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姿态：’96中国杂文创作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文论文,中国论文,姿态论文,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96中国文坛，热闹、繁盛，更带有几分喧嚣、浮躁。在这喧闹的背后，多数杂文作者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他们本着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社会良知和艺术良心，固守精神家园，在杂文园地中默默地耕耘着，便得'96杂文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另一种姿态。
关键词 杂文创作 专栏 作家 作品
中图号 1207.67
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相比，'96杂文创作显得平淡、冷清，但透过这平淡与冷清，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萧条、沉寂，而是一种成熟和自信，这恰与我们从其他文学样式创作热闹、繁盛的背后，更多地感觉到的却是喧嚣和浮躁形成强烈反差。
专栏化，是近年杂文创作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也是'96杂文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众多的报纸、杂志纷纷开设了自己的杂文专栏，就其中的优秀者而言，有《中华工商时报》的“名人茶馆”，《中国青年报》的“虚实篇”，《中国物资报》的“名家百谈”，《工人日报》的“世家走笔”、“钟鼓楼”，《文汇报》的“虚实谈”，《解放日报》的“今日论语”，《新民晚报》的“世象杂谈”，《羊城晚报》的“花地”，《南方周末》的“社会走笔”、“百姓茶坊”、“杂谈”、“读报札记”，《成都晚报》的“盛世危言”，《读书》杂志的“诗画话”、“唐诗别解”，《随笔》杂志的“管窥小集”、“百味杂感”，《民主》杂志的“新三家村”、“百家之言”，《四川文学》的“乱弹”等。上述各专栏，有的是专为一位或几位杂文作者开设，像《读书》杂志的两个专栏均由陈四益独自撰文，《民主》杂志的“新三家村”专栏则是为邵燕祥、舒展、邓天纵共同开设。这样做的好处，既可以保证杂文作品质量的相对稳定，且有利于杂文作者创作个性、创作特色的形成。更多的专栏虽不是专为某一位或某几位杂文作者而设，但时间长了，自然会以专栏为中心，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如《中华工商时报》的“名人茶馆”和《随笔》杂志的“管窥小集”，都已拥有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作者。这对杂文作者队伍的稳定与壮大，也是大有裨益的。就'96杂文创作情况而言，我认为质量较高且有特色的专栏，一是陈四益的“唐诗别解”，一是鄢烈山的“读报札记”。
陈四益是近10多年杂文创作中较早开设专栏的作者之一。他在杂文文体的探索与创造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可以说，就杂文文体的创造而言，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除杂文家刘征外，就数陈四益。近年来，他先后在《读书》杂志开设了“新百喻”（已于1996年停刊）、“诗画话”、“唐诗别解”等专栏，创作了大批优秀的系列杂文。由他撰文、丁聪配画的“新百喻”系列，形式上采用寓言体，全用文言，精致雅驯，讲究故事情节，生动耐读，有很强的文学性；内容紧扣现实，抨击时弊、寓意深刻，有很强的说理性。稍后的“诗画话”系列，更是将诗歌、杂感、漫画合而为一，仅就形式而言就已别开生面，内容同样极富现实色彩。新设的“唐诗别解”专栏则更上层楼，此系列中的杂文，语言上一如“新百喻”系列，均以典雅纯正的文言写就，其内容，则将谈诗与论政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所“解”，不止于诗作本身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而是在此基础上别具只眼，联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弊端、问题加以挥发，以古讽今，借古喻今，取古人之诗意批评今日现实。试读其《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1]篇，作者先对诗中吕温以炼丹者喻攻文字者予以评价，以为此喻“新巧”；然后笔锋一转，指出此喻以作诗角度来说，可谓新颖巧妙，但事实上文章之用绝非灵于仙丹。往白了说，文章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无非是文人的自夸之辞或别有用心者的“阴谋”。遍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谁见过因一首诗、一句话、一篇文章而改朝换代的。相反，“文革”中，有人正是以此为借口来横扫一切知识分子的。此中教训，可谓深矣！接着，作者更进一层，指出倘若文人自视文章为“九转丹”，骗的只是自己和少数人；倘若当政者也视其为“九转丹”，不做实事，专攻“文章”，妙笔生花，在笔头子上做功夫，把有的说成无、黑的描成白，一句话，“以虚拟之文章代实做之政事”，那么，害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国家民族。《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2]一篇，作者首先揭出“不敢言”的原因在于“惧其搬弄是非也”；进而借用鲁迅先生“能言鹦鹉毒于蛇”的诗句，指出真正可怕的不是鸟之鹦鹉，而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人之“鹦鹉”。因为鸟之鹦鹉仅能学舌，不能变其语言，虽可惧，亦有限。杂文家刘征在其70年代末所作的《“帮”式上纲法》一文中，曾对极“左”分子大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无限拔高、无需论证”的伎俩做过精辟概括，其中种种，绝非能言之鸟的鹦鹉所能望其项背。更为可怕的是，时至90年代的今日，这类“无所不至，又无所不能”的人之“鹦鹉”仍远未绝迹，这大概正是作此文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所在吧！陈四益的杂文往往能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其作品既有历史纵深，又具现实批判性，让人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从现实中联系到历史。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漫画家丁聪为陈文所配的漫画，每一幅都极其到位，极其传神，往往用直观的、形象的画面，将陈文的现实寓意准确揭出，既丰富了文章的思想内涵，也使其更为深刻、具象，文与画可谓相得益彰。陈四益的杂文之所以能在当代杂文创作中独树一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作品既有深刻的寓意，即思想性；又有生动的形象，即艺术性。此二者的结合，正是杂文创作发展应取的走向。因为“杂文既然是文学的一个品种，它又能在艺术欣赏上赢得读者。因此，杂文又必须在思想上力求有深度，在艺术上力求精益求精，使一篇篇杂文都如珠串，闪出玲珑剔透的艺术光辉。不如此，杂文便难以传之久远”[3]。事实上，这两者的严重脱离，只讲思想性，不求艺术性，或只求形式创新，不顾思想深度，已经成为近年杂文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与陈四益不同，青年杂文家鄢烈山的“读报札记”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就与现实的联系而言，鄢烈山的一系列杂文似乎更为紧密，这特别表现在作者写作中所借助的各种材料，均来自平时读报所得，有的甚至就是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作者的发论，完全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与事。这样做的好处，一则是杂文作品的时效性很强，二则是杂文作品的针对性较强，从而很好地体现了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读惯了那种充斥着某地、老A之类含糊其辞的地名、人名的杂文作品时，再读鄢烈山的杂文，往往给人一种意外的惊喜：杂文就该这样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杂文的社会批评作用和舆论监督功能。在这一系列杂文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对余纯顺说“不”》[4]、《漫不经心的谋杀》[5]、《为“民主评议”正名》[6]、《“严打”三议》[7]、《想看〈武训传〉》[8]诸篇。《对余纯顺说“不”》一文集中体现了70年代末以来杂文创作所贯穿的一个基本主题：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提倡与追求。杂文家邵燕祥说过，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本专业以外，最该做的事就是对民主、科学的呼唤与倡导。以此来说，鄢烈山确实履行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作者在对上海“探险家”余纯顺不幸罹难表示惋惜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余纯顺与其说是在探险，倒不如说是在冒险更准确些，其实质，就是要创造自己超越科学的神话。作者由此联想到50年代以来“大跃进”、反“迷信”、反保守、“唯意志论”大行其道；到“文革”的把“泥腿子”、“老茧”，即文盲捧上了天，把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做法，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向来缺乏对科学的敬畏之心。时至今日，蔑视科学规律、轻视现代技术知识的蛮干和妄想，仍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这种轻视科学、违背科学的行为，恰恰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因此，阅读作者的文章时，令人难以忘怀的正是作者的这种不轻信、不盲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这种态度与精神，亦正是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杂文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严打”三议》一文，则很好地体现了鄢烈山杂文时效性强、敢于就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发论的特点。该文在充分肯定“严打”成就的同时，表达了人们的普遍担心：所谓“战役”打完了，接下来就是“休整”，还是搞“运动”那一套。对此，作者提出，“严打”必须做到“标本兼治”，而要治本，就必须靠健全法制，靠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靠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关于这后一点，作者强调，把犯罪现象增多、社会安全感降低归咎于改革开放，若不是愚昧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作者还对“从重”、“从快”、“从严”作了明确界定：所谓“从重”，就是指在法定的量刑幅度里从重论处，而不能随心所欲搞“杀一儆百”；所谓“从快”，该是指提高办案效率，尽快完成规定的司法程序，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容草菅人命——尽管对象是有劣迹的人；所谓“从严”，先应做到“违法必究”，不怕权不怕钱不怕狠。在对“严打”的一片叫好声中，作者的声音显得有些刺耳、不和谐。但这种刺耳、不和谐，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它显示出的，是作者身上那种可贵的清醒，那份可贵的唯公理与正义是从的品质。
对于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而言，其创作水准、创作质量的提高，都必须仰赖于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创作队伍。'96杂文界的一大盛事，便是吉林省杂文学会主办的《杂文选刊》杂志于其创刊50期之际，推出了一个“当代杂文50家特辑”。在所收录的50家当中，既有70年代末以来读者耳熟能详的老一代杂文家严秀、牧惠、舒展、邵燕祥、何满子等；也有10几年表现不俗的中年杂文家陈四益、魏明伦、盛祖宏、李汝伦等；更有近几年脱颖而出的杂坛新人鄢烈山、朱铁志、叶延滨、黄一龙等，可谓济济一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70年代末以来杂文创作的繁荣与兴盛。就'96创作情况而言，老中青三代杂文家大都能本着自己的社会良知与艺术良心，固守精神家园，在杂文园地中辛勤耕耘着。这里特别值得推介的，一是魏明伦，一是黄一龙，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杂文作者及其创作特色。前者是作家型杂文作者的代表，后者则是学者型杂文作者的代表；前者的杂文作品以文采斐然、生动耐读著称，后者的杂文作品则以逻辑绵密、平实严谨见长，而这两方面，恰如一枚金币的两面，都是杂文创作所必要和必需的。
魏明伦是一位才子型作家，这既表现在作为其本职的戏剧创作中，亦体现在其杂文创作中。杂文创作对魏明伦来说虽只是偶尔客串，且作品数量很少，但其创作质量却很高，完全可以在当今杂文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魏明伦思想活跃，其杂文作品中时时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能在别人不经意处有所发现，能在别人停止思想的地方继续思考，古今中外，为我所用，且不隔膜、不生硬。可以说，一方面，魏明伦的这种天马行空式的思维只有、也只有杂文这种天马行空式的文学样式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另一方面杂文这种文学样式也正为其充分表现思想提供了现实可能。其杂文作品的主旨，尖锐、犀利，富于穿透力和震撼力；其文笔，洋洋洒洒，生动鲜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富于表现力、感染力。同时，魏明伦的杂文别具一种逼人的气势，这既表现在其外在语言上，往往如大河奔流、水银泄地，势不可挡；更反映在其内在思想上，常常直逼现实人生、直追大众魂灵。这些都显示出魏明伦的杂文既有较强的思想穿透力，又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其近年来创作的《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雌雄论》、《半遮的魅力》等杂文，都是上述特色的集中体现。如其《半遮的魅力》[9]一篇，先写艺术精灵，其魅力之一，便是半遮半掩，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雪上空留马行处”、“待月西厢，迎风户开”、“怀抱琵琶，美人遮面”之类，皆妙在半遮半掩、半藏半露之间。再写众生百态，其引人入胜之处，亦在半遮半露，如江湖术士称“半仙”、地主土豪称“半城”、风雅宰相贾似道自题“半麻堂”、风韵梁妃半老徐娘常作“半面妆”等等，附庸风雅，故弄玄虚。后写现实社会，官员收入只公布工资单上的，至于隐性收入，则休得打听，否则便是照搬外国民主，全盘西化；“文革”内幕，最多揭开一半，另一半，盖在水晶棺材满腹经纶之中；某些选举只报道结果而掩去具体过程。最后揭出结论：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种种改革总是半途而废，其原因，至少有一半是毁于这个遮遮掩掩、真真假假的半字精灵！全文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纡徐曲折、娓娓道来。特别妙的是文后的“附记”，原文不长，不妨照录于此：“此文起草于年前半醉之后，投稿于半暖半寒之春。自我删去一半，好心的编辑朋友用稿时无奈再删一半。所剩无几，面目大非。今朝旧题新作，和盘托出。宁可退回全尸，也不愿苟活半条命也。”这是典型的魏明伦式的语言：半文半白，亦庄亦谐。作者的心迹、思考，就在这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得到了流露。
1996年，魏明伦奉献给读者的杂文作品中，最值得提到的是《对联与谶语》[10]。此文从介绍对联的特点写起，作为中国的国粹之一的对联，对仗工整、声韵协调、短小精悍、上口易记。然后笔锋宕开，指出对联虽是“雕虫小技”，但往往是“民谣成谶语，一对足千秋”。顺着这一思路，作者列举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典型例证，证明此观点：一是四川军阀刘湘死后民间流传的一奇特挽联，上联是“刘主席千古”，下联是“中华民国万岁”，上联比下联少一字，隐喻刘主席“对不起”中华民国；一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副偶句标语，上句云“人民公社万岁”，下句云“一天等于二十年”，实际上是两句预告短命的谶语——上句“人民公社万岁”的计时方式，是以下句“一天等于二十年”为基数。此文沿袭了魏明伦杂文的一贯特色：融知识性、批判性为一炉，合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语言生动诙谐、徐徐道来。但在这诙谐生动的背后，却极富张力，谈对联，说标语，貌似闲笔，实则闲笔不闲，在不动声色中，蕴含着对历史的嘲讽，对现实的关注。读之，如饮陈年老酒，令人回味不已，虽入口醇厚锦甜，但酒性却未有丝毫减损，颇得鲁迅杂文之意趣。像这样能将思想性、批判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的杂文佳作，在当今杂文创作中实在是少之又少。它既要求作者有深刻的思想识见，又需要作者有很高的文学根底。而这两者，特别是后者，恰恰是当今许多杂文作者所缺少的。
如果说作家型杂文作者的作品是以既有政论文章的严谨凝重，又有文学作品的形象灵动，立意新颖独到，出语幽默诙谐，形式不拘一格为主要特色的话，那么，学者型杂文作者的作品则是以逻辑严密、平实质朴，长于理性思辨，精于条分缕析，既能给人以知识的熏陶，更能给人以理性的启迪为主要特色的。黄一龙的杂文正是如此。其《论“自律意识”不强》[11]一文从题材上来讲，谈的是反腐倡廉问题，可谓老生常谈了，但该文的切入角度较新。文章从中纪委一份分析当前反腐工作形势的公报中有关“（有的领导干部）自律意识不强”的说法写起，单从作者能在别人不经意处有所发现这一点讲，即可看出其思想的敏锐。作者认为，此话虽说得客气，但实际情形却要严肃很多。在此基础上，作者作了条分缕析，先谈什么是“自律”，所谓“自律”，就是自己管住自己，而所谓“自己管住自己”，就是要管住自己不干那些不该干的事；而“应该”或“不该”的观念，只有人类才有。因此，如果说某人没有自律意识，等于说他类同禽兽。说他自律意识不强，那也够没脸面的。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往深里开掘，对“自律意识不强”的后果做了剖析，作者告诉我们：自律意识的缺乏，必以自律意识填补之。而自纵意识要变成自纵行为，还需物质手段。手段越高，纵得越欢，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纵”起来，物质手段自是了得，危害也非流氓小偷可望项背。行文至此，作者自然而然引出如下结论：大凡领导干部的“自纵”，其范围和危害，总与他们的权力成正比；而其程度和频率，则与他们脑子里的“自律”意识成反比。一句话，把杜绝腐败的希望寄托在腐败者的自律上，无疑于水中花、镜中月，虽美好但却绝无变为现实的可能。再如《“贿选”透露的消息》[12]一文，作者结合1996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组部研究室的文章《警惕乡村“贿赂选举”》，说明“贿选”这种即使在旧社会也属污泥浊水之列的丑事，时下又悄悄地在中国大地上兴风作浪起来，认为值得研究。作者采取层层推进的方法，就“何人在搞贿选”、“为何要搞贿选”、“贿选何以得逞”等问题，特别是后两个问题作了探究。作者认为，之所以有人搞贿选，是因为一些农村基层的“政治地位”和领导班子有“不明不白不干不净的好处”，由此提出“我们在严禁贿选的同时如果不能严禁基层政权的腐败，恐怕（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不是治本之法”。而贿选之所以能得逞，主要原因是“那些一届一届的台上人，领导圈定的或者选举上台的，都成了压迫老百姓的恶霸”，以致于老百姓对选举已不抱任何希望，对谁当选谁落选已无任何兴趣所致。据此强调“我们在严禁贿选的同时，如果不能严禁基层政权的腐败，绝对不是治本之法”。前一个“恐怕”还有推测的成分，为下文蓄势；后一个“绝对”则从语气上、意思上做了不容置疑的肯定。不仅强调了严禁“贿选”与根除腐败的必然联系，而且充分突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上述两文写法上，采取剥茧抽丝的方法，立论绵密、丝丝入扣；立意上，紧扣现实发论，不讳言、不粉饰。从而使文章既有一般议论文长于说理之优点，更有杂文作品富于批判性、针对性之特长。
当然，无庸讳言，黄一龙的杂文固然有其逻辑性强、思想性强的长处，但与此同时，也有形象性不够、艺术性较弱的不足。换句话说，与老一代杂文作者相比，黄一龙等青年作者大都有重思想性、轻艺术性，重议论说理、轻形象勾勒的弱点。杂文作为政论与文艺结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形象地说理的艺术，舍弃任何一端，或厚此薄彼，都会导致杂文特性的丧失，从而使杂文不成或难成其为杂文。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述老杂文家严秀关于杂文特性的一段精辟论述，以引起杂文作者们的高度重视。严秀说：“应该说，所有杂文原则上都是以文学手段来发表思想、见解为主要特点的。它固然要发表议论，但同一般的议论文却有很大的或根本的不同，而且必须有这个大不同。它的形式千变万化，注重文采，还要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同时它又拒绝使用一般议论文的结构、排场和架势，在布局谋篇上更是大为不同或完全不同。……不然就不需要杂文文学了。”[13]杂文是文学，绝对不能像写作一般议论文那样去创作杂文。否则，便是否认和抹杀了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对于中国人来讲，1996年是个有着特殊意味的年份。60年前的1936年，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文化巨匠鲁迅先生告别了他“矢志血荐的这个中国和这样的中国人”[14]；30年前的1966年，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大革文化命之实的10年浩劫爆发，将中国、中国人民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精神、“俯首甘为儒子牛”的民众意识和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的战斗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而“文革”之于中国和中国人，既是灾难、耻辱，也不啻为一种财富，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了解‘文革’，就不会了解中国；只有了解了‘文革’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人”。[15]基于这样的理由，上述两个题材理应成为杂文作者们1996年关注的热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能并没有成为现实，有关上述题材的作品实际上少得可怜。这对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憾。而对作者来讲，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失职。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主观因素外，更多的则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不少杂文作者似乎都有意规避着这两个、特别是后一个题材。联系到下面这个事实，我们当会对其中的原因有所了解。1996年第3期《东方》杂志的封面标明该期主题为“‘文革’三十周年祭”，但其内页主题却换成了“保护环境”。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时至今日，“文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尽管有着许多遗憾甚或严重的不足，但毕竟还有多数杂文作者能够怀着一控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诚，以鲁迅为旗帜，以自己特有的冷静与清醒，对一些重大而重要的社会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在为数不多的“文革”为题材的杂文作品中，我以为有两篇作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邵燕祥的《洋牛圈还是老宅门》[16]，一是刘洪波的《浩劫难忘》[17]。邵燕祥是当今成就最为卓著的杂文作者[18]，其杂文一贯以反应敏锐、识见深刻、敢于直言而著称。《洋牛圈还是老宅门》一文可以说极好地体现了其杂文的上述特色。作者形象地将“文革”称为我们从先人手里得到的一所“老宅门”、“大院子”，是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遗产。认为对待这所老宅门、老院子，应采取鲁迅在《拿来主义》中主张的那样，“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或合作，或存放，或毁灭”，亦即经过清理、分析，来定取舍。作者强调，中共中央郑重地许诺“彻底否定文革”很得人心。但彻底否定绝不是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简单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而我们时下所采取的对“文革”不纪念、不提它，好像世界上从未发生这件事的做法，都“不算是对‘文革’的否定，更谈不上彻底否定”。它实质上是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路线的背离。作者将思辨性与批判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作品既富于思想的深度，又富于批判的力度，成为本年度难得的佳作之一。邵燕祥的创作实践说明，一个杂文作者要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历史、民众的优秀作品，就必须勇于直面现实人生，敢于就社会的负面、惰性作出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土上，万象纷呈，新旧递嬗，充满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精神，需要充沛着批判精神的清醒而坚定的人啊”！[19]
刘洪波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杂文新秀，其杂文创作不仅数量多，尤为难得的是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质量。而这则是与作者矢志追随鲁迅的创作追求是密切相关的[20]。其《浩劫难忘》一篇，是以《“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的出版为由头的，基于诸如“‘文革’时期道德水准高”、“‘文革’动机良好”、“‘政治是统帅’不过时”之类的“高论”还不时可以听到的情况；基于“对于许多未曾经历的人，那场浩劫却仿佛只是天方夜谭，只是一串串笑话，听来有味而笑中无泪，一代人的悲哀只剩下提供故事的意义，甚至有些有过苦难者还要以那种完全强加的苦难为‘人生的甘泉’”的事实，指出：“‘彻底否定文革’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经常回味的论断。”并忧心忡忡的告诫世人：“一场浩劫终结了，但关于浩劫的反思应该是久远的。”客观地说，无论思想内容的深度，还是艺术表现的功力，刘洪波的文章都还与邵燕祥的文章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我们从他的身上，从他的杂文中，同样看到了“五四”以降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格和精神特征：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热爱、维护真理和对真理的探索与执著追求[21]。这种人格和精神特征对一个杂文作者来讲，是难能可贵也至为重要的。在文学创作已被不少作家视为纯粹“个人化”的行为，在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越来越成为一个遥远的话题的今天，则显得尤为难得、弥足珍贵。这也正是我们推介这位青年杂文作者的主要原因所在。
1996年，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在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我们愈益感受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与迫切。具体说来，如果说前几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为什么要建设精神文明的话，那么，到了1996年，人们更多地则是关注如何建设精神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精神文明的问题。而后者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在为数不少的作品中，作家林希的《儒学老来吃不得》[22]一文是很有分量的一篇。该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作者认为，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而非继承，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特点和需要，不断赋予精神文明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其二，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说是过时了的，儒家思想不能也绝不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基础。这两点，实际上触及到了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严重问题，这就是我们过分强调了传统文化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且在多数情况下常常将儒家思想等同于传统文化，以为建设精神文明就必须全盘继承传统文化，继承儒家思想；而从根本上忽略了应赋予精神文明以时代内容，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既要克服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唾而弃之”、一概加以排斥的做法，也要避免对其“笼而统之”、一律照抄照搬的做法，而应通过“析而限之”的理性分析，达到“择而用之”的目的[23]。林希的文章正是切中要害、使人明理的佳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者能够以理性精神，就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展开理性思辨，从而以理性的力量使人幡然醒悟，获得智慧上的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深刻启悟。唯此，杂文作品才会有恒久的生命力。那种剑拔弓张，动辄作激昂慷慨状的作品，虽然一时也能打动、感染读者，但终究不会长久。
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还不能不提到曾昭奋《西站的故事》[24]一文。这是一篇读来令人异常沉重、异常压抑的文字。修建北京西客站时，有关方面耗资800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可供20万失学儿童上学的数额）在其主楼头上盖了一个毫无实用意义且在建筑结构上最不科学、最浪费的琉璃瓦大屋顶（建筑大师张开济戏称其为“超级小亭子”），并在小亭子顶端的“宝顶”中装入稻麦粟黍粱五谷和金银铜铁锡五金，祈求祖国五谷丰登、百业兴旺。而为了凑足这宝顶中的五金，北京一位女工献出了自己的金项链。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弘扬“传统习俗”的名义冠冕堂皇地进行的。对此，作者发出了这样的诘问：“这西站建筑，这超级小亭子，这亭子上的宝顶，这宝顶中的项链，不正是一段忠实而沉重的历史么？！”因为“搞大屋顶是一种迷信。往大屋顶中装五谷五金金项链，是另一种迷信”。令人可悲可怕的是，这种迷信至今“似乎未被视为非法”。对此，我们只能有一种解释，这就是我们不少人身子已迈入了新社会，但脑袋还留在旧社会中。这篇杂文的意义在于，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我们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反封建、特别是清除我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仍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异常艰巨的任务。诚如有人所言：“土改后，作为经济制度的封建主义消灭了，但并不等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封建主义也必然跟着消失。相反，由于忽视反封建思想教育，似乎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最主要的危险，封建思想一直潜伏着，从未伤筋动骨。”[25]因此反封建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让我们时刻对此保持应有的清醒与警惕！
注释：
[1][2][24]《读书》，1996年第6期、第9期、第9期。
[3]马识途：《创作时代需要的杂文》，《杂文选刊》1996年第8期。
[4][5][6][7][8][12][22]1996年7月19日、1996年5月24日、1996年7月5日、1996年7月12日、1996年8月30日、1996年10月25日、1996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9]《文汇月刊》，1989年第4期。
[10]《中华工商时报·名人茶馆》，1996年1月15日。
[11]《当代杂文·杂文论坛》，1996年3月18日。
[13]《〈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14]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5]《焦点·编者的话》，1996年第6期。
[16]《民主·百家之言》，1996年第8期。
[17]1996年7月20日《粤港周末》。
[18]详见拙文《诗人的杂文》，《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19]邵燕祥：《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散文与人》第5集，花城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20]作者在其发表于《粤港周末》1996年12月14日的首部杂文集《文化的见鬼》的“后记”中说，“没有谁比鲁迅的人格和文章更让我感动”，“我只有勉力追随鲁迅而已”。
[21]黄伟经等编：《〈臭老九·酸老九·香老九〉序》，花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3]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对儒家思想我们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比如说，对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等级伦理观念必须予以批判，而对其中强调人作为人的意义（即人格意识）和强调社会责任心（即社会责任）则应该加以发扬。见《对儒家伦理的分析》，1997年1月11日《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版。
[25]牧惠：《白毛女的命运》，1996年5月31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