。在这种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了他们与社会其他部分有不同之处，鼓励他们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去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以至于这些移民程度不同地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9·11”事件之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抬头，欧洲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越来越持某种怀疑与警觉的态度。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连环爆炸案、2005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和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作案者都是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澳大利亚骚乱、法国骚乱、驱逐罗姆人、遏制非法移民等事件相继发生；2004年法国正式实施“头巾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具有明显的宗教标志的衣饰；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反对在该国境内新建清真寺宣礼塔；2011年法国、比利时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罩袍及覆盖全脸的面纱。西方对外来移民的反感度上升，民族情绪高涨。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欧洲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移民更是被极右翼势力当做替罪羊，受到无端指责。2011年挪威枪击惨案和伦敦骚乱，以及2013年5月瑞典首都移民聚集区的持续骚乱，在深层次上反映了西方国家自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这也是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先迎后拒”的内在因素。
当今西方国家的确普遍存在一种危机感，从两个新造英文词汇就能说明问题：一个是“拉丁欧洲”(Latin-Europe)，一层意思是指其语言源于拉丁语的欧洲国家；另一层意思则是欧洲已分裂成了西欧、北欧发达地区和东欧、南欧欠发达地区两部分，“经济柏林墙”正在形成。另一个是“欧拉伯”(Eurabia)，是由“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两词组合而成的，并定义为“欧洲正在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并进而衍生出“欧拉伯威胁论”。甚至美国历史上从墨西哥侵吞的这些地区现在已经被称为“墨美”、“美西哥”、“墨西福尼亚”等。西方社会面临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政要得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的言论，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认为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是错误的信条，它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歧异，阻止人们加强认同感，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可见，“他们所尊崇的普适性的标准受到了异质文化标准的挑战。在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与移民国家倡导的国家认同之间出现了分歧”。[20]
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的实施，为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在当今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承认，保障了不同种族在统一的社会结构中保持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权利。但是，西方国家民族关系的现状说明其民族政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三、中国与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差异
1.国家历史传统的差异
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移民的多样性虽然带来了文化的多元性，但是，移民来到美国是为了融入这个社会，想要当美国人，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因此，他们主动地、愿意而且必须适应这个社会的政体、语言、文化、风俗，并接受其核心价值理念。所以，“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是黑人争取人权、后续移民做‘美国梦’的最大目标。美国对国民、移民的治理，从防范的角度讲，是通过移民法、归化法来控制‘加入美国’，而不是防止‘分裂美国'”。[21]没有民族建构历史基础的美国，通过“美国信念”的核心价值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同化其中，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基础上保持了多元性，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并造就了现在国家的繁荣。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如托克维尔所言，取决于美国的地理、法制和民情，尤其是民情这个“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22](P.315)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孕育、发展、交融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源于本土、起于多元、互相吸收、有存有亡，国家的长期统一、各民族相依互补的经济文化联系、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使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自强、自新，铸就了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23]“在这里，‘中华’是超越了具体族群的政治共同体概念，‘民族’是一种高度抽象了各民族特性的比喻性概念”。[24]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把解决民族问题同解决社会总问题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才制定了以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历程之波澜壮阔和中国各民族发展成就之举世瞩目，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民族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但更不应妄自菲薄。
2.民族关系目标的差异
美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目标，毫无疑问，就是塑造美国人、美国信念。虽然不同族裔被同化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美国信念’的政治理念一直是国民认同的基础，也是将多样松散的种族、族裔等群体‘合众为一’的‘混凝土’”。[21]时至今日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仍然是以民族同化为根本原则的，只不过多了一点自然同化，少了一点强迫同化……仅仅是对传统的同化政策的一种补充”。[25]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国民同一性理念，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来促进移民的美国化，使之接受英语，自豪于美国国民身份，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遵从“新教伦理”。民族同化，尤其是文化上的同化，被亨廷顿誉为“在美国历史上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可能还是最伟大的成就”。[5](P.134)
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目标的，其中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和谐”以承认差异、多样性为前提，讲究相互关系的合理调处，讲究不同个体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和谐”是对我国各民族文化、利益多元性的承认和尊重，也是对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和睦、协调、合作等统一性的强调。这“背后是权利正义、多元文化主义、尊重人权和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24]体现了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科学性。同时，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具有时代性的。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到肯定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两个离不开”到“三个离不开”，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到实践“两个共同”，都体现了中国民族政策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场域，以中国各民族长期的民族关系格局为基础，紧紧围绕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宣示民族关系本质”。[26]
3.民族政策原则的差异
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建立的社会，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承认和保护，“与民族重于个体，强求一律的欧洲民族相比，在美国，个体具有无可置疑的首要地位”。[27]除土著民族外，不允许各民族实行政治上的自治。虽然美国也制定实施了诸如“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权利进行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族群归类”和“种族识别”，但是宪法不承认民族的群体权利，仍是以公民权代之。“印第安人之所以会成为特例，是因为美国政府将其视为美国最为苦难，并需要保留的古老人种，而采取诸多挽救措施的结果”。[28]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体现了“三个有机结合”，即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正确结合、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正确结合、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正确结合的特点。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要在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使有着一定的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有当家做主、管理地方性事务的权利，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保证各少数民族按照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发展和繁荣，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做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国家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战略高度做出的政治设计、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29]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证明，它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少数民族平等自治、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的要求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国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完全是由社会环境、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正如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仿效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则。”[22](序言，P.3)纵观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演进和民族关系的现状，厘清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质，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由其国情决定的，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价值观念，其政策效果各有不足，政策模式也并不统一。美、加等国的政策并不是普世性的，它们只是一种具有国别特点的民族政策，并非处理民族问题的完美样板。冷战结束后，欧洲、亚洲一些国家学习所谓“西方经验”处理民族问题导致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绝不排斥和反对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在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吸收中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他人的模式。中国和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在基本国情、民族关系目标和民族政策原则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因此，我们应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优秀智慧成果，进一步发挥道路、理论和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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