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马尔库塞和科西克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会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两种典型理论形态。虽然其各自的理论表述不同,却都是通过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空洞存在的双向反思,在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地基上融合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异化劳动等理论,追寻一种能够超越二元分立的具体哲学,建构感性存在论,这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然而,由于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仍以海德格尔生存论为主导原则,因此无法克服以意识内在性为基本建制的现代形而上学。应在对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反思中,转向马克思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原则高度,以开启出切中社会现实的、更广阔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空间。

[关键词] “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哲学;感性存在论;会通

当我们因遭遇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批判以意识内在性为基本建制的现代形而上学上所展现出的一致性而惊诧时,其实关于二者的会通,学界早已进行了尝试。其典型理论成果是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科西克的“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展开对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对话中所涉及的本质性的问题。

马尔库塞(1898-1979)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①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65.,在1928—1932年期间,马尔库塞写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论具体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以及《经济学中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等系列文章[注]② 由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和约翰·埃布罗梅特(John Abromeit)于2005年集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建构起“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那里读出海德格尔式的东西”[注]③ Heidegger,M.,Four Seminars,translated by Andrew Mitchell and François Raffoul,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52.。

科西克(1926-2003)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代表作是1976年的《具体的辩证法》。该书大量使用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术语,如,烦(操心)、追问、被抛性、向死存在、时间的三个向度等。其内在理路为:存在即实在,构造实在的是实践,实践即生存,人通过生存走向实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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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路

马尔库塞和科西克会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是对海德格尔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格义”。这种“双向格义”又具有两重蕴涵。

马尔库塞对感性进行了本体论升拔。他认为,感性其实是一个解释人的本质存在的本体论概念。包括感觉、情欲、忧伤、需求等,它根本不能从纯粹认识论上来理解,而是描述人的整个的存在特征的本体论问题。“人的感性表明人是由先定的对象所创造的,从而也就表明了人拥有一个既定的对象性的世界,他‘普遍地’和‘自由地’同这个对象性的世界发生关系。”[注]③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0、p.100、p.100.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融合的两个方面的操作:一方面是,人同他自身和一切对象性存在者发生关系,他能超越那些给予的和先定的东西而占有它,并把自己的现实性赋予它,从而在其中实现自身,其根源在于在世存在中人与对象的源始一体性;另一方面是,人能同对象性的世界“普遍”和“自由”的发生关系,则在于此在的优先性。只不过此在的优先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源于此在的存在领会,而在马尔库塞这里,则特别地将这种优先性归结为人的内在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本体性:“就自由就是超越那些给予之物和先定之物而言,它植根在忧伤和需求之上。”[注]④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0、p.100、p.100.

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当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以致弄成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化、科学化,忽视了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前提以及存在状况的分析。因此,它没有去关心人的具体的日常处境及其生存条件的揭示。另一方面,他也批评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这一不变的本质结构中,没有融进一定层次的历史具体性,即具体的历史情况和具体的物质条件。马尔库塞认为:“以历史性为基础对历史客体进行分析,必须把具体历史情况和具体物质条件考虑进去。因此,假如关于人类实存的现象学回避了历史实存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缺乏必需的清晰性和完整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海德格尔所处的正是这种状况。”[注]转引自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在实际的变电运维过程中,其复杂性特点决定了设备发生故障和事故的频繁性,从而导致了需要经常对设备进行检修,也即其频繁性。

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已然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而跃入了那种把总体的人的存在当作其研究课题的境域。”异化描述是私有财产对人的本质财产的遮蔽,以致人的本质财产的丢失的存在状态,而不只是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统治。在对世界的占有状况中,私有财产处在一种不真实的、片面的占有和持有的方式之中,而人的本质的财产则是指感性中表现的一切感觉和情绪,不仅仅是在直接的满足意义,而是在本体论上以总体的方式对对象、对世界的本真占有。所以,从人的异化状态向人的本真状态的复归,就是向人的本质财产的复归。这种复归,即是共产主义的激进革命,而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在内的革命形式,如果没有关联到人的本质财产的复归,它就不能称为本真的革命。

“双向格义”的第二重蕴涵,是将二者相互补充、融合,来克服彼此的缺陷,力图达成一种能够面向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新形态。

基于数学模型的预测是处理各个领域复杂问题的核心环节,只有精准的数学模型才能够把控模型未来状况的真实走向。而预测调控功能则根据系统的内部状态,结合被测控模型完成电网能耗测算。

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劈头就道:“辩证法探求物自体”,而所谓物自体,就是“通过人在其历史中揭示出来的世界总体和世界总体中的人的存在”[注]②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p.153、p.152、p.136、p.136.。科西克将物自体归结为存在,又将存在归结为实在。科西克认为,存在自身的丰富性不能寄托于空洞的概念,而应在于为存在找到一种非概念性的现实中介,来补充存在的丰富性。这种非概念性的现实中介,科西克称之为实在(reality)。实在则正是由实践来规定并获得一种本体论建构的。

马尔库塞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具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把握上,马克思主义还是有自身的优越性的。即它把握住了源于历史的存在、结构,以及发生的状况在内的全部知识。在此,马克思主义要优越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因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并没有对关于人类此在内在本质结构的分析,而是充满了现实的、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如生产关系、经济利益和阶级斗争等等。这些东西,对于海德格尔生存论而言,都被看作非本真的所谓“实际的”层面而悬搁和拒斥。故而,马尔库塞主张在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生存的历史性结构基础上,吸收进具体历史情况和具体物质条件。

对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而言,他认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客体或事物的层面来理解一切社会现实,马克思本人就曾经批判过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这个缺陷,强调要从人类实践活动来理解事物、现实等。而在马尔库塞看来,唯一涉及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实践问题的哲学形态就是海德格尔生存论哲学。所谓从人类实践的活动来理解事物、现实,就是用海德格尔此在在世存在的能在建构,来为客体性或事物性的理解作奠基。“此在的本体论历史必须被设定为‘社会科学’精确而重要的方法论。社会管理、经济运行和政治运作都聚焦在此在发生的建构之上,它们只能用生存的视角来看待。”[注]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39.生存论对人的此在沉沦在世的一系列具体处境的分析,如日常性、工具性、操劳、闲言碎语、好奇两可、与他人共在、历史性等,使哲学的本真面貌显示出来,并为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规律奠立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马尔库塞强调,如果哲学的意义是使真理显现出来,如果真理具有基本的存在特性,则哲学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样式,而且其自身即意味着,它乃是生存论的。

马克思认为对对象、现实、感性等不能单纯从客体的形式或主体的形式去理解,而只能从感性活动、实践来理解。科西克通过海德格尔的语境看到,一旦追问实在“是什么”的方式,就会从客体的或者主体的形式把实在当成了一个精神主体或物质实体,这是一种对实在的形而上学理解,仍然将实在置于“主体论形而上学”与“实体论形而上学”之中。问题是,实在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建构过程,故而只能追问实在“何以在”,即需要把实在作为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者揭示出来。这样,科西克就把对实在的建构与揭示托付给实践。他认为:“实践达成了通达人和理解人的路径,也达成了通达自然与解释、掌控自然的路径。对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人类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沟通解决,既不能立足于意识,也不能立足于物质,而只能以实践为根基”[注]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p.153、p.152、p.136、p.136.。在科西克看来,实践之所以能成为追问实在的本真方式,是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人的存在的界域”[注]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p.153、p.152、p.136、p.136.。而且人能通过实践,不断地打开这个界域,因此不断地构造实在。科西克认为,人的实践对实在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实践能够构造、推动和丰富实在;其次,它还是实在本身的“显身之所”,即自在之物的显身之所。因为在“人的实践中发生着某种本质性的事件,这种本质性的事件绝非只指向其他的什么,而是包含着它自身的真理,即它是本体论的事件。”[注]⑤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p.153、p.152、p.136、p.136.科西克把实践抬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他认为只有实践本体化才能达成原初的存在界域,才能超越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唯心与唯物等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通过实践构造实在,科西克就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从而在海德格尔的地基上,通过保留存在概念,舍弃其空洞性,继而替换成一种有现实内容的本真存在。

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空洞的存在进行了“双向格义”,表明他们要依托海德格尔生存论来超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主体内在性与外部世界(对象)分离或二元对立布局的本体论基础构架[注]吴晓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批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5期。,以图切近马克思实践哲学制定的原则高度。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制定乃是对具体哲学的追寻。

二、奠立在个体性之上的具体哲学

马尔库塞将感性本体化,通过本体化使其获得内在的、先验的超越性本质,成为人的存在本质的意指和意蕴,并且成为人的解放的途径所在。科西克亦是如此。他的感性存在论(即烦论)是将感性情绪——“烦”(操心)提升到本体的基础地位,立足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决断,即“烦”的两重维度中的神圣维度,从而实现对伪具体世界的超越,实现从异化操持到本真实在的复归。

科西克强调,辩证法探求实在,而实在由实践所构造和展示,由此辩证法就成为对实践构筑的人类现实生活及其展开的把握,是“精神地、理智地构造社会”,“展开和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方法⑦。辩证法是理性与良知的统一,决不能像实证主义那样,把理性与良知看成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变量,其中的一方以冷漠的方式或者以对抗的方式“处理”另一方。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构建人的现实存在的基础。但对于此二者在人的存在问题上,他强调,良知是比理性更为基础的东西。没有良知的理性,就变成笛卡尔式唯理论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恰恰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标志,即计算性理性,或者说科学理性。问题在于,计算性理性与价值脱节,压抑着良知,以至把实在排除出去了,不能构造实在⑧。然而辩证法的本性就是:“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构造出合理的实在,才能建构起自身。”⑨在此意义上,科西克批评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主体与客体等一切形式的二元论,其实质都是还原论。还原论正是把实在的丰富内容转换为、还原为某种基本的元素,从而导致一种把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抛入不变实体的深渊之中的致命危险。而辩证法根本不是一种还原的方法,因为它并不是向物质与意识其中的任何一方还原过去;辩证法也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手段,因为它不是在主体一元向客体一元方向上的认识及加工等工序。所以,科西克强调,辩证法并非思辨哲学或知识论,而是一种建基在生存论基础上的辩证法。科西克的辩证法向人的生存中的非理性因素寻去,从人的内在的先验禀赋来说明人自身。这种辩证法虽然不同于思辨哲学,但本质上与思辨哲学一样都还是主观辩证法,而非客观事物自身历史运动的客观辩证法。以此生存论来理解辩证法,并不能找到辩证法的根基,反而是把其窄化了,更不用说探至辩证法的高度。

马尔库塞和科西克对具体总体的追寻,受到卢卡奇的影响,尤其是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影响。但卢卡奇的总体性的问题在于,抓住了总体性,忽视了具体性、个体性,忽视了对个别此在的具体分析。因此,卢卡奇的总体性是不完整的,而真正的总体是具体的总体,真正的具体是总体的具体。

关于马尔库塞的具体哲学,我们可以依循他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研判来勾画其建构。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马尔库塞说道:“哲学从内部越出了自身,开出一条新‘具体’科学的道路”。这一研判,包含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两层看法。一是,海德格尔哲学将真理追求从知识论路向扭转为对人的生存及其困境的生存论分析。对此,马尔库塞说道:“本真的哲学拒绝停留在知识的层面,相反,在驱动此种知识通向真理的过程中,它努力通过人的此在具体占有那种真理。对人的生存及其真理的操心,不仅使哲学在最深的层面上成为一种‘实践科学’,而且也要求哲学——这是关键点——介入人的存在的具体困境。”[注]②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海德格尔哲学之所以能对知识论进行超越,就在于它彰显了此在的具体性、个体性。哲学活动意义只能由每个个体实现,并扎根于个体的生存[注]③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二是,海德格尔哲学只是“开出”追寻具体哲学的道路,而并非已然是真正的具体哲学了。虽然海德格尔生存论彰显了此在的具体性、个体性,但却止步于此在的社会性。“假如关于人类实存的现象学回避了历史实存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缺乏必需的清晰性和完整性。”[注]转引自〔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等译,第158页。而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历史性的分析正缺乏现实的物质内容,如是,这种超越具体内容而实现的此在的本真性,不过是“脱离了人的真正的疾苦和福祉的虚假的真实”[注]⑤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也即是说,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对此在之历史性的生存论分析,并非是真实的具体,而是虚假的具体。所以,马尔库塞具体哲学的创建就是要在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对“具体”的分析。也就是在此在个体性分析的基础上,扩展此在的社会性,将此在的个体性与此在的社会性结合起来。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主体,即“负有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可包括以下两部分人员:一部分是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此类主体是在日常工作中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一部分是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其他机关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此类主体只有在会同公安机关参与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时,才负有解救职责。

这种具体总体的形态在马尔库塞这里表现为个体的总体和历史的总体,而个体的总体必须托付于历史的总体。因为“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总体是‘更高的总体’,即拥有各自生活—空间的‘共同体’和‘社会’。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生存急需的哲学类型的问题,那么问题必然指向一个能作为总体加以论述的生存,因为仅仅因为‘它扎根于其中’的历史处境在上述意义上证明自身拥有一个总体的结构。”[注]⑥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尔库塞将此在的个体性向此在的社会性的扩权。这一扩权将使马尔库塞的历史总体生成一种张力结构:在海德格尔生存论视域中,此在的社会性是不可能的,是需要被悬搁的。马尔库塞得到的此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具体总体,即其所谓的“共同体”和“社会”,与海德格尔谈到的人类“共在”还是不一样的。海德格尔的“共在”乃是从此在出发的同质化,并没有社会性;而马尔库塞则把社会性接纳到此在的历史性结构中。其实,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是有机会取得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革命”的——如同当年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意向性归结到此在的生存上一样——用此在存在的社会性来统摄此在的个体性。不过,马尔库塞担心我们因此而看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生存论分析,他旋即强调,“哪怕它犯下重大错误,这项工作仍然是‘真正的’。”[注]⑦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他正确地指出,辩证法对应于历史自身的运动[注]⑧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但转而又将这个历史自身归置到此在历史性上。他强调:并不是所有的存在者,在它们的存在样式中都是辩证的;只有那些本真的历史的存在,才是真正辩证意义上的东西。辩证法的全部意义,也只有在具体的人的此在的历史性中才能找到。这样,辩证法则既不是基于某种哲学的或者社会学的理论知识的方法或形式,也不是知识本身,而成了对存在自身之存在的描述[注]⑨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10-11、p.36、p.49、p.161、p.41、p.14、p.17、p.64-65.。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接下来并没有开展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革命,只不过是在此在个体性分析的地基上,通过把社会历史性直接规定为人的存在的根本范畴,来把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补充进海德格尔此在的历史性本体结构之中。如是,便导致客观事物自身的历史运动被植入到海德格尔此在的历史性概念之中了。而问题在于,海德格尔这种历史性本体结构的实质,恰恰是非历史的、超时间的,它摆脱了与历史的一切具体联系。当某种超越的东西(存在)介入历史时间,并支配历史时间的时候,根本无法接纳任何具体性。这既成了马尔库塞具体总体的根本特点,也是其根本失误[注]所幸的是,马尔库塞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一个从海德格尔到黑格尔的转变。此时,马尔库塞逐渐从海德格尔的地基上走向黑格尔,这个走向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海德格尔的个体此在无法承担激进革命的主体,马尔库塞要将其扩展为社会此在,即无产阶级。当此在变成无产阶级的时候,他看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主客体对立统一的辩证进程比海德格尔的此在的无矛盾建构,表现出更多历史感。。

科西克如何追寻具体总体?他将具体总体落实于实在。

科西克的实在是“一个具体的总体,是一个结构性的、生成着的、自我塑形的整体。”[注]④⑤⑥⑦⑧⑨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2、p.31、p.152、p.152、p.17、p.57、p.60.实在不能被看成一个单纯封闭性的概念,而应该看成历史的具体的多样性统一,实在是不断生成着的,并且能自己构造自己的总体。也就是说,实在能够兼得具体与总体,总体即具体,它不是在二元分立意义上的具体或总体,而是超越出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主体与客体等的二元对立,达到的本真的具体总体。

科西克巧妙地借用了海德格尔存在领会的结构——“问之所问、问之所涉、问之何所以问”来揭示具体总体[注]李宝文:《具体辩证法与现代性批判——科西克哲学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138页。,并展开对伪具体、虚假的总体等的批判。第一,问之所问乃是关涉一种本真的存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具体总体与以下两种概念区别开来:一是实体,二是与部分相对应的整体。把总体当成实体来看待,或认为整体决定部分并大于部分之和,这是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总体理解,但这种总体是空洞的、抽象的、恶的总体,因而是虚假总体④。虚假总体是根本无法将总体的意义显示出来的。具体总体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它是总体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具体化自身,而达成的本真的存在。第二,问之所涉乃是指谓概念实在,而非观念实在。科西克认为,观念实在是对伪具体世界的直觉系统,它缺乏反思;而概念实在则是人的精神理智再现。这里科西克吸收了胡塞尔意义上的世界整体的意向性构造,把实在看成是人的精神理智再现的概念实在,并且自己把自己构造出来。第三,问之何所以问乃是指,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石化的实在来理解,它们的追问方式是“是什么”,而对具体总体的实在理解,应该是追问实在“何以在”。即由实践构造实在。

上坪隧道右洞出口施工后,在坡体下方形成了一个宽达17.5 m的临空面,破坏了原来坡体平衡的条件,为滑坡滑移(下沉)提供了剪出空间。

由此,具体总体大体具有了三方面基本内涵。首先,具体总体并不是客观自然意义上的世界,而是社会—人类实在的总体。其次,具体总体是人的总体。“实在没有人是不完全的,人没有世界也只是一个残片。”⑤最后,具体总体是人的精神再现的世界总体。人“不仅将社会—人类实在再生产出来,还以精神的方式把实在总体再现出来。”⑥可以说,具体总体作为“在人的历史中再现的世界总体和人的存在”,就是物自体。对物自体的探求、对具体总体的本体把握,即是“生存论辩证法”。

对于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这条融合之路是十分漫长曲折的,如果没有明确的定位与整体的规划,这条路走起来会更加的艰难。

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开辟出来的追寻具体总体的这种努力方向,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但是它们将具体总体最终奠基于个体性上,还原到个体内在的精神能动上,故而它们的追寻仍然是不成功的。这种向内在精神的还原,根源于它们的感性存在论建构。

三、将人的生存情绪本体化的感性存在论

无疑,马克思哲学有自己的存在论,这是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存在论与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存在论基础上,所形成的感性活动存在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感性活动”、“感性设定”、“对象性活动”、“对象性关系”等的阐发,制定了其感性、对象性原理。在《手稿》中,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里的“设定”,是感性设定,并非是思辨逻辑进程中创造客体的“推定”。所以,马克思强调,“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感性、对象性原理,并非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而是在感性活动中达成的一体性。感性、对象性原理是对以意识内在性基本建制为核心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本超越。因此,对马克思感性、对象性原理的追踪与发掘,有利于深刻体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则高度。在这种探索中,马尔库塞先行一步。

“双向格义”的第一重蕴涵,是找出双方存在的缺陷之处。一方面,马尔库塞和科西克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是空洞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知识论的路数,或者说实证主义路向,这将马克思哲学陷入现代形而上学框架中,缺少生存论的根基。

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这一操作?明显,这是基于海德格尔生存论基础而进行的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融合,但又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存在着差别。首先,借助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地基表达了马克思感性对象性原理中蕴涵的人与对象的本来一体性,彰显了对意识内在性基本建制的本体论批判;其次,在这种一体性中,马尔库塞对感性进行本体论的升拔,将人的优先性、能动性归结为感性自身的内在性,这必然使他不能对感性活动进行正确的阐发,也就导致他对意识内在性基本建制的洞穿是不彻底的,仍然落入到这种建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并没有完成对马克思感性对象性原理原则高度的阐发工作。由此,他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及其解放思想的理解就出现了误读。

科西克“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理解是实体性的。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从哲学上的异化概念向经济学上的商品拜物教概念的转变,是令人吃惊地把马克思变成一个实证主义者了[注]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128.。也就是说,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对“唯物”的解读并没有遵从辩证思维,而是通过实体性思维和还原论思维把马克思读成了“经济决定论”的实证主义者。同时,科西克也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其实情只是一个空洞概念罢了,应该为存在找到一种非概念性的现实中介来补充存在的丰富性。

向人的本质财产的复归,就是感性实现自身;感性实现自身,则在于本体自由。尽管马尔库塞不否认劳动的重大意义,但却认为“劳动在本质上是繁重的”[注]③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95、p.90、p.139、p.128.。所以,劳动并非是人的“第一需要”。感性自由,才是真正的需要,真正对客体对象的超越,对主客二元的超越。感性此时表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状态。“在游戏中,客体的‘客观性’及其结果,每个人不得不经常与之打交道并进而学会尊重它的客观世界的真实性,都被暂时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人可以完全处理客体,使自己超越它们,‘摆脱’它们。重要的是:在这个自我设置的超越客观性的过程中,人正好走向了自身,处于劳动中被否定的自由维度之中。同在技术劳动的最强大成就中取得的胜利相比,在一次简单的抛球中,球员实现了人超越客观化的自由的无限伟大的胜利。”[注]③ 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p.95、p.90、p.139、p.128.

马尔库塞和科西克都主张,海德格尔的存在虽然强调此在与世界的本源一体性,但不免流于空洞,没有去关照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人的存在,因此它并不是真实的具体,而是虚假的具体,或曰伪具体。所以,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都要追寻一种真实的具体,真实的具体对他们而言就是具体的总体。

因此,对不同开关状态(S1和S2,S3和S4,S5和S6)分别注入脉冲信号,当开关关断时,分别由二极管D4和D5,D1和D6,D3和D2进行续流。两种开关组合开通和续流时的电路和端电压示意图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

在科西克看来,烦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经过主观转化的作为客观主体的人的实在”。科西克说,人的生存总是业已被抛入社会关系的恢恢之网,这张网编织起实践—功利的世界,而烦就是这张网对人的重重牵绊。因此,他强调,烦成为“经济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注]⑤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37、p.3y、p.38、p.38、p.40.。正如海德格尔生存论所指认的:人一生都无法逃离烦,烦就是人的生存论建构。科西克在此基础上,融合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作了更进一步的推进。他认为,烦是一种具有两重维度的存在。“既包括指向物质的凡俗要素,也包括向上追求的神圣要素。”[注]⑥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37、p.3y、p.38、p.38、p.40.烦的凡俗层面,是操劳、操持(procuring),体现异化实践;烦的神圣层面,体现本真实践。在此,科西克通过烦的两重性,将实践区分为本真实践与异化实践[注]⑦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37、p.3y、p.38、p.38、p.40.。本真实践的世界是人的实在的起源、生产与再生产,而作为实践的普遍物化现象,操持并不是生产和构造这样一个世界的过程。操持的世界表现为,使人受雇于、被操控于一个既有之物的系统,科西克称之为装置系统。在操控世界里,在装置系统中,事物自身既没有独立的意义,也没有客观的存在,它们只有在可操控时,才有意义[注]⑧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37、p.3y、p.38、p.38、p.40.。

操持世界并不是真实具体的世界,而是伪具体世界。科西克把操持世界、伪具体世界描述为一幅真理与欺骗纵横交织的世界,模棱两可的东西在其中大行其道,现象在揭示本质的同时也在遮蔽着本质,本质仅以某些侧面、单面、片面的形式显现。总之,是一个由异化实践活动造成的世界。在此世界之中,人不再是本真的历史性个体,而成为伪实践主体。伪实践主体包括经济人、日常人和操持人(烦人)。这三种主体,是共同承受着经济操控、技术操控和政治操控的日常生活中的人。

培训公寓的服务工作光靠员工一时的热度是不行的,要从实际工作出发做好员工精神激励工作,保持好员工的工作热情,才能真正促进服务工作顺利进行。“物质激励的作用是表面的,激励深度也有限。精神激励的作用是持久的、根本的。”[2]仅靠解决员工的物质需求是不能长久维持其工作热情的,要随着员工的素质提高,激励重点应以精神激励为主。

那么,从伪具体的操持世界转向本真实践世界如何可能呢?科西克认为,不在于人生存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而正是人的生存论要素实现了这种超越。在他看来,虽然人被操持世界统治和欺骗,生活在其中却浑然不自知,但是人自身具有与这个装置系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便具有了超越系统的可能性。而且,人在特定的系统中,如历史环境和历史关系中,具有自己的独特位置和实践功能,他与系统之间存在着距离。不可通约性、距离的存在,才使得人可以从伪具体世界中起而超越。而这种不可通约性、距离以及超越的可能性,都源于“向上追求的神圣要素”的维度。神圣的这一维度乃是能够超越操持世界的内在生存力量,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东西。由此,他认为:“人正是通过他的生存,才不仅仅是一个业已被罩于社会关系恢恢之网的社会实在”[注]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edited by Robert S.Cohen and Marx W.wartofsk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2、p.46.,而成为本真的实在。

对马克思感性活动进行存在论的阐发,有助于深入体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因此,马尔库塞与科西克的感性存在论建构,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它们的感性存在论阐发,却是将人的生存情绪本体化,以此来达到人与世界的源始一体性、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因此依然没有走出意识内在性的基本建制,所以,没有完成对马克思感性活动存在论的阐发。在此,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无法达到马克思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原则高度,根本不可能完成感性存在论的真正建构。

脑出血(ICH)是指脑实质内的出血,以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出血最为多见[1]。我国的ICH患者主要是由高血压病诱发,所以我国一直沿用高血压脑出血的诊断。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病年龄为25~85岁,男性的发病率略高于女性[2]。随机抽选我院收治的50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临床护理干预效果。报道如下。

李叔和对她说的话,有些仗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也不愿意去想,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发现一个老头正蹲在楼梯口。这老头秃脑壳,脑门上有白白的几块斑,看样子是得了白癜风。一开始,李叔和认为他是收破烂的,仔细一看却是当年的老田。

总的来说,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从海德格尔生存论基础上开出对话空间,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方法论、具体哲学和感性存在论,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及其顽固性,但它们同样没有真正洞穿这一基本建制。更为紧要的是: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路遭遇一个不可克服的困境:它们保留了海德格尔空洞的存在,并将之置于对真实的历史现实的解释之前。这样操作的实质,则是从本体论结构自身出发,去演绎真实存在展示的历史性。但这种历史性本体结构恰恰是无历史的、无时间的。因此,应该超越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不能再把空洞的存在,以及思辨的精神,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从而全面地而不再是片面地,原则性地而不再是补充性地“转向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转向人们在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变动结构”,以“开启出通达真正的社会现实的道路”[注]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这种转向,也就只能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上,着眼于马克思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原则高度,才能展开切中社会现实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空间。

无疑,当今进行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对话研究,是一项冒着风险的事情,这个风险在于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在于海德格尔本人对此种会通的拒绝[注]海德格尔明确反对马尔库塞这一做法。参见张涛:《海德格尔如何看存在论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介入——从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应说起》,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12期。,更在于我们尚缺乏对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对话本质维度的深度沉思。因此,需要认真总结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会通的经验教训。

On the Two Modes of “Heideggerian Marxism”

ZHANG Tao,TAO Fuyuan

(School of Marx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Heideggerian Marxism” represented respectively by Herbert Marcuse and Karel Kosik are two typical theoretical modes integrating Heideggerian thoughts and Marxism.Though different in their theoretical expounding,both are based on the bidirectional reflection on Marxist dogmatism and Heidegger’s concept of empty “existentialism”,and attempt to integrate Heidegger’s theories with Marx’s ideas on objective activities and alienated labor.They are profoundly provoking for constructing a concrete philosophy by transcending binary separation and an ontology of sensuousness.However,the two modes of “Heideggerian Marxism” take the Heidegger’s existentialism as the dominant principle,so they fail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modern metaphysics framed in interiority of consciousness.From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Heideggerian Marxism”,we should shift to explore the principle level of Marx’s theories on sensuousness and objectiveness in order to open a broader and more realistic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

Keywords: Heideggerian Marxism; concrete philosophy; ontology of sensuousness;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 G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9)02-0138-08

[收稿日期] 2018-09-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海德格尔存在论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研究”(15CKS028)。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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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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