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西方大量理论话语的涌入造成当代中国批评的“失语”，这与忽视对古代文论的继承，不对其实行创造性转化有关，出路在于立足本民族的立场，加强古今对话，从“失语”走向得语。
讨论中国古代文论遗产如何“古为今用”实际上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当时，周扬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贯思想，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建议，其中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的问题。当时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增刊》以及一些文艺刊物都开辟栏目讨论古代文论，围绕着“风骨”、“文气”等古代文论中的某些重要命题与概念还展开过争鸣与商讨。十年“文革”，在全盘否定中外文化遗产的极左思潮干扰下，“古为今用”被歪曲，古文论研究与其他正常学术活动一样被迫中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到来，古代文论研究掀起热潮，经过近十五年来的建设，古文论研究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回过头来巡视古文论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觉得在如何做到“古为今用”且与当代文论有机融合上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原因何在？我以为关键还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今用”。
从古代文论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虽然做了大量的概念、术语、范畴的释义以及命题理论意义的阐发工作，但由于较少了解当代文学创作实际，不敢轻易涉足当代文学批评，于是很难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固然，术业有专攻，要求古代文论研究者都能参与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中去是不现实的，但要求他们更多地关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并能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从事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算苛求。因为做到这一点，古代文论研究才更具现实意义，更具建设价值。
就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他们在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术语。四十至六十年代是别、车、杜，八十年代以后则是西方20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与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流行，新批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潮流一浪接一浪。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可以这么说，古代文论研究没有真正做到“今用”，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古今文论研究工作者、批评家都有责任。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谈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有机融合，没有古今文坛研究者、批评家的双方配合、携手共进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运用，双方就很难相互促进和共同提高，更谈不上融合。古代文论价值的转换，古代文论理论观点与思维方法的发扬，以及古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只有在参与现实之中，才可真正发挥出民族精神与特色的魅力，也才可进入到当今文艺理论的主潮之中，也才有古代文论在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今用”，亦即所谓“意义的现实生成”。正是由于“用”的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在某种程度来说，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这不是我们要走向传统，而是现实的需要与召唤，使得传统在朝我们走来。我们要实现中西对话，首先得先做好古今对话；我们要从“失语”走向“得语”，就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立场，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而传统理论话语就是我们当代理论话语体系大厦的基石。
于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寻找什么样的途径、采取什么样的继承方式来“用”古代文论，在“用”中使与当代文论达到有机融合就成为我们当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精华。
文学理论作为面向人类精神与灵魂的精神产品自然要面对当下的人文现实环境，要从关注当前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现状的角度，站在解决当代人精神困惑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去研究文学，从事批评，提出理论观点，融合古代文论。应该说，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会现实，提升人类灵魂的方面，古代文论是相当有成就的。孔子、孟子、庄子、刘勰、陈子昂、韩愈、白居易、李贽等人的文学思想，都是出于对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忧虑与关怀而提出来的，其针对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比如孔子的“礼乐”“诗教”思想，就包含着对塑造理想文明社会、培养理想文明的文化人格的一种价值导向。他提倡以“仁”为本，以“礼”为用，礼乐结合，共同实现“仁”的道德理想。他倡导“尽善尽美”的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也成为中国文心传统中的精髓，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着深刻的影响。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与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于作家自身修养的强调也深深影响后世。又比如荀子，在如何处理“欲”的问题上，他既不象道家那样提倡“少私寡欲”，也不象墨家那样提倡“非乐”的节欲，他肯定欲望的存在与产生的必然性，主张对人的欲求加以引导，关键在于使人的思想达到“中理”即合理。“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因此，社会的治乱问题不在于欲求的多少，而在于思想是否中理。只要做到“重己役物”，而不要“以己为物役”（同上）就可以“养乐”，正当地享受音乐。孔、孟、荀的上述思想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十几年的最大失误在于教育”这样的问题，所谓“教育”主要指思想的教育。如今我们有的文艺作品放弃崇高的理想追求，也避讳言“道德”二字，有的还专打“擦边球”，在“黄”与“非黄”之间寻找刺激以求得作品的畅销，这与用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去培养一代新人的文化人格是背道而驰的。个别作家与演员追求金钱至上，见利忘义，也败坏了作为精神文明创造者的声誉。那么，在建设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过程中，我们难道可以对传统文论中那些强调艺术要有助于道德人格培养、有助于人的思想情操净化以及主张真善美结合的观点视而不见、弃而不用吗？
又比如古代文论中的自然之美，它主张追求艺术创造的自然天成，反对矫情饰性与繁采寡情，这亦是值得我们当代文论认真去借鉴与运用的。当代文学创作中为文造情、装腔作势、矫情饰性者不少，但我发现很少有批评家会运用古代文论中的“自然真美”理论去批评。按理来说，当代人追求生活节奏的明快，追求性格开放任性而行，为减轻精神压力会更亲和自然，也更能接受“自然真美”的理论。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却完全抛弃古典“天人合一”与自然天放的传统，追随西方走刻意求奇求新求怪的道路。批评家也惯于和乐于使用西方批评术语，用后现代主义的一套框架来规整这些作品，两者相互呼应，使文学创作越来越难以理解，也越来越失去意义。从关心当代人的精神与心理健康方面而言，当代文论应该融汇古代文论中“自然真美”理论，引导文学创作在有益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作用。
二、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代转换。
我们当代人虽然在思想上、语言上与古代人有了差异，但我们的思维、行为仍然生长在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这棵常青的大树上。文化传统的延存，文化血脉的接续，使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融合有了基础与可能。当代文论要继承和融进古代文论的一些重要理论命题、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与术语的话，应该多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上去考虑，在古今文化精神相通的基点上激活古代文论，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找到古今文论的契合点，才能更好地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古代文论中重视艺术生命的理论就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重生、卫生、畅生、赏生的文化精神。古人把文的创生与天地相打通，把艺术世界看作是与人的心理、心理世界以及天地宇宙相通相连的一部分，艺术的生命与人的生理生命、心理生命乃至宇宙生命存在一个大系统之内。人为五行之秀，大地之心，人之文效法自然，自然充满生气，山川草木均含有性情，俱著生意。文之抒情，画之写意，莫不通过山水具貌写出自己的性情精神，这正是中国艺术富有生命力的原因。而为文者须养气，此气包含有天地自然之气、人文道德之气以及人的生理心理素质等等，亦关乎人的生理心理健康。作书作画可以养气长寿，作文不宜钻研过分，使得神疲气衰，应“率志委和”、“贵闲”，这又关乎卫生、养生之道。艺术的功用除治国辅政扶民之外，又具备“卧游”、“畅神”、“赏玩”等功能，对人感性生命的发扬与精神的寄托都有益处。古代文论还对艺术生命的有机统一、整体连贯表现出高度的重视，“气脉一贯”、“一气呵成，神完气足”等等的说法表达了对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观。除此外，古代文论还强调艺术生命的内在张力，“气韵生动”并非只限于具象，更在于其能促使人产生无穷联想，故气韵之特点是“生者生生不穷，深远难尽。”“流动”、“飞动”等等又包含着对生生不息、跃动飞扬的艺术生命的褒扬与提升。古代文论正用这些范畴、概念去揭橥中华文化精神的底蕴与精髓的。
当代文论可不可用这些充满民族特点、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术语、范畴来构建理论话语呢？我想，如果当代文论在整个理论体系构建的大思路上能够从西转向东，能够在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上多去尝试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转型的。比如关于艺术创作过程的理论，完全可以用艺术家生命与宇宙生命的交往，艺术家生命精神的激发、高扬、投射，艺术与社会、人生、自然的对话乃至艺术生命的完成等等这样的角度去阐述，其间可以把物感说、心物融合论、文气论（包括养气说、气贯论、气韵论等等）、风骨论、阳刚阴柔美论等等一并纳入，加以整合，形成一个艺术生命的创作系统理论。有论者说，“中华美学就是生命的美学，就是以独特的方式感悟生命和开垦生命的美学。”[（1）]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亦可作如是观。那么当代文论要具有活泼泼的生命，要建构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系统，怎么可以把高度重视艺术生命的古代文论排斥在外呢？高度重视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当代人又怎么可能抛却“自家宝藏”不用而到西方去寻求所谓生命理论呢？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何不可呢？
古代文论中关于“艺道合一”的理论，关于儒、释、道人格与艺术境界相通的思想，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艺与道一，表示了中国文人对从事艺术事业的高度尊重，从“艺”不仅仅是技巧，也不仅仅是事功，而是与求“道”闻“道”相合一的盛事，是贤者品德与智慧的表达。艺与道合，还表示了艺术可符合天地自然宇宙的规律，可以揭示自然之理、社会人生之理。正因为如此，艺者的人格才与“道”相通，与艺术境界相通。儒者的风流温雅，道者的飘逸自然，释者的清寂空明，在在都与艺术的境界相伴相生。人生即艺术，境界透人格，古代文论对“道”、对境界的追求与人格的培养与完善是分不开的。而当代文论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如果能继承这种精神，于现实中提倡艺术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正确认识艺术创造、艺术批评与人格完善的一致性，也就能认真地吸取古代文论的精华，严肃地对待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
三、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中的辩证思想非常突出，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民族特点。有无相生，虚实相成。阴阳奇偶，对待并立。动静相宜，浓淡相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等，古代文论中陈述两两相对的范畴与强调“叩其两端”的辩证思想既丰富又深刻。这与现当代西方文论偏爱极端、喜执片面形成强烈对比。中国当代文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染上西方色彩，某些批评家喜欢西方的尼采、弗洛依德，但偏偏忘记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刘勰。在思想方式与方法上，某些批评家把中国古代“叩其两端”、强调和谐的思想简单地视为折中主义，而更喜欢过犹不及的肯定与否定。中国古代哲学与古代文论的适中精神与中道的思维方式是一笔很有价值的遗产，当代文论完全可以将其吸收并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并且用以指导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方法的渗透是无形的，是“润物细无声”，接受并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辩证思维方式将使当代文论受益无穷。比如现在一谈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就是黑格尔的“正——反——合”式的逻辑体系，或者是从“孤独”、“狂欢”论起的西方文艺理论模式，为什么不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辩证思维中吸取营养、改变一下现有的思考角度与思维方式呢？
中国独有的感悟式批评方式也有待重新发掘它的价值。这种感悟式的批评看似缺乏逻辑分析，但它背后却潜藏着批评家的全部文化智慧和审美经验，它决非只是一种随意性的印象批评。这种感悟式批评至少在三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是整体的艺术把握。这种整体把握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不主张概念性的知识分解和逐层逐级的逻辑推理，而提倡对艺术作品“意”与“象”的整体把握，认为这样方可避免对艺术批评对象的肢解与撕裂。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被评的对象，做到“以生命形式显示生命”。[（2）]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但却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喻象方式更尊重读者，留下更多想象的余地，更能体现中国艺术作品具有“韵致”、“意境”的创造方式。喻象方式也是“若即若离”的艺术把握方式，其妙处正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喻象方式最常见的形式是以具备活泼泼生气、饱含生命趣味的生命形态来比喻文学作品，它既包含生趣盎然的大自然的生命形态，也包含人的生命形态，如身躯、心理器官以及神韵气度等等。这种具有生命感的生命喻象运用于文学批评，可以展示艺术的生命精神，是以生命对接生命，以生命形式显示生命。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道出精髓。这主要表现在那些评点式的批评方面。所谓会心处，也是感悟豁通处。评点批评虽然是一种灵活的随文批评形式，但它却注重文本的解读，注重批评者感受的引发。看似缺乏理论色彩，但往往以精炼语言搔到痒处，点到枢机处，道出评点者的独到心得。这三个方面于我们当代文论都是应当继承的。就第三方面说，目前已有新的探索，如漓江出版社推出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王蒙评点《红楼梦》，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陈美林评点《儒林外史》等等，就是一种尝试。当然，当代批评继承的不仅仅只是感情式批评的形式，而更应该从精神上去吸取其理论精华，并创生为当代批评的新形式。
在此文中我突出强调了“用”，这决非是提倡实用主义，而是本着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古今文论的研究与建设提出一点建议。没有“用”的实践，就还可能流于空谈。没有“用”的探索，就不知道古今转型的艰难。没有“用”的过程，就很难达到有机的融合。这个过程肯定是很艰苦的，很痛苦的，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试想，从王国维起就已开始了现代文论的转型至现在已快一个世纪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并不令人满意。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批评家都有责任来推进古代文论融合的过程，更有责任尽快地创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时不我待，“用”字当先。“用”是动力，是机会，是实验，也是成功的希望。
注释：
（1）张涵、史鸿文：《中华美学史》，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2）此处采用朱良志的说法，见朱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